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 《四書》的文化意義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歡迎參加今天廣州講壇第14講。
　　　　　　　　　　　　　　　　　
　　去年的12月17日，在首屆廣州人文科學交流會期間，我們曾經有幸邀請了張豈之先生在這里為我們做題為《中國傳統文化與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格局》的學術報告。張豈之教授在報告中提出許多思想觀點，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今天我們很高興再次邀請張豈之教授來到我們廣州講壇。張豈之教授今天為我們演講的題目是“《四書》的文化意義”。大家知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稱《四書》，經朱熹的大力推崇，被奉為儒家的四大經典。張豈之是我國的重要文化思想專家，現為西北大學名譽校長，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豈之教授是我國學術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博學大師，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張豈之教授為我們做學術報告。

　　張豈之：今年在盛夏期間，我到中山大學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宣傳部理論處曾處長知道消息之后，一定要我再來跟廣州朋友見見面，就中國傳統文化交流一些意見。剛才張部長已經說過了，《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是《四書》，還有《五經》，《詩》、《書》、《禮》、《樂》、《易》，還有《春秋》，孔子整理出的史書，留下了一部春秋的歷史。“四書五經”可以稱之為儒家的最基本的經典，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名著。
　　　　　　　　　　　　　　　　　
　　張豈之：今天我們重點介紹《四書》。一提到《四書》，我們就會想起元明清三代知識分子必讀的書，也可以說是元明清三代知識分子讀書時基本的教材，都受過這方面的熏陶和教育。但后來在評價過程中，特別是在近代對他們的評價中，認為他們宣傳了封建思想，束縛了知識分子的頭腦，使得我們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封建時代后期的知識分子缺少創造性。對《四書》好像還是否定的。
　　
　　張豈之：我們今天需要重新認識一下《四書》，《四書》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原來《論語》《孟子》是單獨成書的，《大學》《中庸》兩篇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朱熹把他們放在一起，而且一塊來進行注解，用了四十年的時間來注解這四本書，他稱之為《四書》。實際上原來不是，原來只是兩本書，加上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后來朱熹把它稱之為《四書》。
　　　　　　　　　　　　　　　　　
　　張豈之：為什么要花四十年的時間，把他們集中起來加以注解？用這么多的精力和這么長的時間，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對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中國，也可以有一定的啟發。至少有兩點可以啟發我們，《四書集注》是朱熹做的，起碼體現了一個道理，也就是融合中外文化，當時的外，主要是指印度的佛教，將印度佛學中某些思維的方式、思維的方法，和我們儒家的兩本最重要的經典結合起來，一本是《論語》，一本是《孟子》，而且是以中國本土文化作為基礎，然后加上佛學的理論思維以及推論的方法，使得《論語》《孟子》經過朱熹一解釋之后，好象充滿了活力。一會兒我還會就怎么充滿活力，給朋友們做介紹。
　　
　　張豈之：所以這給我們一個啟發，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也需要面向世界，不斷吸收人類創下的文化，和自己本土的文化密切的結合和融合起來。當然融合的主體，還是中國本土的文化，不是簡單的排斥中國本土文化，如果這樣就沒有生命力了。怎樣結合起來，要進行具體的分析。
　　　　　　　　　　　　　　　　　
　　張豈之：我們還可以從《四書集注》中看到，文化的傳播要和教育結合起來，而且要和編寫教材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夠有效。朱熹編的《四書集注》，從某種意義來說，也就是教材，后來元明清三代讀書人從年輕時候起，就必須讀這四本書。過去我們可能對教材注意不夠，一說起來就好象是某某專著比較多，今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的文件發表之后，就特別提到我們今天欠缺的是對哲學、社會科學基本理論研究還不夠，要補上去，而且我們對教材建設注意不夠，今天我們把教材編著提到重要的地位。看看南宋那一代的教育家、思想家怎么編著教材，這么精心花了四十年的時間，編著了幾本教材，改了又改，力求向精品方面發展。這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恐怕這兩點，也是我們要探討《四書》的一個重要意義。
　　　　　　　　　　　　　　　　　
　　張豈之：至于說封建社會的衰敗，到清朝鴉片戰爭，1840年之后，中國社會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原因有很多，并不是簡單的《四書集注》造成的，那樣就將問題簡單化了。
　　　　　　　　　　　　　　　　　
　　我們今天介紹介紹《四書集注》，和朋友們商量商量，我覺得很有必要。將來如果有機會我再到廣州來，準備給朋友們介紹一下《五經》，贊成不贊成也好，我們作為國家干部或者教育界、文化界的公務員同志，都應該作一個了解。我的這個序就簡單的談到這里。
　　　　　　　　　　　　　　　　　
　　張豈之：第一個問題，什么是《四書》。四書就是四本書，一本書就是《論語》，《論語》主要內容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對話集。學生問孔子老師一些問題，孔子來回答，或者學生之間相互討論問題，發表一些意見，匯集起來。所以也叫做孔子思想，以及他的弟子們發揮老師思想的一個言論集，隨時記錄下來的。
　　
　　張豈之：孔子是春秋末期人，他逝世之后，弟子們將平時聽講的東西匯集起來，匯集起來之后就是聽講的記錄了，古代給它一個名詞，叫“論”。我們今天有論文、論說，將這些言論集中起來，就叫做“論”。學生們系統的整理孔子平時的話，學生也發揮孔子思想，大體上孔子逝世之后，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整理出一個定型的東西。后來隨著版本的變化，我們就不去繁瑣的推論它了，大體上成型了，孔子死后三十到五十年的時間，將《論語》里重要的內容大體上整理出來了。
　　　　　　　　　　　　　　　　　
　　張豈之：孔子的出生年是公元前511年，到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末期。春秋末期還有一個大的思想家，也就是老子，將來如果有機會，我們也可以說一說老子的《道德經》。《論語》影響中國這么長，不管你贊成還是不贊成它，反正它存在了二千多年。還有朝代全盤否定它，但是否定不了，否定之后，到了一定時間又起來了，有一定的道理，究竟為什么？這個火焰還撲不滅，不想讓它在社會上發生影響，不可能，一定會在社會上起影響。《論語》也就是一萬二千七百多字，我們今天的博士論文還寫十萬字呢，《論語》消滅不了，完全否定不了。
　　
　　張豈之：《論語》主要有兩個觀點，一個觀點是“仁”，人和人的關系得有一種約束，這就叫做“仁”。在《論語》里反復講，學生問孔子什么是“仁”，老師成天講“仁”，究竟什么是“仁”？。孔子就講“仁者愛人、目中有人，做到目中有人這一點很難，這是儒家的起點。朋友們，真正做到目中有人是很難的，怎么對待這個人呢，就是要愛人，什么是愛人呢？有飯給他吃，有衣給他穿，就是愛他了嗎？不是這個意思，怎么愛人呢？孔子講了一條，非常淺顯，但是要做到很難。春秋末期十個人中可能九個人做不到，到今天我們這個社會，要做到目中有人恐怕也要努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就是愛人。
　　　　　　　　　　　　　　　　　
　　張豈之：要做到這一點，朋友們，恐怕很難，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給別人。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一個大教育家、思想家，能夠給什么是愛人做出這么簡明、非常明確的回答，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什么是愛人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直到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還要提倡這個。己欲立而立人，自己站得住首先要讓別人站得住；己欲達而達人，你自己要發達做成功一件事，首先要讓別人把事情做成功。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氣派，整個民族的特性就是這樣，幾千年過程中培育出這方面的屬性，不是說我站住了要把你消滅掉，我發達了就要使你極度貧困，不是這樣的。
　　　　　　　　　　　　　　　　　
　　張豈之：當然孔子還有對人的道德等各方面的解釋，比如說要對父母孝，這一點我們今天也應該更提倡。當時是農業社會，父母在的話，兒子不要遠游，隨時要在父母身邊照顧。學生問孔子什么是孝，反正我每個月都給我父母送糧食，贍養他們，天氣冷了之后就給他們送棉衣，這是孝嗎？孔子一笑，這不是孝，這一點動物都能做到，如果只是送點小米送點稻米給父母，不回家看看，這是什么孝啊？什么是孝？首先是要有孝心，心里有父母，才是真正的孝，不僅僅是送點棉衣送點糧食。
　　　　　　　　　　　　　　　　　
　　張豈之：各種道德規范，孔子都做了一些說明。還有什么是勇敢？隨時跟別人打架就是勇敢嗎？不是的。為正義事業犧牲自己，去奮斗，這才是勇敢，如果僅僅孔武有力，沒有正義的思想，整天跟人打架，那就是匹夫之勇。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發展我們的民族正氣的。這些話拿到今天來說，也是有用的，也是不能丟的，如果丟掉了，我們民族的根就沒有了。這不是專制主義，而是人生活的基本準則。
　　　　　　　　　　　　　　　　　
　　張豈之：所以《論語》對仁做了系統化深入的闡述。《論語》還有一個觀點是禮。這個禮有兩個含義，一個含義是大的方面，整個社會的結構，孔老夫子理想的社會是西周時的社會形式，西周一共存在了八百多年，這么長歷史的朝代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位，后面比較長的朝代，像唐朝、清朝等等，也就是二三百年。西周存在了八百多年，首都是現在西安西北這一帶，奠基了中國的基本社會制度。當時的禮是貴賤有序，而且尊卑也是有區別的，孔子認為如果有這樣的區別之后，社會才會有序的發展。這一點我們今天不能學習，但是里面提到的禮，作為一個文化的表現，作為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我們還是可以繼承過來加以發展的。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是人講禮，其他動物不講禮。這個解釋就非常深刻了，孔子非常欣賞這一點。
　　　　　　　　　　　　　　　　　
　　張豈之：而且，士大夫有士大夫的禮，國君有國君的禮，當時中原各國都是諸侯國，各國都有各國的禮，西周的禮數非常多，人人必須遵守。但是禮變成單純的形式不行了，孔子認為形式可以保留，增加新的內容。在禮里要充滿內心的尊敬和愛心，將內在的東西和外在的東西要統一起來。所以孔子講了一句名言，什么是君子呢？學生要朝君子的方向努力，君子就是文質彬彬。什么是文？是外在的，比如像穿衣服很整齊，很像一個樣子，而且內心又有知識，又有水平，質就是內在的。彬彬將兩者結合起來，這就很好了，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就像一個君子了。所以中國人很講究文質彬彬。
　　　　　　　　　　　　　　　　　
　　張豈之：對禮有舍棄的，也有保留下來的。完全將古代那些“禮”罵的一塌糊涂全部丟掉也是不行的，現在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也有本身的禮，禮是人和人之間文明禮貌具體的規定，看來是不能舍棄的。《論語》就談了這兩個觀點，一個仁，一個禮，影響大了，正因為影響大了，憑著政權的力量想把《論語》殺掉，秦始皇就討厭這一套，但是不行。所以對儒家最重要的經典《論語》，我們還是要正確對待，作為中華民族寶貴遺產一部分，客觀、科學的研究它。
　　　　　　　　　　　　　　　　　
　　張豈之：朱熹將《論語》好好的整理了，對歷代的注解進行了審查，然后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以總結，花了很多時間，原因是他看出這本書有神奇力。
　　　　　　　　　　　　　　　　　
　　張豈之：還有《孟子》，這是孟柯寫的，孟子出生是公元前372年，到公元前289年，是戰國中期了。他是孔子第四代的弟子，是周國人，今天的山東周鄉，孔子也是山東曲阜人，所以古代春秋戰國時期，今天的山東齊魯文化是中國文化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孟子對儒家學術很有修養，希望儒家的思想能夠得到真正的實現。當時中原有很多小的諸侯國，他游說各諸侯家希望能夠采取他的思想，但是沒有一家采納。后來他回到家鄉寫書宣傳孔子的思想，并且加以發展，后來就有了《孟子》。《孟子》的字數就比較多了，三萬五千字，完全是對話體，通過對話，朋友們可以去看，孟子頭腦的細密，那種語言的犀利，還有對問題的敏感性，今天還是很讓人感動的。
　　　　　　　　　　　　　　　　　
　　張豈之：《孟子》書里著重一個字，這個字到今天還需要研究，這個字就是“人”。什么是人？探討什么是人，這個很厲害了。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各諸侯國有一個大的爭論，什么爭論呢？也就是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都在發表意見，這是中華民族在二千多年前的創舉，討論了幾百年。人和獸有什么區別？要講出一個道理。光講人是萬物之靈還不行，要講出道理，要給人下出一個定義，要給人一個定位。
　　　　　　　　　　　　　　　　　
　　張豈之：我們今天看來很簡單，實際上不簡單，什么是人呢？有四種本能的人就叫做人。在孟子時期還沒有“本能”，稱為有“四心”的人就是人。那四種本能呢，惻隱之心、愛心，比如說看到小孩快掉到井里去了，拉他起來，這就是愛心。還有看到老人在冬天很凍，起了惻隱之心。有學生問孟子如果沒有惻隱之心，成天仇恨人，一點憐憫之心也沒有，這又算什么呢？孟子說這很簡單，穿著人的衣服，戴著人的帽子，但是沒有人性，那就是衣冠禽獸。
　　　　　　　　　　　　　　　　　
　　張豈之：孟子認為要愛別人、目中有人、同情別人，而且要有謙讓之心，一直到東漢末有了孔融讓梨等謙讓的故事發生。中華民族可以說是最謙讓的民族。還要有羞恥之心。一點羞恥之心也沒有，那也不稱其為人。后來有一個故事講的很有意思，明代有一個思想家王陽明教育自己的學生，講到什么是羞恥之心，學生不了解，后來抓了一個小偷，當場審問，王陽明讓小偷層層脫衣服，脫到內衣他就不脫了，不愿意在大庭廣眾下赤身裸體，王陽明認為這就是羞恥之心，說明這個小偷還可以改造。
　　　　　　　　　　　　　　　　　
　　張豈之：還有是非之心，人最大的特點是對對和錯的事有辨認的能力。什么是人性呢？孟子回答，人性者，具有四心之人也。現在在座的朋友聽起來覺得很簡單，兩千多年之前，將什么是人性做出這樣的定義，那也不簡單了，能夠概括到這樣，沒有相當長時間的研究，恐怕不行吧？什么是人性，是具有四心之人也，孟子認為人心是善的，是好的。正因為人性善，所以經過教育，將人的善心發揮出來，使他透過學習得以不斷的向前發展。

　　張豈之：光有四心，善良的人性夠不夠？不夠，不能成為圣賢。怎樣才能夠成為圣賢呢？必須要經過學習，必須要經過人間多種痛苦的磨難，不光是先天，后天也必須經過很多磨難。所以劉少奇同志在文章中引述了孟子的一大段話，“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將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一次一次失敗，積累經驗，成為對社會和國家有用的人。后天的努力，孟子把它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經過磨煉，達到最高境界，什么境界呢？富貴不能淫，我富了有錢了，我地位很高了，做的官很大了，但是我還不做壞事。貧賤不能移，雖然我沒有錢很窮，但是我志向不能改變，還要繼續努力。威武不能屈，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改變我偉大的志向。給它一個名詞，你做到這個地步，后天的努力學習鍛煉做到這三步，這就是“大丈夫”。這翻成外文很難，給外國人說“大丈夫”不是相對妻子來說的，外國人很難理解。
　　
　　張豈之：遇到磨難怎么辦呢？你必須從內心要產生一種力量，克服困難。內心這個力量叫什么呢？就是浩然之氣。內在精神的力量，任何的壓力都摧壓不垮浩然之氣，這對后代的影響非常大。孟子提出要建立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標志是什么？農民必須要有土地，知識分子沒有生產資料是可以的，憑著知識吃飯，但是農民必須要有生產資料，也就是土地。黎民百姓要有土地，朱熹注解孟子，什么是黎？也就是面色是黑的，和整天鉆書房的白面書生產生對比，黎民就是老百姓、農民。黎民不能全部種莊稼，還要飼養家禽，老年人要吃肉類，才能御寒，而且要種桑樹養蠶，要尊老要愛幼，首先是道德教育然后是知識教育。這就是小康。
　　
　　張豈之：儒家最高的理想社會是天下大同。這些道理孟子周游歷國，將各諸侯國的國君說的暈頭暈腦的。他還提出要與人同樂，不能只讓自己在宮殿里唱歌、跳舞。還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民本思想，以老百姓為本。最貴重的也就是老百姓，君和民比較起來，哪個最尊貴呢？應該是民貴君輕。這個思想后來的歷代統治者都不同意，包括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成功建立元朝之后，提出將孟子的書改一改，是君貴民輕。
　　　　　　　　　　　　　　　　　
　　張豈之：所以《孟子》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人，什么是人性，人怎么鍛煉，怎么克服困難，怎樣達到很高的精神境界。《孟子》的副標題是四個字，“如何做人”。當然《孟子》的遭遇和《論語》不一樣，歷代君子除了朱元璋派知識分子篡改之外，現在看來這些書對我們還有很大的啟發。
　　
　　張豈之：還有一本書是《大學》，《大學》并不是單獨的一本書，西漢時一個儒家學者名字叫戴圣，他主編了一本書《禮記》，一共49篇論文，禮記里就有一篇文章是《大學》。很小的時候學基本的《禮記》，那么《大學》里學什么？有三條綱領。《大學》怎么學習，有八個條目。三綱領八條目，清清楚楚，一共是一千三百字。用今天的話來說，什么是《大學》的理念，何為《大學》，一千三百字，講的清清楚楚，三個綱領八個條目。
　　　　　　　　　　　　　　　　　
　　張豈之：《大學》這本書在朱熹之前就已經很多人注意到了，這篇論文講得簡明扼要，一千三百多字，將求學之道講的這么深，又有綱領又有具體的步驟，值得背下來。很多老前輩都能夠背《大學》。還有一篇《禮記》中的文章，就是《中庸》。字數也不多，一共是三千五百四十五字。用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一篇短文。這是講哲學道理的，后來他們很重視，我下面還要解釋，講很抽象的哲學道理。
　　　　　　　　　　　　　　　　　
　　張豈之：我上次講了，天道究竟是什么，人道究竟是什么，要講哲學的道理，最根本的東西是什么？《中庸》就有講到。孔子在《論語》里講過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做事情過頭做不好，或者做事情機遇到了不努力抓住機遇，機遇過去之后懊惱萬分。這二者都不好，都不是中庸之道。究竟什么是中庸，在《中庸》這篇書里講的清清楚楚，而且有理論有執行的步驟。這個東西不得了，《禮記》中這兩篇東西值得重視，一篇是《大學》，一篇是《中庸》，加上《論語》、《孟子》稱之為《四書》，這是下了工夫的，不是亂選的。
　　　　　　　　　　　　　　　　　
　　張豈之：南宋時代的教育家、思想家、學者朱熹給《四書》做了注解，用了四十年的時間，名字就叫《四書集注》。他做出來之后，在他那個時代沒有得到認可，一會兒我們介紹一下朱熹的生平。他晚年是受壓的，他的學問，當時南宋的朝廷光宗已經明確提出它是偽學，是假的東西，那是不行的。到朱熹逝世之后，到了元代、明代、清代，《四書集注》成了那時的主流文化形態，讀書人都要讀《四書》，而且都是讀朱熹著的四書，參加科舉考試就要將《四書》背熟，雖然不到四五萬字，但是將《四書集注》背下來，沒有十年的寒窗恐怕不行。元明清時期主流文化的一個急進，就表現在《四書集注》。
　　　　　　　　　　　　　　　　　
　　張豈之：現在我們再提一個問題，宋代之前沒有《四書》一說，為什么宋代就有了《四書》，這個必須要說清楚，這是歷史的需要。儒家思想與時俱進的需要，不與時俱進的儒家思想是不行的，就要被別人戰勝了，就失敗了。你必須要與時俱進，怎么與時俱進呢？我們分析一下。
　　　　　　　　　　　　　　　　　
　　張豈之：孔子的時代是春秋末期，當時整個意識形態有兩大學派，最有影響，一派是儒家，一派是墨家，以墨子為代表，主張非攻、兼愛，這兩大學派最重要，給它一個名詞，“顯學”。兩大顯學，用今天的通俗說法來說，就是兩個勢力很大影響很大的學派，一個是儒家，一個是墨家。
　　　　　　　　　　　　　　　　　
　　張豈之：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除了兩大顯學之外，還有其他的學派。班固寫的《漢書》有一段文字，就是漢書里的文化書目，有哪些有文化的東西，有哪些有思想的東西，提出有十家。何為儒？我簡單的解釋一下。什么叫儒呢？就是對西周的歷史文化很熟悉的一批讀書人，稱之為儒，儒者孔丘，儒者孟柯。今天這個帽子沒有什么，但是當時這個帽子不得了，我是儒者。后來說儒者某某，很高興，因為這是有學問的人。
　　　　　　　　　　　　　　　　　
　　張豈之：墨家研究自然科學，非常勤儉，而且有一個嚴格的團體叫墨家團體，研究自然科學留下一部很重要的書《墨經》，里面有物理學的道理，甚至說有火箭學的設想。近代梁啟超先生對《墨經》研究的很深刻，那是民間手工業者一批社會下層人士組織的一個團體。
　　　　　　　　　　　　　　　　　
　　張豈之：但是到了秦漢之后，墨家就消失了，原因是什么，可以慢慢探討，我就不在這里講了。還有一家是道家，以兩個人為代表，一個是春秋末期的老子，還有一個是戰國中期的莊子，過去我們對道家老莊的思想有看法，認為是消極無為、清靜，什么事都不想干預，講求權術等等。現在看來不是這樣，這是需要澄清的。
　　　　　　　　　　　　　　　　　
　　張豈之：溫家寶同志去年訪美，在哈佛大學做了一次演講，他提到昨天的中國是一個古老并創造了燦爛文明的大國，中國擁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早在二千多年之前，就產生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和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你看是并提的，儒家學說、道家學說，都有很大貢獻，以及其他許多也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學術流派，下面就不念了，比較長了。我本人對道德經、對老子書、對莊子是情有獨鐘，非常喜歡，在某些點上，甚至要比《論語》、《孟子》還更喜歡一些。我一看到溫家寶的這個講演全文，高興的不得了。
　　　　　　　　　　　　　　　　　
　　張豈之：還有中國古代總結戰爭的經驗，根據戰爭的規律探索，《孫子兵法》就是最有代表性的。還有陰陽家，用陰陽來解釋世界和社會的一切，當然這里面有神秘主義的東西，但是也有很多符合道理的。還有法家，法家不是我們今天講的人人遵守的法律，不是，法家帶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呢？要把帝王的意志用法的形式表現出來，在法的形式里貴賤有序、尊卑有序，將它規定下來。所以法家最講權術，韓非子的書大家可以看到，帝王一出來使你心里摸不著邊，他應該有一個威嚴使大家害怕，你不敢在帝王面前說一句話、提半句不同的道理。不僅僅如此，內心還有術，權術，誰也摸不著邊，然后利用權術將你套到他的圈套里，然后一塊來收拾。實際上封建社會里的皇帝，統治用法的形式表現出來。
　　　　　　　　　　　　　　　　　
　　張豈之：我個人研究傳統文化，對法家沒有什么興趣，也沒有什么感情。當然我對現代的法，老百姓的法，那是我要學習的，而且我們現在提出以法治國非常正確。
　　　　　　　　　　　　　　　　　
　　張豈之：還有名家，名者就是邏輯也，講的東西要有邏輯，將外延要搞清楚，馬的外延很大，白馬、黑馬、斑馬，這些馬都在馬的概念里，稱之為外延。如果你下面判斷白馬即馬不對，那只是馬的一部分，還有其他的馬。還有主張聯絡秦國或者統一起來共同反對秦國，合縱連橫，兩條不同的外交思想綜合起來就是縱橫家。還有雜家，現在說某某是雜家會不高興的，我怎么是雜家，我難道一點專長也沒有嗎？其實春秋戰國時期雜家很了不起，將很多學派的文化融會貫通起來，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司馬相如是兼融并包，這就是雜家。
　　　　　　　　　　　　　　　　　
　　張豈之：司馬相如是四川的大才子，兼容并包。還有農家，將農業生產豐富的經驗學術化、理論化。春秋戰國時期有十家，班固漢書里的十家就用了一個詞，叫相反而相承，觀點不一樣，但是又相承相互促進，多好啊，這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段文明歷史的階段。
　　　　　　　　　　　　　　　　　
　　張豈之：這就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期，朋友們，孔子創立的儒家有沒有特殊地位呢？沒有。孔子一生也是受了不少打擊，有的時候，去了一個小國，人家造反了，他也沒有飯吃，在那里惶惶然如喪家之犬的情況也是有的。到西漢時期情況就不一樣了，秦國統一中國二百多年之后，看來靠法家的思想理論統一中國不行，司馬遷也說了“刻薄寡恩”，老百姓吃不消這個，今天讓你修長城，明天又干那個，勞役那么多，老百姓不能安定的生活，那不行。到西漢時就總結出來應該有一個思想學術作為統一漢朝的立國思想基礎，那就是儒家，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這樣做。但是在漢武帝時期，孔子的地位還沒有到迷信的程度，到了東漢，有一個大學者、思想家王充寫了《論衡》，用今天的話來說，對現行的一切學術都要加以批判論及。
　　　　　　　　　　　　　　　　　
　　張豈之：王充有一篇《問孔》，孔子都是圣人了，那你的學問很高，你的那些話也未必都是真理吧？你邏輯上也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吧？我來問你一些若干的問題，王充這不是對孔子說的，孔子早已經過世了，是對當世的統治者說的。王充也沒有做大官，也沒有多高的社會地位，但是后來慢慢發覺這是很了不起的一本書，堅持真理，可見這時對孔子還可以說兩句，批評批評還不礙事，還沒有到迷信的程度。然后到了魏晉，到唐朝儒家也不怎么樣，相反道家思想盛行一時，研究從印度來的佛教，中國自身的佛教宗派也是一起來要研究這個，從天竺來了這么多的佛教學說，我們中國人怎么理解它，怎么翻譯它，我們自己也應該有自己的佛教宗派，把注意力放在這里了，儒學不怎么樣。
　　　　　　　　　　　　　　　　　
　　張豈之：但是到宋代儒家思想有了很大的發展，宋太祖的宰相就說了，臣有《論語》一部，其他不談了，《論語》半部以輔助太祖定天下，還有半部《論語》輔助宋太祖治理天下。這時《論語》的地位就很高了。宋代的思想文化主流就是儒家學說，等儒家在這個時代有了統治地位之后，有沒有好處？有好處，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推行，影響更大擴大更快。但是處理不當也可能有副作用，如果這個學說不能與時俱進，不能吸收人類的優秀文化，就有可能教條化、僵化，失去生命力。
　　　　　　　　　　　　　　　　　
　　張豈之：我們以豐富的經驗回過頭來看歷史，我想在座的人沒有反對的。宋代的儒學有沒有僵化？一點也沒有。為什么沒有？宋代的儒學是與時俱進的，原因在哪里？它怎么可以與時俱進？怎么俱進的？簡單的回答是由于有了挑戰，有人挑戰儒學了，不進則退，就是這樣的道理。挑戰來自于何方？來自于印度、尼泊爾，佛教從西漢末東漢初傳到中國來，到唐朝時已經有七八百年的歷史，外來的佛教向中國本土文化提出了挑戰，怎么應對，將我們的大門封起來，絲綢之路從長安出發，當時封不住。當時的學者沒有今天的信息及科學的發展，要想將絲綢之路封起來，封不了，就要研究了，就要花精力研究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關系。一直到唐宋代，很多人都在研究，究竟印度的佛教向我們本土文化挑戰表現在哪些方面，光講挑戰太抽象了，具體挑戰表現在哪個方面。我們歸納了一下，主要是兩個方面。
　　　　　　　　　　　　　　　　　
　　張豈之：一個方面，佛教講佛性。什么是佛性？佛教認為人的現世生活是非常痛苦的，生老病死，生你沒有感覺到，老你感覺到了，哪一個老人不痛苦，身體慢慢衰微，疾病纏身，兒女也不能天天侍奉，想要的東西也沒有，眼看就要死了，生我們選擇不了，但是老很痛苦，任何社會都應該關心老年人。病更痛苦，不但是肉體的痛苦，而且還有死亡的威脅。還有一層，誰也沒有經歷過死亡的滋味，因為生命只有一次，不能死亡之后再體現，死之后一切感覺都停頓了，理性也消失了。
　　　　　　　　　　　　　　　　　
　　張豈之：佛教起源的原因很吸引人，一說出來都確實是如此，都想擺脫。怎樣擺脫，不要怕，佛釋迦牟尼說話了，可以擺脫進入極樂世界。到中國來之后，佛教慢慢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營養，中國的佛教是認為人人都可以進入極樂世界的，因為儒家奠了底，人人皆可成為圣賢，在這樣的文化熏陶之下，佛教到中國來了，和在其他國家發展不一樣，人人都皆可成佛。原因何在？有一個理論根據，給我一張介入天國的入門券。人人內心里都有佛性。什么是佛教，字面上解釋成佛的可能性就是佛性，成佛的可能性也叫覺悟性，翻得好啊，我們唐朝的那些佛典翻譯大師翻譯的非常好。佛性是什么東西，佛跟你講，那你是看不見的，就是存在在內心里面一種永不熄滅的永恒的精神實體。
　　　　　　　　　　　　　　　　　
　　張豈之：讀了這些可能人人覺得很充實，未來有了佛的確保。孔子開了一個先例，學生問他死是什么滋味，其他任何問題孔子都耐心回答，這個問題他不高興，未知生焉知死，不要問這樣的問題。但是學生頭腦里的問題還是存在的，但是孔子不愿意回答，讓學生多探索現實世界的種種。儒家有一個特點，不講身前死后，光講現實，這是它的優點、特點，也是它的弱點。人很奇怪，人是奇怪的高級生物，就是要拼命了解生前死后。宗教就鉆了這樣的空子，你解決不了的問題，我佛教可以解決，佛教怎么解決呢？佛教到中國來不管是哪一派，都叫緣，現在我們見面了，就是有緣，想不到我們可以在廣州見面，都講緣。這是佛教說的。
　　　　　　　　　　　　　　　　　
　　張豈之：儒家不講緣的，儒家光講道義，一個共同的信念，一個共同的道義將我們結合在一起。什么是緣呢？緣就是關系，佛教叫緣系，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聯系到你死后，你身前和身后是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挑戰，我把它通俗化了，朋友們看是不是這樣？到唐朝、宋朝怎么辦呢？本土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佛性論上很容易打敗仗，這怎么辦呢？儒家對人生哲理的分析，對身前死后看來還是有欠缺的，這是弱點，怎么辦？
　　　　　　　　　　　　　　　　　
　　張豈之：儒家思想要與時俱進，要發展，不是把各個宗派的佛家經典說成是胡說八道，要丟掉，這是不行的，人的思想是丟不掉的。這就要研究，哪些是可以拿來的，我們用一用的。變一個名詞，也就是適合儒家思想大框架的，這是最聰明的辦法。這個聰明的辦法在宋代就叫做儒學需要與時俱進，需要發展，不能老一套。還有一個挑戰，佛教很講佛統論，你傳佛教繼承的發展、發展的關系，搞的很清楚，我們的初祖是什么，二祖是什么，三祖是什么，這是佛統論，而在唐代之前不說這個，最多講孔孟。在唐朝時期首都是長安，韓愈看到大家為了佛萬人空巷，面對這樣的情況，上書皇帝，韓愈這個人實際上是很想做官的，不想沖撞皇帝，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知識分子的良知又出現了，認為再這樣不得了，那當然皇帝要對他進行懲罰，官也做不成了，一貶就貶到潮州來了，當時這里是不毛之地啊。但是韓愈解決不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佛性解決不了，需要探索，第二個問題，也就是儒家也有道統，韓愈寫了文章。當時還遇到一個問題，中國土生土長的道家產生了，道家是在我國歷史上的東漢時期產生的，到南北朝時發展成熟了，中國土生土長的道家以黃老作為起始，其中又吸收了儒家的東西，也吸收了陰陽學家的東西，也吸收了神仙家的東西。道家的主體是修煉。
　　　　　　　　　　　　　　　　　
　　張豈之：要講求工夫境界，著重宣傳長生成仙，和佛教不一樣，要重視現世利益。經過修煉之后，我長生不死。我們中國的文化很有意思，都不想離開這個世界，長生不死長生成仙，重視現世的利益。然后饑餓療法等等。道家里的這種神仙思想，也對儒學提出挑戰，雖然它不是一神教，但是道家有對至上神的信仰，象太上老君就是至上神，這和伊斯蘭教、基督教不一樣。這些問題都需要研究。
　　　　　　　　　　　　　　　　　
　　張豈之：畢竟儒學還是與時俱進的，吸收了他們的有關方面，都納入到儒學的框架里來。為什么要用40年的時間，來修訂《四書集注》呢？不能將各種不同的思想集注拼盤放在一起，要把它們變成一體的東西，不是疙疙瘩瘩的東西，有一個系統性的東西，這就是朱熹的《四書集注》。
　　　　　　　　　　　　　　　　　
　　張豈之：所以我說《四書集注》這本書，表現了在宋代儒學的與時俱進，一些歷史的經驗，我們后人研究研究，也能夠使得我們聰明聰明，使它成為非常有趣的東西，也告訴我們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術，不要害怕吸收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問題是要把它們納入我們的思想框架里來，變成我們的東西，消化了然后吸收。不要把大門封起來，封不住的，如果封起來，你最后自己會垮掉，這是很好的歷史教訓。
　　　　　　　　　　　　　　　　　
　　這是第一個問題，我覺得也是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張豈之：第二個問題，我想講講朱熹與《四書集注》。
　　　　　　　　　　　　　　　　　
　　他怎么解決問題，他前人怎么解決的，就要談這些問題了。朱熹是南宋時期的大學者、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影響了元明清三代。朱熹生卒年是1130年到1200年，71歲，這個時期在我國歷史時期上稱為南宋時期，北宋是公元960年到1127年。這樣一比，朱熹出生前三年，為什么有南宋北宋呢，北宋原來是今天河南的開封，朋友們都看過《清明上河圖》，商品經濟非常發達，由于少數民族、金人的侵擾，我還要用這個字，我覺得是侵擾，不要說我少數民族還是可以來的，當時他們的行為是屬于侵擾，北宋的皇帝是趙構，他沿著運河到揚州，1129年到臨安，就是今天浙江的杭州。
　　　　　　　　　　　　　　　　　
　　張豈之：1130年朱熹出生，名副其實是南宋，原籍是徽州婺源人，是今天的江西，后來跟著父親到福建，所以他一生內的活動都是在我國國家的南方，做過地方官，主要是講學，寫著作，是真正的文化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白麓書院，那就是朱熹弄的，什么叫書院呢，就是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有名的學者帶了一批弟子，隨時問答，然后讀圣賢書，思考天下國家大事。他還想辦法修復和擴建了今天在長沙的岳麓書院。
　　　　　　　　　　　　　　　　　
　　張豈之：去年清華大學有一個班，不是大學本科班了，對外叫卓越領導經濟班，跑到岳麓書院請一些人去講課，講了一個星期，這些經理們覺得收獲很大。江澤民同志也到過岳麓書院，去了之后當時的所長，是我的同學，請江主席題幾個字，江主席就很謙虛了，哎呀，朱夫子在這里講課的地方，先賢的地方，我后生不敢，所以沒有在岳麓書院題任何字。
　　　　　　　　　　　　　　　　　
　　張豈之：朱熹是9月8日抵達長沙的，當時在岳麓書院主持討論，朱熹很不客氣的說這里的學風不好，太虛了，不實際，又以浮躁，空談為主，不行，大問題你們不考慮，佛教的挑戰儒家怎么應對啊，你不考慮，拿不出方案來，還是空空洞洞的，這是不行的。所以他在那里的兩個月時間的講學，給我們留下豐富的資料，當然和當時的導師看法并不一致，到朱熹在岳麓書院的那一年，朱熹寫了一首詩，這個詩我們到今天才讀懂了。1166年他寫了這首詩，朋友們都讀過，半畝方塘一間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人類的各種思想學說，以活的態度對待，把它容納到儒家思想來，這是有背景的，不是簡單的，朱熹寫一首詩描寫一下風光，他跟一般的文人不一樣，沒有這樣的閑情雅治。
　　　　　　　　　　　　　　　　　
　　張豈之：從這里開始，慢慢找到了，他前面有開路者，二程做了很多工作，將佛教怎么融合起來，后來南宋的光宗繼位，朱熹對皇帝說你們要講君子臣下之道，要講廉潔，要講政治，當時就公布了一批偽學密黨，這個詞在封建社會是不得了的，59個人，朱熹名列其中，沒有人敢跟他交往了，他的學術被宣布為偽學，但是他很能夠寫作，還能夠在書院里講學，臨死之前還在修改《大學集注》，死了九年之后平反，這就是朱熹一個簡單經歷，幫助我們了解他具體的情況。
　　　　　　　　　　　　　　　　　
　　張豈之：朱熹用了四十年搞《四書集注》，我不想占用很長的時間，《論語》改了七遍稿子，最初的搞了一遍，叫《論語要義》，后來又搞了一篇論語的兒童啟蒙讀物，后來又是論語的啟蒙集意，后來才搞了《四書集注》，從33歲到71歲，將近40年的時候，來修訂《四書集注》，這本書最大的貢獻在于融匯了儒學、佛學以及中國的道家。《四書集注》的思想貫穿著怎樣把佛學的思想吸收過來，給朋友們舉一下例子。
　　　　　　　　　　　　　　　　　
　　張豈之：在《四書集注》里不談什么佛性等等，在《四書集注》里有一個詞，你佛教談佛性，我朱熹和我的老師程顥一樣，我講講天理。你講佛性，我講天理，那什么是天理呢？他給學生講的時候，舉例說，天為什么掉不下來？地為什么陷不下去啊？為什么夏天一拿扇子扇風就來了？什么道理啊？為什么一定要父慈子孝？什么原因啊？天理也。
　　　　　　　　　　　　　　　　　
　　張豈之：什么叫天理呢？就是事物的根據。也就是為人的道理，事事物物的道理，加上為人的道理，給他一個總的名詞叫天理。所有的一切都是天理的表現，看天上有一個月亮，這里有一個池塘，你看看把月亮照在池塘里，那里有一個小溪，也把月亮反映進去了。在我心里也可以把月亮反映進去，這就是天理。當一個人體現了天理時，我就是不朽的。中國有不朽論，我的精神就是不朽的，我的肉體可以毀壞，我的精神是否不朽關鍵看是不是反映了天理。這也不是朱熹的理論，是經過前人的思想家研究出來的，你推論的方法可以吸取下來。
　　　　　　　　　　　　　　　　　
　　張豈之：佛教里有一個宗派叫禪宗，認為佛性是人人皆有的，為什么一些人不能成佛呢？灰塵將你的佛性都擋住了，因此你需要把上面的灰塵弄掉，然后使佛性光明普照，你就成佛了。這是通俗易懂的，所以對朱熹來說，人人都是天理的反映，可以這么說，但是有些人反映的全，有些人和天理完全背道而馳，怎么辦呢？你要學習。學習的結果就是把心靈上的灰塵抹掉，使天理普照光明。
　　　　　　　　　　　　　　　　　
　　張豈之：現在我們講起來好像很簡單，就是這么一回事，但是在理論思維的世界里要摸索還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解決的。天理論，總的有一個框架。再一個基本觀點，要把個人的修養和社會責任統一起來，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國家和天下，這一點是儒家的立命之所，不能改變，我就是要擁抱現實，就是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儒學的安身立命之所，絕對不是因為佛學來說我就否定了，不能否定我還是要堅持下去。
　　　　　　　　　　　　　　　　　
　　張豈之：不堅持這個，儒學存在的土壤就失去了。怎么堅持呢？我必須重生，大的道理、大的天理，我個人的私欲要消滅干凈。學生就問他，老師難道你不吃飯嗎，吃飯是不是人欲，難道你不想穿衣服，穿衣服是不是人的欲望？朱熹說這些都不是人的欲望，吃飯都想吃精美無比的東西，謂之人欲；穿衣服要穿非常貴重的衣料，非常華麗的衣服，超過我的經濟能力，叫人欲；冬天為了穿暖，這不是人欲。所以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要想大事、想黎民百姓、想如何為萬世開太平，你就有力量了，這樣就既可以把佛教的東西拿來，而且又可以戰勝它，維護儒家的安身立命之所。
　　　　　　　　　　　　　　　　　
　　張豈之：現在看來，還是有它的道理。那怎么讀《四書》呢？第一部讀《大學》，為什么讀《大學》呢？因為《大學》就講到為學的目的和具體步驟，打下基礎。第二部，最本源的東西，《論語》，孔子的言論，不能不讀，而且要熟讀領會。第三部要讀《孟子》，學習孟子維護儒家學術的那種思想，發展儒家學術的那種魄力，要讀。第四部要讀《中庸》，領略儒家不光講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也有很高深的哲學道理，不光是佛經有哲學，儒家的思想里也有很深刻的哲學，要讀《中庸》，《中庸》很難讀，但是也得鉆進去，一步步有層次的進行學習。
　　　　　　　　　　　　　　　　　
　　張豈之：所以到了元明清代的統治者，覺得又有書，而且又吸收了佛教、道家的精華，又維護了儒家的基本命題，所以《四書集注》被三個朝代里定為科舉考試的必讀書，這樣才能夠站住腳。假如沒有外來文化的挑戰，沒有與時俱進的精神，沒有活水源頭，死抱著儒家那么一點沒有天理的東西，那是不行的。而如果把儒家最根本的東西不要了，現世世界沒有什么必要性，不必為萬世開太平，也不必為老百姓安居樂業考慮，那也就放棄了儒家的安身立命之所。要把過時的東西拋棄掉，要吸收對儒家思想有用的東西，納入到我自己的框架里。
　　　　　　　　　　　　　　　　　
　　張豈之：朱熹這個人，和當時的一些名人文人比較起來，大家可以看到沒有當時文人的激越情感，當時南宋時最激越的就是要恢復中原統一祖國，朱熹是學者是思想家，我們對比一下，活躍一下。
　　　　　　　　　　　　　　　　　
　　張豈之：朱熹生于1120卒于1300年，當時有一個叫做李清照的詞人，生卒年是1084到1151年，她的詞非常好，一開始就是不平凡的幾句，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曉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者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詞里說經歷家破人亡，在陽春時季，從北方來的都是舊識，但是江山已經變了顏色。這是名句。
　　　　　　　　　　　　　　　　　
　　張豈之：還有岳飛的年代，1103到1141年。一曲《滿江紅》，當時的歷史就是這樣，怒發沖冠，憑欄處，蕭蕭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希望將來有一天，山河恢復，收拾舊山河，向皇帝的宮殿朝拜。那個時代的思想，我們今天不能苛求他說講究民主和平等，我們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要求古人，這就是那時歷史的情況。
　　　　　　　　　　　　　　　　　
　　張豈之：陸游，南宋的，1125到1210年，和朱熹的年齡差不多，比朱熹大五歲。他給兒子留下了話，“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還有林升，他不是著名的詩人，但是他寫了一首詩，“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今天杭州還有樓外樓大飯莊呢，最后一句話是已經忘了北伐中原了。
　　　　　　　　　　　　　　　　　
　　張豈之：大思想大哲學家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不足了。經過我的介紹，大家大體了解他的貢獻和生平了。
　　　　　　　　　　　　　　　　　
　　張豈之：《大學》一書的要點。朱熹在《大學》章集注里說，在古代八歲入小學，我們現在六歲可以入小學，小學就是掃掃清潔衛生，如何和大人說話，如何進退，還要學習射箭、駕車、體育，還要學習寫字，還要學習數字。到十五歲時，就要入大學了，入大學之后就學什么呢？宋代之前稱之為太學，宋代之后稱之為大學。要給他們講治國平天下的問題了。所以這些是《大學》的任務。那么什么是《大學》的理念呢？《大學》的原話，就是這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第一個明是動詞，讓你明白高尚的道德是什么，讓你知道怎么做人。第二個明是形容詞，高尚的道德。第二條在親民，讓老百姓也受到知識分子的感染，受到道德的感染，提高道德水平。第三條止于至善。
　　　　　　　　　　　　　　　　　
　　張豈之：這三條有什么新鮮的地方呢？有新鮮的地方。比如說朱熹說明明德，過去一般都是了解什么是高尚和光明的道德，使你更加的了解，而朱熹用了佛教特別是禪宗里的解決辦法，人從天得到一種自然而然的靈性，例如孟子的四心就是一種，但是后天就有私欲，私欲膨脹，個人的欲望在內心膨脹，將內心本來好的東西擋住了遮蔽起來了。現在入大學讀書了，就要想辦法使自己私人的欲望減少，使心里的靈性恢復原來的光明。他將禪宗的邏輯思維、思維的方式，用來解釋儒家的思想。這個不錯，我們今天也可以將西方的某些東西借助來解釋，當然我們要解釋的準確。
　　　　　　　　　　　　　　　　　
　　張豈之：第二條親民，也是新鮮，不但我自己要把自己內心里的私欲減少，還要影響老百姓，讓老百姓也能夠把私欲減少，恢復道德的水平。
　　　　　　　　　　　　　　　　　
　　張豈之：第三條止于至善。一到書院成天講這三條，很明確。這三條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訓練，做人的教育，這是中國傳統教育最根本的一條。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傳統教育看來還不能夠完全的否定。現代大學主要是智力教育，道德教育雖然強調，但是有的地方不得其法。所以最近李長春同志有兩次批示，大體的意思是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思想道德建設的寶庫，至于選擇那些以及如何選擇，請專家們研究決定。兩次批示都是同樣的內容，我們要借鑒中國的傳統文化，重視做人的教育，擺在第一位。
　　　　　　　　　　　　　　　　　
　　張豈之：當然現在的教育不是這個理念，比如說北京大學，1926年，蔡元培先生到北京大學做校長，給大學下的定義是這樣：“大學是師生共同研究學術的機關，突出的是智力。”1941年清華大學培基先生的定義，是“大學非大樓也，有大師之謂也。”在科學上有融匯貫通能力的一批大師，引導一批青年學子向前進。著重是智育、科學教育，將為人教育從原來的封建教育進行了改造，但原來封建教育里一些好的東西沒有得到好的安排，或者說是大而空，收不到實效，不能從我做起，小孩子聽了之后不起作用，相反計算機將青年人吸引到那里去了，有了糟糕的教育，這需要我們進行反思。
　　　　　　　　　　　　　　　　　
　　張豈之：光有綱領不夠，還需要有具體的步驟。八個條目，《大學》里提的。
　　　　　　　　　　　　　　　　　
　　第一，格物，研究具體的事物，不是關起門來。第二，致知，研究事物要有知識，在知識的基礎上。第三步，誠意。在古書里我們從傳統教育里，什么是意呢？就是心理活動，將心理活動和思想分開，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教育里成功的地方。意，意念、意見、心理活動。心里也要穩定，誠，有一個目標就可以。叫做誠意。你的心理活動要有一個方向，要有一個目標，不是成天惶惶然，要注意學生心理素質的培養，引導和教育，這個很重要。
　　　　　　　　　　　　　　　　　
　　張豈之：我這一年跑了幾個學校，主要講了幾個問題，大學生的心理問題，將我的通訊告訴我的現在大學本科生，我特別愿意給大學本科一二年級的學生講課，我收到的信有幾百封了，沒有一個大學生說我的前途很光明，我要奮發學習等，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心理問題，都不是政治問題。所以心理問題，對我國高等教育來說，對二十歲左右的少男少女來說，要提到很高的位置，要關心他們，生理和心理都在變化的階段，必然會有影響，要進行好的引導。
　　　　　　　　　　　　　　　　　
　　張豈之：第四，心智，思想和心理不一樣，在古代的教育里分的很清楚，這很好，心要正，思想要集中，身修，將自己修養好，將自己的家庭治理好，最后一步要把國家治理的很好，最后實現自己的理想天下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將個人的學習和天下、國家很自然的聯系起來。所以“三綱領八條目”，將中國封建教育里精華的部分都集中起來了。
　　　　　　　　　　　　　　　　　
　　張豈之：在《大學》注解里，朱熹有一個貢獻，格物致知里有一段漏掉了，我要把它補起來了，他要補，朱熹要將前人漏掉的部分補起來。他不斷的研究客觀事物，研究研究之后，知識越來越多了，補了這么一段，一旦豁然開通，進入新的境界，過去我研究事物比較多，忽然有一天進入新的境界，豁然開通，達到整體的了解，眾事物表里清楚，所有的事情好象根本的道理我都了解了，好象我的智慧突然升了一格一樣，進入了最高境界。為什么補這么一段？因為朱熹受到佛教的影響，佛教里成佛有兩個途徑，一個漸修，然后你成佛了，讀佛經等等，然后慢慢成佛了。還有一種是頓悟，一下子我懂得道理了，變成佛了。將這兩種辦法結合起來，朱熹都可以用，用到儒家讀書上來。開始是漸漸的積累，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天讀一本書，明天讀一本書，積累，但是光是這樣也沒有用，那么多的書，幾百萬的書老是漸修，今天讀一本明天讀一本，直接頭發發白了人生的道理我還不明白，但是在這個基礎上，你總有一天會頓悟，進入新的境界。
　　　　　　　　　　　　　　　　　
　　張豈之：孔子講我少年時期很努力學習，每次到太廟我都問我不明白的事，我讀《易經》等，翻書將繩子都弄斷了，但是到了七十歲，我進入了新的境界。什么境界呢？我的行動和思想經常是吻合的，我運用自如，七十歲達到這個境界。朱熹覺得可以這樣用，給人希望，而且符合學習的規律，不斷的學習和積累，總有一天普遍的真理和規律我可以掌握住，整個的氣質就變成了。這和佛教的漸修、頓悟兩種對立的辦法，朱熹通過《大學》這本書的解釋，他將它統一起來了，比較符合科學。

　　張豈之：開始是漸修，然后總體上有所了解，老是個別漸修不行，一下子頓悟也是不可能的，飄在空中不扎實。巧妙的利用佛教中的一些東西，用在儒家的方法論上，不錯。
　　　　　　　　　　　　　　　　　
　　張豈之：當然，前人是不是把《大學》這部分忽略了，然后朱熹再發現，借古人之名，就是朱熹自己在那里說，沒有前人那怎么說，承認也是認識的一種飛速發展，提到一個更高的高度來說明這個東西。《大學》有沒有弱點？有弱點，弱點在哪里？朋友們都很清楚，聽了我粗淺的介紹。一個是道德經，想用道德的體驗來代替自然界的知識、社會界的知識和一切事物知識。還有一個弱點，我們中國古代這些大思想家，希望社會能夠安定發展，人人都成為圣賢之人，門不閉戶等等，他不從制度上著眼，不從管理上著眼，只是從道德上自我的修養上著眼，雖然有貢獻，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
　　　　　　　　　　　　　　　　　
　　張豈之：我們今天能不能完全將《四書》這一套拿過來呢？不行，它強調道德修養，但是除了道德之外，我們還有社會的知識，還有自然科學的知識，還有公共管理的知識，還有制度的建設。將整個配合起來，社會才是安定的，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道，也有它的缺點和不足。它面對的挑戰是佛教，我們今天面對的挑戰，從某種意義是西方的學問，怎么辦？就要根據朱熹的境界，分析和了解、為我所用。
　　　　　　　　　　　　　　　　　
　　張豈之：拿來解決、改造，作為我們中國社會哲學科學的一部分。所以黨中央領導同志總是講傳統文化淵遠流長，沒有否定的話，同時也必須吸收全人類的優秀文化，這二者結合起來，怎么結合呢？要將他們有機的統一起來，從歷史看現實，從現實反思歷史，這就是學界文化的一個目的，不是簡單的增加一些知識，傳統優秀文化不能丟，但是我們必須吸收全人類優秀文化，但是不能完全照搬，照搬跟中國國情不一樣了。
　　　　　　　　　　　　　　　　　
　　張豈之：最后一個問題，《中庸》一書的要點。
　　　　　　　　　　　　　　　　　
　　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有一個很重要的詞，中間的中，有的稱之為中庸，有的稱之為中正，有的稱之為中行，都是指這種理想的人格，都是指最佳最好的處理事物方法。《中庸》這本書里就講了中庸之道、中行之道、中正之道。朱熹怎么來解釋它呢？佛教有一套哲學，儒家沒有哲學行不行？不行。哲學在哪里？他說就在中庸之道。
　　　　　　　　　　　　　　　　　
　　張豈之：佛教有佛性，那儒家有一個什么呢？儒家就有一個中庸、中行、中正，將這些東西用不同的詞來表述，講了一個道理，就是誠，誠心誠意的誠。誠者知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什么是誠呢？按照自然規律運行，人按照規矩辦事，不能隨心所欲，我就強調這個。人要講誠信，不欺人不自欺，自尊、自信、自愛，人不但要愛人，而且要愛萬物。誠怎么得到？《中庸》有很具體的方法。
　　　　　　　　　　　　　　　　　
　　張豈之：第一條，博學之，廣博的學習，多讀書，多研究社會，多交流。沒有這個做基礎不行。
　　　　　　　　　　　　　　　　　
　　張豈之：第二條，審問之，詳細的向別人請教，請教的方式很多。慎思之，要周密的思考。還有明辨之，清楚的分辨是非、辨別美丑。還要切實的身體力行。孫中山先生將這五條手書寫出來送給中山大學，做到這五條，人就可以變換氣質了，真正體現誠了。所以《中庸》的邏輯是這樣。
　　　　　　　　　　　　　　　　　
　　張豈之：佛教有釋迦牟尼，我們儒學有孔夫子，既要吸取又要維護，很簡單，朱熹是完成了。《中庸》里也有弱點，什么弱點呢？不將孔子作為一個大思想家和大圣人崇拜，《中庸》有這樣一句話。“偉大啊，孔子之道，你的思想學術象天一樣的高而深遠”。崇拜了，這就不行了，下面《中庸》的話，你的思想學術無所不包，無處不體現了孔夫子的偉大。
　　　　　　　　　　　　　　　　　
　　張豈之：《中庸》還說君子要學兩門學問，尊德性，另外還有一個道問學，具體事物的學問，兩者都要學習，又有宏觀又有微觀才可以。你佛教好有佛祖，我這里有孔子，孔子是萬物之主宰，不但是禮的體現，而且是德完美的形象。我贊成你佛教，而且從你那得到了啟示，我能夠做到天衣無縫了。但是沒有想到，這樣去渲染孔子反而效果不好，所以《四書》也有弱點，元明清三代讀書人讀《四書》之后，腦子里就是神話了的孔子，將孔子的人文精神、客觀精神忽視掉了，這就說明光有道德的說教是不夠的，還必須要和科學結合起來。令人可惜的是，元明清三代正是科學發展的時期，我們中國太沉迷于《四書集注》的學習了，而對自然科學的探索忽視了，給我們后來帶來了很多負面的作用和效應，但是不管怎樣，我們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對《四書》要了解，他對吸取外來的文化方面畢竟有很多功績，一直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在我們今天這樣的情況下，我個人有一個這樣的看法，盡管傳統文化里也有糟粕，但是在今天來說，應該更多的宣傳、研究傳統文化里優秀的方面，我向同志們介紹一篇文章，光明日報今年6月25日發表的一篇影響很大的文章，是諾貝爾獎金的得主楊振寧先生寫的，題目“中國為什么以奇跡般的速度發展”，楊先生也研究中國傳統文化。
　　　　　　　　　　　　　　　　　
　　張豈之：這是楊先生親身的體會，我覺得講的非常實在：盡管中華民族歷經興衰，盡管中國有多次內戰有朝代的更換，但是貫穿歷史的只有一個中國，在世界人民心中只有一個中國，中國人心里更只有一個中國，合則盛分則衰。像楊先生這樣大科學家的出現，不光是美國自然科學的培養，在中國自然科學教育基礎牢固，而且在中學時已經奠定了基礎，他的父親是清華大學教授，暑假請了國文老師教他讀《孟子》，所以他屢次講中學用一個暑假熟讀《孟子》，對他一生做人做學問都有好處。后來進了西南聯大讀物理系，和鄧稼軒先生在一起，都是選讀了詩經，又接受了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教授。
　　　　　　　　　　　　　　　　　
　　張豈之：后來兩個人走的路不同，都到美國留學，一個在美國留下做研究后來得了諾貝爾獎，鄧稼軒同志回國為中國的兩彈一星做出了貢獻。從這些事例中我個人覺得，在我們今天強調新的科學知識學習的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恐怕還需要關注，對未來培養偉大的政治家、理論家、科學家都是不可缺乏的。基于這樣的認識，我覺得我們中國五千多年文化里，當然有糟粕，這些糟粕當然也需要清除，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更應該著重的發揚和挖掘中國傳統文化里的優點，和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結合起來，并且用于教導我們的青年以及公務人員，這樣我們國家才有一個根本。如果只是學西文，恐怕不能救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證明這一點，所以我感覺到在四位領導下，在廣州市委主辦的文化講座上，講科學講文化講藝術，很有好處。
　　　　　　　　　　　　　　　　　
　　張豈之：最后我將我自己寫的一篇散文給大家讀一下，我也力圖將儒道佛融合一下。
　　　　　　　　　　　　　　　　　
　　我寫的是清華大學的荷塘，朱自清先生的河塘月色明聞天下，還有什么可寫的，朱先生是漫步在東荷塘，現在還有更開闊的西荷塘，離西校門不遠。月明星稀的仲夏夏，仔細品位荷塘月色，月色與荷香比以往更香，使人陶醉，我的身心仿佛經過清晰，那些斑斑點點的不知到何處了。不過這些感受并非直接來自清華荷塘，我的思緒從荷塘月色飛到距今九百多年前，我默默背誦哲人的名篇《愛蓮說》。然后我的浮想卻不同于這種研究式的思維，以往文人學者大多以人格的高尚偉大，以蓮喻人并不多見，仔細想來，蓮的精神確實令人敬佩，如將蓮花擬人化，人們可以看到，它心口如一，正直無私，它心懷坦白絕無權術，無媚之姿勢。蓮是高尚人品的化身，民族復興、社會進步，蓮離不開蓮的奮發向上和廉潔自律，蓮的壽命雖然短，但是體現了人的真善美，在清華院的荷塘邊我思緒萬千。我想說有了蓮人間才是美好的。希望在七月、八月，在座的朋友們，有機會請到清華園欣賞蓮花。
　　　　　　　　　　　　　　　　　
　　主持人：剛才我們聽了張豈之教授為我們做的非常精采的學術報告，在座很多朋友可能或多或少都接觸過四書或者五經，因為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對于四書五經，可以說不管是讀了多少，但是真正要掌握要義是很難的。今天聽了張教授對四書文化意義的闡述，確實使我們加深了對四書特別是以四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認識。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任務的面前，我們如何認識四書的文化意義，特別是如何借鑒以四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里積極的部分，對于我們當前的文化建設具有借鑒意義。
　　　　　　　　　　　　　　　　　
　　主持人：無論是從事宣傳工作的，還是從事其他方面工作的同志，今天我們聽了一堂輔導課，感受到張教授對中國傳統文化很精深的研究，而且張教授今天還答應我們，今天講完了《四書》之后，下次給我們講五經。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對張教授表示感謝。今天的報告會到這里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