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新民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陳 寒 鳴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內容摘要］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是一種在21世紀新形勢新條件下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文化優良傳統（尤其是儒學傳統）有機結合而形成起來的新民本主義思想。這一科學思想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 科學發展觀；儒家“民本”傳統；當代中國；以人為本；社會主義民主
民主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的理想追求。儒學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之核心，而“民本”傳統則是儒學中很重要的思想內容，對中國人的思想與行為及中國社會生活與社會發展均有重要影響。源于上古文化傳統的原始儒學、尤其是孟子所提出的“民本”思想，本具民主精神特質，但在后世卻不僅未能“一線”開出具有近代意義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而且更成為專制君主用以愚弄民眾的飾物。這是由傳統中國農業一一宗法社會和王權專制主義的現實所決定的。迨至晚明清初、尤其是晚清以來，隨著農業一一宗法型社會的逐漸解構、專制王權的愈益式微，以及近代化進程的不斷推演，啟蒙學者多返歸元典儒學，借重倡“民本”論以建構其民主思想。至于或以“民本”傳統了解、宣傳以至吸納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文化，或以近代西方民主對“民本”傳統作出適應時發展需求的新詮釋，或將“民本”傳統與近代西方民主冶于一爐而提出其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思想，均大有其人。
無產階級也有本階級的民主理想。這種理想就是無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及革命勝利后，要創建一種根本區別于資產階級國家的新的最高類型的國家形式，創建一種根本區別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新的更高類型的民主，并且利用這種新型的國家形式和新型的民主去創造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各種條件，使人類社會在未來的發展中逐步過渡到一個沒有私有制、沒有階級、沒有國家，從而使國家政治制度意義上的民主徹底消亡的共產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的這種民主理想，繼承發展了人類歷史上的民主理想、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理想中有社會普遍價值的內容，即人民主權的思想。當然，無產階級民主理想與資產階級民主理想存在著本質區別，譬如，這兩種理想依據的基本原則根本不同，以個人主義為原則的資產階級民主理想把人們引向在經濟領域中只追求個人財產，在政治領域只追求形式上的個人民主權利，而在根本上代表和反映著人類未來發展利益的無產階級，其民主理想以階級解放、社會解放和人類解放為最根本的原則，這種民主理想并不否認個人的自由解放和個人的民主權利，但認為只有在階級解放、社會解放、人類解放的過程中，個人的自由解放和個人的民主權利才能真正實現。此外，這兩種民主理想實現的途徑也不一樣，資產階級是通過政治革命、政治解放來實現其民主理想的，而無產階級民主理想的實現，除須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外，還必須進行社會革命，誠如恩格斯在《英國狀況》中所說：“社會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學的革命必定通向社會革命。”
八十余年來，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始終把無產階級民主理想的實現作為重要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人為達此目標作了艱苦卓絕地不懈努力。在這努力過程中，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代表的三代中國共產黨人形成發展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而且他們還將之轉化成為實踐，從而使中國社會愈益朝著理想目標邁進。以此為基礎，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近年來，胡錦濤總書記更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為我們以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為原則基礎，充分汲取中中國思想文化尤其是作為其核心的儒學傳統資源，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提供了科學的指導思想。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當然必須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并且還需注重學習和借鑒外國的先進思想文化，而科學分析和研究歷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積極開掘其中的價值資源，從而使我們當今所要建設發展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僅能夠合乎人類社會和人類文化發展潮流，而且也能夠充分體現中華民族的風格和氣派，展露出中國特色。從此角度來重新審視儒家“大同”思想和“民本”傳統，就具有了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茲略述四端于下：（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1），此乃儒家“大同”思想的根本要義。儒家學者本此義而闡發其論，如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2），將民作為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體；認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3），主張“為百姓，非以為君也，故百姓存則與存，百姓亡則與亡”（4）；更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也”（5），為政者須以道履天下而莫以名位權勢臨天下：“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臨天下。夫莫尊于君之名，莫重于君之位，然而不得其道以行之，則生殺予奪之命皆無以服天下之心”（6）。這些思想對今人有很重要的啟迪意義。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首當確立起人民當家做主的神圣觀念，并以之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具本質意義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權力而非權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則須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之心處理一切黨務和政務，將使人民當家做主作為其執政的實質，積極組織和領導人民行使權力，使人民群眾逐漸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實現權力體制的民主化。（7）（二）儒家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認識。他們反對統治者者專橫暴虐，力戒為政者窮奢極欲，反復強調必須尊民、重民、敬民、親民、愛民。這方面的思想十分豐富，如程頤《伊川易傳》釋《周易》“比卦”之義道：“比，親輔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無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眾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依其之見，“比卦”坤下坎上，取象水在地上，親密無間。此卦中，一陽爻居五位，代表君，余則皆為陰爻，代表民；卦象的意思是君、民要像水和大地那樣親合。卦辭曰：“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不寧方來，后夫兇。”程頤釋道：
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侍，求比之志不速而后，則雖夫亦兇矣。夫猶兇，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暌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于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茍無相求之意，則離而兇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暌。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
就是說，為政者只有親民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做出合乎中正之道的決策，不會有過失，當然也就能夠因贏得民心而吉利。反之，人民得不到安寧，為政者若自恃“剛強”而不親民，總是做出一些違逆民心民情民意的決策，那末，上下志背心離、情不相合，就必然會因喪失民心而發生危機。又，“比卦”初六爻辭曰：“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程頤釋云：
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無咎也。孚，信之在中也。
“孚”之意為誠信在中。程氏在此明確提出親民之道當以誠信為本；人、尤其是為政者若無誠信而能親人，又有誰能夠相信呢？故而親民之道，“誠信充實于內，若物之盈滿于缶中也。……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他，非比也，外也。若誠實充于內，物無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儒家的這樣一些思想給今人啟迪良多。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獲得人心即贏得民眾由衷地支持和擁護，就必須時刻把民眾的冷暖安危放在心頭，一切為了民眾，一切依靠民眾，一切服務于民眾。而這些都絕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話、套話，不能只是將之作為標語口號，而應該并且必須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以行動實踐和實實在在的成效表明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領導干部確實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如此方是以誠信為本而行親民之道。其三，儒家本“四海之內皆兄弟也”（8）的仁愛精神，對處于社會弱勢地位或困難境地者，如鰥寡孤獨廢疾等人群尤為關注。這種優良傳統在當今最值得大力弘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尤其要關心那些生產和生活遇到困難的群眾，深入到貧困地區、困難企業中去，深入到下崗職工、農村貧困人口、城市貧困居民等團難群眾中去，千方百計地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要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謀利益，帶領群眾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9）其四，儒家在政治文明方面亦有非常豐富的思想，要皆對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均有一定啟迪意義。譬如，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古代圣王的“德治”為理想的政治，并認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從“德治”的方式說，儒家強調為政者應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張君主應以個人的偉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殺、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這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0）據《論語·顏淵》載：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孔子又有“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11）之說。荀子進一步闡發孔子的思想，說：“君者儀也，民者景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而水圓。”（12）而從“德治”的內容說，儒家著重強調兩條原則：一是“王制”原則，因為它體現了人與人、人與物共生的理念，而理想的人間秩序就依賴此理念來維系， 人、物之間的秩序亦需此一理念來維系；另一是以德居位、無德不貴的公道原則，這又蓄含著君宜公舉、臣可廢君兩層意義。在儒家看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統治者一家的天下，所以，要實行“德治”，就必須以天下為公器，唯賢是擇。《尸子》說“孔子貴公”，即為此意。我們今天把“以德治國”作為社會立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基本治國方略之一，這就要求應把德治作為社會主義政冶文明建設的主要方面。當然，現在所說的德治最關建的首先應該并且必須是弘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精華，這二者其實并無矛盾之處。如儒家強調“天下為公”、“為政以德”，以此優良傳統資源來思考現實，就要求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必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求領導干部們必須正確樹立權力觀，真正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好人民公仆作為最根本的宗旨。這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2003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所說：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堅定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強道德品質修養，牢記‘兩個務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寓改造主觀世界于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用改造主觀世界的成效來推進客觀世界的改造。”
總之，充分汲取中國優秀文化傳統資源，以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依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樹立起以人為本的新觀念，這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有十分重要意義的。這就要求我們在處理人與物的關系時必須以人為本，在處理人與人關系時必須以民為本。胡錦濤同志反復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衡量有沒有真正學懂、是不是真心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標志”；“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是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目的和歸宿”；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說到底就是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工作必須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這就是說，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務、根本動力、根本標準，因此，必須堅持“人民主體”論，不僅要尊重人民的實踐主體地位，而且要使人民真正成為利益的主體、享受到改革發展成果的主體；必須堅持“人民主體”論，使人民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事業等各方面的權力都得到具體體現，從而使憲法明確標示的人民是共和國主人的原則真正落到實處。同時，還必須從這種思想出發，堅持“人民利益標準”論，使黨與政府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包括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在內的各項工作都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堅持“人民利益標準”論，使所有領導者、管理者，尤其是各級各類黨員干部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最高價值追求，自覺地視之為人生的最大意義。毋庸多析即不難看出，胡錦濤同志提出的被論者稱之為“新民本主義”的以民為本的思想，乃是在21世紀新形勢新條件新任務下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思想優良傳統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進一步中國化民族化的理論成果。在這樣的科學思想中，古老的儒家“民本”被賦予了新的思想內涵，渙發出了新的生命活力。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不同于那種以物為本、見物不見人，發展下去必然會以資為本、以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為本的觀念，而是一種堅持以人為本的民主主義發展觀念。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堅持發展目的、動力、標準的全面性，即把經濟、政治、文化與人的發展作為統一的目標、動力和檢驗標準，實行目標、動力、標準的整體性，反對任何片面性、單純性，尤其反對把經濟增長作為惟一的目標、動力和標準的錯誤傾向；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堅持各個領域、各條戰線發展的協調性，使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會文明在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中向前發展，絕不能“一手硬、一手軟”，更不能為了經濟一時的增長發展而犧牲政治、文化領域的建設；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堅持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持續性，使國家長治久安，使人民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都得到保征，絕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堅決反對那種為了眼前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為了一時的穩定而不顧長治久安的做法。概而言之，樹立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丟棄那種以物為本的觀念；就是要堅持整體的可持續發展思想，丟棄那種把經濟增長作為惟一目標、動力、標準的單邊發展觀念。這里洋溢著的乃是真正現代性的社會主義民主精神。
堅持科學發展觀，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當前尤應確立起胡錦濤總書記反復強調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新民本主義觀念，堅決糾正與以資為本相聯系的“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的錯誤傾向。這是因為，（一）這種錯誤傾向在經濟領域必然導致只把私有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逐步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分配愈益不公，社會矛盾越來越加深；導致經濟無政府主義滋長蔓延，市場秩序嚴重混亂；導致諸侯經濟坐大，中央的宏觀調控措施難以實施；導致過度依賴外資外貿，使國家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受到侵害。（二）這種錯誤傾向在思想文化領域必然導致使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最基本原理如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剩余價值學說、以人民是創造歷史真正動力為主要觀點的唯物史觀、以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等等被否定，使各種各樣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觀念成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輿論；導致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地位被否定，使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乃至喪失國格的洋奴主義等腐朽思想泛溢成災，使“私欲驅動論”橫行無阻并嚴重影響人們的價值一一行為方式。（三）這種錯誤傾向在政治領域必然導致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使工農勞動群眾越來越被邊緣化，成為弱勢群體；導致黨員領導干部更加官僚化。使黨群關系愈益疏遠；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把西方那種三權分立、多黨制式的政治體制看作進步的“民主潮流”，而把以工農民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看成“極權政治”，從而嚴重減弱人民政權的權威。
堅持科學發展觀，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當前還應走好避免“歷史周期率”的社會主義民主新路。在延安時期，著名民主愛國人士黃炎培先生曾問毛澤東：共產黨如何避免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其興也勃”，但幾代人之后便逐漸消極腐敗，喪失斗志和生命力，“人亡政息”，“其敗也忽”的“周期律”。毛澤東答曰：我們已經找到一條新路，這就是民主。對于民主的內涵和形式，人們有各利各樣的闡析，但依筆者之見，民主問題的要害仍在于是什么人掌握民主權力、用這種權力在干什么。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關鍵是確保人民群眾有切實的權力，能夠選舉出胡錦濤總書記強調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好干部，并能罷免那些以權謀私、消極腐敗的官員。這是既實在又過硬的一條，因而應成為區分真作文民主及衡量民主程度的標準。否則，什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勢將成為空談。
胡錦濤總書記反復強調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由于占人口絕大多的工農商學兵即平民的根本利益與社會發展規律是根本一致的，因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把他們的民主權力放在決定性的地位，而絕不能用“精英政治”、“精英民主”去取代或否定平民政治和平民民主，絕不能允許那些“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們勾結在一起，由以權謀發展到以國謀私，為了一小撮既得利益者和特權階層的利益而犧牲掉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政治體制改革要沖破那些所謂精英設置的種種障礙，積極穩妥地向前推進。“精英”們視民眾為阿斗，認為由于經濟文化條件的制約，中國不宜進行直選。但事實上，在經濟文化都相對落后的農村尚且能進行“海選”，為什么在城鎮、企業、機關、學校反而倒不能進行直選呢？說穿了，“精英”們無非是為維護他們自身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那少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竭力阻撓平民民主權力的實現，使包括話語權在內的各種公共權力壟斷在他們這些“精英”手里。
由于數千年來一直掌握政治權力從而使剝削階級具有強勢性，并且舊傳統也是一種特別頑固的力量，再加上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技術尤其是軍事上占相當大的優勢，從而能夠確保資產階級政權不動搖，因此，資本主義國家才敢于搞多黨制、普選制之類民主。即便如此，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還要在憲法中規定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對于靠選舉上來的偏左一些的政權往往通過經濟制裁、軍事政變、武裝干涉乃至暗殺等手段予以推翻。上世紀末被民眾選舉上來的智利總統阿連德不就是被美國策動的軍事政變置于死地的嗎？這就充分證明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把歐美、尤其是美國民主當作當今世界的“進步制度”，實在可悲可笑得很。當然，西方民主政治中法制化的程序和形式也確有值得我們值鑒之處，但對其階級本質則須首先看透。
當前，加強民主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拓寬上下溝通的渠道，切實保證中層即省地縣、部局處的過濾機制發揮積極作用，而有效防止其起消極作用。就是說，要一方面防止中層起“頂門扛”的作用，使基層特別是普通工農商學兵的呼聲和意見不被拒之門外或被“過濾得變了味兒”，而讓黨中央、國務院和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能直接了解到；另方面還要防止中層起“腸梗阻”的作用，使中央精神不被阻滯在文山會海里或不被“歪嘴和尚把經念歪”，而能及時地不走樣地落實到最底層。
［注釋］
（1）《禮記·禮運篇》。
（2）《孟子·盡心下》。
（3）唐甄：《潛書·抑尊》。
（4）黃道周：《存民編》。
（5）朱熹：《四書集注·孟子萬章注》。
（6）《水心別集》卷之一《君德一》，《葉適集》第三冊第633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7）當然，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有許許多多的工作、尤其是制度建設可做，并非一蹴而就，但必須從現在開始就實實在在地朝這方面努力。請詳參陳寒鳴：《試論權力體制的民主化》（載《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南京市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8）《論語·顏淵》。此語雖出自子夏之口，卻符合孔子的思想。《論語·子罕》記：“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類此記載又見之于同書《鄉黨篇》，可見孔子對于弱者貧者困者的仁愛之心是體現于日常行為之中的。
（9）胡錦濤：《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新華社2003年1月2日北京電。
（10）《論語·為政》。
（11）同上《季氏》。
（12）《荀子·君道》。
［作者簡介］陳寒鳴（1960一一 ），男，漢族，江蘇鎮江人，現任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副教授、學報副主編。有專著《中國文化史綱》、《中國企業文化簡論》、《中國理想社會探求史略》等，另有百余篇學術論文散見于國內諸多人文社會科學類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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