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秦歷來非儒，視術儒如糞土。及至秦始皇掃平六國，遂有“焚書坑儒”之舉——這是迫不得已的無奈之舉。
強秦素有尚武重法精神。秦國有偉大的商鞅變法，有《呂氏春秋》，有《諫逐客書》，有韓非子的學說，有君臣固守以窺周室的團結精神，有世界最早的軍銜制度，有先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精湛的兵器工業，高超的大地測量技術和造車技術，六國奴隸向往這里，逃亡到秦國成為國家農業經濟主力，糧食生產多了就有行賞，固有的國民成為軍隊的主力，軍功多了就有土地，新興的軍功地主帶動了國家活力。儼然是一個偉大的古代超級大國的形象。這種昂揚向上的氣象，屢遭術儒非議。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詔求賢，六國人才紛紛歸秦，至呂不韋為相，已有門客3000余人，可謂人才濟濟，為秦始皇統一六國作好了人才準備。公元前247年呂不韋令門客兼取道、墨、法、儒、兵、農、陰陽各家之說，匯集成《呂氏春秋》，命秦始皇熟讀作為治國理論。秦王嬴政深諳諸家治國之道，一如前輩，用法、道、兵、陰陽而不用儒。其正確選擇為掃六合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當孔子罵大批逃亡的奴隸，感嘆世道的衰落時，秦國建立了新制度收納了他們，而秦國的國民加入了秦軍，推廣新制度，這是人類社會制度發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商鞅、韓非子、呂不韋、白起、李冰、王翦、李斯等人才和吸引他們的制度交相輝映，秦國還擁有靈活的外交策略，高超的管理水平，完備的軍事制度，加之400多年的不斷擴張，在對外糾紛中，利益總是向秦國傾斜，加上國內生產力的提高，秦國聚斂了大筆的物力和財力，一個超級大國的背后是一群人不懈的努力，是一個民族智慧的凝聚和精神的煥發。雖然秦朝只存在了十幾年，但是秦國的擴張歷史長達400余年，并且導致此后關中地區繼續作為全國中心上千年，以天下十分之一的人口占據十分之六的財富（《鹽鐵論》）。
統一六國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齊魯，封禪泰山時曾召集齊魯地區儒生、博士，共議朝政，“以古非今派”、“厚今薄古派”分別代表復辟和反復辟勢力進行了一場大辨論和政治斗爭。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陽宮大宴群臣，擁護秦始皇實行郡縣制的儒生、博士仆射（博士長官）周青臣認為，廢除分封，改設郡縣，利國利民，可以消除戰爭流傳萬世。反對秦始皇推行法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儒生代表人物淳于越，主張恢復分封制，大封子弟、功臣，不能使“子弟為匹夫”。唐代進步思想家柳宗元《封建論》對這次大辯論的評價是：“其為制（指郡縣制），公之大者也”，“天下之端自秦始。”儒家的經典著作《禮記·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天下為公，是儒家的進步思想，以周青臣為代表的儒家進步勢力，正是為了維護儒家與時俱進品質，才擁護秦始皇推行法家的郡縣制政治管理，而淳于越代表儒家的保守落后思想，主張恢復分封制，以便從中獲得個人和家族利益。即使如此，當時未見開明的秦始皇對淳于越有何懲處。
秦始皇一統六國時，為了收藏高檔戰利品，滅一國建一宮，為的是存留歷史。秦人建六國宮，竟遭到術儒的無端中傷。秦始皇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移風易俗，廢除人殉，修造兵馬俑。秦始皇用俑陪葬，被犬儒惡意中傷為始作俑者。當是時，亦未見秦始皇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說三道四的術儒有何動作。
公元前212年燕人盧生和韓人侯生謀反，公開反對政治體制改革，自絕于剛剛統一的國家，爾后敗走。這令當局無法容忍。始皇一怒為國家，著令御史審問查案，結果查明犯罪儒生共460人，以妖言惑眾“謀反罪”，坑殺于咸陽，又下令“禁私學”，因為私學成為結黨營私，聚眾造反的場所。儒家創辦的“私學”，從一開始就有明確政治企圖——復辟奴隸制政治體制和其他管理體制。難怪法家韓非稱其“二心私學”、“亂上反世”。對這種“私學”，必須察其言而禁其行，破其群以散其黨，堅決鎮壓。秦始皇用丞相李斯之議，“禁儒家私學”。對于謀反儒生，除定為“謀反罪”處死外，其他儒生仍為官為民各司其責。并非“凡孺生均在殺戮之列”，如周青臣仍舊為官；博士儒生叔孫通仍舊授徒，有弟子100余人；儒士陸賈、酈食其，博士儒生濟南人伏生都活到漢代。
可見，焚書坑儒過程中焚的無非是妖言惑眾之術，坑的都是惡意中傷之徒，計有400多人，對學術傳承并無大礙。因此，“焚書坑儒”的確切表述當是“焚妖書坑反儒”。我們不能苛求秦始皇，當年孔子不是剛做了小官就大開殺戒嗎！并且對逃亡的奴隸恨恨不已，這等人物如果坐大，肯定會血流成河。正如 魯迅 先生所說的那樣：“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于過激的。”魯迅可謂一眼看穿了術儒的心口不一。
明白了術儒的無聊和下作之后，就大致理解了始皇帝“焚妖書坑反儒”的真正良苦用心。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最高領導者都不會對暴力謀反者聽之任之。因為對暴力謀反者的放縱，就是對國民的犯罪。秦國的迅速滅亡，不是術儒所歸結的焚書坑儒，而與秦暴政有關。“焚妖書坑反儒”恰恰是為了鞏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地主階級政權，鎮壓奴隸主貴族的復辟活動，這一專政措施為歷代執政者所效法。一直以來，人們因對“焚書坑儒”一知半解，斷章取義，為儒家弟子所蒙騙。現在，是恢復“焚書坑儒”的歷史本來面目的時候了。可見，“焚書坑儒”是鞏固政權、維護統一大業的一種專政管理措施。這種專政式管理措施為后代廣泛應用直到今天。術儒歪曲歷史事實，正是為了掩蓋其復辟奴隸制，阻礙歷史前進的政治目的。
對術儒的儒術，老子最早看透它的弊端。老子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老子·第三十八章》）其大意是：上乘的德不依據世俗的所謂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下乘的德不失卻世俗的所謂德，依此就沒有了真正的德。上乘的德依從無為的法則，因而沒有什么是它不能做的。上乘的仁做了也沒有什么作用。上乘的義做了尚有些作用。上乘的禮做了但民眾不肯響應，只好揎袖出臂強牽引之迫民眾就范。所以人君失卻了道爾后以德為治，失卻了德爾后以仁為治，失卻了仁爾后以義為治，失卻了義爾后以禮為治。因而禮是忠信的微薄，動亂的始端。自以為能先知的，是抓住了道的光芒，而這正是愚笨的始源。因此大丈夫應當居于道的厚實之處，而不居于它的微薄之處；居于道的敦實之處，而不居于它的光環之中。所以去掉那個而取這個。老子對借助于禮、義、仁來進行治理的方法很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抓住了枝末而沒有抓住根本。管理的根本在于無為而無不為，遵循規律來治理。管理上的舍本求末將帶來無窮的禍害。老子之言可謂切中要害，不幸言中，末代儒者的處境，正好是深陷災禍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術儒的儒術是麻醉人民的鴉片，是奴化民眾的說教，它泯滅了人民大眾的正當權利。對這樣反人民的術儒，始皇帝當然坑你沒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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