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這篇文章是散漫的聯想，內容粗糙散亂，請諒解。
看某臺新聞，講美國有輿論反對救房市。大意說那些付不起房貸的人，當初貸款已經超越自己的償付能力，是貪婪之罪的結果，不應該讓正直守信的人為他們的罪行買單。類似的觀點，早在宋朝王安石和司馬光、蘇氏兄弟為青苗法爭論的時候就討論過了。
這個事情讓我瞬間聯想起之前與人在網上的辯論。我跟人說麥道夫的龐氏騙局，本質上是古今中外一切人類集體中普遍存在，應用最廣泛的騙局。而目前最大的龐氏騙局就是“美元”。不過美國人手段高，可以逼著別人把分紅再交回來買他國債，實現資本賬戶的平衡甚至盈余，所以可以騙得更久、賺得更多。
對方主要反駁了我觀點中“古今中外”一詞。按他的說法，古人的智慧遠比不上今人，根本不能類比。我為此與他爭論了一段時間。美國次級債與青苗法之爭的相似處，正好拿來為這個爭論做一點補充。
先介紹一下青苗法。青苗法是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之一，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盡管出發點是政府和人民都獲得實利，實踐過程中卻產生了盤剝百姓的后果。
青苗法的具體內容，用現在的話講，就叫做“糧食抵押貸款”。大意是：國家有意振興，而糧食、貨幣儲備不足。可以讓百姓預估糧食的產量和市場價格，在種糧的時候（青苗）就抵押給官府換取貸款。等收成的時候再換成錢，加一點利息還給官府。具體政策很繁瑣，本質上是為了用“市場經濟”的遠離更“有效地”配置資源，讓百姓不會在豐年因為缺錢而撂荒；歉收時也不至于因缺錢而破產，賣土地給富人加重兼并。
王安石和呂惠卿設計好草案后曾向大臣征求意見。蘇轍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第一、“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而在繁瑣的出納過程中，官吏被賦予了過大的職權，使得律法不能有效地監督。他們會否為謀私利而濫用權力，做出有害法令與百姓的事情呢？
第二、“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恐鞭錘必用，州縣不勝煩矣。”這幾句話是至理名言。貸款給百姓，得到了錢，就算品德好的人也不免花在別的用途上。到了還款的時候，即便是有錢人也不免拖延時間。到時候官員催貸的壓力一重，免不了會濫用權力做些傷民的舉動出來。
綜合以上，蘇轍提到了唐朝著名的財政官員劉晏的話：“使民僥幸得錢，非國之福；使吏依法督責，非民之便……有賤必糴，有貴必糶，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
以上是蘇轍的觀點。司馬光也反對青苗法，說民間的富人放貸，都有本事把窮人的財產蠶食干凈；何況官辦貸款可以逼迫？呂惠卿說青苗貸款，又不勉強你借錢，愿意就貸款、不愿意就不貸款嘛。
司馬光反駁道：平民百姓只知道借錢的好處，想不到還錢時的害處，你愿意出錢就有人愿意貸款，不但不用官府強迫，也用不著富人強迫。當年趙太宗為了打仗，用“和糴”的方法，讓河東百姓賣糧食換成貨幣來交稅，官府出錢買糧食來供養戍兵。當時糧食很值錢，老百姓都愿意和官府做交易，于是形成制度。后來通貨緊縮，糧食價格狂跌，稅收還按照貨幣的標準，于是成為河東百姓最痛苦的禍害。青苗貸款雖然暫時有效果，恐怕日后又成為第二個禍害百姓的和糴法。
司馬光同時認為，從唐代開始，以貨幣之“稅”代替實物之“賦”的制度是罪惡的源頭。江南糧食堆積如山，而鬧錢荒。老百姓有糧食，朝廷不收；老百姓缺錢，朝廷偏偏逼著要錢。于是使得糧食價格變得越來越低賤。“棄其所有，而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以上是司馬光的觀點。
蘇軾反對青苗法，提到一個觀點：宋神宗施行青苗法時，反復地說隨老百姓的意愿，不會成為強制性的制度。但過個幾代人以后，遇到貪婪的君主與臣子，神宗如何保證他們不靠這種制度來盤剝百姓？
地方官員也多有反對青苗法。例如一個叫范縝的地方財政官員說“糧食還在田里，不顧豐收歉收，就估算好它的價錢；糧食熟后還沒有收割完畢，就逼著還錢，這是變相的搶劫。”
其它的論點都雷同，就不贅述了。當時的官員對青苗法的先天缺陷很明了，他們的觀點也可以用解釋現在的許多具體問題。
美國人不是放話說住房貸款超過償付能力的人，都是犯了貪婪的原罪，是咎由自取嗎？
蘇轍聽到了這話，就會語重心長地說：房貸這個事情，你愿意出錢，就有人愿意貸款。錢一旦拿到手中，就算品德好的人也不免花在應急的事情上，何況普普通通的大多數人？大學貧困生用助學貸款買手機引發的爭議就是一例。到了還錢的時候，就算有錢的人也難免拖拖拉拉，何況那些本來就缺錢的人？美國新聞不是也說，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現在，居然還有數以萬計的百萬、億萬富翁們每天都在研究怎么避稅？
既然這已經成為一個千百年來不斷發生的現象，就應該用“客觀”的思維對待之，不應該空談道德。擁有社會資源的人沒有盡到輿論宣傳教育的義務，這是“以不教民戰謂之虐”。 中國一千年多年前“封建時期”的大臣都明白的道理，為何美國的精英們會不明白呢？揣著明白裝糊涂？
蘇轍還會說，新自由主義者鼓吹的市場經濟本意或許是為了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房貸這種事情有太多、太繁瑣的賬面交易，不免讓下層管理人員擁有過大的審核權力。也由于過程太繁瑣，無法通過政策、法律進行有效地監督。這時你就無法阻止金融界的人員濫用放貸的權力牟取私利。到了要還錢的時候，自然少不了各種各樣的逼債手段。你本意是惠民，最終卻會用逼債讓百姓陷入慘痛的生活劇變中。美國不是有老太太因為住房被收回而自殺嗎？無數夏洛特們因善于逼債得罪了一個人種引發的冤冤相報。試問中國一千多年以前的“封建時期”官僚都預言到的現象，為何美國的精英們會不明白呢？揣著明白裝糊涂？
有人也許會說，也許資本家們犯傻，也許資本家們居心叵測盤剝百姓。但那些不自量力借錢的人，本身也有罪過。他們的貪婪是實實在在的，貸款歷來是自愿原則，又不是被逼的。怪不得別人。
這時又輪到司馬光出來為百姓說話了。人人都有自己的社會分工。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付出了大量勞動，卻只得到很少的報酬，利潤都被“資本”瓜分了。要他們在謀生養家之余在研究學術的課題是強人所難，何況要專家學者做什么？老百姓沒有時間，沒有精力，同時在“專家叫獸”的壟斷之下既缺乏信息也沒有話語權。
這時輿論大肆宣揚“貸款買房就是好啊就是好”，老百姓相信你很容易就接受了。無數人爭當“美 國老 太太”式的購房者。只看見了貸款買房的好處，沒看到還錢時的壞處，總會有人愿意的。貸款一把房價哄抬起來，就算是不愿貸款的人也要負債才能買得起住房。
以前的人住房、教育、醫療、養老都有專門的福利保障制度，與個人的工作、戶籍掛鉤。后來統一改成“和糴法”，福利不直接分到人頭上，而通過提升工資的方法，讓人們自己自由花錢購買。無非是養猴人把朝三暮四的伙食標準改成朝四暮三罷了。
老百姓富有的是“勞動”，住房、教育、醫療、養老都不要；老百姓缺的是“貨幣”，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卻逼著你用貨幣。導致什么結果呢？——在宋朝是“糧食”這種勞動產品相對于貨幣貶值，表現為硬通貨的通貨緊縮；在今天則同樣是勞動產品相當于貨幣貶值，表現為法幣的通貨膨脹。無非又是一層盤剝而已。
感覺意思沒到，再說細致一點。司馬光評價用貨幣“稅”代替勞動產品的“賦”，是“棄其有余，取其不足，農、末皆病。”如今勞動者每天工作十幾小時，動不動無薪加班，“勞動產品”是明顯有余的。而買什么都要花錢，錢偏偏掌握在資本家、銀行家和政府手中，是我們不足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諸如此類的“社會必需品”，則是新時代的“稅收”。人民有勞動，“社會必需品”不要我們的勞動。人民沒有錢，“社會必需品”逼著我們花錢。
如此這般，豈能怪平頭百姓向資本家、政府借入超過自己償還能力的貸款？宋朝，百姓為了交稅到賣土地、賣兒女的地步。現代，百姓為了供兒女讀大學，也到自殺的地步。能有多大區別？
司馬光這“守舊派老頑固”能看到的道理，現代的資本家們、專家叫獸精英看不到嗎？
何況放貸者的權力過大，法律對他們約束的能力就越小。壓力過大，你無法保證他們不濫用權力放貸，更不能約束他們濫用權力來逼債。在宋朝濫用的是政府的權力，在現代則濫用民事法律賦予的權力。
宋朝范縝說青苗法施行，苗還在田里就估值，稻谷還沒收就逼債，則現在助學貸款也是一例。讀書時就判斷他工作的收入，剛畢業還找不到工作就逼著還債，這里面難免會有損害道德、仁義、公平的事情發生。
宋朝青苗法的實施過程中，下級官員拼命擴大放貸范圍與額度，把增加的收入作為自己的政績。同樣的事情難道現代可以避免？美國銀行不是逼著工作人員比業績，哭著喊著求人用自己的房貸，不問對方的償還能力？中國銀行不是逼著工作人員比業績，哭著喊著求別人用自己的信用卡，為業績不問對方的償還能力？美國金融危機的昨天，未必不是中國房貸、信用卡的今天。然而同樣的事情仍然在一千多年前就有過了，從唐朝一直到宋朝。清清楚楚寫在史書里的陳年舊事，老百姓有自己的專業分工，或許不知道，那些專家、叫獸、精英們干什么吃的，憑什么不知道呢？老百姓不知道，資本家難道不清楚？
蘇軾還有問題呢。用放債制度（貸款）代替勞動報酬（被精英冠名為“社會福利”，好像是恩賜一般），即便這樣的制度可以平安施行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之后，誰能保證不碰上貪婪的資本家與腐敗的官吏，把制度的剝削功能發揮到極致？即便最初是自愿貸款，三十年過后，會不會變成強迫貸款呢？現在哪個平頭百姓可以不貸款買得起房子？
綜上所述。宋朝的時候，青苗法剛剛施行，司馬光、蘇轍蘇軾等人就看到了這種放債制度的諸多弊病，說明這些弊病完全是可以預見的。古人可以預見的規律，今天的人本該懂得，有能力不去重蹈覆轍。當然，對老百姓而言是傾覆，對貪官污吏與資本家而已是難得的盤剝機會。以美國金融危機為代表、世界范圍的信貸體系崩潰，證明了他們仍然放任了這個宋朝就被反復辯論過的現象之發生。
有趣的是，用保險、信貸代替制度性福利，當初就是用不帶主觀色彩的“經濟理論”催生的；到了放債、欠債的人都缺錢時，居然大談起道德來。買房負債過重的這些房奴們，果然都是道德敗壞人格缺失的貪婪鬼么？一種制度讓如此多的人被掃入道德不恥的垃圾堆，恐怕也該反省制度自身的道德吧？老莊說掊斗折衡而民不爭，絕圣棄智復歸孝慈，其來有自。
順便再跑題談談王安石變法的一小點問題。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很多，青苗法為首的幾條都有明確的問題。司馬光等人否定青苗法，有理有據，有實踐有調查，是憑著良心的。然而青苗法被大小官吏群起而攻之，“天下皆曰其不可”，這就與法令的效果無關了。
《墨子》中有一個故事。一個弟子棄官不做，跑來 向 老師墨翟訴苦。墨子問人家怎么你啦？弟子說：君主不誠實，答應給我一萬塊的月薪，結果只給了五千，所以我辭官了。墨子問：如果他給你兩萬塊的月薪，你還辭官嗎？弟子說那就可以。于是墨子說，看吧，你不是因為君主不誠實而辭官，而是因為嫌棄待遇不夠高而辭官。
同樣的道理。如果王安石以堅守青苗法為前提，同意放棄權力，并讓那些被他摒棄的士大夫復職，恐怕青苗法早就順順利利成為國策。從唐代到五代十國，無數虐民斂財的弊政被宋朝沿革下來，幾時被全天下的高級官僚群起攻之過？那些反青苗法賣力的地方官向朝廷繳納“羨余”時不照樣洋洋自得？
應該說，整個官僚集團的利益因為王安石變法被損害，這是大多數官僚反對變法的根本動機。所以當司馬光反王安石的路搞改革時，照樣被官僚集團圍攻。后世引發黨爭，執筆修官史的人干脆說靖康以來宋朝的國恥都是幾代以前的王安石改革造成的。
需要注意到，一切損公肥私的小集團，在保護私利的時候都會“舍言欲之而必為之辭”。他們的目的不可告人，但手段要么經過包裝，要么選擇突破口，一定要合情、合法、合理。不善于用墨子的辯證法來思考，很難看出破綻。
想要求本溯源，看穿人心，只能憑人生實踐積累的感覺與經驗，不存在一本說明書教你怎么“推背”。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林彪集團有毛病，連久經考驗的周總理都覺得難以置信。直到問過老實人陳永貴之后，才嘆服“毛主席就斷定他們的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嘛，毛主席真是神了，你不佩服不行啊。”
話說回來，有人相信毛主席斗敗了蔣介石，把美國、蘇聯無數智囊精英耍得團團轉；卻又說主席冤枉了無數知識分子和老革命，是晚年犯糊涂，真是夏蟲不可語冰。
名實不符的“陰謀”手段三千年里一直有，到現在也沒什么改變，三千年之后恐怕也不會改變。舉個最近十年的例子。資改要推行新稅制，要地方頂著罵名搞國企改制、教育改制、醫療改制，諸如此類；然而政令出不了南中國海，怎么辦？相國就得扛著棺材趟地雷陣，為“反腐”不顧身家性命。結果國企賣了，土地賣了，公費醫療賣了，公費教育賣了……唯獨相國的那口棺材沒派上用場。為什么？腐敗官員們都老實執行南中國海的政策去了，哪有時間挖深淵、埋地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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