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突破兩岸分斷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

突破兩岸分斷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

《春雷之后——保釣運動三十五周年文獻選輯》序

　文□陳映真

冷戰與內戰造成兩岸分斷的構造

　　二戰結束前夕﹐以美蘇兩極為中心的世界冷戰態勢逐漸形成。及至到了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把世界東西冷戰推向最高峰。與韓戰爆發的同時﹐美國以軍事力量介入臺灣海峽﹐中國在外力干涉下﹐兩岸分裂對峙﹐同族而相仇﹐形成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互相迭合的構造﹐深遠地影響了兩岸人民的命運。

　　在臺灣﹐冷戰和內戰意識形態無限上綱﹐極端化的反共仇共意識和宣傳統治一切思維。臺灣是“自由中國”﹐而大陸則是“匪區”﹑“共產中國”﹔臺灣是“安和樂利”之土﹐大陸則“赤地千里﹑哀鴻遍野”。臺灣是反共﹑民主﹑自由世界之一員……大陸是“蘇俄赤色帝國主義集團”的一員……而對于兩岸分裂對峙的展望﹐一方面是“漢賊誓不兩立”﹐宣稱臺灣在政治和主權上的“唯一正統”﹐一方面誓言以武裝“反攻大陸”﹑打敗“共匪”而完成“中華民國之統一”。

　　一九五○年后﹐這種冷戰加內戰的意識形態﹐是絕對性霸權表述和霸權意識形態﹐攖之者必遭獨裁政治的強壓而破身亡家。其結果是兩岸分斷構造之固定化和長期化﹐以及祖國統一論﹑統一方針論只允許國府的“勝共統一論”﹑“反攻大陸統一論”一家獨占﹐不許有分號﹗

一九七○年的釣運舉起了第一面祖國統一論的旗幟

　　但一九七○年保衛釣魚臺運動的一聲春雷﹐首先打破了這冷戰思維的霸權性。在冷戰年代﹐臺灣的中國想象是“自由中國”﹑是“中華民國的正統”。有少數自由主義派雖然不滿蔣介石的獨裁與“不民主”﹐但基本上是反共﹑反大陸﹑親美的改良主義。臺灣曾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間呼應大陸同一時期的“和平建國”﹑“民主改革”﹑“反對內戰”的民主運動﹐到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全島性白色恐怖時﹐臺灣這一波民主運動在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及其后展開的“肅諜”行動的大逮捕﹑大屠殺中﹐徹底被鎮壓。于是光復后這第一波民主統一建國運動﹐被冷戰歷史所湮滅。

　　一九七○年的保釣運動不久發生左右分裂。其中的左翼﹐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間﹐突顯了在祖國分裂的當下﹐臺北和北京對保衛釣魚島的方針完全不同﹕臺北宣稱以美日反共同盟為重﹐視保釣運動為“敵人”的“統戰伎倆”﹐在北美橫加鎮壓﹔北京以釣魚島為中國神圣領土﹐誓死保衛。于是保釣左派首次提出了海外中國人“認同”北京的中國或“臺北”的中國的課題﹐是為“認同運動”﹐即全面再思冷戰歷史下的中國想象的劃時代的運動。

　　“認同運動”很快在同一時期向祖國統一運動飛躍﹐于是進入了保釣運動和統一運動并舉的新階段。一九七一年八月布朗大學的美東討論會和九月安娜堡的國是大會﹐正式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一九五○年在新帝國主義干涉下中國民族分裂對峙以來﹐第一個由海外愛國主義運動正式提克服民族分裂構造﹐并呼喚民族的團結的先聲。一直到今天﹐民族統一的言論與行動不曾中斷﹐至最近的二○○五年三月《反分裂國家法》的通過﹐我們的民族統一運動又進入新的階段。但歷史不會忘記﹐海外的統一運動是釣運﹐早在一九七一年開始提出的。

　　民族統一運動的提出﹐自然涉及民族統一的具體方略﹐一九七三年﹐釣運中以《橋刊》和《野草》為喉舌的中間派提出了并得到左翼支持的國共第三次和談的呼吁﹐要求國共雙方主要以和平談判的方式﹐尋求祖國統一的方策。前文說過﹐國民黨在宣傳上只講“勝共統一”﹐只講“消滅共匪統一”﹐把國共兩次和談的歷史徹底妖魔化﹐渲染成中共以和談搞“統戰”和“欺騙”﹐把國民黨在大陸內戰失敗的責任﹐全推給了中共的“和談”宣傳。國共再和談之說﹐成了戒嚴體制下臺灣的大忌。

　　然而﹐事隔三十年﹐海峽兩岸的對峙成為全球矚目的戰爭危險區。大陸基本上在堅決反對臺獨基礎上﹐表示盡一切力量促成兩岸和平談判﹐在“兩岸均屬一中”原則上完成祖國的完全統一。這項政策﹐相應于中國綜合國力之日升﹐得到世界多數國家的支持。

對“臺獨”運動和理論的批判

　　講民族統一﹐倡國共第三次和談﹐當然就反對當時以北美洲為中心的所謂“臺獨”運動﹐這是理有必至的。保釣運動中一開始就觸及反“獨”﹐從文獻上看﹐一九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都有研究和反對“臺獨”的評論﹑理論文章。和統一運動合起來看﹐以今日的語言說﹐釣運從一開始就抓住了“反獨促統”的大義﹐這是至今都有重要歷史和現實意義的思潮。一九七一年到七五年的“反獨促統”論主要以比較“自由”的北美為討論的場域。到了一九七六年﹐臺灣遭逢一九五○年以來最大的外交危機﹕一九七二年﹐被逐出聯合國的臺灣﹐面對一波又一波國際外交上許多國家與臺斷交﹐改與北京建交的風波﹔尼克松﹑季辛吉先則秘密﹐繼則公開訪華﹐島內人心惶惶不安。在此背景下﹐臺灣長老教會在戒嚴體制下發表《人權宣言》﹐力言臺灣應進行民主化改革﹐并建立臺灣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向美國訴求不要讓臺灣被“國際政治”出賣﹐并保護推動《人權宣言》的相關牧師不受國府鎮壓。美國國務院公然以信函保證保護“臺獨”牧師。

　　一九七八年﹐臺灣《夏潮》雜志披露長老教會的《人權宣言》事件﹐同時由陳映真﹑王曉波寫文章批評長老教會充當分裂主義急先鋒。長老教會與島內臺獨勢力相結合的問題﹐至今更為明顯。一九七八年的論爭場域主要在臺灣﹐美國釣運也寫了不少文章支持。今天的長老教會﹐已成島內“深綠”﹑“急獨”的宗教勢力﹐問題和矛盾依然存在。一九七八年島內外批判長老教會“臺獨”的斗爭﹐至今仍有先驅性的意義。

重新見證和認識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運動

　　臺灣長老教會的“人權”論﹐不及于主張統一和左派人士的“人權”。對于一九七四年的臺大哲學系肅清事件﹑一九六八年的陳玉璽被臺日特務聯合綁架回臺受審的監禁事件﹑一九七六年陳明忠被捕拷問判刑事件﹑一九八○年留美學生葉島蕾被拘捕事件等﹐臺灣長老教會的“人權”不聞不問﹐但卻受到北美釣運左派的聲援﹐從而掀起反對美蔣校園特務對釣運人士的監視﹑偵查的運動﹙一九七五～一九七六﹚。

海峽的民族對峙和極端化的片面反共宣傳﹐在釣運中崩潰。親訪親歷新中國﹐究明中國革命的真相﹐重新認識新中國﹐在一九七四年至七七年蔚然成風。旅美著名的科學家﹑學者﹑詩人﹑作家如楊振寧﹑何炳棣﹑王浩﹑吳健雄﹑袁家騮﹑謝定裕﹑葉嘉瑩﹑于梨華等﹐以及釣運的學者﹑學生干將紛紛回國參訪睽別多年的祖國。回美后將耳聞目睹巡回放映幻燈片﹑做報告發表感想﹐把被冷戰宣傳妖魔化的祖國形象顛倒過來。

　　當然﹐也有個別觀察敏銳的人﹐在回國參訪中﹐察覺了中國革命走過彎路﹐隱藏著不幸的革命的暗部。他們的觀察不受容于當時滿腔火紅的革命派﹐也是容易理解的。文革結束后﹐中共中央基本上承認了走過的彎路﹐存在的暗部﹐但在釣運內部卻一直沒有作過客觀﹑科學﹑公正﹑健康的總結﹐而釣運風潮則基本上隨文革的終結而云淡風清……

釣運的文藝運動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民主民族運動中﹐總是伴隨著思想﹑文化和文學的啟蒙運動。反帝國主義的五四運動綻開了中國新文學運動﹔一九二○年代中期后臺灣“非武裝抗日運動”﹐萌芽和發展了臺灣新文學運動。但出人意料的是為期不長的釣運中﹐竟也孕生了新的文藝運動﹙一九七三～一九七七﹚。

　　重新認識新中國運動﹐除表現為回國探訪—采訪—報告﹙報導﹚的形式﹐還有一個重要形式﹕﹙一﹚搜閱祖國三○年代左翼文學作品﹔﹙二﹚閱讀并自導﹑自排﹑自演三○年代的進步話劇﹐如曹禺的《日出》和《雷雨》﹔﹙三﹚新編新劇﹐或改編當代島內文學作品演出﹐以及﹙四﹚搜集一九四九年以來新中國的紀錄片和劇情片﹐在北美釣運團體間巡回放映觀賞。《東方紅》﹑《創業》﹑《中國農村水電站》﹑《紅旗渠》﹑《毛澤東》﹑《周恩來》等等影視作品激起釣運向慕新中國的熱情。據資料﹐新創作劇有《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桂蓉媳婦》﹑《洪流》﹑《阿慶嫂》﹑《我愛夏日長》等﹔小說改編有《將軍族》。看得出釣運的文藝創作潛力之活潑。可惜在異鄉他國﹐運動不久退潮﹐釣運文藝的成果不免飄零了。

　　但是在釣運中﹐重讀臺灣戰后文學而發為評論時﹐發表在一九七四年香港釣運刊物《抖擻》上的羅隆邁﹙現經《抖擻》創辦人證實為最近故世的小說家也是釣運的健將郭松棻﹚的〈談談臺灣文學〉﹐直接影響了一九七七年當時尚未轉向于“臺獨”的王拓所寫的鄉土文學論戰文章〈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

　　王拓在下列幾個論點上直接一字不易地抄用羅隆邁的文字﹕

　　——五○年代后臺灣美援經濟使新興商人登上舞臺。而昔日軍裝的日本軍閥如今易裝為平民商人﹐手提○○七公文包﹐進入臺灣﹐進行經濟侵略﹐臺灣乃淪為美日經濟殖民地﹐以廉價勞動獲致經濟成長。

　　——臺灣社會經濟的新殖民地化﹐造成思想文化的全面西化﹐學舌“個人對集體﹑民主對專制”的二元對立論﹐盲目模仿西方﹐割斷反帝民族主義。

　　——批評臺灣流行的艾略特﹑卡夫卡﹑奧登﹑卡繆﹑海明威這些“現代”派﹐實則他們無非是西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時期吟唱西方文化之挽歌的絕望的歌人。

　　——但在臺灣新文學隊伍中﹐仍然有堅守他們生長的泥土及賴以生活之鄉土﹐在作品中反映了社會與生活﹐并以之為背景﹐襯托近代中國民族的坎坷……

　　除了以上直接抄引的部份﹐其它引用原意而改寫的也不少。但因時代背景特殊﹐雖王文沒有標明出處﹐今人也不便以為“剽竊”﹐因為注明引用香港左刊文字﹐在當時只有自找麻煩。而王拓引用以為對付壓迫鄉土文學的武器﹐是可以理解的。

　　釣運中評論臺灣當代文學﹐評論“鄉土文學”的文章不少﹐但直接地易裝上場﹐直接成為王拓的“殖民經濟”論﹑現代主義批判論﹑現實主義文學論﹐參與了鄉土文學論爭者﹐只有羅隆邁的文章可以證明釣運對鄉土文學論爭的直接影響。

　　本書第三章所收關于臺灣鄉土文學的討論文章比較多﹐時間跨度也長﹐但畢竟篇幅所限﹐難于做有序﹑有綱目的編輯﹐不過鑒于當前臺灣文學的統獨斗爭激烈﹐甚至有日本支獨學者介入﹐該章所收文章﹐仍有重要參照價值。

保衛西南沙運動和悼念巨人的殞落

　　對于在臺灣的關心釣運人士﹐一九七四年在北美展開的“保衛西﹑南沙”運動是最不熟悉的部份。一九七四年﹐西貢政府和馬尼拉政府﹐對于中國固有領土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提出了“主權”要求。中國以史籍所載和外交軍事交涉對應﹐在北美釣運界掀起了“保衛西﹑南沙”運動。和釣運一樣﹐在北美各地之愛國留學生也搞有關西南沙歷史﹑地理和資源的調研和報告會﹐并且發乎宣言﹐繼之以游行示威。

　　今天看來﹐我國東南海域富含石油資源的島嶼﹐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需油孔急﹐東南海島嶼礁棚之爭日烈。日本近年來對釣魚島的“主權”要求更形強烈﹐就是明證。中國改變政策﹐不以武力占有資源﹐而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對應﹐在西﹑南沙問題上取得了和平與進展。但對于日本再軍事武裝化的狼子野心﹐中國在堅定保衛自己的主權基礎上﹐不放棄可能的對話﹐“軟硬兼施”。最近突然取消吳儀副總理與小泉的會晤﹐表現了硬的一手和決心。

　　保衛釣魚島﹐反對美日強權把釣魚島拿來私相授受﹐保衛中國對釣魚島的神圣主權——這當然是民族主義的發露。

　　然而﹐在冷戰思維下﹐美國是主子﹐日本是臺灣“反共的盟友”。釣運的針對面美日帝國主義卻在臺灣成了不準反對﹐不準批判的敵人。于是在一九七二年至七三年﹐臺灣有“民族主義爭論”。主要論者有陳鼓應﹑王曉波和洪三雄﹐站在中華民族主義的一邊發言。今日回眸﹐除了國民黨的監視﹐中國民族主義論還要應對來自“自由派”的質問﹕民族主義偏狹論﹐民族主義即義和團主義﹐偏執而落后﹔民族主義是共產黨煽動青年的工具﹐講民族主義容易為共黨所用。于是王曉波不能不從孫中山的國共第一次合作期的民族主義論中借取政治上“安全”的理論資源。有人出來為“義和團”的歷史辯誣﹔有人從自由主義立場提出“自由民族主義論”。被西方“自由主義”荼毒已久的臺灣知識界——有時包括“左”派知識分子﹐皆至今嘲笑民族主義﹐夸言階級主義和“國際主義”﹐一九七二年臺灣釣運提出來的民族主義論﹐至今猶待深入論證﹐而有現實意義。

　　釣運的左翼﹐打破了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間禁錮了整整一代知識分子對于中國革命﹑對于新中國﹑對于中國人民前仆后繼取得勝利的新民主主義運動的認識之枷鎖﹐奮力沖破了冷戰與內戰意識形態的桎梏﹐自我清除了美國和國民政府的教育宣傳中的中國與中國革命的想象﹐從斯諾和史沫特萊著作﹐建國后的紀錄像片﹑戲曲電影﹐更從三○年代左翼文學和四○年代的革命抗日文學去重新探索與認識新生的中國。而這樣的過程﹐就必然地和人民中國革命史無數的傳奇相會﹔而其中最不能不遇見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傳奇﹔前者的高瞻遠矚﹑過人的膽識和魄力﹐一心一意以人民的解放為終極顧念﹔后者之忠誠敬謹﹐為人民﹑為革命鞠躬盡瘁﹐都使得釣運一代由衷的愛戴和敬仰。一九七六年﹐文革接近了尾聲﹐不料在這一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辭世。美國釣運界在震悼之余﹐全面發動和展開追思﹑悼念的儀式﹐發表哀思追慕的文章。著名華人科學家﹑文人﹑教授﹑釣運團體和海外華人社團紛紛發表悼唁文章。這在國民黨尚在施加反共法西斯統治﹐在海外國民黨和美國情治特務虎視下﹐是一個歷史性突破﹐不能以一般對政治名流的悼唁視之。

結論

　　不同于前一本的《春雷聲聲》之側重釣運的編年史為軸心﹐本書《春雷之后》則以釣運重要文獻﹐總體地呈現了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八年間海外﹙包括臺灣和香港﹚進步派釣運群體﹐特別是其中的左翼的思想﹑政治和文化運動﹐在民族分裂和冷戰—內戰交迭構造下﹐表現為突破凍土﹐萌發思想意識形態新芽的重要意義﹐是海外戰后思想運動史上一頁史詩般的突出篇章。

　　保釣思潮﹐有破舊立新的一面﹐也有向上承接中國三﹑四十年代激進思潮的一面。而由于很多問題——例如民族統一問題久懸不決﹐也就有尖銳及時的現實意義。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提出“反帝﹑反封建”﹐提出“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釣運也提出反對美日帝國主義撥弄我釣魚島主權問題。時至今日﹐美日軍事結盟遏制中國﹐日本狂妄插手釣魚島主權﹐修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都是當年釣運斗爭留下的問題的惡化﹐突出了當年反日保釣的先驅精神。

　　釣運提出了“民族主義”問題。今日自由派知識分子仍然跟著外國人鄙視和誣蔑民族主義為“偏狹”﹑為“保守”﹑為“反階級主義與國際主義”﹐卻對日本在靖國神社﹑教科書﹑和美國侵略伊拉克問題上保持沉默。所以﹐當年釣運提出的民族主義問題毫不過時﹐今天必須更堅定地為反帝民族主義而斗爭。

　　釣運在內部分裂的祖國前呼喚“認同”與“統一”﹐與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間全中國“反內戰”﹑“和平建國”的民主和平統一運動相承接。今天﹐在“反分裂國家法”的法律下﹐時代要求在一中原則下﹐保持與反獨促統﹑和平統一的歷史方向相一致。釣運當年向“認同”﹑“統運”飛躍﹐富有鮮明現實意義。

　　一九七七到七八年﹐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引起釣運左派的關懷。鄉土文學論戰的一部分理論思想資源﹐受到釣運影響已如前述。鄉土文學論的現實主義﹑民眾文學說﹑民族文學——反文學西化說﹐既是中國三○﹑四○年代進步文學的遺緒﹐也是這遺緒在七○年代臺灣的回聲。今天﹐包括大陸研究臺灣文學的圈子中﹐不大關懷臺灣文學論述中激烈的統獨對立斗爭﹐不注意一些日本右派支獨學者在臺獨文論中煽風點火﹐要火在線的人講溫良恭儉讓﹐要和“國際”學者保持友好關系……真叫人哭笑不得﹗

　　釣運論壇中有幾篇文章談到七○年代臺灣資本主義經濟性質﹐除了羅隆邁﹙郭松棻﹚簡單說到美日“新殖民主義經濟”對臺灣的統治外﹐其它有關七○年代臺灣經濟﹙生產方式﹚論的文章基本上比較弱。事實上﹐直到今天﹐臺灣經濟史除了劉進慶﹑涂照彥﹑陳玉璽在六○年代的業績外﹐很少從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給予臺灣經濟論以科學的答案。問題提出來了﹐是釣運遺留的課題﹐有待今后俊才加以發展。

　　一九七四年到八○年代持續不斷的保衛西南沙斗爭﹐在今日中國全面和整體地快速崛起的形勢下﹐亟需油源和大量其它原材料之時﹐釣運所高舉的“保沙”旗幟有極其突出的現實意義。中國不以對外軍事擴張保衛工業化所需原料﹐則“擱置主權﹐共同開發”是非常明智的政策﹐深受越南和菲律賓的歡迎﹐只有日本悍然與我頂牛。在保衛我國東南沿海陸棚資源問題上﹐保釣﹑保沙都有先鋒性的意義。

　　但也必須指出﹐一九七○～一九七八的釣運﹐在世界冷戰和國共對峙造成分裂的祖國這樣的條件下﹐有它宿命的極限性。在北美為主的這個“借來的土地”﹑“借來的空間”進行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啟蒙運動﹐先天就帶有不可克服的弱質。它在臺灣開花為以《夏潮》為中心的進步思想文化運動﹐但在八○年代的“臺獨”狂潮中被“邊緣化”。北美的釣運雖然有若干個人仍然一本初衷﹐繼續堅持﹐但作為運動的釣運已經成為昨日黃花。

　　但我深知這套書——加上上輯的《春雷聲聲》——的出版﹐不在為了對過去的悼念﹐而在為未死﹑將生的一代人留下比較清晰的腳蹤﹐以便為未來的跋涉者知道有先驅的余音舊蹤﹐知道有未竟的思想和實踐的課題﹐等候雪融土破后另一次行軍的號角。

　　本書繁重的資料搜集和編輯工作﹐主要落在龔忠武﹑葉先揚﹑周本初等同志們的肩膀上。沒有他們艱苦的勞動﹐這本書的成形是不可能的。特筆在此志謝。

二○○五年七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