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被人遺忘的張爾田
1911年，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張爾田發表了他的《史微》一書，該書出版后，日本西京帝國大學很快將它列為學生的必讀之書。這本書積清朝二百年學術之大成，揭示了中華原文明的本質。可惜近百年來，西學日進，該書無人注意，幾近湮沒。
對于中華文明的復興來說，這本書中許多結論都是革命性的。
張爾田注意到了中國學術源于官學，為史官職權。東周社會秩序大亂，孔子刪述六藝后，以道/法家為學術主體的中華文明才折衷于儒家。他寫道：“自天子失官，史與道分，孔子問于老聃而刪述焉，六經折入儒家而先王之意隱矣。” （張爾田，《史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27頁）
上承乾嘉時代大學者章學誠（1738年－1801年），張爾田將儒家核心經典六藝“非儒家化”了，還原了六經本來的官學地位，其功莫大焉！他在《史微》開篇就寫道：“六藝皆史也，百家道術，六`藝之支與流裔也，何以知其然哉？中國文明開自黃帝，黃帝正名百物，始立百官，官各有史，史世其職，以貳于太史。太史者，天子之史也。其道君人南面之術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前言往行無不識，天文地理無不察，人事之紀無不達，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聽之以出治焉。故自孔子以上，諸子未分以前，學術政教皆聚于官守，一言以蔽之，曰史而已矣。史之為書也六，曰詩、曰書，曰易，曰禮樂，曰春秋。”（（張爾田，《史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1頁）
中國學術之變遷大勢，是中華文明原典六藝從根據于道家到折衷于儒家，張爾田寫道：“周之東遷，天子失官，百家始分，諸子之言紛然淆亂，司徒之官衍為儒家，羲和之官衍為陰陽家，理官衍為法家，禮官衍為名家，清廟之守衍為墨家，行人之官衍為縱橫家，議官衍為雜家，農稷之官衍為農家，稗官衍為小說家，司馬之職衍為兵家，明堂史卜之職衍為數術家，王官一守衍為醫家，而史官之大宗獨降為道家。孔子憫焉，于是以儒家思存前圣之業，觀書于周，問道于老聃，追跡于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詩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歷之缺，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之音，正樂雅頌，贊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下訖哀，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自是六藝之文咸歸孔氏矣。七十子后學因相與尊之為經……是故由前而觀，六藝皆王者之史，根據于道家；由后而觀，六藝為孔氏之經，折衷于儒家。（（張爾田，《史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2頁）
張爾田看到了道家在中華文明中的基礎地位，將之稱為“六藝之宗”、“百家之祖”、“儒者之師”。在《史微·原道》中他寫道：“昔者黃帝既執道以濟天下矣，知道為君人之要術，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故立史官而世守之，以垂誡后王，非得道者如夏之終古，商之向摯，周之辛甲、尹佚，莫能居是職焉，而一 時佐人 君明治理者，若伊尹輔湯，鬻熊、太公與周，管仲治齊，亦無不推原斯學，以秉要而執本。降及東遷，天子失官，老聃乃以守藏史述黃帝上古之言，著道德五千言，莊、列、關尹之徒羽翼之，號為道家，蓋始此矣。是故道家者，君人南面之術，六藝之宗子，百家之祖而我孔子所師承也。” （（張爾田，《史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24~25頁）
黃老著作《黃帝四經》1973年才出土、張爾田不可能看到這本書。他在《史微·原法》中竟能深得中華道/法原生文明精髓，得出“法無道則失本，道無法則不行”的結論，另人嘆為觀止。他寫道：“法家之學出于理官，《漢志》（指《漢書·藝文志》——筆者注）明言之矣，蓋道家者，君人南面之內術，法家者，君人南面之外術也。法無道則失本，道無法則不行。”張爾田接下來的論證也極為大膽，因為他當時只能猜“黃老”的學術源流。“太史公為《申韓列傳》，曰：‘申子之學本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又曰‘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尹文子亦曰：‘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是可見法家之為用，蓋不能離道矣。故法家以道為常，以法為本。”（（張爾田，《史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39~40頁）
張爾田超越了他的時代，也超越了今天許多學者對中華文明的理解。在《史微·原儒》中，張爾田一反漢武帝抑黜百家后，將史統定于孔子的作法，稱孔子“實兼道家”。如此“離經叛道”，今天讀來仍有振聾發聵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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