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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儒學辯護:警惕當代學者誤讀中國歷史與文化

仲大軍 · 2005-08-09 ·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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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軍網編者按:7月29日,仲先生收到老朋友青島社科院研究員楊曾憲先生一篇文章,讀后感到謬誤頗多,為了不使這些錯誤觀點誤導社會,仲先生寫出下面的文章進行回應。應當說楊先生的觀點是有代表性的,仲先生前些年也有同樣的思想,只是到了這些年對儒學有了一些研究之后才有所變化。在這篇文章里,作者對到底應當如何評價儒家親情文化、官本位文化等主題進行了討論。仲先生指出,不能盲目揚棄儒家倫理,對其中合理的和寶貴的成分要繼承、吸收和發揚,特別是對儒家的經濟和政治思想,也要吸取其寶貴的部分。這確是當前中國社會難得一見的好文章,這篇文章的發表,應當對中國社會產生震撼作用。

為儒學辯護:警惕當代學者誤讀中國歷史與文化

----評楊曾憲先生的批儒文章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研究員  仲大軍

2005年7月31日

一、反思近代以來我國過度的反孔運動,

親情文化與工業文明應當并不矛盾

認真地拜讀了楊曾憲兄傳來的這篇文章《儒家倫理與中國式腐敗的關系》,讀后認為,此文的分析既有合理和正確之處,又有錯誤之處,最大的錯誤是將中國近代歷史所產生的一系列的文明混亂統統加罪于儒家文化,這既是對儒學的一種不公,也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讀。

引起楊先生重點批判的是中國傳統的親情文化和儀禮文化,他認為這種親情文化總是與現代的法治文化相沖突,阻礙法治社會的順利建立。的確,親情是儒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孟子曾說過:“事,孰為大?事親為大。”“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情和仁愛是一個社會難得人倫,是連動物都具備的基本本能。但它是否一定就與工業化的法治社會相悖?還需要討論。

實際上,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不是親情文化阻礙工業社會的工商法治倫理,而是工商法治倫理殘酷無情地吞噬了親情倫理。儒家倫理的親情文化是所有封建文化的共同特點,并非儒家獨有和中國獨有。儒家倫理自近代以來,遭受了與其他國家封建倫理一樣的摧殘待遇。西方國家封建倫理的命運我們早在青年時期讀《共產黨宣言》時就了解過一斑,馬克思這樣描述說: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厲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激發,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的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

這一段話可以看出,任何一個國家在進入工業化社會之后,都要按工業社會所規定的法則辦事,都要與傳統文化發生激烈的沖突。工業社會加資本主義的工商法治文化就成了打破封建關系和封建文化的一種強大的力量。

中國和英國一樣,在剛剛進入工業化的門檻之初,1919年就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倒孔家店”運動,也就是從民國開始不久,革命者就與儒家文化進行了徹底的決裂。那一時刻誕生的一批老革命前輩無一不是堅決的封建文化反對者。這一階段的反儒運動,從個人角度上講,主要出于打破封建禮制的人身束縛,追求個性解放和男女解放。從政治角度講,是沖破封建等級觀念,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應當說,這一時期的“打倒孔家店”運動是極具進步意義的,它沖破了幾千年的封建主義牢籠,給中國人民帶來個性解放和生活自由,給中國創造了建立民主共和新社會政治制度的條件。

中國近代的反孔運動,首先沖破的是個人行為上的封建束縛,譬如婚姻包辦、“三從四德”的舊俗。到了1949年建國之后,引進共產主義新文化,封建的儒家傳統文化已經被完全揚棄。盡管在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中還有所保留,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批判劉少奇的《黑修養》以及“批林批孔”之后,中國人已經徹底將儒家文化忘記和拋棄。

由此看來,中國與當年的英國一樣,在與傳統決裂的問題上決不心慈手軟,只不過中國用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道德理想文化,英國用的是資產階級金錢資本和自由民主文化。這兩種文化哪一種對歷史文化的瓦解和破壞程度都是巨大的。如果英國資產階級將封建時代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都淹沒在金錢的冰水里,那么中國曾一度用階級斗爭理論將儒家的親情文化砸得粉碎,文革中出現了一批六親不認的紅衛兵小將。

儒家倫理和禮教帶有很大的封建性,的確需要破除,對于這一點,我想沒人死守封建主義的陳規舊俗。但后來發生的事情是:中國在反孔批儒的道路上走得越來越遠。這種做法的后果是既反掉了儒家封建主義的東西,也反掉了儒家寶貴的人倫思想、人格思想和政治理念。

看看今天的中國社會,兒女不孝順不說,連基本養老的責任都不執行。家庭冷漠、人情淡漠已象陰影一樣襲上中國,當年英國的馬克思描述的一幕正在上演。中國畢竟還是一個農業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孔孟之道對于這樣的社會還有一定的維系功能。如果都以法的關系和金錢的關系來維持這個社會,那誰能想象中國會變成怎樣得冷酷無情?

現在我們來反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近代的表現難道都是正確的嗎?對儒學的大肆摧殘是人類的一種文明進步嗎?資本主義的興起就一定比封建主義文明嗎?封建主義還有溫情脈脈,資本主義難道只有船堅炮利、金錢追求嗎?我們能不反思和批判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殘酷性和無產階級極左革命的殘酷性嗎?楊曾憲先生不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反而將維系傳統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視為罪孽的根源,是不是表明我們一些學者的頭腦已經完全被西方倫理和框架所俘獲了?西方的工業文明難道就是人類社會唯一的正確選擇嗎?當今流行世界的工商文明是不是已經走向極端?中國的某些學者是不是走入了認識的歧途?工業文明和法治社會就一定剿滅親情嗎?這是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誤區?

中國學者在這些問題上應該有自己的思考和辨別能力。到底是誰錯了?

二、“失根一代”的行為非儒學所為,

不能把封建主義與儒學混為一談,

在這整整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中國培養出了一代既無儒家文化根基、又無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又缺少現代民主法治思想的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價值觀出現了巨大的混亂。在這一時期,社會上出現的所有表現(包括腐敗)都是當代革命文化和其它文化的產物,都難以用儒家文化的影響來解釋。如果將這一時期的“缺德”和腐敗歸罪到儒家倫理身上,那簡直是對儒家倫理莫大的歪曲。

在很多人的意識中,中國人的行為方式皆來自儒家文化,用儒家文化來代替一切,這是絕對錯誤的認識。中國的許多風俗是封建社會的風俗,并不一定與儒學有關。實際上儒家還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精神。舉個例子來說,秦始皇兼并六國,一統天下,頒布法令,整肅朝野,在《史記》的“秦始皇本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三十七年十月,秦始皇出游,先到湖南的九疑山,然后順江而下到浙江,登會稽山,祭祀大禹,眺望南海,立石刻碑于山上。碑文里有這樣一段整肅社會風俗的話:

“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為寄(豕叚),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末不順令。”

這段碑文翻過來可譯為:“有了孩子的婦女如果改嫁,是背叛丈夫不貞的行為。以儀禮防禁內外,禁止淫亂行為,男女必須潔身自愛。做丈夫的與別人妻通奸,殺死他也不算罪過。男子務必行為端正,。妻子逃走另嫁他人,做兒子的可以不認這個母親。要用教化的方法使民風廉潔清明,移風移俗,修養美德,尊規守法,和睦相處,安居樂業。”

從此法律可以看出,秦朝時期,我國的風俗習慣就已經非常嚴格。秦始皇可謂法家,他焚書坑儒,對儒者大張撻伐,但是他制定的法度要比儒家可能嚴厲得多。儒家盡管也講究具體的儀禮,但儒家真正講究的是規范人行為的倫理道德,是“春秋大義”。譬如,淳于髡與孟子討論男女關系,嫂子掉到水中后,要不要援之以手?孟子說:“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淳于髡又問:“今天下溺矣,何也?”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從這里可以看出,儒家學者真正關心的是大的治國之道,社會的風俗倫理僅僅是儒學的次要內容。中國社會的封建性是歷朝歷代封建統治者的產物,不能認為是儒家造成了中國的封建性。儒家甚至是封建社會中的一群開明人士。

請問當代的50多歲的這批學者們,有哪一個真正學習過儒家文化?怎么能仗著對儒家文化的一知半解就斷然對儒學進行否定?請問今天各個年齡階段的人,包括楊曾憲先生在內,哪個從小就讀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禮記》?哪個真正了解到儒家文化的一點精神?

我曾經將這一代人形容為“失根的一代”,你既然并沒有真正受儒家文化教育過,怎么能將今天社會中的許多壞東西都歸罪到儒家文化身上?難道儒家文化是娘胎里就帶來了嗎?如果一種文化可以遺傳,那么人們有什么必要從小就花費大量的時間學習知識?

毫無疑問,儒家文化今天正在充當著一個替罪羊的角色,被人們捧來貶去。特別是楊曾憲先生在沒有將狹義的儒學和廣義的儒學搞清楚的時候,就斷然將當前社會蕓蕓眾生的表現都歸咎于儒家影響,這樣做未免太籠統了。的確,官本位、等級觀念等社會表現與儒家文化關系密切,但將腐敗等齷齪現象都從儒學里溯源,那就太不了解儒學了。

儒學做為一種學說,它的存在具有兩種意義,一種學問的價值,一種是實踐的價值。特別是當儒學被統治者拿來利用時,又出現了一種官場上的儒學,這種儒學成了對官員的一種功利性的規范。因此,儒學可以分為知識儒學和御用儒學,前者在于認知,后者在于實踐。儒學自從誕生之后,在實踐意義上,就從來沒有被全民完全接受過,特別是儒家的政治學思想和經濟學思想。如果說儒學已經融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里,那純粹是一腔情愿的空想和假說。

應當從幾個層面上認識儒家的影響和作用,儒家所提倡的“孝悌仁義禮智信”,在“孝悌禮智”方面社會比較容易做到,這些倫理融入大眾的行為比較多。但儒家最難實踐的是“仁、義、信、中庸”。所以,儒家之學的內容有難有易,儒家文化的人倫部分被社會接受得較多,但儒家的中庸、仁義信等是極高的道德修養,除了君子可以做到,一般的平民百姓是做不到的。即使某些君子可以做到,也有程度之分。這也是孔子為什么將天下黎民分為君子和小人的原因。

另外,在對孔學的實踐和學習過程中,儒學被理解得并不完全一樣,一個老師一個樣,各人有各自的理解。因此,儒學在被實踐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表現。宋明時期的各派學者便是例證。

幾千來,儒學只是被少數人所接受,也就是這一部分人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但并不能因此說,中國整個社會都已經完全接受了儒學的實踐,各種邪端異說、風俗習慣與封建統治法條仍然在儒學之外大量存在。因此,把當今大量社會的混亂現象統統歸咎于儒學,未免有失公允。

三、正確認識儒家的政治觀,不能盲目地否定官本位,

實際上,真正有儒學修養的人反而是難以腐敗的人。在這里我們要把真正的儒學修養與假修養區分開來。儒學是一種修身之學,即使是從小就熟讀經書,對儒學經典背得滾瓜爛熟,一個人也會出現思想與行為脫節、口是心非的現象。正是由于儒學修養難以真正做到,所以中國歷史上才出現了偽善、偽君子、潛規則等現象。楊曾憲先生最大的錯誤是將偽君子現象當做儒學來批判了。

儒學是教人如何做正人君子的學說,儒家政治學思想的第一準則便是正派、公正、正直。儒家是積極入世的理論,但儒家的當官不是做官當老爺,而是為民服務。《論語》“為政”篇里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儒家將社會管理者的道德和地位看得非常重要,執政者的道德和地位象北斗星一樣在社會中發揮著作用。儒學最高的精神應當是大公與正直。哀公問孔子:“何為則民服?”孔子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這句話可以反映出孔子的基本政治觀,就是必須把正直公正的人選上去當官,這樣社會才能對政府信服,服從管理。

儒家文化的確有著“官本位”的意識,但儒家的官是為民服務的官,不是貪官和昏官。如果中國當今的官員都是儒家標準的官員,那么社會流行“官本位”也沒什么不好。關鍵是今天的官員腐敗得太多了,才使人們產生了厭惡“官本位”的念頭。

儒家重官,是因為當官可以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治國本領,施展自己的才智。當今的中國社會,抽掉了儒家的精神實質,把當官當作為個人謀取利益的臺階,這與儒家思想根本是兩回事。因此,可以這樣判斷,當今中國出現了大量的官員腐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道德倫理缺失導致的。而楊先生反其道而行之,將官本位和官員腐敗的根源統統歸諸于儒學影響,實在是一種曲解。楊先生怎么能忘記了:中國雖然官本位意識比較濃,但中國也有著強大的清官意識。當提倡清官的儒家倫理衰弱之后,官吏如何能不腐敗?

自春秋戰國以來,中華民族一直存在著很多人性的缺陷,儒學的產生恰恰是為了矯正那些人性的缺陷。但儒學的力量是有限的,它盡管可以成為官學和顯學,但也很難真正地被付諸實踐和身體力行。2500多年以來,我國歷史一直是在文明與野性幾種力量的博弈中進行的。一旦社會失控,各種丑惡都會涌出,這種時刻正是儒學最無奈的時期。

四、儒學是一門提升人格尊嚴的學說,

儒學具有強大的反腐敗功能,

當今中國正處在這種時刻。因此,這一時刻的中國真正需要儒學,而不是誤解和拋棄儒學。當然我不是說儒學沒有糟粕,儒家文化畢竟是那個農耕時代的文化,帶有很大的等級觀念,把人分為小人和君子,高尚的人和卑鄙的人。這與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不同,但儒家經典中有大量的精華需要我們繼承和學習。且不說儒家對做人基本原則誠信和仁義的倡導,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儒家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

儒學從本質上說是一門正義與尊嚴的學問,提升人格的學問,它教人如何擺脫無恥、卑鄙和下賤;它教人如何剛毅和高尚。當我們隨口說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千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天地有正氣,道義為之根”、“舍身取義”這些經典語句時,心中不能不油然生出浩然之氣。這些人格熏陶能是當今中國腐敗之原因嗎?顯然楊曾憲先生是搞錯了。

趨勢附炎不是儒家的做派,卑躬屈膝更不屬于儒家文化。儒家是提倡“三從四德”,但儒家更提倡“大丈夫”氣概,在要求婦女順從的同時,更要求丈夫以身作則。中國社會的一些弊端恰恰是儒學沒學好而出現的。真正的儒家是為民辦事的儒家。孔子的學生冉求在魯國任季康子的總管,不僅沒有改變他的德行,反而使稅糧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孔子憤怒地說“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儒家是反腐敗的文化,而非導致腐敗的文化。如果當今社會的貪官污吏都能被民眾鳴鼓而驅之,這才是真正的儒學社會。

在人格尊嚴與財富的關系上,孔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精神和思想貢獻,這一思想影響和熏陶了幾千年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讓我們讀一下這段話就足以體悟出它的重要性:“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孔子這段話對那些驕橫跋扈的富人是一種警示,對于貧困的窮人是一種激勵,對當時的社會秩序是一種維護,對處于困境的人更是一種巨大的精神鼓舞。正是在這種精神指導之下,唐代文人王勃在《騰王閣序》中寫下了“君子安貧,達人知命”、“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等豪言壯語。

應當說孔子在建立古代和諧社會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一個社會,最大的關系是貧富關系,如何使各階層和諧相處,孔子不是盲目地提倡共產主義,搞均貧富,而是告誡各階層擺正自己的位置。下面這段話可以反映出儒學的追求:“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孔子還進一步告誡人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試想:一個遵守這種精神的人或民族能去貪污腐敗和胡作非為嗎?孔子所總結的正是人類最優秀并且是具有共性的美德,正是由于孔子發現了人類共同的美好追求,才使中國人民世世代代學習和傳誦他的學說。所以,儒學并不是靠封建帝王尊崇起來的,孔子也不是靠封建君主樹立起來的,而是由于他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美好的需求之中。

今天的孩子從小就可以背頌四書五經,這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羨慕的事,如果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也有一點這種教育,那會少犯多少錯誤!然而,楊先生卻將今天社會腐敗墮落的原因歸結為儒家文化,實在是對儒學缺乏研究。

五、素富貴與素貧賤:儒家的處世哲學與財富科學發展觀

儒家文化實際上是一種很高的人生修養,這說明我國文明在2500多年以前就達到了超越物質的階段。儒學從來沒有教人去爭權奪利,蠅營狗茍。《中庸》里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這一段話是告訴人們君子是安分守己的人,不胡思亂想,盲目攀比,安貧樂道。當前我國社會中的利益爭奪與儒學思想毫無關系,中國目前正處在西方商業大潮的夾裹之下,儒學精神與資本主義積極進取的牟利精神沒有半點相通之處。楊先生把當今的行賄送禮也歸結為儒家文化,實在是沒有了解儒家做人的精髓。

在科學發展方面,儒學也有著精辟的論述。《孟子》“梁惠王”篇這樣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兩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國人是多么尊重客觀自然規律!但是,由于今天的中國丟掉了儒家安貧樂道、尊重自然規律的傳統,不遺余力地追求財富,才搞出太多的破壞和失誤,環境、資源和生態已經瀕臨危機狀態。如果今天的中國人學一點儒家文化,多一點從容,少一點盲目、自卑和急躁,能做出連古人都不恥的蠢事嗎?

另外,只有在深刻理解了儒家思想之后,才會比較出西方文明的重商性和重利性。中國是與人為善,與世無爭,西方是寸土必爭,貪婪攫取。當年鄭和的下西洋與西方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完全是不同的兩種精神和追求,當然由此也產生了兩種歷史后果:新大陸被別國發現,中國從此陷入了空間上的貧困和窘迫,西方國家迅速崛起,東方與西方從此在物質財富方面拉開了巨大的差距。

當今的世界,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國人在財富上無可阻擋的心理頹勢?什么思想可以減少中國人在財富上的自卑感?只有儒家學說。這不是一種阿Q精神,而是真正地對客觀現實的認知。

盡管西方人在物質財富上取得了優勢,但在文化上卻未必如此。香港東方人文學院的院長霍韜晦先生在《中國文化還有生命力嗎?》演講中已經指出,西方社會不過是一群擁有現代科學技術的“新野蠻人”,因為他們從本質上還沒有完全擺脫獸類的掠奪性,他們的精神還沒有上升到重義輕利的高度。

物質落后的中國人今天用得著如此自卑嗎?只要想一想我們的祖先是否屠殺過新大陸上的印第安人,是否對全球進行過殖民掠奪,是否劫掠過別國的首都,焚燒過別國的圓明園,俘虜過主權國家的總統,就足以鑒別什么是文明和發達了。難道建立在搶掠文明上的文化才是人類真正的文化嗎?

六、中國當今的唯GDP至上與儒家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

看看中國當今追求GDP和追求財富的饑渴狀態,與儒家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儒家的財富觀在《大學》里表述得最清楚,儒家認為:“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因此,“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并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從來把這一條當作最高的治國之道。掌管國家的人不能一味追求“財用”,如果完全陷入財富的爭奪中去,那必然使整個國家失去道義,危及生存安全,這種做法必然是小人在治國。然而今天的中國,一窩蜂地都走上掙搶財富之路。坑蒙拐騙、寡廉鮮恥、假冒偽劣、招商引資大肆泛濫,這與儒家的精神相去何其遙遠!

所以,楊曾憲先生對儒學的憤懣實在是毫無道理。他之所以犯這樣的錯誤,主要是沒有對儒學這個批判的對象搞明白,就想當然地把它當成敵人了。希望楊先生抽出點時間先認真研究一下儒學,再做評論。當今的中國,到底是因為儒學存在造成了大量“缺德”現象,還是由于儒學缺失造成了社會墮落?中國社會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搞明白。

七、儒學是一門極高的個人修養藝術,儒家經典具有極高的語言藝術性,

儒學積淀著中華民族幾千年間的智慧,儒學是平衡當代科技理性的工具,

儒學是一門極高的個人修養藝術。可惜,自近代以來,新文化提倡個性解放,把主張個性修養的儒家傳統都給拋棄了,但從此也造成中華民族道德的墮落和社會的腐敗。看看當今社會的一切混亂,都是個人修養缺失的結果。近當代我國文化思想的錯亂,已經太需要適當地進行一些儒學復歸了。

可是,這些年里,中國大興崇尚英語之風,國學幾乎淪喪。語言既失,根基何在?因此,今天中國社會出現了復古的現象,這是歷史的一種自然矯正。我贊成這種民族文化的復歸,我認為當前的社會風氣必須得到矯正。

讀一讀這些古人留下來的文化經典吧,即使不從治國大道理上講,儒家文化也是一種語言藝術和文學精華。儒學不僅是修身做人的學問,它更是語言藝術的結晶,處處體現了一種尊重自然的科學發展觀,聽聽《中庸》里下面這段話,其語言多么優美,意境多么高遠:“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龜鮫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這是一種什么意境?中國今天不是開始講和諧社會了嗎?那就讀一讀儒家著作吧。我們要從古代文化中吸取智慧,而不是給它扣上一頂頂莫須有的帽子,輕易將其否定。想必楊先生沒有仔細看大軍中心網站上一篇文章:《中國:如何避免“自宮式”的現代化?》。如果我們將儒學揚棄,那不就象自宮一樣,變成了蔫人?

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化,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經過幾千年的時間精心總結出來的最有用的知識和智慧。翻開古代書籍,特別是那些經典古籍,里面充滿的是中華民族的思想、經驗和智慧。在最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由于中國饑不擇食地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和工業管理知識,在一段時間里荒廢了對古代文化的學習和繼承。今天,當我們對西方現代文明已經有所了解的時候,應該抽出時間溫習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了。如果不這樣,中國便面臨著變種的可能。而這樣的變種無異于是一種自戕。

當今的中國,正在經受著工業文明的熏陶與洗禮,在這一進程中,科學文明與人性倫理并不完全矛盾,這是因為,如果科學理性違背了人性意愿,人類有理由拋棄這種科學。科學總是要為人性服務的。但如果把西方的科學工具理性看做是至高無上的理性,那么人類也會走入一種被異化的歧途。所以,親情并不是罪過,如果未來哪一天中國真得變成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所說的那個樣子,也實在是一種悲哀。

不過,今天的中國道德倫理的淪喪已經夠令人悲觀的了。農村里家有四五個兒子的老人居然沒有撫養,城市里家庭關系冷漠得如同路人。看看附在本文后劉東汶教授的信,一個缺少孝順、仁愛和禮儀的社會能不變得冷漠、殘忍和無序?

我勸楊先生抽點時間讀讀儒學著作,或買一碟頌經光盤在家里放著聽聽,不要盲目地、走火入魔式地反感自己的歷史。我已經在北京買了一套《兒童經典頌讀》,抽空就放《大學中庸》等光盤聽聽。那是一種真正的欣賞與愉悅,由我國一些著名播音員朗誦的這些儒學經典聽起來真是美極了。學習者不僅感受了語言的美,真正獲益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

總之,沒有一點儒學文化之根的人,怎么能立身于當今紛雜混亂的世界!中國社會今天好就好在儒家重教化的這一傳統還在,我們的國家可以迅速在這一基礎上撥亂反正,重新發揚光大本民族文化。

特寫下以上文字供楊曾憲兄參考,也望社會各界人士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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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劉東汶教授的信:

大軍教授:

      您的為《儒學辯護:警惕當代學者誤讀中國歷史與文化》大作讀罷,為您的觀點而嘆服!

     中國現在正在處于倫理淪喪的危機時期。看看這個社會,農村的孤苦老人甚至有兒有女的老人無依無靠,看看城鎮中三成以上老人還在喂養自己已經成年的子女,城鎮的青年們不需要喂養父母,但是,連探視一下父母老人都不去(工作緊張僅是原因之一)。最為極端的是:高校接二連三發生大學生、碩士生乃至博士生自殺事件;北京大學,三名學生連續三個月自殺;環顧周邊高校可以說難有幸免者。

    或者大家見怪不怪,已經無動于衷了。但是,一個高校大學生的死亡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代價哪!獨生子女的父母傷心欲絕,從此心死。他的親戚朋友、他的家族從此終身蒙受陰影。一個學生的死亡帶來的是那樣慘烈的代價!如果這些大學生懂得一些倫理學,懂得孔子的孝順之道,體貼父母的痛苦,又何至于如此的結果!

    對于孔子的倫理學,繁文縟節的部分應當揚棄,但是,絕對不是把嬰兒連同臟水一同潑掉。因此,我贊同大軍大作的觀點。隨之,我要說的另一句話就是,現在有些人鄙薄中國古代文化,那是他們對于中國古文化沒有作深入研究的結果。當然,對于中國古文化不能照搬也不能完全拋棄。

感謝您的深沉的筆觸給我們描繪了儒學中的精華內容,對我和大家都是有益的。

     劉東汶, 20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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