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蔣介石對《周易》的研究
早在一九二O年時，毛澤東就和蔡和森談《周易》之道，說明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對《周易》的研究。
其實蔣介石也很崇尚《周易》，這一點從蔣介石的名子中就可以看出。蔣介石原名瑞元，上學之后，起名志清。介石是一九一二年在日本辦《軍聲》雜志時他用過的筆名，當時他已經二十五歲，到一九一八年投奔孫中山之后，又起用"中正"之名，當時已經三十一歲。這“介石”就是直接典于《周易》豫卦中的六二爻辭“介于石”， “中正”典于《象傳》對《周易》多處注釋的原文。蔣氏自己給自己起《周易》內容的名子時，已具文才武略，若不是研讀《周易》之后對《周易》產生崇尚之心，斷不會這樣做。可見這名子就成了蔣介石對《周易》研讀和崇尚的有力見證。
擱過蔣介石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品質不論，單就其才干來說，“四，一二”大屠殺之后，能在很短期間內將中國大地上的各霸一方的軍閥混戰局面基本上統起來，建立了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使國民黨的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這和當時各軍閥頭目相比，真也算得上一個“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英雄人才。但在和毛澤東的較量中，卻被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所打敗、所消滅。這說明蔣介石在和毛澤東的比試中，就只能稱失敗的將軍了。
兩個歷史性的大人物，都研究過《周易》，但在對中國各種矛盾的分析上，毛澤東則能像分析各卦中的矛盾一樣來分析中國當時存在的各個方面的矛盾，而蔣介石就做不到這一點，所以對中國問題的處理，兩者就發生了根本性的不同，也就導致了兩者的結局的大不相同。
比如在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之后，蔣介石雖然沒有能夠把工農紅軍徹底消滅在長征途中，但對紅軍來說，損兵折將，元氣大傷，但因毛澤東當時在對中國矛盾的分析和處理上高于蔣介石，于是就產生了絕然不同的結局。
因為當時正處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是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猖狂進攻的局勢，在這局勢面前，蔣介石則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結果使東北的大好河山喪失，華北危在旦夕，中國立即處在了亡國滅種的緊要關頭。說明這時中華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已經成了最主要的矛盾。面對這樣的現實，若用六十四卦的卦象來表示，就是說，“九，一八”事變之前，國共兩黨在各個時期的矛盾，就像各卦中的上卦和下卦之間的矛盾一樣，也就是說，一個相當是上卦，一個相當是下卦，等到了“九.一八”事變之后，就變成了中日兩國之間一個相當是上卦，一個相當是下卦。對國共兩黨來說，從此無論那一方，不是站在民族(即中國)的立場上抗日，就是站在日本帝國主義立場上侵華，在這兩者之間只居其一，舍此別無出路。毛澤東對此則看的很準，毅然決定站在全民族立場上，向全國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吁，并為實現這一主張確定了一系列的戰略戰術，而蔣介石則就看不到，也就更做不到這一點，他仍然停留在“九一八”事變之前的認識上，繼續把共產黨當作主要敵人進行打擊，這在客觀上就幫了日本侵華的忙，等于站在了日本侵華的一方，也就使國民黨走向了自己將自己從中華民族地位中被開除出去的道路。所以當他提出“先安內后援外”的口號之后，不僅不得人心，而且導致眾叛親離，終於暴發了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雖然在后來的抗日戰爭中，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曾一度成為抗擊日寇的主戰場，也確實打過不少大仗、硬仗和惡仗，但在政治影響上，他卻成了響應共產黨號召的行為，或者說這是被共產黨逼上抗戰的表現，而不是主動領導抗日的表現。正因為這樣，所以也就使他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逐漸喪失了在抗日問題上的領導地位，也就使抗日的領導地位很自然的在人們心目上轉到了中國共產黨身上。這影響之大，之深遠，直到抗戰結束，再到國共兩黨內戰又起，因為人們早已認為共產黨才是真正愛國、愛民的黨，所以人民都心甘情愿地站在共產黨一邊，支持共產黨去消滅國民黨，盡管當時的國民黨比共產黨強大得多，而且還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的支持，但結果都被共產黨所打敗或所消滅。這實際就等于在說，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開始，到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政治主張，從卦象上就確定了共產黨是代表中國一方的，而國民黨從此在卦象上代表中國一方的地位就消失了，這就預示了他們的失敗。
不僅在抗日問題上如此，在對其他各種問題的分析上也無不如此。下面再舉幾例：
(一)毛澤東對中國當時各階級各階層的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分析，得出了他們對革命的不同的態度，實際這也相當是對各卦中的各爻的得位與失位以及各爻和它上下爻之間關系進行分析，從中找出這些不同的爻位所處的不同環境，以及在整個卦象中所起的作用一樣。從而解決了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革命的朋友，誰是革命的領導力量等一系列的重大的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戰略戰術等問題。從而也才保證了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斗爭由失敗走向了勝。
(二)也如同分析各卦中的各爻之間的矛盾與斗爭及其彼此間的關系一樣，毛澤東分析了國民黨內部各個軍閥之間的明爭暗斗的各種矛盾和關系，從而得出了紅色割據政權應該在他們彼此間都怕找麻煩，誰也不愿管的邊界地區來建立自己的根據地，發展和壯大自己的力量，也就為實現以農村包圍城市和最后奪取城市這個總戰略思想找到了立足之地，也就為實現這一戰略思想在當時應該怎樣做指明了方向，從而也才保證了這一戰略思想最后的實現。
(三)日本投降后，又如綜合分析上下卦各個方面的矛盾與斗爭一樣，毛澤東又及時分析了國內外各種矛盾，從而制定了當時對國民黨的策略方針，所以當和談破裂后，毛澤東不慌不忙，并能準確地預測到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
(四)大陸解放后，同樣像綜合分析上下卦的各種矛盾一樣，毛澤東又對中外各種矛盾進行了分析，指出了“抗美援朝”這個仗必須打，而且預見到這個仗一定能夠打贏。
(五)在解決每一個具有戰略性大問題之后，當涉及到每一個大問題中的訐多小問題時，如戰爭中的戰役和戰術性的問題，毛澤東也要像分析上下卦特有的矛盾一樣，教人要根據敵我雙方各種情況進行分析和對比，然后再下打與不打的決心。這樣做了，往往料敵如神。
這一切能說明什么呢?說明毛澤東能從中國古老的文化中吸取豐富的營養，來解決現實革命中的各種戰略戰術中的實際問題。可是蔣介石就不同了，他雖然也學了《周易》，則只是學了表面文章中的詞句，盡管他選其中的詞句還作為自己的名子，甚至在風景之地，如在鼓浪嶼還揮筆寫成“其介如石”四個大字，鐫刻在引人注目的山石上，也不過頂多是能起到炫耀自己志向高潔，或學識淵博的作用，卻不能像毛澤東那樣吸取《周易》中合理的辯證法來分析問題和處理問題。所以蔣介石失敗了，毛澤東則勝利了。
再以斯大林為例，斯大林是當時世界上最有權威的馬列主義革命家和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家，但是在中國問題上，他曾把毛澤東思想指為“異端邪說”，后來日本投降后，他又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同意毛澤東用革命的戰爭去消滅反革命的戰爭；當解放戰爭中的三大戰役將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時刻，他又派人來到中國，企圖教中國人不要打過長江去，要與蔣介石劃江而冶。這一切，都被毛澤東據理駁回。當全國解放后，劉少奇率中國訪蘇代表團赴蘇，斯大林主動對著他的高級官員們向中國訪蘇代表團當面認了錯。為什么斯大林會在中國問題上有了錯呢?原因雖然很多，其中斯大林不了解和不吸取中國傳統文化之精華，來分析和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為毛澤東做到了這一點，所以毛澤東在解決中國問題上，就比斯大林也高出一個層次。
通過以上所述，不難看出毛澤東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又能比斯大林高一招，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毛澤東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有用的東西來解決中國革命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而這一切，卻正好是他們都做不到的。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就都不如毛澤東。再從整個毛澤東的思想內容上來看，其中《周易》里的一分為二的觀點，又正是毛澤東思想體系核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又可說明，《周易》實際也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源頭活水之一。
既然《周易》對毛澤東思想也起到源頭活水作用，那為什么毛澤東在世時不提倡學習《周易》呢?這一點，可能由以下原因所造成：其一，習慣上人們把《周易》早已經當成是打卦算命的書，若改變這種世俗看法，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提倡學習《周易》，就容易被人誤認為在提倡封建迷信，盡管毛澤東這樣很慎重地注意了這個問題，但在毛澤東去世之后，仍然有人說，毛澤東的勝利，正是因為毛澤東學了《周易》，占領了中國的風水寶地才取得的結果，這些謠言反過來也正好證明了，毛澤東生前不采取提倡學習《周易》的謹慎態度的正確性。其二，馬列主義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強大的指導思想，也是中國人民進行革命的強大思想武器。要使馬列主義真正在中國生根成長，就必須批判中國舊有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性槽柏。吸取其民主性精華，如果在當時提倡學習《周易》，既會妨礙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又會影響馬列主義的發展，因此不能提倡。這一點毛澤東不但對《周易》如此，而且對古代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也無不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同時也吸取了其中的民主之精華，來豐富和發展馬列主義，來解決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和所遇到的各種實際問題，但毛澤東并不提倡學習古人的思想來指導現實的革命斗爭．而是只提倡“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其中的道理，恐怕也正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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