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施拉姆的毛澤東研究
邱觀建 賈鋼濤
[摘 要] 美國著名學者施拉姆多年從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著作甚豐．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譽。以創作傳記《毛澤東》為發端，他相繼發表了一系有影響的毛澤東研究力作，提升了西方的毛澤東研究的整體水平．他積極參與中國大陸學術交流，加強了與中國學者的聯系，擴大了影響。在毛澤東研究過程中，他側重從性格特征、特殊性、非傳統的視角來研究，其角度之新穎．令人耳目一新。文章就施拉姆的毛澤東研究略作評述。
[中圖分類號]A84 [文獻標識碼]A
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早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研究的重要課題。海外毛澤東研究，自從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共產國際》陸續譯載介紹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并得到當時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布哈林的高度贊許為發端，此后，“據不完全統計，在從1929年到1936年這段時間，‘毛澤東’這個名字在蘇共中央的《真理報》的各類文章中，就出現了60次之多”。[1]隨著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英文版原名《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和廣泛發行，海外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重心逐漸移向歐美。斯諾之后的20世紀下半期，海外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源于各自不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毛澤東及其思想展開了多角度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毛澤東學”。在眾多的研究學者中，施拉姆(Stua R．schram)無疑是一位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
施拉姆，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和毛澤東研究專家。1924年2月27日，他出生于美國明尼蘇達洲的愛克塞爾西亞。1946年，施拉姆進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學習和研究政治哲學和國際法律、國際關系，并于1954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60年9月到10月、1962年1月到1963年3月，施拉姆在海外中國學的研究重鎮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師從著名的中國學專家費正清先生研究當代中國問題，開始對中共黨史，特別是對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1967年起，施拉姆受聘擔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系的教授，出任該學院當代中國問題研究所所長，并在海外中國學界有重大影響的雜志——《中國季刊》任主編，專門從事毛澤東和毛澤東的思想研究。在此期間，他撰寫的《毛澤東》在西方吐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確立了其在西方毛澤東研究領域的屈指可數的權威地位。隨后，他又相繼發表了一系列的有關毛澤東研究的論著，進一步拓寬了毛澤東研究的領域。他對推進海外中國學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做出了重大貢獻，對推動世界范圍內毛澤東研究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施拉姆在長達四十余年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僅留下了許多有影響的著作，還獨創性地運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去探討和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此外還身體力行地推動兩國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活動，為海外深層次的毛澤東研究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綜觀他在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上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系列著作的出版和公開發行，使西方毛澤東研究達到高潮
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毛澤東及他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華夏中國創造的奇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極大關注。在這種背景下，西方關于毛澤東的研究有了較快的發展。施拉姆任主編的《中國季刊》，辟專欄登載關于毛澤東研究的文章，成為西方研究毛澤東的主要陣地。當時西方研究毛澤東形成了三大派別，即保守派、自由派以及新左派。該刊堅持學術自由，一度成為各派論戰的舞臺，特別是在研究過程中發生的四次大論戰，客觀上促進了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
在所謂保守派和新左派論戰的基礎上，施拉姆汲取了他們研究成果的合理內核，于1967年公開出版了他的精心之作《毛澤東》。在該書中，他綜合以上兩派觀點，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化，“翻版說”與“異端說”都是不確切的。《毛澤東》一書在10年內再版8次，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很大反響，直到現在西方各國研究毛澤東都把該書列為主要參考書，并經常援引其中的資料和觀點，施拉姆也因此蜚聲西方學術界。在施拉姆的影響和帶動下，同時代的其他西方學者也相繼發表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如陳志讓的《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科恩的《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舍費爾的《毛澤東思想導論》、愛德華的《毛的道路》、威爾遜的《從歷史衡量毛澤東》、鮑姆的《革命的序曲：毛、黨和農民問題》等，這段時期成為西方研究毛澤東的黃金時期。
(二)深入研究，多角度探尋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跡
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首先從整體上講，施拉姆研究毛澤東是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為線索全面展開的。從歷史的的角度，施拉姆以馬克思在中國的具體化為線索全面地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研究。如前所述，施拉姆所強調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指馬克思主義同經過改造的中國傳統文化、同中國革命的民族主義目標相結合的產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施拉姆著重指出，“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后，毛都在力求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2](P4-5)他還認為，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文革”時期，毛澤東放棄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自己長期堅持的正確的路線。這些觀點，盡管有失偏頗之處，但的確發人深省，給人以啟迪。
值得注意的是，在長期研究毛澤東的過程中，施拉姆自覺不自覺地選取了一些頗具特色的研究角度，如側重從人的性格特征、特殊性、非傳統的研究視角等。其一，施拉姆對毛澤東的人格研究，側重的是個性心理及性格特征，而我們國內學者對毛澤東人格的研究，側重的是人品層次、倫理特征。因此，施拉姆的著述多是談論毛澤東多么與眾不同；而國內研究者卻多談毛澤東的人格魅力是多么偉大。施拉姆專注于毛澤東性格的研究，認為“尚武，無疑是毛澤東個人性格中的一個根本特征，這個特征我們在毛澤東一生每個轉折關頭都能看到”。[3]并且還援引毛澤東早期發表的論文《體育之研究》為例，強調“尚武”精神在毛澤東身上的體現。他進而推導出毛澤東主張武裝斗爭與早期的尚武是根本一致的。其二，施拉姆研究毛澤東，特別注重對毛澤東特殊性的挖掘和研究，而國內則注重對其作為共產黨的杰出代表的普遍性的研究。這不難看出，施拉姆談論毛澤東思想，實質上是指毛澤東的思想，而國內大多談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對于毛澤東的橫空出世，施拉姆說：“乃因于中國人憂慮國家前途，也因捉摸不定究竟能夠或應當從歷史上批判地繼承些什么而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應運而生。他又進而指出，“今日之中國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革命之后誕生的，而這場革命的方向實質上是有既是理論家又是活動家的毛澤東決定的”[3](P22)。其三，與西方傳統的觀點相悖，他認為毛澤東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但中國因素的影響占有主要地位，毛澤東最深厚的情結仍是中華民族的。毛澤東終其一生的奮斗，是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的。總體上講，國內學者則大多把毛澤東視作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繼承者，而施拉姆研究毛澤東則主要把毛澤東當作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傳人來把握的，對此，施拉姆的論據有二：首先在于毛澤東的語言風格。他指出，毛澤東的著述語言，大多是淺顯流暢的中國語言，大量使用中國古典文諺。這些事實，在他看來是似乎可以表明毛澤東的思想范圍，在很大程度上打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其次，毛澤東的一切理論探討均是從現實的中國國情出發，為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而作出的理論回應。中國問題的現實要求和適時回應，才是毛澤東的思想的本質歸宿。當然，從今天的角度，施拉姆所提出的毛澤東的語言風格和表述方式，是屬于形式上”的、表面上的，而關鍵在于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考察和分析毛及他的思想，才會得出不失公允的科學結論。
(三)頻繁參與中國大陸學術交流活動，密切了與中國學者的聯系，促進了海內外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施拉姆不僅學識淵博，還是一位天才的語言專家，他掌握的語言主要有英語、法語、德語、漢語、日語、俄語等，這為他進行世界范圍內的學術交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20世紀80年代以來，施拉姆多次到中國訪問，進行學術交流，與胡喬木、胡繩、李銳、龔育之、金沖及、石仲泉、張宗禮、李君如等國內的黨史研究專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正是在頻繁的學術交流基礎上，施拉姆又寫下了《毛澤東與人民的談話》(1973年)、《對毛澤東的初步再評價》(1984年)、《毛澤東的思想》(1989年)等。其中，《毛主席同人民的談話》收入了中國進人社會主義時期以后的毛澤東的文獻，主要是毛澤東1956年到1971年的談話與書信。這部文集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因而在國際學術界有廣泛影響。1989年，施拉姆從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退休后，回到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持英文版多卷本《毛澤東著作集》的編輯工作，該書目前已出版5卷。
由于社會和個人的歷史局限性，施拉姆對毛澤東的研究不可能完美無缺，但瑕不掩瑜，他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對國內學術界還有著極為重要的借鑒和啟迪作用，也對我們國內深化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總體而言，目前國內對海外毛澤東研究的了解還是很欠缺，研究也很薄弱。聯系施拉姆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發：
(一)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要注重整體性
目前，國外對毛澤東的研究已取得十分豐碩的理論成果，并在向更完整、更全面的方向發展，但還遠遠未達到在理論層面再現毛澤東的完整性程度。在對毛澤東的思想研究過程中，以施拉姆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過于強調革命和建設階段的不同，而弱于對毛澤東早期、成熟期和晚期思想發展全過程的內在聯系的把握。而事實上，毛澤東的思想是有機聯系的整體，割裂這種有機聯系，無疑失去了真實性，是不符合實際的。反之，對于我們國內，尋求完整的毛澤東，實質上也是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反思我們黨所走過的歷史，冷靜地認識我們這個民族的頑強的生命力與自身的局限性，其目的在于在繼承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以完成對毛澤東的超越。
(二)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要注重科學性
如前所述，施拉姆關注于毛澤東的性格研究并據此推斷出毛澤東的許多異于常人之處，這都是欠科學性的表現。不可否認，個人品格因素在歷史進程中會發生影響，但它畢竟是屬于歷史偶然性范疇的。夸大這種因素的作用，往往會對歷史人物做出不切實際的評價。諸如此類的分析和研究，顯然是把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簡單化了。不過，與同時期其他西方學者相比，他對毛澤東的個人品格盡管發表了一些不太正確的見解，但總的說來，在這方面采取了較明智的態度，對這種分析的局限性還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在中國國內，自從《關于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歷史問題的決議》公開發表后，國內學者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按照決議的精神進行的，這又是另一種偏頗。這里要注意的就是，研究過程中可以借鑒西方從毛澤東個性和品格著手的思路和方法。當然，研究毛澤東的人格，無論是從個性心理還是從倫理特征出發，都有其合理性，都具有部分真理的價值，而鮮活的毛澤東則是這兩者的統一。國內對毛澤東人格的心理特征和倫理特色的研究基本上是分離的，對毛澤東人格的研究與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基本上是脫節的。而從辯證的觀點出發，兼顧這兩方面的統一研究，則應是國內毛澤東研究的內在要求。
(三)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要與時俱進
近幾年，國內對毛澤東的研究表現出一些弊病，如浮躁、急功近利、淺嘗輒止，不重視對原始資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夠開闊，寫文章容易落人俗套，缺乏新意；研究的方法比較單一，就事論事的多一些，照抄照搬的多一些，讀后味同嚼蠟；研究的創新意識較弱，缺乏有價值的文獻材料來佐證自己的論點，更缺乏深度分析。對我們來講，重要的在于毛澤東的研究要尋找新的研究角度和創新研究方法。理論研究終歸是要服務現實；為此，要結合每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根據時代特點，著力研究一些毛澤東思想與現實密切相關的重大課題。這些課題不一定大，但一定要聯系實際，這些課題不一定新，但要有新見，要有創新。另外，要積極主動尋找毛澤東研究的突破點，現在我們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理論研究仍然相當薄弱，因此，這方面的研究可待加強。比如，近年來關于毛澤東研究中涉及的三個舉足輕重、爭論較大的問題是：關于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問題；關于毛澤東社會主義思想的問題；關于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問題。[4]這些問題有若干爭論，也值得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積極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互相借鑒，取長補短。由于歷史原因，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國外的研究狀況知之不多。盡管國外學者的研究隊伍、理論水平和資料來源，從總體上不如國內，但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研討卻不乏新意。當然，國外學者囿于自身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源于各自的研究目的，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抱有偏見的不在少數。目前在國外公開翻譯出版的我國學者研究毛澤東的著作，只有李銳、金沖及等少數人的著作。從國內來看，專門介紹國外有關研究動態的專業刊物屈指可數，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強。近幾年，西方學者在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上，廣泛引進了諸如博弈論的方法、比較性的方法、符號理論的方法、后現代主義方法以及政治社會學的方法等。[5]對于這些新的研究方法，有些是我們可以借用的，有利于我們以新的視野和角度來拓寬毛澤東研究的領域。
參考文獻：
[1] 青 石(楊奎松)．共產國際壓制毛澤東了[J]百年潮，1987，(4)：28．
[2] 施拉姆．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A]．蕭延中．外國學者評毛澤東：在歷史的天平上CC)．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
[3] 施拉姆．毛澤東[A)．國外研究毛澤東資料選輯(1)[Z]．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
[4] 陳 述．關于毛澤東研究中三個重要的爭論問題[J]．理論探討，2001，(2)：85-86．
[5] 劉毅強．如何走出毛澤東研究的困境——“毛澤東及其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述要[J]，哲學動態，200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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