細翻歷史，帝王治國成敗首要就在于用人二字，用人的得當與否直接關系到江山社稷的安危。近日從一本叫《休閑讀品·天下》的歷史人文旅游雜志看到一篇《仁者誤國——宋仁宗與西夏立國之戰》的文章，其中對宋仁宗的用人政策做了頗具新意的分析批判，字里行間十分精彩，思想啟發性很強。作者通過大量的史料分析，認為宋仁宗用人由三個特點：其一，愛用“君子”。仁宗朝里許多都是“悲天憫人”的“君子”，“干部”的履歷里都有過參加賑過災的記載，所以在百姓中聲譽很好，于是升遷也就很快。但是這么一批只懂得賑災的官員到了戰場前線，還是轉變不了思維，擺出一副體恤民情的樣子，喊著戰爭勞民傷財卻總是躲不掉戰爭，只好花錢買和平了，如此一來，最后歲幣還是百姓頭上攤。
其二，光“民主”不“集中”。宋仁宗用人講求“廣開諫路”、“言者無罪”，于是造就了一批好發議論、愛說大話空話的官員。為了博得皇帝的“欣賞”，許多大臣動輒就發表極端和不責任的言論，因為說話一般不會受到處罰和丟了性命，至多也就是貶往外地做官幾年再回來而已。可怕的是，這些高談闊論的官員們大多提不出什么可行性建議，以至于宋仁宗都發布詔令禁止胡亂上書言事，仍無濟于事。
其三，看重“學歷”。仁宗朝的官員幾乎都是進士出身，一幫文人的朝廷自然就十分看重“學歷“了，作為一代名將的狄青因為出身行伍，一直受到文人進士們的鄙視，最終被迫害致死。
以下摘自《仁者誤國——宋仁宗與西夏立國之戰》，作者李尋，《休閑讀品·天下》2010年第一輯。
成敗是由一系列具體環節構成的。對仁宗和元昊這兩位最高統帥來講，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兩個，一是用人，二是辦事。
先說用人。
元昊用的人都是“猛人”和“狠人”。舉兩個例子，一個是他依為股肱的黨項本族人野利仁榮，這人是位大學者，創制了西夏文字。就這么一位飽讀詩書、學富五車的文化人，給元昊提出的居然是殺氣騰騰、以戰爭立國的基本國策。他首先否定了對華夏文明的崇拜，指出：古來所謂“以夏變夷”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想當初，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使國家強大起來，那不就是“以夷變夏”了嘛！作為一個國家立國基礎的主流文化，應順從本民族的自然天性而來，而不能生搬硬套別國的東西。固然要向別的國家學習，但一定要選擇那些符合本民族天性、利于國家獨立發展的東西。我們國家里，無論蕃人漢人，都好勇喜獵，日以兵馬為務，沒有中原人雅好禮樂詩書的風氣，我們只能順應這種實際的民情，因勢利導，進一步強化人民建功立業的豪情，滿足他們的征殺欲望，同時賞罰分明，建立起嚴格的民法軍紀。如果說學習華夏文化，也只應該學習商鞅使秦國強大起來的法家思想，不能學滿嘴仁義道德、又拘泥于詩書禮樂等形式主義的儒家學說。這樣才能使國家全體人民樂于征戰，崇尚剛勁。如此，方可以鉗制中國、統馭戎夷，那些斤斤于言禮言義的宋人根本就不是我們的對手。元昊極其倚重野利仁榮。野利仁榮于宋慶歷二年秋天去世，元昊曾三次前往吊喪，慟呼：“何奪我股肱之速也！”
元昊重用的另一個人是漢人：張元。張元原來不叫這個名字，只是姓張而已。他原本是陜西華陰一介書生，自負其才，屢試不第后，曾和他的一位姓胡的朋友趕往邊關，他們雇了幾個人拖著一塊大石板在前面走，石板上刻著他人兩個人嗟嘆懷才不遇的詩句，他們兩個人跟在后面，吟詩大哭，希望以此引起邊關統帥的重視。那位邊關統帥還真接見了他們，引他們入大帳聊了一陣兒，大概是覺得話不投機，又把這兩人送了回去。回到家鄉后，不知為什么事，張元被當地的縣令打過一頓板子。這次侮辱讓他下決心投靠西夏。臨行前，路過一個不知什么地方的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看來，張元不是毫無忠君愛國觀念的人，他只是太個人主義了，他知道自己的才干遠高于朝堂之上那些庸碌之輩，有這些人當政，他永無出頭之日。他太欣賞自己生命品質的優秀，不能忍受在平庸的生活中，耗盡這天賦的優秀生命、默默無聞地死去，他要尋找一切機會證明自己的優秀，為此，不惜背叛自己的祖國。為此，他極為痛苦，這才有“悲歌累日，大慟而遁”的情況發生。人們當然可以譴責張元的極端個人主義，就是國家不用你，你也不能叛國呀！但從實際后果來看，一個不能真正吸納本國優秀人才的國家，注定要衰亡下去的，戰國時期那些被秦國滅掉的國家不都是如此嗎？
張元是和他的胡姓朋友一起到的西夏的，在那里，他才改名叫張元，那位吳姓朋友改名叫胡昊。兩個人終日在西夏都城的各大酒館喝酒，飲后在墻上題詩，署名張元、吳昊。兩個人的名字連起來讀就“元昊”，這在當時是沖撞國王名諱的違法行為，他們倆想借此引起元昊的注意。果不其然，沒過兩天，他們被抓了，元昊親自審問說：“你們兩個是從大宋來的人，應該懂得不能沖撞本王名諱的規矩呀，為什么這么做？”張元反唇機譏：“違了你名字的諱有啥了不起的，有的人連姓都不顧呢！”這正戳到元昊的痛處，他們的本來沒姓，自己造了個北魏鮮卑的姓：拓跋；后來歸依李唐王朝，皇帝賜姓李；入宋之后，又由趙家皇帝賜姓“趙”，實際上等于無“姓”之人。元昊聽出了話外之音，不以為忤，反引兩個人入室深談，甚為投機。張元得到了重用，不到兩年，就當上了元昊的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相當于宰相。元昊攻宋的許多謀略都是張元提出的，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都有張元參謀贊畫之功。元昊那句“朕當親臨渭水，直據長安”的豪氣干云的通告，也出自張元的手筆。
仁宗“仁”啊！張元叛逃西夏，屢獻攻宋之策，仁宗都沒有緝拿他的家屬，反而賜其錢米，希望張元能被感動，回頭是岸。這位宅心仁厚的皇帝永遠不能理解那種心身負奇才又野心勃勃的人的心理，他們一心只想使自己生命優秀的天賦本質得到實現，而對尋常人會感恩戴德的仁心惠意不屑一顧。張元沒有回頭，不僅從行為上沒有回頭，而且在精神上更為決絕。按他的理想，是想徹底滅掉大宋的江山，讓滿朝堂那些曾瞧不起他的庸碌之輩，徹底品嘗漠視他的苦果。元昊都沒這份野心，當慶歷三年（1043年）元昊與宋朝和談時，張元堅決反對，等到元昊與遼國開兵打仗，張元知道西夏已經永遠沒有滅宋的機會了，他徹底絕望了，終日對天咄咄嘆息，沒幾天，就憂憤而死。
這是那種為自己的優秀而活、也為自己的優秀而死的人，這種鐵石心腸，是任何恩惠都無法動搖的。
野利仁榮和張元之死，對元昊的打擊很大，任何偉大的事業都是由一個英雄團隊共同干出來的，這兩個人才的早逝，使元昊失去了能克制他弱點、發揮他長處的左膀右臂。自這兩人歿后，元昊再也沒有做出過更為驚天動地的大事。
再看宋仁宗的用人，他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和他氣味相同的仁人君子，另外，還有少數摸準了他的脈，偽裝 成仁人 君子的小人，所以，可以說他用的人都是“仁人”和“佞人”。
以夏竦、韓琦、范仲淹為例。夏竦聰明，有洞察事物本質的能力，但自私，不敢堅持原則；韓琦坦蕩磊落，在朝廷內部的權力角逐中，秉公守正，堅持原則，確是一位良相之才，但心腸軟，受不了戰場上血腥的打擊，而且缺乏真正的軍事韜略，其軍事建議是自己都執行不下去的夸夸其談。范仲淹個人道德素質優秀，體恤民眾，在和平年間，是一位愛民如子的好地方官，可是，見解卑陋，議論迂腐，他與仁宗之間的相知，完全在于共同擁有一個“仁”字的心理相通。他深知仁宗的心理，所以提出了被奉為國策的防守戰略，當仁宗與西夏媾和時，他是歡欣鼓舞的。其實，早在1042年（宋慶歷二年）五月，定川寨戰役之前，宋夏兩國邊境拉鋸戰正酣的時候，他就向仁宗皇帝提出與西夏議和的建議，說：“兵馬精勁”是西夏的優勢，“金帛豐富”是大宋的優勢；西夏人依仗其優勢，是不會聽從我們的仁義教誨的，而我們又不想大動干戈，與敵人打仗。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用金錢買和平，多給西夏人“金帛”，以換得休戰。他還舉自己當越州知州時的財政收入為例，說僅越州一地一年的稅收就值絹三十萬匹，足以夠支付對西夏一年的“賞賜”了。
初讀到這種建議，讓我們瞠目結舌，這就是那位“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千古名臣為天下“憂”出的道理嗎？這是什么道理？人家來打咱們，咱們不還手打人家，還要給人家“錢帛”，換得人家不再打咱們！不在于錢多錢少，而是憑什么給敵人這么多的錢？
范 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說，這樣雖然使越州人民受了些苦，可是天下不打仗了，可以少死多少人吶！
我無言，這也是由其天賦的生命本質所造就的意見，不可溝通，不可更改。我只是在努力理解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理：或許是某些孩子被綁架了的父母，害怕綁匪“撕票”，不敢報案，想拿錢給綁匪“私了”的心態？
這種人是不能鎮邊打仗的！
除了韓琦之外，夏竦和范仲淹兩人其實都不愿意在外鎮邊，夏竦削尖腦袋走后門想調回京城，范仲淹也屢次上表以身體原因辭掉邊帥之職。他們的文才都沒得說，十分優秀。范仲淹鎮邊期間，留下過一首著名的詞《漁家傲》，其中的下半闕是“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言辭精到，意境悲涼。但確不是他的職務及所處的地位該發出的聲音，作為鎮邊統帥，應該高歌“馬蹀閼氏血，旗梟可汗頭。”怎么能發出如此悲涼頹廢的韻調！主帥如此，全軍的士氣可想而知。
人不行，辦事就不行！
先從事關每次戰役成敗的情報問題說起，我們已經知道，元昊出色情報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是他每次戰勝的重要原因。宋仁宗也意識到情報問題的重要性，他多次下詔要求在邊境重金收買掌握西夏情報的間諜，還下詔，要求緝拿、誅殺已潛入京城汴梁的西夏間諜，但從未收到任何實效。宋軍從來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戰略情報，就是在戰場上，也少有過準確的戰役情報，甚至到打完仗了，還不知道對方的真正人數。原因無非有二：一是不肯真正花高價錢買情報，二是情報送到眼皮子底下了也不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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