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話前言：本人罹患多種較嚴重的身體與心理疾病，語言文字能力受損嚴重。這段文字本來打算放在一篇文章中講述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結果明顯跑題，越跑越遠，直到無法糾正回來。變成了一篇邊寫邊想的筆談。不過也在跑題過程中談到了許多自認為有價值的想法。故單獨作為一篇筆談形式的雜文，用來記錄觀點，不拘泥文章形式，留作紀念。文中許多觀點仍在整合、詮釋之中。希望有能力盡快完整地、系統地論述之，實現一大心愿。
歷史上創造文化藝術的人一直存在著兩種類型。一種人運用文藝工具的能力遠大于他們實踐的能力；另一種人，來源于實踐的體驗遠多過文藝審美的體驗。用古人的話說前者是文勝質，后者是質勝文。“文”適合教育與傳承，適合“做人”；“質”則適合實踐與應變，適合“做事”。兩者都很重要。
由于私有制條件下，成本昂、貴的文化藝術工具必然與政治、經濟方面的特權掛鉤。所以文勝質的人往往政治、經濟地位較高，對某種文化藝術的形式占據壟斷的地位，這些人現在稱作“精英”。質勝文的人通常政治、經濟地位較低，具體的實踐雖多，卻只能接觸到最廣為流傳的文化藝術工具。這類人現在稱作“群眾”，有時也被莫名其妙地叫做“草根”。不同階層的人在政治、經濟上存在巨大差別，導致了人的認知能力與實踐經驗被分割開來，“文質彬彬”的人其實很少。
于是歷史上的文藝盛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往往是由 “精英”階層與“群眾”階層共同創造的。兩者的風格自然截然不同，可以從文與質的角度看出差別來。一種傾向于形而上學（復雜的語言工具），一種傾向于辯證法（簡單明了，因人設對）；一種傾向于理論（能夠脫離實踐），一種傾向于現象（依賴實踐經驗）；一種傾向于作（面向專業人士，可以按規則自創語言體系），一種傾向于述（盡量從對方的語境與知識出發，力求易于理解）。造成這些差別的并非文化本身，更重要的是進行文化行為的人所扎根的政治、經濟土壤。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正在經歷著新一輪的百家爭鳴盛況。許多必要的客觀條件在同一個時代具備，非常的難得。其中最關鍵的一項應該是互聯網的興盛，打破了政治、經濟特權對許多關鍵文藝工具的壟斷，同時創造了一個低成本而龐大的信息平臺。這個時代的百家爭鳴必將由“群眾”路線主導，必將傾向于辯證法，傾向于現象，傾向于“述”。
事實如此。互聯網催生了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博客、播客、bbs、論壇、貼吧、網絡小說……每個領域都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對應的形而上學思考、理論研究幾乎是空白，完全跟不上。而且新生的文化也憑借時代優勢，擠占經典的生存空間，排斥傳統文化的話語權。這反而削弱了文化、輿論對人的影響力，虛無主義就以某種姿態復活。在我們這個時代，虛無主義便是娛樂至上的后現代文化。這個結果既不利于優秀傳統文化的發揚，也不利于新生優秀文化的傳承。
身處一個爭鳴的時代，我們既可以體驗古人爭鳴的感受，又可以用歷史的視野反省自己的未來。歷史上絕大多數的優秀思想都在傳承的過程中亡佚了。上古的詩、書、禮、樂相當繁盛，但流傳于世的只有儒家傳承下來，為教育服務而系統處理過的少量篇章。先秦一些影響力較大的思想者例如惠施、慎到、公孫龍等人，他們的言論只能從莊子、荀子等人的著作中只言片語地拼湊。后漢史書有十幾家，到現在絕大多數都只能在陳壽三國志的裴松之注中看到。相比之下西方文明的歷史傳承還要差得多。
這是因為文化有多種功能，必須應對不同的功能而具備獨特的形態。同樣的思想可以用詼諧幽默來表達，也可以嚴肅地論述；可以引經據典，也可以嬉笑怒罵。大略可分為表達情緒、交流思想、娛樂與傳承等多種形態，在此不必深究。只要知道一種思想文化若要傳承下去，一定要具備適應于文教的形態。
我最初的意見本來很簡單，不知道怎么回事說了許多廢話。總之這個時代的文化有“質勝文”的特點，一定要有人來做“文”這方面的工作。把爆炸的信息量做系統化、理論化的處理，利于傳承，擴大影響力；又要使之符合現代百家爭鳴具備的“群眾”路線的特點。
人類文明的歷史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
——西方文明有作而不述的傾向，中國文明有述而不作的傾向。西方的思想家動輒設計一套專業領域內包羅萬象的體系，用符號語言、形式邏輯建立起形而上學的理論；往往也因此脫離具體的實踐。哲學如此，宗教如此，科學如此，甚至文學藝術界也必定有許多套批判理論。只有經歷語言工具的專業培訓，才能進入閱讀和寫作的圈子。形式邏輯是西方文明傳承信息與知識最主要的工具，是他們“文”的傳統。這也是因為西方文明是“精英”文明。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藝、娛樂——幾乎每一個方面都要由擅長復雜文藝工具、擁有政治經濟特權的“精英”階層來傳承與發揚。
中華文明則自先秦開始就普遍有述而不作的傾向。孔、墨、老、莊、孟子、韓非等都有不愿說太多話的感慨。形式邏輯墨家、名家都用過，結果他們沒有成為中國文明的主流。這是由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決定的。古代中國，基層社會的主體是“民”， 西方基層社會的主體是“奴”。所以中國的普通人擁有的政治經濟權利更高。古代中國的既是安土重遷的農業文明，又有宗法制度，聚落里的人不是同姓便是姻親，甚至有十世同堂。所以中國的民間社會歷來有集體經濟的性質，例如鄉學、社戲、兵役與賦稅聯保等等。因此普通人能得到的文化教育也遠比西方普通百姓高。古時四民“士農工商”，都有符合自己階層的文藝工具。
一切智慧都來源于實踐。所以西方由少數文藝“精英”承擔起一切領域的重任，卻長時間因為脫離實踐而不堪重負，使得西方文明在科學技術等等各個領域長期落后于東方文明。這是“文勝質”的缺點。
中華文明因為各個階層都掌握了文藝工具，所以利于信息與知識的總結和交流。中華文明也因此傾向于實踐而非理論，并且很長一段時間在各個領域都領先于其它文明。一切智慧都來源于實踐。創造文明歷史的是實踐中的人，有可能是所謂精英，但更多的實踐來源于群眾。只有在群眾用自己的智慧為自己創造幸福的時候，文明才會出現真正的繁榮。絕圣棄智，民利百倍，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士農工商互相之間使用的文藝工具迥然不同。士人寫雜文，文人歌詩賦，農工商則多用俚語、口訣、歌謠等形式來傳承文化藝術科技。這種“群眾基礎”直接導致辯證法的思維方式成為主流。形而上學必須面對經過專業語言培訓的人才能交流，而辯證法對所有人都可以交流，而且因人而變。
于是中國的學者形成了適應群眾路線、適應辯證法思維的“述而不作”的文教傳統。《國語》、《春秋》中還普遍是士大夫的形而上學論證，從戰國時期以后，諸子百家講道理開始大量使用史實、故事、寓言說理，盡量避免形式邏輯。喜好形式邏輯的“名家”曇花一現，言語雖“辯”，卻無人奉行。這是中國百家爭鳴中“群眾路線”的必然結果。
于是先秦時期為中華文化建立了述而不作的許多種傳統。其中孔子、論語、莊子、韓非子、墨子、孟子、呂氏春秋等各代表一種類型。到后世發展出了注疏、辯論、筆記、修史、編書等種種文藝工具。為了與各個階層的人溝通，大量使用辯證法、現象學的方式來交流思想。大量使用適合朗誦記憶的韻律文形式。大量使用廣為人知的經典或歷史材料，避免原創生澀難懂的理論體系。這種文化傳統發展到現代，表現為老一輩共產黨人反對黨八股、反對學究氣，盡量用俚語、俏皮話、寓言、典故來講述深邃的思想體系。這個話題可以專門再談。
應該說，中華文明的主體是大陸文明、農業文明、產業文明，從上古開始便有群眾路線的傾向。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商業文明、掠奪文明。希臘時代的“公民”只有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其它的都是從異族掠奪來的奴隸，奴隸不是人嗎？這樣的文明只能由少數“精英”扛起全部的社會責任。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
群眾路線使得中華文明的文教傳統以適合大多數人的“述而不作”為主。而精英路線使得西方文明的文教傳統以適合少部分精英的“作而不述”為主。兩者各自適合各自文明的政治、經濟結構，長遠來看會有東風壓倒西風，或被西風壓倒的反復，但終究走向更高層的融合。
文化傳統的具體形態與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群眾路線為主時，“述”便占上風。精英路線為主時，“作”便占上風。后者可用官吏的選拔制度為例，漢朝考核訓詁學以“明經”、“通經”選官，魏晉的用老莊清談，唐代科舉考詩賦，宋代考文辭，全都脫離實踐。不過那些朝代的公務員還不必考核英語等級。——不過整體上看，中華文明仍然靠近辯證法、遠離形式邏輯，傾向于述而不作。“文化”不是狀態，不是速度、方向，而是勢能、向心力。中華文化的向心力自古至今都是尚德、仁義、為民、勤勞、簡樸、敬天、中庸等種種“道統”
“質勝文”也有明顯的缺點，過分依賴于具體的實踐，反而不利于長時間的積累與傳承。這是因為人類文明總在治世和亂世之間不斷變化。“人民”總是階段性地擁有權利與地位，又階段性地喪失。任何一個階層、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種文明，若在一定時期喪失它政治、經濟上的權利與地位，便無法維系自己文化的傳承。那些用俚語、歌謠、口訣、俏皮話口耳相傳的信息與知識，因缺乏適應文教體系的系統化加工，一經歷亂世便有亡佚的危險。
可以想象，“文質彬彬”的文化才是生命力足夠強的文化。在需要實踐時突出“質”的一面，傳承與發揚時要突出“文”的一面。同時，在人類文明仍然反復無常的現代，“述”與“作”兼顧的文化才是生命力足夠強的文化。“述”的文教傳統適合“質勝文”的時代，“作”的文教傳統適應“文勝質”的時代。
在人民失去權利與地位，擁有特權和高級文化工具的“精英”們在作威作福的同時，也必須用他們的方式承擔起社會功能。這樣的歷史階段難免。然而，不應該讓人民群眾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創造的智慧消亡，給那些壟斷信息與知識的貴族精英們留下“英雄創造歷史”的口實。這就必須為群眾創造的文化設計經得起亂世考驗的文教形態。
群眾的地位有漲有落，民族、文明的地位同樣如此。西方文明是典型的精英文明，中華文明是典型的群眾文明，然而近兩百年來卻是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占據優勢，使得中華文明的大量智慧——醫學、科學、數學、哲學、建筑、工藝、服飾、禮儀、文學等等——全都面臨失傳的危險。
正是因為中國人喪失原有政治、經濟地位的時候，被迫按西方精英文明的文教標準來傳承自己的文化。結果真正充滿智慧的諸子百家、二十四史、歌謠口訣、中醫中藥被人淡忘。與此同時，歷史上小人物毫無影響力的幾篇形而上學文章，卻被“最高學府”們捧成“中國哲學”、“東方智慧”。
所謂學術界也彌漫著一股急功近利的西化思潮——大規模用“作”的方式，用形而上學的方法，用牽強附會的理論體系，用精英的價值觀來強行篡改述而不作、辯證法的、現象學的、以民為本的中華文明。這種篡改行為是對文明的修正主義。所謂“修正主義”，指一切屈從統治集團的利益篡改文化的行為。
“人皆有七竅，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西方人相與聚于中華文明之所，中華文明待之甚善。西方人聚在一起討論，說“文明”歷來有七竅，曰：形而上學、一神論、原罪信仰、民族壓迫、資本主義、實證主義、個人主義——中華文明全都沒有，如何呼吸飲食？于是為中華文明鑿之，三十年鑿一竅，從1840年至今即將鑿完五竅，剩下兩竅。其一，中國人堂堂正正，不怕鬼神，不愿自稱有罪像受虐狂一般對某個他者放棄自尊懇求虐待。其二，中國人天性親和，與鄰為善，干不來奴役異族的吸血鬼勾當。
鑿完這兩竅，中華文明將會如何？忽倏鑿死了混沌，有沒有一副尷尬樣子地說上一句“I’m sorry”？
修正主義現象當然不可能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事實上已經周而復始地發生了無數次，“大直若詘，道固委蛇”，翻譯成現代漢語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可欺也，不可惘也；可逝也，不可陷也。只有不了解歷史的人才會為之迷惑。
每個時代都有曲折的道路，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歷史責任。祖先留下的土地養活了數百代子孫，到了自己這代人開始好吃懶做，使土地荒蕪歉收，難道要燒了祖宗牌位，怪他沒有保佑自己？爹娘出門前給懶兒子做了一圈燒餅掛在頸上，結果吃完了面前的燒餅，懶得去翻背后的燒餅，活活餓死了；難道臨死前要罵爹娘缺德？中華文明在與各種苦難的斗爭中仍然強盛了千百年。子孫不肖，保不住祖先的偉業。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反而怪投錯胎，一心想著怎么認賊作父？
我們這代人是幸運的，趕上了互聯網時代，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而信息科技帶來的百家爭鳴是最典型的群眾路線。極低的成本打破了特權階層對信息、知識與輿論的壟斷。這樣的環境很適合中華文明固有的思維方式與方法的復興
人們又會重新看明白，所謂“精英”與“群眾”只是社會分工的區別，根本不存在道德、智力、能力上的先天差異。長期以來所謂“精英”在文化領域高人一等，無非是依仗他們靠著政治、經濟權力對信息、知識和輿論平臺的壟斷實現的。文化教育是精英路線還是群眾路線，就看它是否“有教無類”。
從唐代的告身、宋代的出身一直發展至今的文憑制度，無非是剝削階級的統治工具。通過學費、適齡教育的成績篩選人的政治經濟地位，用精英們的思維方式出題考核人的價值觀，以甄選出認同剝削階級的少數人。剝削階級與這些認同自己的“知識分子”分享對信息、知識、輿論的壟斷，從而反過來鞏固自己的政治、經濟特權。
我很高興地看到互聯網文化對精英意識的集體鄙視。這是群眾路線指導的百家爭鳴的必然結果。統治者壟斷國情信息與國家政權，牟取私利，這是獨夫民賊。軍隊將領壟斷敵情與軍權，牟取利益，稱為玩寇。官吏壟斷民情與行政，牟取私利，稱為瀆職。醫生壟斷病情與治療方案，牟取私利，至少是庸醫。學者壟斷信息與知識，牟取私利，這叫學閥叫獸。媒體壟斷時事信息、操控輿論，牟取私利，這叫CCAV，或者南方報系。
當前時代的百家爭鳴由群眾路線主導。尚處于“質勝文”的階段。——算了，扯不回去了。身心俱疲，休息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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