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與歐美模式
作者:劉仰
關于中國未來發展的“大國策”問題,已日益受到重視。這個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十幾年前,在前蘇聯模式失敗后,有美國學者宣布,人類發展到美國模式,已經終結了,換句話說,美國模式被某些人認定為全人類唯一合理的、最終的模式。但是,歐洲人并不完全認同這個美國幻覺。歐洲人曾經認為,世界上最好的發展模式有兩種,一是美國模式,二是歐洲模式。現在,某些歐洲人又修正了他們的看法,指出,世界上還有第三種模式,那就是中國模式。
對于“中國模式”的解釋并不清晰,理解也不一致,歐洲人是按照他們的標準做出的解釋。歐洲有一個諺語叫做,條條道路通羅馬。歐洲人所謂的“中國模式”或其他模式,都是把“羅馬”當成最終目標。美國模式曾經被認為是到達“羅馬”的唯一道路,歐洲則認為還有一條歐洲模式的道路。現在他們認為還有“中國模式”,意思是說,中國有第三條道路,也可以到達“羅馬”。所謂“羅馬”,就是歐美接受的共同標準。對于中國來說,真正的“中國模式”未必就是要以“羅馬”為終點。為何“長安”不能成為目的地?這就是對于“中國模式”本質上的不同理解。
這種根本性的分歧,也表現在對于中國發展的“大國策”上。中國近一百多年的歷史,形成了一種主流觀念,認為西方文明就是最先進的文明,中國要發展,就必須全方位地向西方學習。與此同時,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里,也不斷有人指出,西方文明并不是一切都好,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雖然這種意見在過去并沒有占據中國社會的主流,但是,隨著歷史的進程,以及中國與西方文明的日益接近,這種觀點已經日益被更多的中國人所接受。于是,在中國未來發展的“大國策”上,有人提出了一個折中的劃分。這種觀點認為,西方文明的發展道路上,伴隨著大量對外掠奪,這是不好的。因此,西方文明對外的“不好”,不是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但是,西方文明對于自己本國內部還是很好的。所以,中國未來的發展,至少有一點應該像西方一樣,對自己國家內部要更好,或者要像西方對內一樣好。在探討中國發展模式的眾多學者中,高全喜先生就持有這樣的觀點。本文對此觀點表達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這種觀點是一個嚴重誤解的產物。由于某些理論把中國歷史描繪成一團漆黑,中國歷史被冠以野蠻、落后、殘酷、愚昧等等標簽,因而,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產生了一個極其荒謬的結論,認為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從來就是殘酷對待本國人民的。或者說,這種結論認為,中國從來都對內部不好。所以,未來中國要發展,就要改變這一傳統,向西方學習,對本國內部好一點。然而,事實并不如此。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已經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儒家學說長期占據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而儒家學說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仁者愛人”,這里的“愛人”指的是每一個人,當然包括本國的老百姓。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把中國傳統對內的重點和態度表達得非常清晰,并成為西方現代民主思想的來源之一。當然,由于某些理論的存在,以及將這種理論生搬硬套地強加在中國歷史身上,造成了對于中國歷史的嚴重誤解和偏見。要改變這一偏見,并非一朝一日的事情。在這里只能很簡單提及。如果中國歷史上沒有對自己內部好,英國當代歷史學家湯因比也不會發出“愿意身為宋朝人”的感嘆。因此,中國古代歷史的主流,一直是把“愛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換句話說,“對內好”的精神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不需要向別人學。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中國只是需要借鑒一下西方“對內好”的具體方式。
其次,高全喜先生所代表的這種觀點,即所謂西方文明“對內好”要學,“對外不好”不要學,實際上還觸及到一個東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問題。高先生所代表的這種觀點,之所以把西方對內、對外區分開,是因為西方文明在對內、對外兩個方面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以國家主權的方式,將世界上的人群區分出“你我”,同時又說他們的文明是普世的。因而,西方文明在對內、對外兩個方面,不得不采取雙重標準。前文提到,儒家主張的“仁者愛人”,對于所“愛”的“人”是沒有區分的。也就是說,儒家思想的“愛人”是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在中國歷史上,外國人到中國來,中國人到外國去,除了在某些特殊時期,中國政府在絕大多數時間里,都沒有區別對待的政策。因此,從世界的角度看,全人類要和諧、要共同發展,西方明確區分內外的模式,遠不如中國傳統“普天之下一視同仁”的文化更具有普世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更應該放棄他們明確區分內外的模式,接受中國傳統“一視同仁”的模式。而且我相信,這一點早晚會發生。
第三,把西方文明對內、對外的不同表現區分開,主張只學其“對內好”,不學其“對外壞”,有沒有可能?我認為,西方文明“對內好”與“對外壞”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區分的。換句話說,西方文明如果不“對外壞”,就不可能“對內好”,西方文明的“對內好”完全是建立在“對外壞”的基礎上的。從過去來說,英國如果沒有印度這么大一個殖民地,如果沒有不平等地對待印度百姓,英國國內的富裕就要大打折扣。從現在來說,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如果沒有對國外企業員工的低工資、低待遇,就不可能保障他們賺錢。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海外的血汗工廠,就沒有西方跨國公司的高額利潤。當今世界,西方以區分“你我”的手段,換得自身財富的方法比比皆是,只不過與過去公然的侵略、殖民、搶奪相比,形式上有所改變而已,本質依然沒有變。因此,西方“對內好”、“對外壞”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中國只想學一樣,不學另一樣,其結果只能是東施效顰、邯鄲學步。
第四,面對上述情況,中國的模式究竟應該怎樣?中國完全以西方現在的模式為榜樣,不是徹底沒有可能,用中國自己的雙腿,也可能走到西方的“羅馬”,結果不外是中國成為第二個美國。但是,要實現這個目標,代價巨大,幾乎是中國和全世界承受不起的代價,而且也難以持續、難以澤被全人類。這就是我所認為的“中國模式”與西方觀念下“中國模式”的根本不同。中國未來發展的目標,不光是為了中國自己,即所謂西方的“對內好”,而且也是為了世界,為了人類,所以也要“對外好”。中國未來的模式除了要“對內好”,還要成為全世界共同接受的模式:對所有人、所有國家一視同仁。這樣一個“中國模式”的實現,從理論上說,西方很難找出反對的借口,但是,在現實利益上,西方一定非常不愿意。而中國的“大國策”就是把這個“中國模式”變成世界模式的韜略,它是一項長期的事業。
第五,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道路上,至少在現階段,中國不得不借鑒西方的某些方式,盡快讓中國富裕和強大起來,從而增加中國的發言權和作用力。因為西方很勢利,誰有錢誰說話就管用。在我和幾位朋友共同完成的《中國不高興》一書中,我們提出“內修人權、外爭族權”的觀點,其實就是一個階段性的策略。為了實現把“中國模式”變成全世界共同接受的普世模式,“內修人權,外爭族權”是一個避不開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目的就在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事實和現實,改變西方人自以為是的觀念。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并不是我們的根本目的,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目的。最終的目標還是要把“中國模式”變成世界的榜樣,因為,歐美模式都不可能實現全人類的共同發展。最后,審視全人類已有的文化遺產,真正的有識之士相信,只有中國的傳統文化可以拯救世界,可以讓地球變成一個和諧的世界。對于中國來說,任重而道遠。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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