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種人生觀
所有人生活的目的都是為了獲得幸福和快樂，但由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不同，對于什么是幸福，如何能獲得幸福，認識上又有極大的差異。這導致了人類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的千姿百態。
自然界的動物，有以植物種子、果實為食的，有以植物的根、葉、嫩芽、花粉、花蜜、汁液為食的，有以其他動物的血肉為食的，有以其他動物嘴里的牙慧為食的，有以腐尸為食的，還有以其他動物的分泌物，包括糞便為食的。就取食工具而言，不過爪、牙、喙、翅、吸管、吸盤、尾針、毒液、毒毛十數種。但是如果與現代人類社會紛繁復雜的謀生工具相比，動物世界的生活方式就太單一了。現代社會中每一個需要謀生的成員，都必須參加交換。有的直接提供產品，有的提供產品生產過程的一部分勞動，有的提供服務，有的提供知識，有的提供經驗，有的提供技術，有的提供智慧，有的提供發現，有的提供創造，有的提供美，有的提供笑，有的提供道德，有的提供流俗，有的提供資金，有的提供人脈，有的提供保護，有的提供威脅，有的提供暴力，有的提供色相、有的提供肉體，有的提供諂媚，有的的提供他人隱私，有的提供謠言，有的提供環境或精神污染，有的提供他人的自由和利益，有的提供作飛來橫財一般的國有資產，有的提供國家、民族的尊嚴和利益，有的提供偽科學，有的提供禍國殃民的價值觀、理論、方針、計劃、政策、實施辦法……。所有這些交換物都能找到買主，如今像圣誕禮物般的向他人提供大量國有資產的，以及向外國人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僅能從買主那里兌現回報，還能享受本國嘉獎，享受改革家的美名呢。
這只是一個粗略的分類，每一類還可以分為很多小類。
但是，如果按照生活態度作一個不嚴格的劃分，人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廣義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為心目中神圣事業而活著。這里面既有正面典型，也有反面典型。反面典型是把不正確的甚至邪惡的信條當作神圣的東西和行動的指南，如基督教在歐洲中世紀的長期黑暗中，干了很多壞事，有些壞事只是一些虔誠的修道士做出來的，而不是出于個人利益或階級統治的需要。正面典型是人類道德的楷模，他們把大多數人的幸福，把人類、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把正義事業的成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把崇高理想的實現看作人生的最大幸福。（姚明、楊利偉至少暫時未充分顯示出屬于理想主義者的一般品質，右派要把名人混同于董存瑞、邱少云、劉胡蘭、黃繼光等英雄人物，或是不懂得道德的真諦，或是出于險惡的用心）
屈原、托馬斯·閔采爾、馬克思、譚嗣同、毛澤東、楊靖宇、白求恩、切·格瓦拉、雷鋒，是理想主義英雄的幾個代表。
第二類，是為自己，或擴大為家人、宗族、親朋的幸福而活著的人，但這種人的生活目的終究是為了自己。視能否自覺認識生命的規律，又可以分為兩種人。第一種人叫戈達斯（Godas），第二種人叫戈斯瓦米(Goswami)，這是印度教（由婆羅門教演化而來）的劃分方法。印度教認為，一個人不應做一個戈達斯，而應該成為智慧的戈斯瓦米。類似的思想，中國道教，古希臘的哲學和基督教的教義（不止“七宗罪”）中也有。
戈達斯的意思是感官的奴仆，戈斯瓦米的意思是感官的主人。戈達斯的人生追求就是嗜欲，對他們來講，幸福就是滿足感官的刺激，或高級一點，增加點精神上的優越感。而戈斯瓦米的意思是感官的主人，他們能用道德、智慧、知識和意志控制住感官刺激的需要，幸福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合乎理性的發展。
人人是天生的戈達斯，而戈斯瓦米是通過學習、對人生的觀察、反思、感悟和修煉，由戈達斯轉變而來的。
其實，戈斯瓦米與理想主義者并無嚴格的界限，精神境界較高的戈斯瓦米懷有對一切生命的愛，但他們的愛，與其說是出于道德觀念，不如說是出于對生命規律的深刻認識。一些戈達斯也有很高的道德水準，但極端的戈達斯的肉欲和物欲之強，足以掙脫道德和法律的任何約束，最后必然走向人格墮落和犯罪。正像柏拉圖所說的，當他花光了自己的財產，“待到告貸無門、抵押無物時，他心靈中孵出的欲望之雛鳥不是必然要不斷地發出嗷嗷待哺的強烈叫聲么？他不是必然要被他們（特別是作為領袖的那個主宰激情）刺激的發瘋，因而窺測方向，看看誰有東西可搶劫或騙取么？”
對于一個戈達斯來講，人生價值所在就是使自己感官需要得到最大滿足。他們認為理想主義者和戈斯瓦米是“傻子”、“神經病”，有的人否認釋迦牟尼是歷史人物，因為他們不相信有人會拋棄錦衣玉食、美女忠仆的王子生活而去做一個物質上一無所有的修行者。
戈斯瓦米對戈達斯的人生態度、欲望和追求則完全理解。他成為戈斯瓦米，就是對兩種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進行理性思考和比較的結果。古印度有成就的修行者根據他們對戈達斯，包括作為戈達斯的自己以往生活的觀察和體驗，以及對戈斯瓦米，包括作為戈斯瓦米的自己從新的生活方式中獲得的觀察和體驗，認識到：從感官刺激的滿足中獲得的幸福極為淺薄，瞬間即逝，分量極為有限。
對現代人類生活作一下簡單的考察，不難驗證這種認識的正確性。吸毒者于吸毒后感到滿足，緊隨其后的是更大的不滿足，結果是逐漸加大劑量，或選擇毒性更大的毒品。吃、喝、嫖、賭，網游等所帶來的享受，無一不是與此類似，或愈陷愈深、或變換方式尋求新的更強的刺激。
為了獲得這有限的所謂幸福，戈達斯首先必須獲得盡可能優越的物質條件，為此他不得不加倍地奔波勞碌，不得不殫精竭慮、忍受疲勞，經歷憂慮、沮喪、懊惱、驚懼、憤怒等不良情緒的百般折磨，搭一程馳向“土饅頭”的快車。
麻煩還不止于此，即便一個戈達斯獲得了優越的物質條件，也不過轉乘了另一趟快車——正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樣，戈達斯的生活方式很容易給他的健康帶來危害。而且一個戈達斯（特別是極端的戈達斯）越富有，自殘的花樣就越多。
印度教的修行者認為，為了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樂，一個人必須擺脫物質欲望，擺脫一切不健康的精神追求，從而擺脫與這些欲望和追求相聯系的多余活動和不良情緒的影響。
他們明白，真正的幸福是在內在的，是恬淡、寧靜、愛和智慧的產物。
物質欲望產生于心靈中，因此，要征服種種物質欲望，人們必須成為心靈的主人，而不是成為心靈的奴隸。由于心靈是各種感官的君王，征服了心靈以后，一個人就成為一切感官的主人，即“戈斯瓦米”。
當一個人摒棄了一切物質欲望，既不為獲得享樂的物質條件而加倍奔忙，也不沉溺于感官的享受的時候，就達到了瑜伽境界。
現在風行全世界的瑜伽就是來自印度教（古代稱婆羅門教）。但瑜伽動作和瑜伽冥想加到一起的價值，都不如瑜伽行者的生活態度寶貴。當然，三者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人生看起來很簡單，一個人只要學會一定的謀生和交際手段、懂得尋找快樂，便有了正常的生活。要是擁有較好的物質條件，如有房有車，在發型、服裝、飾品、化妝、思想、語言、愛好、行為方式等方面很時尚，一個戈達斯便可以獲得良好的自我感覺了——除非碰上一個一身行頭價值幾十萬，有名車和別墅的主。無孔不入的商業文化還在人們的頭腦中形成了基本統一的劃分和評價人的等級的標準。
但上帝并不是按照尊卑、貧富、毀譽、窮通在人間分配幸福和痛苦的（同為戈達斯，大體是這樣），而是另有章程。
對于尚未擺脫貧困的人來講，金錢不是幸福的充分條件，卻是一個必要條件；對于基本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人來講，更多的金錢既非幸福的充分條件，也非必要條件。
演藝界和新聞媒體名人翁美玲、張國榮自殺，周潤發、崔永元等人自殺未遂，李娜等人出家表明，金錢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條件。照李娜的看法，人生有三重境界，第一是衣食溫飽，第二是功名利祿，第三是歸依宗教。佛教歷史上也有很多國王、王子出家修行的例子。
白求恩作為北美最好的胸科大夫，放棄優越的物質生活，到中國最貧窮的軍隊做一個外科大夫，主動放棄對他的生活補助，拿與中國軍人一樣的津貼，而且堅決要求到前線去。在異常艱苦條件下工作和生活，他竟說，“好久沒有這樣快樂了。”這說明，金錢也不是幸福的必要條件。
在中國共產黨的隊伍里，毛澤東、朱德、賀龍、劉伯承、林彪、羅榮桓、粟裕、陳賡……，還有很多人，有的可以留在國民黨中做高官，有的可以繼續做軍閥，有的是地主的兒子，最次也可以享受安定富足的生活，陳賡還救過蔣介石的命，投靠蔣介石可以像賀衷寒（也是黃埔三杰之一）、胡宗南、杜聿明一樣飛黃騰達，投在反動勢力一邊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但他們都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艱苦而危險的革命道路，為被壓迫階級打天下。“猶記當時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這是毛主席1965年寫出的詩句。要是讓他們放棄革命戰爭，在國民黨那邊做達官貴人，對他們來講是莫大的痛苦。
抗日戰爭時期到延安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還有很多人健在，他們現在的物質條件比戰爭年代好多了，他們中的一些還出身于富貴家庭。我已經多次留意到電視采訪和報刊的文章，當被問到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是哪一段時，他們無一例外地回答，是延安時代。
那時，他們都住在土窯洞里，穿粗布的軍裝，吃的是南方人不習慣的小米，每個人的身上都有幾十、上百個小伙伴，那是他們稱之為“革命蟲”的小生物——虱子。
那時，延安給初到者和外來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延安青年那蓬勃的朝氣，還有清晨和黃昏延河邊那昂揚的歌聲。
馬克思在自己的中學畢業論文中寫道：“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對于這些人的幸福感影響最大的，是他心靈深處的東西——信仰、理想、品德、智慧、意志、胸懷……
對第二類人來講，按照中國民俗，人生有五福，以壽為首。這個說法來自《尚書·洪范》。五福的內容是：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意義分別是：
壽：即長壽。
富：即富貴，物質上富足而且地位尊貴。
康寧：即身體健康而且心靈安寧。
攸好德：即仁善而且寬厚寧靜，或遵行美德。攸的本義是水流的樣子，這里有隨順、遵行意。
考終命：即善終。命終不是因為遭到橫禍、病痛，死亡時心里沒有掛礙和煩惱，安詳自在地離開人間。
看一看中國佛教禪宗從二祖到六祖的壽命：慧可（106歲），僧璨（111歲），道信（72歲），弘忍（73歲），南宗（頓悟派）慧能（74歲），平均壽命是87.2歲，接近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乾隆的壽命（88歲）了，比被尊為正統的壽終正寢的皇帝的平均壽命（43歲）高44歲。與慧能同輩的北宗（漸悟派）大師神秀壽高101歲，至于初祖達摩，初到中國時，就“自云一百五十歲”了。
他們的壽命不是在優越的生活條件下達到的（神秀算是個例外）。特別是在禪宗的早期，禪僧的修行比較艱難，不僅貧窮，而且顛沛流離。例如慧可的禪法被別的宗派視為“魔法”，他本人還受到菩提流支、光統律師（律指戒律，經、律、論有較高造詣的分別稱做經師、律師、論師。三方面造詣均高的稱做三藏法師）及辯和律師的排擠和迫害。
實際上，佛教徒的幸福觀與中國民俗的幸福觀有很大區別。佛教徒并不像道教徒那樣重視自己的身體和壽命——“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不僅不重視，而且還可能很厭惡自己的身體——修“不凈觀”的佛教徒就是這樣，他們恨不得早一天拋卻這個“臭皮囊”（自己的身體），到達智慧的彼岸，了脫生死。已經證得菩提的佛教徒，不論僧俗，具備隨時圓寂的能力。所以，長壽、“康寧”和“考終命”只是佛教徒修行過程中的副產品。
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權利，只要自己的選擇不侵害他人的正當權益。但是哪種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更富有理性，更合乎道德，更有利于國家的強盛，社會的公平，更有利于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呢？
2．人生觀與人的能力
與印度教對人生態度的劃分類似，古希臘的哲學也曾論及感官滿足欲的控制問題。
在柏拉圖的政治學著作《理想國》中，蘇格拉底（許多人認為《理想國》中蘇格拉底的話所表示的主要是柏拉圖的觀點）說，“人的靈魂里面有一個較好的部分和一個較壞的部分。而所謂‘自己的主人’就是說較壞的的部分受天性較好的部分控制。”“當一個人由于壞的教養或者和壞人交往而使其較好的、同時也是較小的那個部分受到較壞的、同時也是較大的那個部分支配時，他便要受到譴責而被稱為自己的奴隸和沒有節制的人了。”
他們認為，人的靈魂有三個組成部分，一個部分是人們用來思考推理的，即靈魂的理性或理智部分；第二個部分是人們用來感覺愛、餓、渴等物欲之騷動的，即心靈的無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也就是種種滿足和快樂的伙伴；第三個部分是激情或情緒。當理智和激情受到好的教養、教育并被訓練了真正起自己本分的作用，他們就會去領導欲望——它占每個人靈魂的最大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貪婪的——他們就會監視著它，以免它會因充滿了所謂的肉體快樂而變大變強，不再恪守本分，企圖去控制支配他不該控制支配的部分，從而毀了人的整個生命。
蘇格拉底說：“當一個人的欲望在一個方面強時，在其他方面就會弱。這完全象水被引導流向一個地方一樣。”“當一個人的欲望被引導流向知識及一切這類事情上去時，我認為，他就會參與自身心靈的快樂，不去注意肉體的快樂。”
這時，他在這類事情上也往往表現出非凡的才能。換句話說，人的才能與人生態度也是密切相關的。一個人如果把做事情僅當作一個手段，按照工作——金錢——物質享受的程序去從事他的事業，那么他做好一件事情的可能性并不大。他所從事的如果是所喜愛的，即能給他帶來“自身心靈的快樂”的事情，那么做好這件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當然，這并不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唯一決定因素。
凡·高在他的自述中說“我要說的是我不追求地位金錢，不會為世俗去改變我的性格。我熱愛生活，只要我牢固地抓住了生活，我的作品就會得到人們的喜愛。……在我的理解中，藝術家就是要努力地奮斗，不斷地探索，無條件地獻身于藝術事業。我已發現了它，了解了它。所謂藝術家，就是包含有永無止境地探索的意思。即使我不斷地遭遇挫折，也不灰心；即使我身心疲憊，哪怕是處于崩潰的邊緣，也要正視人生。因為我知道，偉大的事業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憑一時的沖動就會有成就。偉大的事業也不會偶然得來，它是不斷奮斗的結果。”
中國歷史上有些皇帝的為政是一塌糊涂，在末技上卻很有偏才。他們的興趣在此而不在彼，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南齊東昏侯蕭寶卷的角抵（摔跤）、擔幢（雜技的一種，即耍中幡兒），南唐后主李煜的詞，宋徽宗趙佶的書畫，明熹宗朱由校的手工藝、木匠活和雕刻，在他們那個時候都是登峰造極的。
但是，戈達斯的才能可遇而不可求。現在中國的兒童家長，一方面嬌慣孩子，用美食和安逸把他們培養成戈達斯（享樂主義者），一方面又望子成龍。這幾乎是緣木求魚，孩子是否能成才最后只能看他們自己的造化，經過家庭、社會甚至學校教育的摧殘依然能在某些方面表現出特殊才能的小戈達斯，所憑借的只有自己的天分和自然形成的興趣了，而不可能是有意識培養出的素質。
崇高的信仰、遠大的理想、神圣的使命感和鋼鐵般的意志對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影響之大，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像。歷史上有這樣一些人，在幾乎不可能做好的事情上也能后來居上、出類拔萃。
以人民空軍歷史上的幾件事情為例。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后，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下，國共兩黨實行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此時，遠離國民黨統治中心的國民黨政府新疆督辦盛世才，為了擴展自己的勢力，打起“抗日救國”的旗號，標榜“聯蘇聯共”，在取得蘇聯政府的援助后，擴建了新疆督辦公署航空隊，并設航空訓練班（對外稱航空學校），公開招生，培訓飛行和機務人員。
當時，陳云任中國共產黨駐新疆辦事處的代表，他從中國革命的長遠利益出發，寫信給中共中央，建議從紅軍中選一批人，送到盛世才辦的航空訓練班學習。陳云的建議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經過與盛世才多次交涉，最后達成了為中國共產黨培訓航空人員的協議。
1937年10月初，陳云來到紅軍西路軍進疆部隊（代號為新兵營）挑選學員。確定的條件是：共產黨員，年紀輕，身體好，有一定文化。經過考察，選中25人。同年11月，陳云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他回到延安后，又到抗日軍政大學和摩托學校等單位挑選了19人。陳云在送他們赴新疆學習時，勉勵他們說：你們將是第一批紅色飛行師，是紅色空軍的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以堅強的毅力刻苦學習，一定要把技術學到手。
1938年3月，兩部分學員會合于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市）。當時組成了兩個班，一個飛行班，一個機械班。這支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隊中的“紅色航空隊”，后來被人們習慣地稱為“新疆航空隊”。
1938年3月上旬，航空訓練班正式開課。先是進行航空理論的學習，學習的內容有《航空歷史》、《飛行原理》、《發動機構造原理》、《領航學》、《空戰戰術》、《航空氣象學》等。紅軍（八路軍）學員大多數只有小學文化水平，沒有一個人知道“物理三變態”，學習上的困難可想而知。面對一問三不知的紅軍學員，國民黨教務長和飛行教官侮辱道，“簡直是對牛彈琴！從明天起，你們都給我滾回去。”
心靈受到嚴重傷害的八路軍學員立志出色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征服學習上的雪山草地。他們白天聚精會神地聽講，夜晚，當盛世才的人（都是大學或高中畢業生）去酒店、舞廳和夜總會尋歡作樂時，他們卻在拼命地學習。熄燈以后，還打著手電在被窩里看書。
時間的一天天過去，難題一道道被攻克，一個個讓人莫名其妙的飛機構造原理被解開……。
他們開始讓蘇聯顧問和國民黨教官感到自己的不同凡響：“過去學員要從外面往教室里趕，這批共產黨得從教室往外攆。”
一年以后，在實際操作考試中。教官指著一架開車時冒著一縷縷黑煙、發動機轉速上不去的飛機說：“為什么冒黑煙？原因在哪里？”
盛世才部隊的學員囁嚅著答不上來。八路軍學員楊一德果斷回答：“這是發動機氣缸被劃傷引起的！”隨后，楊一德手腳麻利地卸下氣缸，果然如此。
鋪著紅桌布的考場上，一道道事先擬好的考題，把學員們引到桌前。眾目睽睽下，盛世才部隊的學員一個個汗流浹背頹喪地退出考場。43名八路軍學員個個對答如流。
教官們目瞪口呆，蘇聯顧問伸出大拇指，直喊：“好！好！”
1938年4月，飛行班開飛，水平最高，首先接受測驗的自然是原先被視作土包子的八路軍學員。
機械班的學員經過學習和實習鍛煉，也熟練地掌握了上述幾種飛機的維護技術。
盛世才的航空學校共辦過三期訓練班，第一期10名學員淘汰2名，第二期16名學員淘汰4名，他們的文化程度都在中學畢業以上，單飛淘汰率在20%以上。第三期25名共產黨學員，全是小學文化，只淘汰1名，淘汰率僅為4%。
經過一段共同的航空理論知識學習后，飛行班和機械班分別進行專業訓練。飛行班學員從 1938年4月8日 開飛，到1942年4月畢業，先后飛過4種蘇制飛機，平均每人飛行約1000個起落、300個小時），飛行技術達到作戰水平。機械班學員經過一年半的學習和實習鍛煉，于1939年9月畢業，分配到盛世才的航空隊任機械員，到飛行班畢業時他們已能熟練地掌握蘇制4種飛機的維護技術。
其實，八路軍飛行班學員在1941年秋就完成了教學大綱規定的所有課目的訓練，成績優良，可以畢業。按國民黨軍隊規定，學員畢業后可以授予中尉軍銜，月薪一百多元（相當于陸軍中校待遇），還可以結婚，過富裕生活。可是學員成為軍官以后，飛行時間就要減少很多，技術上只能保持不能繼續提高。為了黨的航空事業，大家一致要求不要軍銜、高薪，暫時不結婚成家，推遲畢業時間。后經黨中央駐新疆第三任代表陳潭秋的積極交涉和蘇聯教官的大力協助，八路軍學員延期到1942年4月畢業。盛世才航空隊的軍官們聽到這個消息，不解地評論道：“有錢不要，有官不當，女子中學的小姐們找上門來求愛不動情，豈不是木頭人?”
個人主義者和享樂主義者怎么能理解共產主義者的志向和追求？怎么能意識到人的信仰、思想和意志對個人才能的巨大影響？
解放戰爭時期，類似的正劇在東北航校又重演了一次。解放軍飛行學員的政治覺悟、艱苦奮斗精神和杰出表現讓日本教官刮目相看。原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訓練大隊隊長林彌一郎（化名林保毅）感慨地說：“如此困苦的環境，就是帝國軍人也是難以忍受的，共產黨人，了不起啊！我敢說，我的學員都是中國的王牌飛行員，如果給他們先進的飛機，他們就會無敵于天下！”
幾年之后，林彌一郎的預言變成了現實。在朝鮮戰場上，中國空軍只有作戰飛機114架，卻擊落敵機330架，擊傷95架。從東北航校畢業，飛行時間只有幾十小時的張積慧、王海、劉玉堤等一批飛行員，還打下多名飛行了幾千小時的美國王牌飛行員，有的用活塞式飛機擊落噴氣式飛機，創造了世界空戰史上的奇跡。
中國共產黨對對日本軍人的使用，也是一個改造過程。政治上的信任，生活上的照顧，高尚理想主義者的精神面貌和杰出表現，使得昔日的法西斯軍人完成了思想觀念、立場和感情的轉變，把“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也當作自己的神圣使，并在回國后遭到日本當局政治壓制的情況下始終堅持日中友好。當這些日本教官幾十年后回到中國，昔日的學生向他們表示感謝時，有人回答：你們才是我們的老師，是中國老師把我由鬼變成了人。
今天的共產黨人還有幾個，是共產主義者，退一步說，有幾個是理想主義者呢？國家搞成這個亂樣子，固然有蛀蟲管林的因素，可也有兔子駕轅的因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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