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虛無主義的極端宣泄——評《丑陋的中國人》

 民族虛無主義的極端宣泄——評《丑陋的 中國人》
                        

（原名）中國人丑陋嗎？
  

    最近有偶然機會買到林白出版社刊行的《丑陋的中國人》第九版，內(nèi)收柏楊先生近年在美國各大學的演講，并選載柏楊先生各文集中的散文。我一口氣讀完，覺得有些話，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乃草此文，以就教柏楊先生。

　柏楊先生把中國人今日的劣行，完全歸罪于中國五千年有毒的文化，這是夸張的說法。我們先看柏楊先生的理據(jù)：

　柏楊先生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演講時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一種過濾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說：‘自己不爭氣，卻怪祖先。’這話有個大漏洞。記得易卜生先生有一出名劇（《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個梅毒的兒子，每次兒子病發(fā)的時候都要吃藥，有一次兒子憤怒的說： 

  ‘我不要這個藥，我寧愿死，你看你給我一個什么樣的身體？’！！！！！

   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

　柏楊先生根據(jù)此一推理，于是認定今日中國的艱難是傳統(tǒng)文化的罪過，認定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歷史充滿罪惡。但是柏楊先生的推理也有一個大漏洞。《群鬼》一劇中兒子所受的災難不錯是由他父母患了梅毒所致。但是父母身上的梅毒是否由五千年以前祖宗相傳的病毒，抑或由他自己行為不端染來？如果這個家族，于五千年前已患了梅毒，則這家族一定早就滅亡了，不可能生存至今日！！！！！！所以今日孩子的痛苦，可以歸罪于父母的作孽，不可以歸罪五千年前祖宗的作孽。中國今日的災難，不必歸罪于五千年前祖先，近幾百年來子孫的不長進應負更大的責任！！！

　柏楊先生說：“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一直封閉。”又說：“中國人種族歧視比起美國人的種族歧視恐怕變本加厲，‘炎黃子孫’加‘大漢天聲’、‘非我族類’加‘其心必異’，別人活命的機會，微乎其微。”

　記得1958年在馬尼拉開了一個以亞洲為重心的歷史學會議。于正式會議結(jié)束之后，加開一特別座談會，討論民族同化的問題。有學者提出：猶太人流寓各國，是最不易被同化的民族，唯有在中國的猶太人完全被同化了，原因何在？各學者提出許多意見，最后有一個意見為大眾所接受的是“中國古代對外來民族能尊重，一視同仁。”這個結(jié)論，未必就完全解答了這個問題，但起碼這句話極有意義。

　中國殷以前有從外族戰(zhàn)爭俘虜為奴的，自周代開始，便興起了一個“興滅斷絕”的觀念，認為各族都應有生存權(quán)，所以周初封建，把古代帝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甚至把敵人——商之后，一封于殷，再封于宋。我們試檢查中國的民族史，周以前就是一個多元的民族，到了春秋，諸夏之外，東方有淮夷、菜夷；西邊有犬戎、義渠；中原有陸渾、之戎；山東一帶有赤狄、白狄、山戎；南方有蠻。這些外族與諸夏雜處，慢慢與諸夏同化，諸夏如果對外族歧視甚深，能夠把各族融成一體嗎？以后漢唐又融合了不少外族。漢代五胡入居中國的不少，漢人亦未加以歧視，金日（石單）就是一證例。金日（石單）以匈奴降人受武帝的賞識，武帝臨終時，竟托孤日（石單）。日（石單）拒絕說：“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堅讓于霍光。武帝乃以金日（石單）助霍光輔助昭帝。金日（石單）封侯，以后七世貴盛。武帝以托孤之重，委托外族人，西漢大臣能保持七世榮寵的絕少，可見金日（石單）并非只受知于武帝一人，否則豈能尊榮七世？此可見漢代對外族人的態(tài)度。唐太宗為天可汗，四夷的君長在宮中帶刀侍衛(wèi)，毫不被猜疑，外族人在唐任高官顯爵、封疆大吏，建樹功業(yè)的不知多多少少。如史大奈、馮盎、阿史那社氽、執(zhí)失想力、契何力、黑齒常之、李多祚、尉遲勝、尚可孤、哥舒翰、高仙芝、李懷仙、李光弼、白孝德以至叛唐的安祿山、仆固懷恩等多至不可勝舉，何嘗見種族歧視如柏楊先生所說“人活命的機會微乎其微”？美國黑奴直至林肯時才獲解放，種族歧視，至今未能完全消除，中國自西周以來三千年，漢人與外族人均有以個人身份自賣或被賣為奴的，但未有把別一族作為奴隸，更絕不會如德國人之集體屠殺百萬計的猶太人。美國則只見《黑奴吁天錄》，不見白奴吁天錄，柏楊先生何所據(jù)謂中國人的種族歧視會比美國人變本加厲呢？！！！！！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成其大，此中因緣，柏楊先生是未了解的！ 

    柏楊先生說：“若干年前，我在洛杉磯有一次演講，有人問我：‘你是否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我脫口而出說：‘我不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請你告訴我，中國人的榮耀在那里？是我們國家強？是我們文明高？是我們民族對人類整個文化有建設的貢獻？是我們的音樂、繪畫、文學出類拔萃？我們到底有什么？請隨便講出一個我們國家有，其他國家沒有，或是我們可以和其他國家同享榮耀，舉得出來嗎？’”！！！！

　好一串聲勢洶洶嚇人的問話！不錯，近幾百年來中國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都落在西方之后。如果我舉出文學、史學、藝術(shù)、哲學等來和西方比較，那一定引起大爭論。我以前有一學生，后來在美國讀比較文學，取得博士學位后，在美國大學教比較文學。有一次，偶然相遇，我問他：“中國的詩比西洋的詩如何？”他白眼一翻說：“中國有什么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這是小孩子的詩。”他的無知，使我瞠目結(jié)舌，不愿再置一詞。最近內(nèi)子研究《毛詩》，我想到三千年前的文學，其脈搏竟仍在今日的文學中跳動，在我們現(xiàn)在生活中仍活潑有生命。《詩經(jīng)》中的句子，今日我們還常掛在口邊。如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這種至今仍蔥蘢有生意的句子，在《詩經(jīng)》中隨處都是。請想想，有哪一個國家、哪一民族，她三千年前的文學仍能活潑潑地應用于今日的日常生活中的？

　本人粗涉史學，對于中西史學的優(yōu)劣長短，因為問題太復雜，此處不能討論，但是史學的基礎在記事，只就記事一端而論，則中國史比西方史詳備，可以無疑。中國周以前諸史，姑置不論，自周共和元年開始，即有編年史。《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由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逐年記載各國的大事，直至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47年）止。跟著《六國年表》再由周元王元年（前476年）再逐年記載，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秦以后自漢高帝元年（前 206年）以下的大事有各正史的本紀逐年記載。換言之，自周共和元年（前841年）開始，直至今日，前后二千八百余年間大事，俱有編年記載。請問哪一民族、哪一國家能有一部記載二千八百余年間大事的編年史？從這兩事表現(xiàn)中國文化藏潛著一種可久性。如果我們能從此處探究，或可以找出中國民族所以能綿綿幾千年的一些消息。

　我上面所述的，只是因為柏楊先生對中國歷史文化信口開河、肆意誣蔑所提出的質(zhì)疑。柏楊先生有一句話：“反省是走向進步的開始”。很對。但是對個人的反省容易，對民族的反省很難。對民族的反省必須有幾個條件：
    
    第一要對民族有愛心！！！！！！無愛心決不會為此民族作出真正的反省；

    第二要對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有認識，不然，決反省不出真道理。尤其對一個有五千多年歷史的民族，她今日的問題。與歷史上政治、經(jīng)濟、社會、倫理、家庭、宗教、學術(shù)思想、地理環(huán)境以至與外族關系種種條件相關聯(lián)，要從此錯綜復雜的諸因素中找出問題的癥結(jié)，是一番大學問；

    第三要訴于理性，不能輕肆感情。一時的激情，只會蒙蔽眼睛。同時反省時所求了解的，不僅是當前各種病態(tài)的根源所在，更應了解此民族生命所寄托之點何在？此民族生存的力量何在？

　從《丑陋的中國人》一書所表現(xiàn)，柏楊先生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太淺，而且不訴于理性，只肆意謾罵、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價值、摧殘中國人對民族愛心，這樣是真正的反省嗎？能喚起中國人真正的反省嗎？我想一般人讀了柏楊先生這幾篇文章，可能會起兩種極端不同的反應——一種以當中國人為可恥，于是自外于中國人；一種是認為柏楊先生所講的俱為夸張不實的謊言，因而根本上不承認中國人有缺點。這兩方面對中國今后都是有害的。所以我認為柏楊先生此書，對中國的改進起負面作用遠多于正面作用。

　中國文化當然有弱點，世上未有十全十美的民族文化！！！中國近幾百年來的確患了病，世上亦未有長久健康的民族！！！我們決不能因中國文化有弱點、民族有病患，而謂中國文化全盤黑暗、滿身罪惡。地球上自出現(xiàn)高級文化以來幾千年，被淘汰的民族不知多少，而中國民族屹然存在，這證明中國文化雖有弱點，必別有堅實光明的一面；中國人今日雖有丑陋處，亦必有其可愛的一面。柏楊先生如果希望中國人能改進，請不要摧殘中國人對民族的愛心。同時我愿柏楊先生了解：文化生命與自然生命有相似之處——豐富的養(yǎng)料要經(jīng)過生命本身的消化吸收，然后可以生長強健；杜絕了生命之根，縱然有最佳的養(yǎng)料，對生命已全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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