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明初；方孝孺；金華朱學；氣節
元、明之際，襄助朱元璋成就帝業的儒士如宋濂、王袆、胡翰、蘇伯衡、許元、吳沉、章溢等，多出自漸江金華。這正如時人劉基所說："圣天子龍興江右，文學之士彬彬然為朝廷出者，金華之君子居多。"（1）他們不僅對當時的政治舉措、文化教育、民風士習等有很大影響，而且更在學術思想、尤其是儒學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清代名儒阮元曾說："元、明之間，守先啟后，在于金華。"（2）因此，金華朱學是洪武儒學的主流。而就明初言之，其時金華朱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為宋濂、王祎和方孝孺。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二九四《重刻方正學文集序》嘗謂："本朝之學者，當以宋文憲、王忠公暨先生（指方考孺）為朱子之世嫡。而瞽宗之祭，亦當以裙子為樂祖。"如果說宋濂、王祎盡管其學未免雜而不純，卻以其強烈的經世致用精神和恢闊的學術氣象而使金華朱學大行于世，那末，他們的后學方孝孺則以其"千秋正學"而在將金華朱學一歸于正的同時，又終結了金華朱學。這無疑是明代儒學史上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
一、方氏學承及其"千秋正學"
方孝孺（1357一1420年），漸江海寧人，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齋，學者稱"正學先生"。舉洪武進士，建文朝官至翰林院學士、侍講學士、《洪武實錄》修撰總裁。他幼受庭訓，得聞伊洛之學，長為宋濂入室弟子，對乃師極為景仰，稱其"遠宗孔、孟，以為學高視雄，通而有余。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于四方而信于當時，傳于蠻夷之國誦于緒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又說自己幸入宋門而"得窺見圣賢堂序，粗識修己經世之大略"（3）。由此可概見宋氏對他影響既深且巨。至于宋濂對這位高足也贊許有加，期望極深，嘗以"孤風"相譽，謂："游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4）不過，如將他們師生的學說思想略作比較性分析，便不難發現這二位儒者的思想還是有明顯區別的。譬如，宋濂潛心飽沃佛典，"頗有見于斯（指佛學）"（5），其思想有極深極顯的佛學印跡，以至全祖望說他是朱學在金華"三變"之后的"佞佛者流"（6）。而方孝孺則堅守正宗儒學立場，毅然以排佛為己任，儼然一純正之儒。他認為：
夫儒者之流，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無外。近之于復性正心，廣之于格物窮理，以至于推道之原而至于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繇之則至于圣賢，眾人學之則至于君子，未能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
至于佛教，"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修身則德隳，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于國、于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 稗之農也，學之蠹者也。"（7）所以，他要以圣人之道（亦即其所謂"儒者之道"）來"放言驅斥"佛教，指出反佛當如戍守國土，即使被人"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也"（8）。他據之認為即使是以拒佛著稱的唐代韓愈也并沒有能夠以圣道從恩想理論上徹底清算佛學，其反佛只是"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他說："仆少讀韓氏之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于圣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于時人，而措心力行或多戾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城，為賢者指笑，目為文人。"（9）方孝孺這種堅決反佛的思想立場是乃師所沒有的。又如，宋濂雖然學宗朱熹，但對陸九淵也很推尊，稱之為"人豪"（10），這使后來的薛應旂站在陽明心學立場上將宋濂引為同道，以陸學"正傳"視之（11）。而方孝孺"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12），他明確以"朱子之學，圣賢之學也"，指出：
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為學者。至于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13）他不僅對陸氏心學毫無假借，而且在《遜志齋集》卷十四《贈金溪吳仲實序》更嚴斥陸氏心曰：圣人之道載于經，"未嘗使人求道于'博文約禮'之外。"陸氏心學卻使"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為圣賢，則邪說者果勝于圣人也邪？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幸于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于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于圣人，而曰圣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后之學者，何其甚或耶？"因此，如以朱學立場為標準來衡詁，則方孝孺的理學思想顯然要較其師宋濂純正。這就難怪后世史家要盛稱他"以圣賢自任"，"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為有明之學祖也。"（14）。據此，我們認為，正是方孝孺出，明初金華朱學才得以一歸于正。
純正的方氏理學，在義理上實際對朱學并無多少發展，其基本特色只是在于提出了一套嚴密且頗具體系性的學道方法。在方孝孺看來，斯道載于《六經》，復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為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慮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耶？"（15）其所稱"近世大儒"即指程朱理學宗師。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方氏無意于知識論的建構，甚至認為朱熹對《大學》的格物補傳亦屬多余，而將運思的重點集中在如何學道的問題上。他認為，君子學道，要在"養其心志"，"以端其本"，而"本"之所在為"心"，故"端其本"即"正乃心"，使"嗜欲無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后可以為正矣"。（16）但是，由于"道"見之于日用常行，無所不在，故而"正心"即"治心"雖為學道之要旨，卻又必須以一系列基本的道德踐履作為初始工夫。他說：
道之于事，無乎不在。古人自少至長，于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捐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于道也，豈不易哉？（17）所以，方孝孺非常看重朱熹的《小學》，并仿之而作《幼儀雜箴二十首》，分列小學科目為坐、立、行、寢、揖、拜、食、飲、言、動、笑、喜、怒、憂、好、惡、取、與、誦、書。窺之可見，他向人們提供的絕非單純"約其形體"的外在行為規范，而是要藉此以"治心"，提高人們的道德境界。這就使各項小學科目都關涉到心性修養，如其謂："坐"須"端莊"，可養成"堅靜如山"之"恒德"；"立"須"植"，可育"不為物遷，進退可式"之氣；"行"須"重容"，則"不畔乎仁義，是為坦途"；"寢"須"寧心定氣"，以"養厥德萬化之基"；……如此等等，無不有助于道德文主義精神的培養，故而絕非僅為蒙童教習之事，而是每個人自少至壯以至于歿，終其一生皆當付之踐履的工夫。
學道過程中，日用常行的道德踐履只是基礎，還必須進而以"持敬"之功"治心"，使"心"主于仁義中正而不偏。方孝孺說："敬為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18）不過，日用常行的道德踐履和"持敬"以養心，這二者應有機結合起來，即所謂"涵養以敬，以澄其內；制之于義，以應乎外。"（19）方氏此論乃順承朱學而來。朱熹曾以"敬"為立身之本、"義"為處世之則，曰："若定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生用之不窮。"（20）用"敬"于內而行"義"于外，"敬"、"義"夾持，則身心交養，內外相援。可見，"敬"與"義"雖著力處有異，而其實則一，故二者密切相關："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于彼而合宜之謂。"（21）正由于方孝孺所倡學道之方與朱熹所論一脈相承，故而方氏對他的思想主張很是自負，明謂："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斂之則措于家、施之則被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22）
二、書生的迂闊之性所導致的主觀愿望與客觀效果之間的落差
洪武年間傳承金華朱學的儒者，其學說思想多洋溢強烈的經世致用精神。如宗濂認為，《五經》，孔、孟之言絕非"浮辭"，真正儒者的價值就在于積極用世。他說："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皐、夔、益、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此浮辭而矣乎？"（23）王祎對專事"辭章之學"和"記誦之學"的所謂儒者均予以譏刺，他揭"有用之謂儒"徽幟，號召奉信《六經》的儒者當效法周、孔，以為"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謂為儒。儒而法周公、孔子矣，不可謂有用乎？"（24）他們不僅如此主張，而且也確使其所傳承的金華朱學在洪武年間大行于世。
應該說，方孝孺在理論上繼承、闡發了這種經世致用的精神傳統。他認為，君子學道當存"經世宰物"之心，而不能"離世自適"或"樂其一身以自適"。他說："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于世則使……九州四海老癃單弱之民無不得欲。"（25）并且，他主觀上也很想經世致用，故其每每"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試圖效法諸葛亮、范仲淹、司馬光等，以"大賢豪杰"的勇氣振興理學，使之大有為于世。
然而，方孝孺這位講求內修外用的純正儒者，在將其運思焦點投注到具體、現實的社會問題時，卻只知行《周禮》以復古制，甚至天真地認為只要推行其法，"近者十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幾矣。"（26）他的遠離實際的社會理想，盡管在學理上不可謂不周密詳備，但在實質上卻不得不歸屬為迂闊的書生之見。譬如，方孝孺認為，"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而"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所以，他一直孜孜以求于在當世現實社會實際生活中立即按照《周禮》和《孟子》所述恢復實行井田古制，并展望道："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間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27）這委實是幅極富有吸引力的理想圖景。但是，他不知"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易，人從之也易；難行而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人樂其利；從之難，則人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也，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28）黃宗羲在稱贊方孝孺"言井田必可復"甚為詳切的同時，又對方氏之論提出批評，指出："儒者曰'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敞敞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于漢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不復'乎？"（29）
對于自己銘一介書生的戇迂之性，方孝孺并非全無自知之明。他曾自謂：
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贛迂，不顧眾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敢信從。（30）
雖然有些過于謙卑，但說自己"泥古不通、"無適用之實"，且"言辭戇迂"，應為實情。太祖朱元璋深察其性，故"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莊，謂皇太孫曰：'此壯士，當老其才。'禮遣還。……二十五年（1392年），又以薦召，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其后，洪武歿、建文即位，"召為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又改以文學博士而受命主持更制官制事，從此備受建文信用，為其授以重任的股肱之臣。（31）這里形成了一個顯明對照：以其豐富的社會生活閱力而具識人之見的太祖，雖喜方孝孺"舉止端壯"，卻終欲"老其才"而不用；生長于深宮而"好讀書"的建文，對能"日與諸生講學不倦"的方孝孺頗有情投意合之感，甫即位即將其不次擢升為朝廷重臣，倚為心腹，不僅讀書有疑"即召使講解"，而且"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32）李贄對之深有感慨地評曰："我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具真正法眼矣。然唯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于太祖之時，酵孺便成得一個好良臣。唯用于建文，故遂成一忠臣以死耳。"又說："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才，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33）誠哉斯論，卓哉斯論。僅就斯論而言，李贄便可堪稱獨見史識慧眼的大學者。
清初，四庫館臣曾不無饑訕地評論方孝孺道："明去周幾三千年，勢移事變，不知凡幾，而乃與惠帝（建文）講求六宮改制定禮。即使燕（朱棣）不起，其所設施亦未必能致太平。"（34）確實，建文之敗于其叔燕王朱棣，除了建文之謀略才智遠不能與戰爭環境中鍛煉成長起來的乃叔相比等多方面原因之外，為建文所信用的方孝孺及其他孝孺式的儒臣如齊泰、黃子澄等，其思想之迂腐而難用于世則不能不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不過，他們雖無"適用之實"，難為"輔弼"之"良臣"，但都很重節氣，堪稱"死難之人才"。這樣，歷史便人們留下一個永堪饒味的現象：宋濂之學雖然博雜，但能使金華朱學大行于世；其高足方孝孺之學盡管純粹，卻在將金華朱學歸于正的同時，又使之終結。（35）
三、悲壯的人生慘劇與高尚的品質氣節
方孝孺是很悲壯地犧牲的。《明史》本傳記之曰：
乙丑，金川門啟，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讬，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怮聲徹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效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
不僅方孝孺就這樣慘烈而死了，并且，方氏"宗族親友前后坐誅者數百人"，甚至"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這實在是場令人心酸的歷史悲劇。而當"靖難"、"革除"之際，死難者又豈獨方氏一人？據《明史》記載，"欲為故主報仇"的景清不也被朱棣怒磔，而且"族之"，更"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了嗎？類此事例，實難盡舉。
對于方孝孺的"殉君"死難，以及由之而透射出來的凜然氣節，歷來頌頌者多，但也有訾議者，如王廷相即以方孝孺為"忠之過者歟？要亦自激之甚致之。忘身、殉國一也，從容就死，不其善耶？激而至于覆宗，義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輕重失宜，圣人豈為之？文山國亡被執，數年而后就死，人孰非之哉？"（36）孫奇逢亦以方孝孺的"處死之道"有"過"："予謂正學亦有過焉。明主可與忠言，正學以大義責之，勢必不能從。請早賜一劍，不食而死，何至以一身累死百余人也？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處死之道，豈容悻悻？"（37）張自烈則說方孝孺"不草詔可也，且哭且罵，置文皇何地！……雖毅然就磔，忠耿非不著，豈有毫發補哉？"（38）如此等等。
我們認為，方孝孺確有許多不切實際的迂闊之見，且這些迂見于世用的確無"毫發補"，誠如查繼佐所說："幸而生正學靖難之年，而孝孺不死。上曰'老其才'，將使雍容禮樂之間耳。倘輒受事，勢必議井田不合，投劾去。即否，諸官制紛更，去新莽幾何？然則北平不起，勢亦未能成太平，獨宜事君臣為萬世作則耳。"（39）故而我們無需像黃宗羲那樣為方孝孺推卻"得君而無救其亡"之責。（40）但是，我們也不必指責方孝孺的"殉君"死難，因為儒學崇尚節氣、高揚人格的精神傳統對他及與之同樣有著堅定儒學信念的學者影響實在太深刻了。試看"靖難"而遜國之際，齊泰、黃子澄均遭奪位稱帝的成祖朱棣誅戮，"泰從兄弟敬宗等皆坐死"，子澄"族人無少長皆斬，姻黨悉戍邊"；陳迪與其子鳳山、丹山同被磔于市；景清不僅被磔死，而且"族之，藉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41）……諸如此類，難道盡皆由"忠之過"、"自激之甚"所致？還是后世史家說得好："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指方孝孺）為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無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42）面對"天性刻薄"的或祖，方孝孺為代表的真正儒者以及他們的子弟、族人乃至學生、鄉黨不懼專制君主的淫威，慷慨赴死，從客就義，這絕非簡單的"殉君"之愚忠，其所體現出的儒家學者的凜然氣節、高尚人格，正是建塑我中華民族剛貞不屈的偉大脊梁的內在精神基礎。
倘再略作稍深入點地考察，便又可發現，方孝孺的"殉君"死難實乃其必然選擇的"處死之道"。換言之，他的凜然節氣與其學說思想有著重大的內在關聯。方氏曾撰著過深為宋濂、胡翰稱許的《釋統》三篇及《后正統論》，提出其符合儒學米青神傳統而又具有自身特色的"正統"觀念43）。他認為："名者，圣人之所慎也。"學者應本《春秋》之義，假"正統"之名"以寓褒貶，正名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以正人偽"，而不應"概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他據之綜論歷史，指出：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是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茍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為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44）
既然《春秋》所謂"王者大一統"乃為"正統之名所由本也"，則"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恒、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后，亦不可繼統矣。"（45）顯然，是非能稱之為"正統"，并不以有無天下、力之強弱、才之大小為定奪標準，關鍵看其是否以"仁義而王，道德而治"。歷史上真正合乎這標準的，只有三代；即使漢、唐、宋，也僅僅只是由于其君"皆有恤民之心"，方才本"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而將其"附之以繼統"。這種依據《春秋》之義而提出的"正統"觀念，無疑是以其理想的歷史道德主義為其核心的。而有著并堅信著這樣一種"正統"觀念的方孝孺，置身現實，面對著藉"祖訓"之名興兵發難，硬從其侄手中奪得帝位，并將其侄逼得"自焚"于宮中而又要以"效周公輔成王"來自我粉飾的朱棣，怎么可能俯首稱臣而為之"草詔"？怎么能不以一死抗其淫威？這又有何"忠之過"、"過激之"可言？由此當可論斷，方孝孺的節義與理學絕非兩事，實有重要的內在有機關聯。
晚明儒學宗師劉蕺山頗富感情地評論方孝孺道：
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后認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楊雄、吳草廬論次并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為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于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于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辯一死，其'激'而乃至十族，十族各自辯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眾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于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于風移事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為中庸之道，可也。（46）
蕺山堪稱孝孺的知己和同志，具有與孝孺相同的節氣和人品。他認為，人生當以"求仁"為志向。"仁"是做人的根本和準則，人不能求生以害"仁"，而只應寧可殺身以成"仁"。他說："一邊是求生以害仁，一邊是殺身以成仁，幾人看得清楚？就一割，惟有志之士必遂其志，成得之人必成其仁。志一決而莫違，心已安而無累。君子之于仁道，則以殺身殉之也。"（47）在他看來，"求仁"、"成仁"之丈義即在盡忠報國。明屋傾覆，蕺山痛心疾首，既不愿做前朝遺民，更不能依附新朝為貳臣，故而絕計一死，以成就其節氣和人格。他撰《絕命辭》云："留此旬日生，少從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概與從容，何難亦何傷？"（48）終以絕食蹈仁，得遂平生之志而全其名節。嗚呼！有明一代，初有方孝孺，晚則有劉蕺山，儒者之節義與思想交相輝映，其豪邁之氣足可垂千秋而不朽。
［注釋］
（1）《蘇平仲文稿序》，見《蘇平仲文集》卷首。
（2）《揅經室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
（3）《遜志齋集》卷九《與蘇先生三首·三》。
（4）同上《謝太史公書》。
（5）據《明儒學案》卷四十三《諸儒學案上·一》。
（6）《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一《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7）《宋元學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學案·宋文憲公畫像記》。
（8）《遜志齋集》卷十《答鄭仲辯二首·二》。
（9）上書卷十七《種學齋記》。
（10）《宋文憲公全集》卷首《祠堂碑記》。
（11）《明儒學案》卷四十三《諸儒學案上·一》。
（12）上書卷首《師說》。
（13）《遜志齋集》卷十《答王仲縉五首·五》。
（14）《明儒學案》卷四十三《諸儒學案上·一》。
（15）《遜志齋集》卷十四《送石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16）上書卷一《幼儀雜箴序》。
（17）同上。
（18）上書卷十七《直內齋記》。
（19）上書卷八《鄭氏四子加冠祝辭序》。
（20）《朱子語類》卷六十九。
（21）上書卷十二。
（22）《遜志齋集》卷七《習菴說》。
（23）《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二《經畬堂記》。
（24）《王忠文公集》卷十四《原儒》。
（25）《遜志齋集》卷十六《適意齋記》。
（26）上書卷三《成化》。
（27）上書卷十一《與友人論井田》。
（28）見宋端儀：《立齋閑錄》卷二。另參《明史·王叔英傳》。
（29）《明夷待訪錄·田制一》。今按：在田制問題上，黃宗羲雖然也是位"井田之必可復"論者，但他所以持此論，乃是基于對歷史上實際存在過的"屯田"制等的審察。并且，他更謂："吾意有王者起，必當重定天下之賦；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為則，而后合于古法也。"可見其并不急于立即施行"井田"制，而只是作為一位有著強烈經世致用精神的儒者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張，以待"王者起"后予以施用。這是一種很實際的心態。而方孝孺以為依靠文弱的建文帝的高度信用就可依憑其一介書生之力推行其理想的"井田"制，實在迂闊。
（30）《遜志齋集》卷九《上蜀府略》。
（31）《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傳》。
（32）同上。
（33）《續藏書》卷五《文學名臣·文學博士方公》。
（3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七0《遜志齋集提要》。
（35）方孝孺之后，有章懋"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溥、張大輪、唐龍、應璋、黃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明儒學案》卷四十五《諸儒學案上·三》）他們前承后續，努力使金華朱學重振雄風，再大行于世，但終因唯知"墨守宋儒"（同上）而告失敗。因此，我們認為，方孝孺是明初金華朱學的終結者。
（36）《王廷相集》卷十三《慎言·魯兩生篇》。
（37）《孫夏峰先生集》卷八《尚論篇下》。
（38）《芑山文集》卷二十二《祀黃公述略》。
（39）《罪惟錄·列傳》卷九《方孝孺傳》。
（40）黃宗羲嘗以方孝孺"未嘗當國，惠宗（建文帝）徒以經史見契"為由來駁以孝孺"得君而無救于其亡"的"庸人之論"。（參見《明儒學案》卷四十三《諸儒學案上·一》）
（41）參據《明史》卷一四一齊泰等本傳。
（42）今人饒宗頤謂："方氏《釋統》之作，足與歐陽相處媲美，實為正統論之后殿。"（《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第58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43）《遜志齋集》卷二《釋統上》。
（44）同上《后正統論》。
（45）同上《釋統上》。
（46）《明儒學案》卷首《師說》。
（47）《劉子全書》卷四十一《論語學案四》。
（48）引自黃宗羲：《子劉子行狀》。見《黃宗羲全集》第一冊第247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陳寒鳴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