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福家：在國際視野下的中國高等教育
楊福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校監)、寧波諾丁漢大學校長、前復旦大學校長。楊福家夫人彭老師與他相濡以沫35年，又都是復旦同事。在她眼里，他并不是一個健談之人，總是在別人多次邀請，無可推卻時才不得不接受做一個演講的請求。可每每發聲，其尖銳、深刻的觀點和思考總是發人深省。
楊福家先生的經歷使他足以有機會感受到中外高等教育的差異和差距，從而對中國高等教育產生深刻而獨到的見解。用他自己的話說，當他從一個單純的物理學者轉型為一個校長時，他必須研究教育。
中國大學蓋大樓世界第一
要談高等教育，必須得首先從整個國家的大發展談起。如果未來5年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保持其過去10年的平均增長速度，那么我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躋身世界第四。
但在高速發展的背后，我們發現了三大問題：高能耗、低效率、創新缺失。我們這個世界第四制造業大國，賺取的只是勞務加工費，以知識產權為標志的高附加值，高利潤均為外商獲取，同時還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承擔巨大的生態代價。更為嚴重的是：社會發展長期滯后于經濟發展。經濟這條腿相對長,社會這條腿相對短。而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問題。
所幸，2004年中央提出樹立落實“科學發展觀”，2005年提出“構建和諧社會”，這是非常及時和重要的。
中國的高等教育與此太相似了。蓋大樓的速度也是高校發展史上的“世界第一”。全日制大學招生人數從1998年的108萬擴張到2004年的447萬，高校在校學生2000萬，居世界第一，毛入學率從1978年的1.4%到今天已超過19％，2020年的目標是40%。空前的發展,巨大的成就!按照國際上的慣例，超過15%時，高等教育為大眾型，超過50%為普及型。
但是，我們也遇到了一系列問題。
今天的孩子不快活。升學的壓力讓老師怨聲載道、讓家長敢怒不敢言，而學生卻處于被“迫害”之中，過半數中小學生睡眠嚴重不足。
高校作弊風屢禁不止，清華、北大也不例外。學生中甚至流傳這樣的話：簡歷不作假，典型一大傻。沒有文憑不要緊，作假只需百元錢。
《人民日報》及《文匯報》報道，在安徽省，一個人18年收入才能培養一個大學生，再往西走，35年的收入才能培養一個大學生。四川一所農村高中，一個叫鄭清明的優秀高三畢業生，因為家庭貧窮拖欠了學校600元學費而不被允許參加高考……
我們這個社會，能允許這種狀態持續下去嗎？
我的八條建議
中央領導已經開始在各種場合呼吁創新，我聽過一場45分鐘的報告，“創新”這個詞被提到了30次。而經濟與教育是緊密相聯的，如何創新？如何培養創新人才？關鍵在于教育。
因此我們必須用科學發展觀統率當今教育改革，我建議：考招分開，千姿百態；按需辦學，豐富多彩；各發其音，動人樂章；建立基金，幫助貧困；勤儉興校，憂國為民；和諧校園，教書育人；學術自由，學校自主；愛生愛師，金子發光。下面我將詳細講述這八條建議其中一些內容，并結合說明中外教育的一些差異。
考招分開考試多元
中外教育的首要差異是入學標準。學生怎么進大學？
中國的景象是：800萬人同考，千萬家長跟隨。這一天不得了，武警都出動。這種規模、氣氛，國外少見。
國外不是這樣。在美國入學，需要具備5個條件，SAT考試，中學成績滿220個學分，平均成績達到B（其中一半是考試，一半是做項目的成績），推薦信，面談。以我們復旦的優秀畢業生沈志勛為例，他現在是斯坦福大學一個實驗室主任，美國能源部顧問。當年通過招考去美國時，只有100個名額，他排到近200名，本沒有機會，可美國人一面談，覺得他不錯，結果多招了幾個，就要了他。人才就是這么出來的。如果單憑考試一刀切，那他就被“切”掉了。
再說SAT考試。兩門課總分1600分（今年開始三門課，總分2400分）。國外學生想去普林斯頓、哈佛這些好學校，SAT成績要求也很高，得在1360～1540或1400～1590分。但SAT一年可以考7次，并且可以選擇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績上報。7次還考不上，那只能證明你水平有問題，不適合這個學校。對比之下，如果北大錄取線600分，復旦錄取線550分，一個學生考了595分，那他既去不了北大，也去不了復旦（因為不屬于第一志愿報考）。
所以問題不在高考，中國的高考好得很，經過多少年的完善，已經非常嚴格、嚴謹。毛病在于一考定終身。所以我建議要考招分開，讓考試多元化。只有考試多元化，才能使中學生的生活豐富多彩。
學校應像交響樂隊
我常說，學校應該像個交響樂隊。中外高教的差異之三在于學校定位：不同學校應該發不同音，不同學科要求不同學位。大學教育中的重要一塊是職業教育，可我們目前卻沒有很好地區分開。
比如在醫院，中國醫生向我抱怨說，必須讀博士，否則在醫院站不住腳。可在治療腦腫瘤最好的美國麻省總醫院，醫生、技術人員和物理學家，三者地位同等重要，雖然只有物理學家有學位。在英國每10個醫生中，只有1個有博士學位，這與他們的收入或地位沒關系，臨床醫生的收入往往最高。
以美國為例，這個世界上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里，社區與大專院校占高校總量的60%，授學士學位的普通高校占18%，碩士學位的占15%，博士學位的只占7%。在美國人的觀念里，哈佛大學與紐約服裝學院是同等重要的。
具體到某個學校：1891年創辦的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從未想過要更名、升級），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火箭90%是由該學院設計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有31個來自該學校，中國遺傳學創始人談家楨院士、中國航天事業創始人錢學森院士、中國物理學泰斗周培源院士、中國原子核物理學奠基人之一趙忠堯院士也都畢業于此。如果以中國的標準來評價，比如教師數量、學生數量等，那它肯定排不上號，因為它只有2000名學生。
反觀我們，這幾年研究生數量上升速度在世界上是驚人的，今年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達117.2萬，首次突破百萬。目前在校的研究生規模是79萬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4.35萬名。我很詫異，中國高等教育沒有美國發達，高職學校數遠不及美國，但授予博士學位的大學卻大大超過了美國。
學校定位不準確就產生了一系列問題。研究生遭遇就業寒冬，重點高校的科研經費投入逐年上升，但科研質量不升反降。與此同時，上海一家企業卻開出6000元月薪，征聘高級技工，無人“揭榜”。更為尷尬的事情是：同樣的飛機零部件，由我國工人安裝，只能飛400小時；由前蘇聯工人安裝,能飛800小時；由美國工人安裝，能飛1200小時。讓博士生擰螺絲是肯定不行的。
對老師學生有“大愛”
育人環境，這同樣是中外教育的重大差異。以普林斯頓大學為例，這所學校從2001年到2005年世界排名第一，它不僅對教師顯示出它的“大愛”，而且對同學給予深切的關愛，家庭年收入6萬美元以下（在美國不算貧困）學生的100%都獲得了獎學金，家庭年收入20萬美元以上的也有30%獲得了獎學金。這也是大學排名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它用基金保證學得好的學生一定能讀大學。
這里我想跟大家再一次講一講費馬大定理的故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德魯·懷爾斯(Andrew Wiles)“迷戀”費馬大定理，8年沒出一篇文章。在國內這樣的人可能早就下崗了。可他的校長卻沒找他的麻煩，并說他這樣做總有他的理由。果不其然，8年后，懷爾斯教授宣布最終證明費馬大定理這一困擾世界數學界長達360年的難題，這就是一所學校給予教師的寬容，才讓大師成長起來。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翰·納什(John Nash)，曾經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但是普林斯頓大學仍然允許他靜心地生活在校園內，給予他極大關愛。他一“瘋”就是30年，學校就留了他30年。可30年后，學校的寬容和家里人的關愛讓他“醒”了，并最終摘取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同樣的幸運也發生在中國人身上。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立大學工作的中國學者楊向中，因為對牛的興趣而研究克隆牛。后來因為科研條件限制要轉校。校長問他你需要多少資金補充研究條件，他說大概800萬美金。校長說，我一天之內給你答復。不到24小時，校長用三種形式給了楊向中回復：email、電話錄音、秘書聯系。校長同意給楊向中1200萬美金資助他的科研，盛情挽留他。現在這個大學在克隆牛方面的研究是最先進的。
上次見導師是多久以前
中外教育差異的第五個方面在于是否真的“以學生為中心”。全世界的導師制源于牛津大學在15世紀發起，這是牛津大學對世界高等教育最大貢獻。關于導師和學生的關系，牛津大學有這樣一個說法：導師對學生噴煙，直到在學生的心里點燃火苗。我并不贊成導師吸煙，但我覺得這種比喻很對。
再看耶魯大學。它的優良傳統是“住宿學院”，學生和老師們住在一起，學校在住宿學院中鼓勵學生組織各種社團，形成了大學慢慢積淀下來的傳統和氛圍。學校有200多個學生社團，而那些后來成為國家領導者的人們，據說都在社團中做過領袖。
在哈佛大學350年校慶之際,有人問，學校最值得夸耀的是什么？校長回答說,不是哈佛出了6位總統、3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是讓進入哈佛的每一顆金子都發光。李政道在2002年撰寫出版的《物理的挑戰》一書中說：“培養創新的科學人才,必須要有好的導師和密切的師生共同研究的過程。這是省不了的，不能用網絡、程序代替的。”
可現在我們的問題是：上次見導師是多久以前？很多學生有這樣的感受，除了上課，基本看不到導師的影子。問這些老師，他們則有苦衷：我們的薪水和兩部分掛鉤，一是固定工資，二是津貼。老師的工資不高，如果不努力多拿一點“額外”收入，一退休，一大塊津貼就沒有了，以后的生活就無法保障，自然無法把學生培養照顧得面面俱到。
我很理解這些老師，如果社會的發展與經濟發展不和諧，就會出現問題。和諧校園也是和諧社會的一部分，和諧校園里應該不提倡官本位。中外高校選拔教師也有很大的差別。中國選拔教師的普遍標準是學術型的，范圍基本上是從學校到學校；而外國選拔教師的領域則寬了很多，從全世界選拔，并且很多來自政府和企業。
比如美國國防部長就走上大學講壇，為斯坦福大學的學生講授“高科技與國防科學”，我想這門課再沒有人能講得比他更好了。
前幾天，我聽說趙啟正同志要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院長，我感到非常高興，他做院長的確能把多年的工作實踐帶入新聞教育中來。
如何造就一代創新人才？回到這個問題上，我僅僅是和大家做了一次拋磚引玉的討論，也僅僅是我的一家之言，就像法國雕塑家羅丹的作品《沉思者》一樣，教育的問題有待于我們的進一步思考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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