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屠城考論

湘軍屠城考論　　

“以理學治軍”是湘軍區別于同時代其他軍隊的顯著特點。從咸豐三年建軍起，一方面，曾國藩任用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劉蓉等一大批儒生擔任各級將領；另一方面。曾國藩非常注重對普通士兵的意識形態教化，咸豐八年，曾國藩創作集中體現“仁”這一儒家核心價值觀的“愛民歌”，要求士兵背誦傳唱，做到“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　　

然而，正是這支標榜仁義道德的軍隊，卻一手制造了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僅有的三次屠城暴行。　　

第一次屠城：咸豐八年（1858年）四月，湘軍李續賓部攻破九江，將城中近二萬軍民全部屠殺，李續賓的上司湖廣總督官文在給咸豐帝的奏折中描述“城外勇沖殺而入，該逆（城內軍民）無路可奔，號叫之聲慘不可聞，自卯至午，殲除凈盡……尸骸堆積，流水腥紅”。對于湘軍屠殺平民，官文這樣解釋：“奴才（官文自稱）等查九江賊窟已閱六年，萬余之賊頑梗負固，其中決無善類，設有脅從之民，必早投誠，設計逸出”（《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二十冊）。　　

第二次屠城：咸豐十一年（1861年）八月，湘軍曾國荃部攻破安慶，數萬安慶軍民被屠殺。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目睹了這次慘禍：“殺賊凡一萬余人，男子髻齔以上皆死，……婦女萬余俱為掠出”，“軍興以來，蕩滌未有如此之酷者矣”（趙烈文：《　能靜　居士日記》）。曾國藩的親信李榕也稱：“通計前后殺斃援賊、城外壘賊、降賊及城中之賊實有四萬余人，軍興以來，殺劫此為最重”（李榕：《十三峰書屋全集》）。　　

第三次屠城：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曾國荃部攻陷天京，湘軍又一次大開殺戒，“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趙烈文：《　能靜　居士日記》）。三十二年后，譚嗣同去南京仍聽當地人說“（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入于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譚嗣同：《譚嗣同全集》）經過這一番殺戮，南京變成了一座空城。　　

為什么這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湘軍官兵，會如此滅絕人性？以前學者們論及此，多認為是“湘軍領袖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懷著對太平天國的仇恨，進行報復”。今天看來，這樣的論斷有些簡單化和抽象化，筆者梳理相關事實，認為湘軍屠城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消滅太平天國中堅力量。參與首義，來自兩廣的太平軍官兵，被稱為“老兄弟”，他們不但作戰勇敢，而且意志堅定，極少被誘降。在湘軍將帥眼里，他們是最危險的敵人，是所謂的“真賊”。咸豐十一年五月，湘軍在安慶赤崗嶺全殲劉玱林部（以老兄弟為主），清軍將帥無不興高采烈，曾國藩稱“此次殺三壘真正悍賊千余人，使狗逆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獲一大捷，尚不能殺許多真賊”（《曾國藩全集家書一》，第713頁，岳麓書社94年版）。九江守軍林啟榮部、安慶守軍葉蕓來部以及天京守軍，其主力正是兩廣“老兄弟”。破城后進行屠殺，成建制的殲滅“老兄弟”，一則可以極大削弱太平天國軍事實力，二則能動搖其他太平軍的戰斗意志，對戰局可以產生決定性影響。官文形容：“蓋自北路五年連鎮、高唐戰功之后，未有如此次（九江屠城）之剿殺無遺，不留余孽者矣”，“經此大創，足以寒賊膽而伐賊謀。既可不留余孽并可灰其死守之心”。（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二十冊，277頁，社科文獻出版社95版）。湘軍的暴行獲得了滿清統治者的贊許嘉獎，指揮屠城的主將李續賓、曾國荃因此獲重賞：李續賓升任巡撫，成為封疆大吏；曾國荃更是獲封一等伯，榮耀無比。　　

二是掠奪財物。與一般人認為曾國藩“厚餉養兵”，湘軍士兵待遇優厚相反，由于缺乏穩定的餉源（長期只有湖南、湖北兩省供餉），湘軍一直處于缺餉的狀態。九江破城前，胡林翼稱“水師、鮑營、義渠各營尚欠十二三萬兩”（《胡林翼集》二，第172頁，岳麓書社99版）。安慶破城前，欠餉更加嚴重，“軍餉已欠六個月，（胡林翼）日夜焦灼，無術可濟”（《胡林翼集》二，第889頁，岳麓書社99版）。湘軍中甚至出現官兵索餉嘩變的情況：“守備徐歩鰲持刀索餉，尹中鈺、潘中和、嚴正興等，歃血要盟，鬧索口糧”（《胡林翼集》一，第834頁，岳麓書社99版）。安慶破城后，曾國藩欲犒勞曾國荃部白銀一萬兩，居然湊不齊，只好向曾國荃借錢（“弟處可設法辦得四千金否”？《曾國藩全集家書一》，第767頁，岳麓書社94版）。在這種局面下，湘軍將帥縱容官兵們通過屠城瘋狂掠奪財物，以維系軍心。攻破安慶時，“城中凡可取之物，掃地而盡，不可取者皆毀之。……至剖棺以求財物”。攻破天京時，湘軍一方面屠殺老弱婦孺，另一方面成年男子卻“死者寥寥，大半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甚至各棚厥役皆去，擔負相屬于道”（趙烈文：《　能靜　居士日記》）。曾國藩心里清楚，要讓湘軍士兵為他賣命，動力還是在于“升官發財樂呵呵”（《水師得勝歌》，載于王定安：《湘軍記》卷二十），而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　　

三是主將泄憤。湘軍攻打九江、安慶、天京三城采用的都是長期圍困的方法；攻下九江，湘軍用了十六個月（咸豐六年十二月——咸豐八年四月）；攻下安慶，湘軍用了十八個月（咸豐十年閏三月——咸豐十一年八月）；攻下天京，更是用了二年有余（同治元年五月——同治三年六月）。長時間的圍城戰，湘軍與太平天國的守軍、援軍展開了慘烈的反復拉鋸，作為主將的李續賓（圍困九江）、曾國荃（圍攻安慶、天京）承擔巨大的壓力，倍受煎熬。咸豐七、八年間，陳玉成率太平軍采取圍魏救趙的戰術攻入鄂東，迫使李續賓部在長江兩岸來回奔波，狼狽不堪；曾國荃圍攻安慶時幾度被陳玉成部圍攻，驚險萬狀，圍攻天京時，在李秀成部的圍攻下受傷，“當弟（曾國荃）受傷血流，裹創思痛，騎馬周巡各營，以安軍心”（曾國藩家書，載于《湘軍志平議》）。這無疑使李續賓、曾國荃充滿了對太平軍的仇恨，城破之時，通過屠城來泄憤。正如曾國藩對曾國荃所說“屠城以泄其憤，迪庵（李續賓字）在九江亦是如此辦法（《曾國藩全集家書一》，第749頁，岳麓書社94版）。　　

湘軍的三次屠城，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從戰略全局看，這種殘暴的行為帶來了嚴重的后果：一方面，這種濫殺使太平天國的老兄弟同仇敵愾，堅定了與清軍決戰到底的信念，盡管太平天國后期政治污濁、朝綱紊亂，大多數兩廣老兄弟還是與湘軍戰斗到了最后一刻，使湘軍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另一方面，搶掠與放縱，嚴重的削弱了湘軍的戰斗力，類似李臣典（攻破天京的主要“功臣”）一夜“連御十女”而暴亡的例子絕非少數，故李續賓部在九江屠城后不久就在三河被太平軍全殲；分贓不勻也加深了將領間的矛盾，軍隊的凝聚力消亡殆盡，曾國荃為利益爭奪即先后與彭玉麟、鮑超、多隆阿等人發生矛盾，彭玉麟甚至一度要求曾國藩誅殺曾國荃，“大義滅親”。曾國藩于攻破天京后，立刻奏撤湘軍，除了打消清廷的猜忌外，也因為看到曾國荃部的種種混亂狀況，害怕其重蹈李續賓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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