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一分為二的重新認識司馬遷的《史記》

       科學的一分為二的重新認識司馬遷的《史記》                             　　

                            文／趙自強　　

                                 （一） 　　

我們都知道，西漢司馬遷所著的《史記》，是一部研究中國上古歷史不可缺少的偉大著作。然而，學術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實上，《史記》同時又是一部迷倒中國歷史學家象鴉片象夢幻一樣錯誤多多的偉大著作。因為《史記》的上古部分，十分錯誤的移栽了中國上古歷史地理，使后人陷入了不可自拔的錯誤泥潭中！所以我們至今還不能一分為二的全面的看待這部偉大著作，受其影響，從而更不能使我們正確的認識中國上古歷史的起源問題。

由于《史記》是兩千年前，司馬遷將諸多真實的歷史文獻串在一起，再用自己的主觀猜想撮合的產物，所以它的內容對錯參半，真假合一，既有真理的光輝，又有謬誤的污泥。這就叫我批之不忍，不批嘛，中國上古歷史學就無法正常的正確的研究下去。

在這種大義和小節之間，我寧愿受人責怪，也不愿看著成千成萬的歷史學家跟著司馬遷在死路上瞎跑。因為學者一旦走上了司馬遷引導的死路，那無疑是浪費青春！浪費資金！浪費生命！無疑會損害我們的歷史學研究，損害科學事業的發展，損害真理的形象。由于這些理由，我寧愿得罪司馬遷，得罪他的崇拜者，甚至得罪整個歷史學界，也要反潮流，反司寫遷，反他的崇拜者；也不愿得罪科學，得罪事實，得罪真理。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采取客觀公正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重新審視中國上古歷史的起源問題，重新研究和認識《史記》，并采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批判的繼承中國古代這部十分難得的文化遺產的態度！切莫盲從偉人！盲從司馬遷，盲從《史記》，盲從傳統的歷史學錯誤！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我看到中國歷史學界的先生們，個個都象虔誠的宗教信徒，他們仿佛都一根筋，只有一種直來直去的思想，僅僅了解和承認司馬遷偉大的一個方面的事實，而不知他另一方面犯有諸多嚴重錯誤的事實！所以歷史學家異口同聲的稱司馬遷偉大，卻沒有學者發現《史記》也有嚴重的錯誤！

關于這一點，我們現在可以從王子今所寫的《史記的文化發掘》一書中看到這個事實，因為他為我們搜集了眾家關于《史記》的觀點。從這些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人們說：《史記》“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深于《詩》者，千古之文”，“《五經》之橐龠，群史之領袖”，“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總之，《史記》是中國史學界公認的一部偉大的完美無缺的精典古籍！

（二）　　

然而問題出來了，既然眾家把《史記》吹得天花亂墜，妙不可言，無一瑕疵，十全十美。可是我們為什么持這部偉大而完美的歷史文獻，卻解決不了中國上古歷史里的眾多實際問題呢？為什么考古學家在中國找不到《史記》明確記載的黃帝至夏朝的確鑿歷史物證呢？為什么在中國“盟津（茅津）”、“亳都”、“鎬京”、“雒邑”找不到黃帝至周朝，這2700年來330位古帝的一座真正陵墓呢？為什么中國會出現胡適、顧頡剛、錢玄同這樣堅決否定中國上古歷史的疑古學家呢？為什么中國歷史學家一說到黃帝至夏代的歷史及其古人，就說是神話呢？為什么我們現在還要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尋找黃帝工程”的研究呢？下面，我們就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尋找黃帝工程”，簡稱為：“兩個工程”。　　

其實，我們只要想到中國上古歷史上的這些問題，就應當想到和發現，這恰恰都是持人們所說的“如花似玉”的《史記》的觀點，解決不了的中國上古歷史問題。所以歷史學界，才會出現承認和否定中國上古歷史的兩大對立學派。例如，疑古學派和神話學家，其實都是反歷史的反司馬遷的學派。

因為在中國歷史學家中一派把《史記》的觀點認作“真理”，而另一派則把否定《史記》的觀點也認作“真理”，在這兩種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之下，中國歷史學界實在難于適從，再也搪塞不過去了，這就逼得我國政府2000年下決心啟動“兩個工程”，命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織一群頂尖級的學者聯合攻關來解決問題。但那里知道，八年過去了，學者們今天還未解決問題，依然還是說黃帝是神話人物。

我們可以說，如果中國歷史上的這些根本問題不解決，那么考古學家發現一點上古歷史的新材料，歷史學家就得被動的修改一次先前的“定論”，由于我們這樣反反復復的修改多了，于是人們就發現我們先前的許多“定論”不真實，原先的修改只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權移之計。所以在這種迷茫的學術困境中，我國很多有識之士才期盼“兩個工程”能解決我國歷史學中的這些根本問題！

如果朋友們現在對我上面的行文和觀點，還沒有完全弄明白的話，那么我們再來看看我國一些著名歷史學家對我國糟糕的上古歷史學研究的一些看法，有可能使你提高一些對中國上古歷史問題的認識。

我們看到，　葛兆光　先生在《古代中國還有多少奧秘》一文中指出：

“由于出土的簡帛佚籍，使得清代考據學的求證方法與近代疑古思潮的史學成果連帶它的原則都受到了嚴厲的質問，更使我們從“定論”中得來的古代中國思想圖景發生了裂紋，讓我們重新思索古代中國文明。通過簡帛佚籍對古代中國的重新認識，現在不過是個開端，因為這里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實在是很陌生也很深廣。我國古代學術史由于這些簡帛的發現使已經成為“定論”的古史系統一次又一次地面臨瓦解與改寫。”

　王玉哲　先生在《中華遠古史》一書中又指出：

“尤其是先秦史，由于史料的殘缺，堅定不移，合乎客觀真理的結論是不多的，大多是一種暫時的說法，或者說是一種“假說”，因為有一些大家長期認為堅不可摧，顛撲不破的說法，到后來，由于新資料的發現，卻一個個又被新的結論所取代。”

　    季羨林　先生在《歷史研究斷想》一文中也說：　　

“我自認為是半個歷史研究工作者。五十年來，讀過很多歷史著作，自己也進行過一些研究和探討。但是到了今天……卻忽然像一個小學生一樣豁然開朗，認識了歷史研究中的一個根本問題：歷史，特別是古代史研究中的很多結論，不管看上去多么確鑿可靠，卻只能是暫時的假設，與真正的結論相距極遠。”　　

　葉舒憲　先生在《本土主義與全球化對文化認識的潛在制約》一文中指出：　　

“（歷史學）不易像自然科學那樣……客觀公正。由于人文性研究成果的非實驗性，非量化的局限，后來的研究者不易從科學的意義上對前人的理論觀點進行證實或證偽的檢驗，這就為主觀隨意性的推測與想象力的馳騁提供了廣闊的余地。那種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就成了人文學科研究中常見的困境……這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缺乏規范和客觀標準的局限性所在。”　　

張巖在《“山海經”與古代社會》一書中說：　　

在新近出土的“簡帛佚籍”中還有一些沒有發表的材料。據說，這些材料可以直接證實一些早已被“公認”為“偽書”的古文獻并不偽，可以使一些“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昭雪”。果真如此，似乎很有必要對此作些認真的“反思”：是文化的問題？還是學術的問題？導致“冤案”成為“鐵案”，并且得到“公認”。這本身便說明了在傳統的學術研究方法上，存在著極大的缺陷。從“舊疑古派”到“新疑古派”，構成了我國學術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場“運動”。　　

（三）  　　

我們從上面葛兆光、王玉哲、季羨林、葉舒憲，張巖，這些著名學者的話里遺憾的看到，《中國上古歷史學》中的很多“定論”和“原則”，其實就像水上的浮萍一樣，常常隨著考古發現的新出土的文物而改變，沒有一個“堅定不移的客觀真理存在”！我們要知道，這些話意實際上已經告訴了我們，所謂的《中國上古歷史學》，其實是一門非常糟糕的，很不真實、很不科學，離客觀真理“相距極遠”的學問！　　

于是人們就要問了，這門歷史學為什么會搞得如此糟糕呢？其問題的根源在那里呢？我們　從葉舒憲　先生分析的情況來看：這是因為《中國上古歷史學》缺乏“實驗”和“量化”，不能“證實或證偽的檢驗”，而“這就為主觀隨意性的推測與想象力的馳騁提供了廣闊的余地”。所以我國歷史學界就產生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混亂“困境”，而要打破這種混亂迷茫和不科學的局面，就必須建立一種大家都能接受的“規范的客觀的標準”！　　

顯然　葉舒憲　先生的這段話是正確的！但問題又來了，這個檢驗史學對錯的學術“準標”是什么呢？　葉　先生沒有說，這就要我們去想。我認為，在上古歷史學研究中，檢驗真理的標準，那就是　王國維　先生早就提出來的“二重證據法”！　　

這種方法不管歷史學理論究竟是“偉人”，還是平民提出來的；也不論它有多少人支持，只要他的理論有吻合的文獻和文物證明，那它就是真理；反之，那它就是謬論。因為我們要把上古歷史問題敘述清楚，唯有象“連環圖”那樣上圖下文，互相說明，環環緊扣，才能有效的客觀的進行比較檢驗，才能一針見血，才能一目了然。這一研究方法，才能真正打破濫竽充數的學者，胡思亂想，胡說八道的自吹自擂，自欺欺人，使我們的史學研究成果真正有一個大致規范和統一的檢驗標準。　　

有了這個客觀標準之后，我們再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史記》，我們就會忽然發現這部曾被人稱為妙不可言的 “偉著”，其實也只能得50分！為什么說它半對呢？因為它只有一半的證據，那就是文獻；還有一半的證據，文物在那里呢？司馬遷沒有舉證。這就是說，《史記》是一部照貓畫虎，把收集到的史料按時間順序抄在一本書上，再潤色一下的古籍。而關鍵是，各種不同的古籍，究竟是在那里寫的，記載了那里發生的歷史事情呢？他不分青紅皂白，憑自己的想象全認為是在漢武帝統治的中國，這個地方發生的歷史！司馬遷的這一說法，是否正確呢？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要完成的“證實”或“證偽”的“檢驗”工作。　　

（四）　　

二十二年來，我既按《史記》提出的“中華文化本土起源說”，在中國尋找有關“炎黃”的物證，當無果之后；我又根據基爾什爾的“中華文化埃及起源說”，到埃及資料中尋找有關“炎黃”的物證。當我把正反兩種方法一用，這就天賜良機，用逆向思維的方法，在埃及資料中找到了諸多關于“炎黃”的物證。　　

這就證明了中國上古歷史問題，關鍵是司馬遷《史記》的問題。因為司馬遷研究中國上古歷史問題時，他犯了嚴重的移栽歷史地理的錯誤，他用單一的文獻資料，加聰明的才智，杜撰了一個“中國文化本土起源說”的理論。這就使他以后兩千年來的歷代中國歷史學家都在他的錯誤思想里打轉，至今還不能自拔。因而人們又要問了，你有什么證據可以證明他的這一錯誤觀點的存在呢？　　

因為我發現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明確說道：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者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現在我們通過研究這段史料知道，司馬遷產生“中國文化本土起源說”的錯誤原因是，他讀了古籍之后，用了很多時間，并且多次考察了漢武帝統治的中國的鄉土人情，從“長者”那里聽到，他游覽的地方就是“黃帝、堯、舜”曾居住的地方。這就是司馬遷“周遊列國”盜聽途說得來的“中國文化本土起源說”的根據。但糟糕的是，由于歷代史家具有和司馬遷同樣的科學和歷史知識的局限，以及顧及司馬遷的偉大名聲，認為他的“假說”是無需驗證的客觀“真理”！因此，沒有人去做那種看似愚蠢的驗證他“假說對錯”的工作。在這種唯“偉人”之說是從的奴隸思想支配下，在德國學者基本什爾等人提出了“中華文化埃及起源說”之后，也沒有觸使中國歷史學家重新思考司馬遷的“假說”是否正確。相反，我國還有一些學者盲目聲討“洋鬼子”的正確猜想。　　

（五）  　　

我們從這段文獻里還可以看到，司馬遷憑借單方面的文獻證據，和他在漢武帝統治的中國所作的有限考察，他就斷定，早他三千年的“黃帝、堯、舜”的故鄉在中國境內！而他所例舉的見聞“憑證”卻是“長者稱”、“風教殊”、“觀周文”、“不離古文者近是”。這樣一些空洞的虛浮之辭。而憑這些，司馬遷就認為他“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假說“不虛”！相反，司馬遷卻對那些他認為“不雅馴”的史料都“擇”“并”拋棄了，這就使很多古帝真實的歷史資料被司馬遷篡改和刪除了！　　

由于司馬遷不了解《尚書》、《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國語》等古籍都非中國古人在中國所著之典籍，而是中國古帝建都“外國”的埃及、耶路撒冷、巴比倫所著之文獻。所以司馬遷不知道，這些文獻記載的皇名、人名、國名、地名、山名、水名、物名原本都在“外國”；后來中國古帝遷都，這些文獻和這些“外國”的皇名、人名、國名、地名、山名、水名、物名也就隨著遷徙的中國人帶到了中國。所以，這些文獻典籍記載的種種中國上古歷史事件，原本都是在“外國”發生的。　　

可是司馬遷不明事理，盲目把中國古帝建都“外國”寫的文獻，都當成在中國寫的文獻。后來的史家不辨是非的，就把《史記》種種“移栽歷史地理”的錯誤，當成真理繼承了下來。其實面對錯綜復雜的中國上古歷史問題，在司馬遷那個時代，光靠文獻資料，加聰明的腦袋，是不可能真正說明和解決中國上古歷史問題的。　　

因為司馬遷生活的那個時代，既沒有《世界歷史學》、《世界地理學》，也無《考古學》等等學科資料借鑒比較。更無現代科學和通訊設備了解世界各地的山川地理和文物信息。因此司馬遷在研究中國上古歷史時，就無法得到古帝遺留在故鄉——埃及的各個文化遺址中的文物信息的支持。這樣司馬遷就發現不了“炎黃”故鄉在埃及的歷史事實。　　

遺憾的是，盡管《山海經》用文字記載了中國古帝在埃及建造金字塔陵墓葬身的事實，并且還配有相映的金字塔的圖譜。晉朝的陶淵明和郭璞都見過這些“圖”；并且還寫了“圖贊”。可是，由于歷史和科學的局限，司馬遷以來的史家，除了見過祖傳的“圖書”之外，都沒有親眼見過文物——埃及金字塔帝陵。故他們對著“圖書”，卻讀不懂文獻記載的“山”和“圖”，其實就是中國夏帝在埃及建筑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的文和圖。　　

（六）　　

除此之外，在《周易》里還有兩幅描繪埃及金字塔的立體俯視圖，這就是“河圖洛書”。我們從《夏易》殘存的文字中還看到，古人稱埃及金字塔文物群為：《連山》和《三墳》。　　

可是，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司馬遷無法將《山海經》、《易經》記載和描繪的埃及金字塔“圖文”和金字塔文物進行比較研究。這就使古代“偉人”孤立的在“圖書”里猜想，不能躍升到具體的實證中去，這就無法讀懂文獻，認識真理。　　

而我們又因《山海經》中的金字塔圖譜在晉朝末年失傳了，以及受到司馬遷的“中國文化本土起源說”的錯誤影響。陰差陽錯，使古今中國歷史學家都無法將《山海經》、《易經》記載的“圖文”和埃及金字塔聯系起來對照研究中國的上古歷史。因此，我們才難于接近事實真相和發現真理！而這正是司馬遷以來的歷代史家脫離文物，孤立研究文獻，造成的遺憾結果！　　

然而，多少代人失敗的經驗教訓，教誡和觸使我從反面研究非洲的文物資料，從而發現了《山海經》、《易經》、《史記》明確記載的劃時代的標志性的紀念黃帝的歷史文物——“昆侖天柱”、“軒轅之臺”，紀念西王母的歷史文物——“十二玉樓”，在埃塞俄比亞被考古學家發現了！紀念“炎黃之戰”的歷史文物——《戰場調色板》；紀念“黃帝蚩尤之戰”的歷史文物——《納爾邁調色板》；紀念“黃帝娶雷祖”的歷史文物——《納爾邁權標頭》，在埃及被考古學家發現了！紀念“顓頊共工之戰”的歷史文物——《蘇丹戰爭巖畫》，在蘇丹被考古學家發現了！紀念夏禹、啟、太康三帝的《三墳》——吉薩三座大金字塔！在埃及被考古學家發現了！紀念“有易殺王亥”的歷史文物——《奪牛圖》，在南非被考古學家發現了。以及中國甲骨文金文的原型，在埃及底比斯被我們研究發現了！這些確鑿無疑的文物證據證明了：中國上古歷史確實是發源于埃塞俄比亞一一昆侖山，然后遷徙到埃及，再遷徙到以色列，再遷徙到巴比倫，再經印度遷徙到中國來的！　　

我通過研究中外這些對映的文獻文物發現，如果沒有中國上古歷史文獻，如果沒有相映的在“外國”發現的中國上古歷史文物，那我們就無法確定中國上古歷史最早發源于埃塞俄比亞等“外國”的歷史事實！所以研究中國上古歷史，缺乏文獻文物任何一個方面的資料，都會產生孤掌難鳴的困境，歷史之謎，也就因此造成千古難解！而中外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恰恰都是只掌握了“半邊知識”，片面的研究和認識中外上古歷史的學者，這就造成了中外許許多多的千古之謎！　　

（七）　　

這就說明文獻文物兩者，確實象“連環圖”中的圖文，在研究上古歷史問題上缺一不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當然，如果有人硬要我從文獻文物兩者中再說誰重誰輕，我認為，文獻可能更重要一點，因為文獻對歷史能記載得更祥細一些！所以黃柏寧、宮玉海、趙自強讀《山海經》，蘇三讀《圣經》，1996年北京大學《易經》課題組讀《易經》能發現中國上古歷史起源于埃及的事實，盡管他們大多數人僅僅是根據文獻猜想到的，缺乏相映的物證證明，但是他們的猜想卻是那樣的正確！再說我們讀長篇小說，完全可以離開圖領會作者的思想，重溫作者的經歷，并象看見真山真水一樣！這些事實都說明文比圖更能反映問題！但勿須質疑的是，一本圖文并茂，盡善盡美的書，顯然更能叫人明白事理！　　

我們再回到中國上古歷史問題上來，這就是說，造成司馬遷認為“中國文化本土起源”的主要錯誤根源是什么呢？我認為，那就是古代的戰爭！因為戰爭造成了中國上古歷史發生了四次跨國跨洲的國都大搬遷。例如，“黃帝遷冀”、“古公遷岐”、“平王東遷”和“秦公東征”。這就使司馬遷和我們遠離了“炎黃”古帝的時代，遠離了“炎黃”古帝的故國，遠離了“炎黃”古帝的文物，故他和我們不知古典文獻記載的“炎黃”至夏商的歷史和文物主要在埃及的史實！　　

現在我們從中埃兩國文獻文物和古文字上看到，一部《史記》其實也可以作一分為二的評價，應當說它既有正確的一面，同時又有錯誤的一面。《史記》偉大的地方是：它系統的記載了黃帝至漢代，這三千年來的中國上古歷史，為我們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獻，并從秦獻公建都中國咸陽至漢武帝，這段歷史都記載得十分正確，而且文筆非常優美。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稱道和敬重的地方！但是，司馬遷把秦獻公以上的歷代中國古帝在“外國”的埃塞俄比亞、埃及、以色列、巴比倫建都筑陵的歷史，統統誤認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歷史。這就犯了移栽歷史地理的重大錯誤。　　

而司馬遷的錯誤，客觀的講，不是他不努力，也非他智慧有問題，而是在當時的國際環境、科學條件和文物資料的局限下，是他當時不可克服的錯誤！因為司馬遷生活的那個時代，既沒有《世界歷史學》、《世界地理學》，也無《考古學》等學科資料借鑒比較。更無現代通訊設備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遺址和文物信息。所以他無法得知古帝遺留在故鄉——埃塞俄比亞、埃及、以色列、巴比倫各個文化遺址中的文物資料。這就是說，在2100年前的科學和歷史條件下，司馬遷不可能真正完成一部跨時空，跨國界，并且又缺乏物證證明的具有完全科學意義的歷史著作。　　

（八）　　

我們再從主觀上來講，司馬遷的錯誤，一是，受了他父親的影響，二是，他太自負了。他從小在父親的熏陶下，少年得志，想完成他父親的未竟事業，寫一部完整而系統的中國歷史著作。于是他跟著父親在漢武帝統治的中國考察了20余次，可謂非常勤奮。就這樣，他的信心足了，沒有把孔子的“夏商不足正”，屈原的《天問》放在眼里。他憑著自信、智慧、豐富的文獻資料、道聽途說的傳聞，和妙筆生花的散文筆調寫完了“一家之言”——《史記》。　　

他在《報任安書》中說，他要把《史記》寫成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最好著作。當然這是他具有大智慧、大寫作才能，并盡了最大努力的良好愿望。但是具有這些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兩千年前，他所處的時代既打不破國界的限制，“出國去考察研究”，又缺乏文物和科技資料佐證。就這樣，他無法將中埃兩國文獻文物進行比較研究，自然其學術成果無法得到物證的支持。所以他只能憑單方面的文獻去推測過去的歷史，這種推論究竟對錯也無法得到驗證。在2000年前，他唯一的研究辦法就是努力的去讀、去想、去寫。但他讀的文獻是否正確理解了？想法是否符合真實歷史？寫的東西是否正確？這些關鍵問題，在他那個時代都無法得到驗證！所以在歷史和科學條件的制約下，他想“通古今之變”，是無能為力的！所以，他只能憑借單方面的文獻史料加聰明才智寫完《史記》。　　

而這恰恰開了用單方面的文獻資料，加唯心的推測，撰著中國上古歷史的最壞之頭。從此《史記》害得他以后的歷代中國歷史學家都在他的謬誤中打轉。這就是說，司馬遷實際上既給中國歷史學家帶來了一部分正的歷史觀念，同時他又誤導和坑害了2000年來的歷代中國歷史學家。這就是中國歷史研究中的真正哲學！不了解或沒有認識到《史記》這一事實的學者，在歷史和考古研究方面沒有不犯錯誤的！　　

因為作為一部具有科學意義的史書，不僅須要敘史正確，同時，還須要敘述古國、古都、古帝陵墓在中國或世界上的正確地理位置。如果張冠李戴，移栽地理，就會把中國上古歷史地理弄得牛頭不對馬嘴，面目全非。而司馬遷恰恰就犯了這樣一個致命的大錯誤，第一個把秦獻公以上的中國古帝建都筑陵于埃塞俄比亞、埃及、耶路撒冷、巴比倫的歷史，統統說成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歷史。這就是他“一家”提出來的“中國文化本土起源說”的錯誤要害。　　

                       （九） 　　

除此之外，《史記》還有很多附帶的錯誤。下面，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談談這些問題。　　

第一，司馬遷在《五帝本紀》中犯了一個嚴重的刪除大量古帝歷史的錯誤。他按照《國語·魯語》所云：“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的原則，把三個不同王朝的偉大古帝：黃帝、顓頊、嚳、堯、舜，合在一起稱為：“五帝”。這些古帝雖然真實，但他錯就錯在把其他對社會貢獻較小的古帝的史料都刪除了，連一個名字也不留，這就使中國人錯誤的認為那段歷史里只有這“五帝”，沒有其他古帝。然而，我通過研究埃及上古歷史發現，黃帝，其實是埃及第一王朝第一代法老米恩；顓頊，其實是埃及第一王朝第三代法老吉爾；嚳，其實是埃及第二王朝第一代法老海泰普；堯，其實是埃及第三王朝第三代法老佐塞；舜，其實是埃及第三王朝第七代法老哈巴。現在問題出來了，原來埃及這三個王朝共有大大小小34位古帝，而《史記》只記載了其中的5位古帝，還有29位古帝被司馬遷“擇并”拋棄了，這就大大縮短了中國的歷史沿革。　　

第二，司馬遷在《夏本紀》里編造了一個“關公戰秦瓊的故事”，硬把堯、舜、鯀、禹四人，弄到一起合朝為君臣關系。而他恰恰不知道，這四個人其實都是名震天下的天子，而且是兩個不同王朝的隔了十來代的天子，他們不可能相遇，更不可能同朝為官。但是，我們誰能想到“偉人”會犯這種低級錯誤呢？　　

故事到此并沒有結束，司馬遷接著胡思亂想的把摘掉皇冠的鯀放到堯手下打工，并叫鯀去治水，結果失敗了，堯一怒之下，命令舜把鯀殺掉，葬于羽山。這種瞎編亂造的故事真虧司馬遷寫得出來！我從埃及歷史上看到的事實真相是，鯀是埃及第四王朝開國皇帝，名叫：斯尼弗魯，他在文治武功上多有建樹，還派兵攻打過南方的蘇丹，這就是《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載的：“鯀攻程州之山”。第四王期是埃及最強大、最繁榮的一個王朝，禹則是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代法老胡夫，他是接鯀的班的。　　

（十）　　

第三，司馬遷在《夏本紀》里說：“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珠，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　　

這段顛倒是非的胡扯，曾使中國人認為禹是一個公而忘私，勤勞樸素，艱苦治水的模范皇帝！由于這種誤導使中國人對禹敬佩有加！然而歷史真相又是如何呢？其實這段文獻里的“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就是禹命諸侯和百姓為他建造“積石山”，即埃及最大的金字塔。　　

這個工程的程序是這樣的：禹命人在墓地挖一個巨大的深坑，再用巨石在坑里一層一層的搭建逐級向上收縮的金字塔。當金字塔建成后，再用古代水泥——“息壤”粉刷塔面，然后用金箔包裹、金銀珠寶裝飾，最后挖一條渠道引河水把金字塔圍起來，使陵墓座落于大湖中間。　　

所以《山海經·海內經》云：“有九丘，以水洛之：……武夫之丘”。《海內西經》云：“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同時，這一事實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也有記載，文獻說：“岐歐普斯（禹）建好陵墓之后，還用水把陵墓圍起來，水是從尼羅河一條水渠中引過來的”。又說：“凱普倫（啟）也不象另一座金字塔那樣有河渠把尼羅河的河水引過來，而是通過人工修建的一條水道把河水引進來的；河水繞流一個島，而他們說岐歐普斯本人便埋在這個島上”。《歷史》還批評禹啟說：“埃及曾有106年是在水深火熱之中……人們想起這兩個國王時就恨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他們很不愿意提起他們的名字，而用牧人皮里提斯的名字來稱呼這兩座金字塔”。這就是中國夏朝的歷史真相啊！這就是真實的社會科學啊！　　

（十一）  　　

第四，我再說說《封禪書》的問題。司馬遷在這篇重要文獻中對錯不分的把很多史料塞到一起，這不僅不能充分的進一步的說明問題，相反，還使他到死也不明白“封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他可能會按照《周官》的說法爭辯，“封禪”就是“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其實，這只是東周以來中國國都再次從耶路撒冷（今以色列境內），遷到巴比倫（今伊拉克境內）。因中國地理再次發生變遷產生的一種誤解。由于這種誤解使秦始皇、李斯、漢武帝、司馬遷都跑到山東泰山去拜天地，祭鬼神，求風調雨順，社稷豐登。由于李斯和司馬遷，這樣一些最偉大的大學問家當時對這種祭天儀式沒有異議，后來也沒有學者對此提出疑問，所以這種儀式也就這樣被確定了下來！　　

然而，“封禪”的歷史意義和真相究竟是什么呢？為什么中國古人要在皇帝閱覽的《太平御覽》中收集10頁紙，42條關于“封于泰山，禪于梁父者，七十二家”的史料呢？為什么《山海經》、《管子》、《河圖真紀鉤》、《尚書中侯》、《禮記》、《春秋漢含孳》、《孝經鉤命決》、《五經通義》、《漢書》、《續漢書》、《東觀漢記》、《典略》、《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晉書》、《隋書》、《唐書》、《宋書》要不厭其煩，連連不絕的記載這種事情呢？我為了能正確的回答這些問題，我潛心研究了二十二年才發現，這一儀式的原始意義，原來并非“祭天地”，而是中國古帝在埃及金字塔帝陵下祭悼先帝，并要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偉大的祖先！　　

而為什么說，“封禪”是“祭祖帝”，不是“祭山”呢？關于這個問題，我從《山海經》研究中發現，這里的“封”是封閉和埋葬的意思；“禪”是安息的意思。“太”即“泰”的同音假字。故“太山”即“泰山”的訓詁；“梁”指“梁山”。關于這一點，我們從《詩經·韓奕》記載中看得很清楚：“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這里的“甸”，就是“建”的意思。所以這里的“太山”、“泰山”、“梁山”，三名都是指古帝在埃及建筑的高大如山的埃及金字塔帝陵的異名。再說這里的“父”，就是指父親，也是指先帝。“七十二家”就是指黃帝至夏末，這1500年來，中國上古歷史上功勛卓著的最偉大、最值得后人紀念的七十二位古帝。因此整段史料的意思就是說：埋葬和安息在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中的偉大古帝有七十二位。　　

（十二）　　

此外，《封禪書》還反復記載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而這些史料又與古帝在埃及金字塔下祭祖有何關系呢？我研究發現，這里的“江”，原來并非指我國長江的江，而是指流涇埃及金字塔陵區的“西河”，即尼羅河西面的一支由黃帝開挖的人工運訶。　　

關于這一點，《山海經‧大荒北經》云：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名）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　　

這段文獻的大意是說：　　

有一座叫系昆山的埃及金字塔，它的名稱同時又叫共工之臺（因為埃及金字塔是由一層一層的四方形平臺逐級往上收縮疊建而成的，因而得名），狩獵者打獵都不敢向北面射箭。有一個人身穿黑色的衣服，她就是黃帝的女兒，名字叫“魃”（也就是《圣經》記載的“示巴”，而“示巴”正是“魃”的緩讀。也就是說，“魃”和“示巴”是同一個人的兩種不同記載。）蚩尤制造先進的金屬兵器攻打黃帝，黃帝就命應龍進攻冀州（埃及古名）之野。應尤在尼羅河上游筑堤畜水，以便用水攻戰術沖淹下游的埃及。蚩尤得知應龍的戰術之后，就請來風伯和雨師，刮大風雨，使大壩無法修建。黃帝得知后，就命他的女兒，魃率娘子軍下山助陣，趕跑了風伯雨師，風雨停了，大壩修好了，黃帝命開壩放水沖淹冀州，蚩尤就這樣被黃帝擒獲殺了。盡管蚩尤死后，但他的部下和國民還是不服，經常叛亂造反，所以魃還是不能還回老家昆侖山（即今埃塞俄比亞），戰事逼得魃沒有辦法，只能居住于久不下雨的冀州（埃及）鎮壓叛亂。叔均把這件事告訴了黃帝，后來在冀州的治安好轉之后，就命魃重上昆侖山，鎮守赤水之北的地方（今天考古學家在埃塞俄比亞發現的十二棟精美石屋，即魃的十二玉樓）。叔均就做了第一任主管田地的農業部長，這個時候第一代西王母——魃去世了。然而要想再發展，就要命令眾多黃帝族的巨人（神）向北發展，并且要在西面開挖一條河道，再修支流和溝渠，才能畜水進行灌溉和農作。　　

《史記‧五帝本紀》云：　　

“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殺蚩尤。而諸候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云名，為云師。置左右太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而《史記》中的這段史料，是歷史走過了三千年之后，由司馬遷根據《山海經》等各種史料“合并”來的產物。它的大意是說：　　

蚩尤叛亂，不聽黃帝的命令。于是黃帝就向諸侯征集軍隊，和蚩尤于涿鹿之野打了一仗，并擒殺了蚩尤。從此諸侯就承認黃帝的天子地位。世界上凡有不服從者，黃帝就去進剿，平定之后他就離去，開山通道，沒有過一天安寧的日子。他東面到了海邊（這里的東海，不是我國東邊的太平洋，而是指埃及東面的紅海。）并登了丸山和岱宗。西面到了空桐，登了雞頭山。南面到了尼羅河上游，登了熊湘山。北面打到了埃及（因為“葷粥”即“埃及”的標準音譯），登了釜山，并在涿鹿附近建立了城池。由于蚩尤的舊部還常常叛亂，這就使黃帝不能不經常在上下埃及來回住守，以部隊為營衛。官名就以云命名，所以稱為云師（因為埃塞俄比亞是非洲大陸最多云雨的地方。所以《山海經‧大荒南經》稱埃塞俄比亞為“云雨之山”。由于這一著名特點，所以黃帝用“云”命名他的下屬官員。）并置左右太監，管理全世界的事物。世界太平了，巨人族就在河水環繞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下祭祀祖先。并獲得了寶鼎，他們根據太陽的光暗預測事情。還推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等四人管理國家的事務。順著天時地利按排農活，進行占卜，了解人生死存亡等疑難事情。按時播種作物，馴化鳥獸蟲蛾，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情況，修建水利工程，開挖礦石進行冶煉，還教民節省使用水和木材等等，黃帝非常勤勞，耳目心力沒有停的時間。因為黃帝原本生活于黃土高原的埃塞俄比亞，所以稱為黃帝。　　

我們通過以上的研究，現在知道了，這里的江指尼羅河埃及西邊的西河，這里的“淮”是“環”的同音假字，非我國安徽的淮河，而是指《山海經》記載的環繞金字塔帝陵的護陵河。《山海經·海內經》有“后稷葬山，水環之”可證。再說“一茅”，即比喻一座埃及金字塔帝陵；“三脊”指一座金字塔，有三條可見到的棱角邊。這里的“籍”是“跡”的同音假字，指文物古跡。“白茅”，即用白色石灰石建造的金字塔帝陵。“神”指夏帝；“神籍”指夏帝建筑的金字塔古跡。　　

而《封禪書》中，把中國古帝在埃及建金字塔和祭祖，這兩件事情都記載得較清楚的是這段史料：　　

“臺皇……一曰：天主，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于澤中圜丘……皆在北齊，并勃海。”　　

這段短短文獻的意思是說：中國古帝既稱“臺皇”，又稱“天主”，他的祠廟必建于高大如山的金字塔的下面，小金字塔的上面，在命運為：吉時時，在陵區的南面，而祭祀先帝的地方一定是在湖水中間的金字塔帝陵的下面。而這個金字塔帝陵群，就建在埃及的北面，靠近地中海的地方！　　

但十分遺憾的是，這些歷史真相都因物換星移，時過境遷，故國遙遠，山河全非，使中國人心目中早已沒有故鄉那些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的影子了。所以中國歷史上最大、最基本的“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這樣的祭祖大事，就連“偉人”司馬遷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秦始皇、李斯、漢武帝、司馬遷都跑到山東泰山去拜天地。事實上，他們都把山東的泰山，當成了《山海經》和《管子》等歷史文獻記載的“泰山”。顯然他們在這里被相同的名稱蒙騙了，犯了“對號入座”的錯誤。而實際上一個“泰山”是指中國山東自然形成的大山，另一個“泰山”是指中國古帝在埃及建筑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皇陵。我敢說，直到現在中國還沒有第二位歷史學家真正明白“泰山”的另一種含義是指我們祖先建在埃及的金字塔帝陵的名稱！　　

從這里我們應當反省和檢討一下，因為國都變遷，歷史斷裂，中國上古歷史學和《史記》中到底還有多少這種似是而非的重大歷史性錯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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