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與火的祈禱――別了，漢唐。
－、漢唐禍福。
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1）
老子又說：“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熟知其極？” (2)
上面兩句話都引自《道德經》，它即告訴了禍、福之源，也說明了禍、福之道。但是老子的理論并沒能消解禍、福的倚伏，“熟知其極？”道出了他的無奈。當然，對于先秦的哲人們，這是一個未來的問題，他們能夠提出了問題已經足以說明思維的力量。禍、福之道影響了中國30個世紀，它是封建制度存在的基本規律。近代著名思想家黃炎培把它歸納為“興衰周期率”（3），現在正在時時警示著人們。
所謂“興衰周期率”，其核心就是反封建。關于“封建”概念，最早是唐人柳宗元在《封建論》中提出的。不過，柳宗元的“封建”概念是政體論，與后來嚴復引進的時代論有所不同。現代的“封建”概念則是政體論與時代論的結合。
當中國人從蠻荒中走出來開始了社會化。中國的社會化，主要表現為人與人相互間高度的依存，中國的社會是宗法社會。歷代的治國者或策士們的改革或是維新，都是以加強皇權為目標。封建制度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它體現為政體，而實質則是社會中人與人相互的關系。隨著人與人相互依存度的不斷提高，人的個性逐漸泯滅。在這里人與人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不僅僅是面對大自然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強權對封建制度的強化。
元、明、清三朝是中國的社會化逐步進入僵化的時期，也就是極端的、難以為繼的封建化。清末，中國人又一次有了關于社會發展的長考。通過嚴復的譯介，時代論意義上封建也開始由西方傳入。1904年，在翻譯出版甄克思的《社會通詮》中，嚴復把中國傳統分封意義上的封建論與西方的封建時代相等同起來。這一觀點，在五四時期得以強化，經過陳獨秀等人的努力，在理論上把宗法社會與封建論相結合，把宗法社會、封建時代和君主專制等同。其后，瞿秋白等人又把自然經濟、政治分裂等引入到封建論之中。作為政體論的封建與作為時代論的封建從此建立了聯系。
辛亥革命趕走了皇帝，進一步的反封建以打倒土豪劣紳的形式出現了。中國傳統的封建政體如何向現代民主政體轉變，是推翻封建政體之后面臨的首要問題。它必須解決民眾的政治參與，因為新的政體只能是一個民主政體。但是其間出現的，以反封建面目表現的鄉村民主只是一種集體的民主，并未解決如何使個人的民主權利不受官方侵蝕的制度性的保障。此后，這種大民主式的群眾政治參與在中國歷史中一再地出現，官僚體制則主導著這一個過程，文革就是這種“大民主”的一次典型的表演。解決群眾政治參與的一系列制度性的問題以保障真正的民主，這是又一個必須解答的問題。
概念之爭往往掩蓋了問題的討論。關于“封建”的定義，筆者簡略收集約十數種。但是，如果正面肯定辛亥革命和新中國的建立，對于“封建”的定義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一種。這就是在上世紀30年代，經過長期的討論，多數學者肯定了的秦漢以后中國社會的封建性質，它是區別于西歐中世紀的“封建地主制”。這些認識獲得了新民主革命實踐的驗證，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豐碩的成果。
其間，有蔣系的干將陶希圣發表《中國社會到底是什么社會》一文，提出中國的封建社會在戰國時代已經崩壞論；或如現代所謂的自由派精英李慎之的今日“封建”之說。大約是在《發現另一個中國》，李慎之以為“封建”之說“是近幾十年才大行其道的”， 又曰，封建“完全是中國近代政治中為宣傳方便而無限擴大使用的一個政治術語。”是“政治勢力壓倒‘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結果。”但是，任何理論都必須見證于歷史事實，無論用詞多么激切，如果對歷史影響幾微，我們又何必予以特別的關注呢。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是呵，往事如煙。當筆者寫了一篇《反封建論》的時候，許多人反駁說，中國沒有“封建”。影視不斷地宣傳清室君臣們，固然引得人們的厭惡，但是當人們憧憬漢唐盛世的時候，則已經有幾分虔誠。“封建”的概念如此淡薄，是因為人們仍然不同程度地留存于封建意識的迷霧中。漢唐盛世畢竟是從深遠歷史中閃現的亮點。反封建，如果只討論元、明、清三朝，也就容易多了。難的是從漢唐盛世說起，那是中華民族史上的高峰，但也是中國封建史的高峰，是中國確立封建政體的時代。
對于漢唐。宋代人也有過深切的感受和思索。理學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4）在今天看來仍然撼人心魄，其實質就是對前期歷史的否定，而懷開天下太平之志。張載在解乾卦時認為：“龍即圣人之德，圣人之德如龍德” （5），在這里他并不承認封建宗法論了，宋代儒者普遍認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6）的觀點。同時，帝王師的司馬光評論曰，漢武帝 “所以異于秦始皇無幾矣”，能夠做到“秦以之亡，漢以之興”，是因為能夠“晚而改過”， “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7）。宋代文人耽于和平，對于秦始皇或漢武帝的武功基本上持否定的態度，但是對漢武帝以天下為念的自省之心還是給于高的評價。這種觀點可能是受到司馬遷的影響，司馬遷在評曰：“孝武纂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敬神明。壇開八道，接通五城。”同時也認為：“疲秏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觀嬴政，幾欲齊衡。”（8）不過，歷史告訴后人，宋人的理論和實踐并不成功，他們的社會變革始終沒能觸及社會根本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在現代人看來其實很簡單，就是封建。
對于漢唐，近代史學家有過多種評論。夏曾佑以為，歷代帝王是“一朝之皇帝”，而漢武帝可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 （9）。說漢武是“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就在于他們奠定了政治制度、拓定了國家疆土，對歷史的影響久遠。許倬云以為，歷史人物的行為可以“終乎在諸項可能之中抉擇了演變的方向”、“方向一旦定了，歷史不能再回頭，后人遂只有接受這個事實，再作下一步的抉擇。”（10）。所謂漢武帝“功越百王”，就是因為他選擇的“方向”對后世產生了規定性的作用。秦漢史專家勞榦以為，漢武帝時代有許多重大的舉措，都如同體現出這位歷史人物的“大智慧，大決斷”。確實如此，中國的封建制度是形成于漢唐兩個偉大的時代。它曾經輝煌過，后來它衰落了，后來它又窒息了我們的民族。
人類社會，無非是處理兩種關系：其一、人與自然的關系；其二、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毛澤東說：“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簡單明瞭地說出了人類社會的本質。中國的封建主義，是存在于三千年社會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它以宗法思想為綱，表現為“家天下”――從事小農經濟的小家，建立在眾多小家之上的皇家。官僚體制是這“小家”和“皇家”之間的橋梁。這個模式，起始于周，完善于漢、唐，延續并逐步衰落于宋、元、明、清，但是它所固有的一些體制、文化、習慣仍然影響著現代。
我們憧憬漢唐，難道我們還愿意重復元、明、清？當然不能，歷史也不容倒退。專制時代已經成為過去，我們走進的是一個民主社會。為了走進民主社會，我們就必須反封建。其實這一個問題，我們的前一輩人已經有了十分清晣的回答：
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作于1936年2月，其時的中國烽火四起、山河破碎，而國內的政局糜爛、民不聊生。詞的上半闋歌頌山川，愛國情懷欲與天公試比高；下半闋則追懷古人，豪情壯志還看今朝。其境、其情的強烈反差展現了詩人博大的氣度，也把《沁園春?雪》推上了中國詩詞的巔峰。不過，詩以述志，這不是一般文人的筆墨，其中的意義可謂筆撼春秋。
《沁園春?雪》的公開是在1945年10月，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應柳亞子之請將《雪》書贈。
不過此詞引起的反響卻也耐人尋味。《沁園春?雪》的公開發表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各方和作接踵而至，一場別開生面的交鋒蔚為可觀。一些和作指責詠雪詞有“帝王思想”，如《大公報》主筆以《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影射詠雪詞作者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為伍。郭沫若則以《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種手法》，斥責這是“別有作用的文章，借題發揮，卻且借錯了題”。
關于這首詞的筆戰中，雙方文人有上百首以《沁園春》為題的次韻之作，世稱儒將的陳毅則以一首頗為犀利，足為百世舞文弄墨者戒的詩作表達了觀感：“看御用文人，謗言喋喋；權門食客，讒語滔滔。……嘆爾輩，真根深奴性，玷辱風騷。自來媚骨虛嬌，為五斗紛紛競折腰。盡阿諛獨夫，頌揚暴政；流長飛短，作怪興妖。”
毛澤東一笑置之，以為那些攻擊足可噴飯。只是在1958年12月注文曰：“雪：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面。文采、風騷、大雕，只能如是，須知這是寫詩啊！難道可以謾罵這一些人們嗎？別的解釋是錯的。末三句，是指無產階級。”
那一段公案見仁見智，那一場爭論卻也證見了當時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對于封建的認識。詞中的“文采、風騷”說的就是漢與唐的極盛時期，對其欣賞見之于行間，而點題之處則是矚望于當代與未來。這實在是馬克思主義論者應該有的態度。指責詠雪詞有“帝王思想”者，只是線性思維。對漢與唐的肯定與否定并非矛盾。說明的是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后來人對歷史的繼承性；也說明了發展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正是發展的特性維持著人類文明的存在，否則只能如同那些消失的文明，留與后人的是考古。
筆者以為，對文明的繼承很重要，所以樂意探討；也以為對文明的繼承是為了發展，所以樂于批判。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所以說：“別了，漢唐。”當然，我們還應該進入漢唐史，察其榮辱。還應該進入中國史，了解漢唐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筆者在這里議論漢唐，目的即在于理解中國封建化的形成和演變。
漢、唐時代是中國史上兩座直入云霄的高峰，足以傲視古住今來的世界列強。
漢分西漢、東漢。西 漢(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是劉邦建立的中國第二個大一統的王朝，定都長安，共傳十四帝，經歷210年；東漢(公元25年－公元220年)由劉秀建立，定都洛陽，經歷195年。
有人把三國時期的蜀漢也計入漢統，亦無不可，但是既然身在三國時期，也無須割舍不得了。至于新 朝(公元9年－公元23年) ，創立者王莽。這些篡權者命如朝露，不談也罷。
唐朝 (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武德元年(618)李淵受禪代隋稱帝，定都長安，建立唐朝。唐傳二十帝，歷289年。
這是時間上的記載。還應該有興衰的判別，對于歷史的探討，興衰是必問的，不問興衰何必問史。
所謂強漢，指的是西漢的文、景、武、宣四朝約160年間；東漢的光武至和帝，約65年。
所謂盛唐指的是太宗、高宗、武周及玄宗，約137年。
漢衰落期應從元帝始，經成、平帝至孺子嬰，歷經約50年；東漢自和帝以后的130年都是衰落期，其中一部分實際上與三國重疊。
唐代自755年安史之亂，一直處于衰敗的陰影中，經873年開始的黃巢起義，唐王朝名存實亡。史稱： “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 907年朱全忠自立為帝，國號梁。歷經152年。
即然以興衰看歷史，前因后果不可或缺。
強漢造成的歷史陰影經歷398年。220年東漢亡，天下大亂。三 國、兩晉、南北朝、隋，基本上是亂世，至 李淵于618年建立了唐朝。其中的“五胡十六國 ”(304-589)，又稱“五胡亂華”。禍亂不息、生靈涂炭、民不聊生。
盛唐形成的歷史陰影更為久長。唐朝滅亡后中國再一次進入了大割據時代，在北方廣大地區，先后出現五個較強大的王朝。南方各地又陸續并存過九個較小的割據政權，另有北方的北漢勢力，史稱“五代十國”。后唐末年，石敬瑭將燕云十六州獻給契丹，為以后宋、遼、金對峙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南北朝埋下禍根。事實上盛唐之后國無寧日，雖然有元、明、清也可以稱強一時，從社會發展與民生的角度看，這三個極為專制黑暗的朝代只能以亂世計。
作者：壺公評論 [email protected]
注：
（1）《道德經》第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2）《道德經》第五十八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3）興衰周期率：１９４５年夏，黃炎培訪問延安，與毛澤東暢談未來新中國的對話中，黃炎培提出：“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4）張載：《張子語錄》之橫渠四句。
（5）張載：《正蒙.大易篇》。
（6）《禮記?禮運》。
（7）《資治通鑒》。
（8）史記――孝武本紀》。
（9）夏曾佑《中國古代史》。
（10）許倬云《創造歷史的漢武帝》序。
血與火的祈禱――別了，漢唐。
二、日出漢唐。
太陽升起又落下了，但是明天的太陽還會升起，日子就這么過了，這是我們中國人的邏輯。
漢、唐盛世是我們這塊土地上曾經有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混亂被秩序所替代，政治上的清明驅走了腐敗；敵人被打跨了，大地上的炊煙代替了烽火。。。。時間大約350年，和3000年相比，是少了些；和我們民族的屈辱和痛苦相比，卻是我們永不枯竭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
所謂漢唐盛世，大體上是指西漢開國以后的157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含文景之治、武宣盛世；東漢立國以后，歷經光武帝、明帝、章帝執政的65年，即：公元25年到89年，這里有明章之治；盛唐則含太宗、武則天、玄宗到天寶14年“安史之亂”以前大約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0年，主要有貞觀、開元之治。在這前后約350年中，漢、唐人以儒家文化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政體，以強大的實力開拓和保護了自己的生存空間。二者奠定了現代的中國和中華民族。
一）政體的確立：
相對于先秦，漢唐的政體是成功的。善于思考的唐人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中指出，漢朝分封諸侯之初，郡縣和諸侯國各半，卻“有叛國而無叛郡”。后來繼續沿襲郡縣制的唐朝，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因此“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后來的毛澤東對郭沫若說：“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1）也是對始于秦而形成于漢唐的政體的肯定。
中國中央集權制的建立始自秦。秦始皇“繼六世之余烈，振長策以御宇”（2），秦朝的建立是許多思想家和改革家智慧和經驗的結晶。盡管秦失敗了，但是失敗本身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經驗。漢相蕭何很明白這一點，因此攻下秦宮的時候，蕭何抱去的是秦的典籍規章，漢承秦制而有革新。漢的中央和地方兩級制度建立了，服務于這一體制的文官制度確立了。這一體制在唐朝進一步得到完善。其后，中國土地上的任何民族入主中原，或是朝代的更迭，基本上都繼承了這一個體制。這一體制擴延為廣泛的意識和習俗，即為文化，名之漢文化或謂華夏文明。所謂中華民族，其實就是接受了漢文化而形成的民族。
漢制度的形成也是一個順天應人的過程。漢初定，蕭規曹隨，與民休息。史載“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后，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也”（3）。這是一個美好的時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4）。漢初政治的特點是道家的無為之治。“其政悶悶”（5），而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6）。筆者以為，這或者就是后世所謂自由主義的原生態。所遵行的理論如：“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7），是有點放任自流的味道。
對于漢初的“休息無為”，后來的大儒董仲舒則持否定的態度，他寫到：漢棄秦之“度制，而各從其欲”（8），然“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貪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故“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這里說的許多毛病基本上也就是自由主義社會的特征。漢初的諸侯藩王是很有實力的，制度上的松散為社會的安定留下的是致命的隱患，七國之亂就是證明。
所以董仲舒認為：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9）。董仲舒以為，漢剛剛經歷大亂，應該適當減少一些周文王的寬和，建立夏朝的忠信。這里所說的“寬和”與“忠信”指的是諸侯王和官吏的治理。他的勸說符合當時的形勢，是一個從集權到分權，又從分權到集權的演變。因此投合了漢武帝的需求，于是漢武帝“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10）。
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以“獨尊儒術”作為鞏固政權的手段；并采用法術、刑名，以加強統治。頒行“推恩令”，削弱割據勢力，設置十三部刺史，以加強對地方的控制。這一過程，柳宗元表述為：“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 （11）
要說明的是，漢盛世所提倡的儒學是經過改革的儒學，漢宣帝對此有過準確的說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12）。以此觀之，漢體制的確立是在漢武帝時期，以后的變化基本上以其為軸線。
經過了西漢衰落期及新朝、赤眉之亂后，東漢再現光輝。漢代諸帝，光武第一。這個第一是仁政第一。不談光武不知強漢之美好。光武帝是開國之君，很有意思的是他并不表現為一個叱咤風云的人物，而是寬仁視下、儉樸自律，革新去弊、移風易俗，解放奴隸、德以致遠。是儒學境界上一個典型的圣明君子。
光武帝是個學有所成的太學生。倡儒學，以仁愛、忠恕治國，正如其言：“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光武帝是一個馬上得天下的君王，但是他在回答太子關于武德的質詢時這樣回答：“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由于前朝王莽的復古，恢復了奴隸制度。光武帝的執政后十分關注奴隸的解放。建武“六年十一月丁卯，詔王莽時吏人沒人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此類詔書在光武帝任內共有9次之多，足證關切之至。
光武帝執政33年，不治宮室、無巡游勞民之舉，自奉儉樸。能夠做到這個份上的歷代帝王中絕無僅有。筆者敬而記之：
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元失所。。。百僚并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記此“無有隱諱”；
建武七年三月，日有食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圣。”記此“不得言圣。”；
建武十三年正月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記此“不得有所獻御。”；
建武二十五年，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古代帝王視死如生時，壽陵是個不可或缺的大文章，光武帝自奉如此。
這一個仁德之君極其關注民生，計數建武六年就有三次為民解困的詔書，如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谷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谷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等等。
在光武帝任內，為革新去弊堅持了精兵簡政，移風易俗。如：
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條奏并省四百余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建武七年正月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建武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眾軍，并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
光武帝及其影響及于明、章二帝，東漢儒術治國，大興學校，同時“老子化胡”――從西域來佛教已經立足，其時可謂風俗醇厚，天下太平。此三朝總結西漢經驗， 對后宮、外戚、官吏約束極嚴，但是給于仕人一定的自由。于是有了嚴光、周黨等“不臣”之士（13），具有獨立人格和高尚氣節的士節，影響東漢二百年。筆者在《從“存天理，滅人欲。”看儒家精神》一帖中記述“黨錮之亂”中仕子們的浩然正氣，這個浩然正氣即源之于光武帝時期的培植，也對后來的中國有極大的影響。
孔子曰：“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14）能夠實現孔子理論的朝代，大約只有漢光武帝一朝，謹記之：
建武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愿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建武二十三年十月高句麗率種人詣樂浪內屬；
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內附；建武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捍御北虜；
春正月，南單于遣使詣厥貢獻，奉蕃稱臣；
建武二十五年，烏桓大人率眾內屬，詣厥朝貢；
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于本土；
建武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
建武三十年春正月，鮮卑大人內屬，朝賀；
中元二年春正月，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
上述資料見之于《后漢書》（15），是南朝宋·范曄的大作，大約無須吹牛拍馬。筆者不遺余力地把它們摘錄下來，實在是為了證明歷史上的中國也有一些理想中的朝代。
但是，這期間的政體仍然有許多弊病。主要是文官制度建立了，文官的選任主要依靠各地豪強的舉薦，即“舉孝廉”制。這就為豪強干政、帝權旁落留下禍根；也為皇帝利用宦官以抗衡豪強，導致宦官干政留下了禍根。政策決定之后，干部是決定的因素。在漢一代，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
漢后，有近400年的社會混亂。隋存世的時間不長，但是隋文帝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卻甚佳，并且為唐所繼承。隋的一個重大變化便是壓制士族，擴大皇權，主要的手段便是科舉制、六部制、均田制。唐朝建國后，繼續完善三省六部、科舉、均田制及租庸調等制度。如官制、選舉、賦稅、兵、刑等，也在前代制度上加以整理改進。一系列改革為唐代的“貞觀之治”和 “開元之治”奠定基礎，使中國古代民本之“仁政”達到頂峰。
真正確立“獨尊儒術”的是唐代。唐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于秘書外省別立小學。”（16）唐太宗亦好儒，“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為先圣，始立孔子廟堂于國學，以宣父為先圣，顏子為先師。大征天下儒士，以為學官。太宗又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于天下，命學者習焉。又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后來的玄宗“在東宮，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即位，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以為《儒學篇》。”
而“獨尊儒術”最為關鍵的一招是科舉考試制度的建立。
隋唐時期創立了科舉考試制度，正式開辟了學子入仕的通道。論門第、看勢力、任人唯親的時代在理論上是結束了，這是體制完善的標志，是歷史的進步。當李世民站在皇城端門之上，望見眾多士子魚貫而入一搏科考的盛況，情不自禁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17）他非常了解知識的重要，他需要更多的、有才能的人幫助他建設新國家。這確實是個英明之主，其后千百年亦難得此君。
以儒學經典為考核的科舉考試制度的建立在組織形態保證了儒術獨尊的地位。在世界四大文明中，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有廟宇、圣殿之類固定的場所用于傳播信仰，維持信眾，成為建立體系的本源。而儒學的傳播則主要依賴教育，科舉考試制度是建立在儒學的教育之上的，促使儒家價值觀成為社會的導向。對孔子的崇拜是對知識的崇拜，對知識的崇拜是人類尋求自身解放的永不枯竭的力量之源。盛唐就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上，中華民族也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科舉考試制度是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兩漢初期選拔人才的薦舉制度，比之于世襲制、血縁觀念形成的固定的等級制有了進步。而唐結束了貴族對政權的壟斷，擴大了選拔人才的范圍和政權的基礎，則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也就是至今為西方稱道與效法的文官制度。漢、唐選拔人才的標準，重德行、學問和能力，于是有了人才濟濟的局面。尤其是唐代，“貞觀之治”有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征、李世績等；“開元之治”有姚崇、宋璟等人。
唐太宗李世民留給后人深刻的印象。他以為，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為此他即重視選官用人，又嚴格考察都督、刺史的政績，“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除”。（18）；他對于自己同樣不敢放任，與大臣魏征的對話就是千古警句，李世民：“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19）魏征答：“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他的大臣魏征、劉洎、馬周等人，都敢于犯顏直諫之輩，也成了后世文官的楷模。盛唐的政體及其實踐奠定了一個政治清明的時代。
中國人在漢、唐期確立的政治、社會制度一直維持到19世紀。中國人稱為“漢人”或“唐人”并非想當然，我們為漢、唐確立的異于蠻夷的光輝燦爛的文化和帝國偉大的傳統而驕傲。
二）生存空間的確立：
最值得一書的是軍事，漢武帝北征匈奴，南定兩越。其領土的擴張為中國人的生存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春秋戰國時期，匈奴已經縱橫于中國的北方。公元前２００年，漢高祖劉邦率３２萬步兵征討匈奴，卻在白登山為匈奴４０萬精銳包圍。白登一戰，匈奴威名遠播，其后的漢朝只好采用和親政策換得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但是，弱國無外交。和親政策畢竟不能平息匈奴人的騷擾。匈奴年年小犯，時有大犯，漢朝邊境“斥侯望烽燧，不得安臥，將吏身被甲胄而睡”（20），賈誼建議漢文帝要“獵猛敵”，對付匈奴。大臣晁錯對策漢文帝，認為要“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大有利。”（21）。朝廷上下氣憤而無奈。
所謂“文景之治”，它包括：崇尚黃老哲學，以無為治理天下；對內減免嚴苛的制度，采取了“順民之情，與之休息”的方針；對外采取容忍的外交策略。也就是強漢前期的韜光養晦的年代。這種情況勉強維持了７０年。到景帝末期，休養生息之后的漢朝元氣大增“京師指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22），僅養在首都長安的馬就有40萬匹之多，特別是在北方，家家有馬，人人善騎。
７０年不鳴，為漢武帝的一鳴驚人做足了準備。衛青、霍去病適逢其會，建立不世之功（23）；司馬遷生當其時，見證了這偉大的時刻。
漢武帝以其雄才大略鍛煉了漢軍，不拘一格地選拔了良將。公元前127年，衛青領兵出云中郡，渡河西進橫掃陰山以南的匈奴屬部，收復秦朝舊地隴西，隨后督筑朔方郡城、補建秦朝萬里長城，阻匈奴于陰山以北。公元前119年春，又與驃騎將軍霍去病分兩路進軍漠北。衛青出定襄，過長城，深入大漠殲匈奴1.9萬人，匈奴一蹶不振。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漢武帝任命霍去病為驃騎將軍，二度率騎兵進擊匈奴，全部占領河西走廊。匈奴為此悲歌：“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李白《胡無人》詩云：“。。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無人，漢道昌。”此等氣勢能不令后人生敬仰之心。
這種氣勢維持到漢元帝時，終于有人喊出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24）的豪言壯語，讓以后千百代的中國人激動不已。史載：孝元皇帝下建昭四年（丙戌，公元前三五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籓，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并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此案過后，不肯臣服的匈奴人已經消失在漢人的視野里了。
唐朝也是一個開疆拓土的朝代。西部的突厥在中原混亂之際復強盛，控弦之士至百萬，連年入寇，北邊數千里幾無寧日。唐立國，太宗即于630年發兵襲擊，擒其頡利可汗。突厥既亡，薛延陀繼居其地。644年，太宗又乘其內亂加以翦滅。在西域，太宗用兵于高昌及焉耆、龜茲，建立四鎮。在西南，則綏服了吐谷渾。西藏之地。太宗又通使于印度，使者王玄策調吐蕃等處兵，平其內亂。契丹、西藏、安南、大理等地區也被收服。突厥西方的疆域，本來是很廣的，其最西的可薩部，已和東羅馬相接了。高宗亦因其內亂，予以戡定分置兩都督府，其所轄的府、州，西至波斯。當其時，唐邊界西至里海，北到貝加爾湖，中亞、東北亞地區大都在版圖之內。（25）
后人知否？這就是大唐，我們光榮的祖先。
后來的慈禧太后們有“海防”、“塞防”一爭，可惜議百防而不得一防。但是唐代的中國人卻不屑于此類爭論，爭戰本來就在沙場上。
“試看今日之遠東，竟是誰人天下。”這個口號是由唐代中國人喊響的。四世紀以后，朝鮮半島逐漸形成了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鼎立的局面。到了唐朝，三國互相投靠中、日兩大國以為恃，互相爭斗。唐朝對朝鮮半島三國的矛盾，皆以平等友善之態度勸解，中國人從來都是講和平的，即使極盛時期。
643年，不知好歹的高句麗權臣蓋蘇文斷然拒絕唐朝的調節，使和平進程中斷，唐朝于645年派薛仁貴征東，和新羅結盟滅了高句麗。在這次戰爭中，日本站在百濟和高句麗一方。659年，百濟在日本的支持下進攻新羅。新羅求援于唐。唐高宗派大將蘇定文率軍十三萬東征百濟，百濟王義慈和王室成為俘虜。日本又決定支援百濟復國，派軍隊渡海馳援。在白江口，正好與大唐水軍對峙。當時日軍有戰船四百余艘，唐與盟軍新羅只有一百七十余艘，兵力上也是日軍占優。日本統帥放言：“此一役或可讓中國軍知天朝神威”。可惜碰上的是智勇雙全的盛唐軍隊，唐軍以少勝多，日人一敗涂地。百濟國也隨著日本海軍的覆滅而徹底滅亡。（26）《日本通史》寫道：“白江口海戰的慘敗，大出天智天皇為首的貴族集團的意料之外。信心百倍與唐抗衡的亢奮狀態，一下子墮入了一籌莫展的境地。”日本舉國驚恐。669年，盛傳唐朝將出兵日本，日本朝野一片驚慌。當時唐朝對外的聲威，可謂達于最高峰了。小日本又何足道哉。得到探子密報的日本朝廷惴惴不安，天智天皇因之積憂而終。
現代的一些評論家以為日本不肯為入侵中華道歉，是天性使然。讓我們看看唐代的倭種天性若何。史載：
“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又“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天寶十二年，又遣使貢。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27）
倭人性情何以古今異形，原因就在于中國古今國勢差別，其他議論皆謬論。欲服倭種，唯有強力，能不效法唐人？
相比較，唐在西部的成績更加顯赫。郭沫若先生考證，李白是碎葉人，碎葉即在今日哈薩克境內，并非虛言。唐代自李世民始，在西域基本上采取親善、懷柔、安撫之政策，西域各方也仰視唐帝國之文明與強大，紛紛顯示臣服大唐之意，李世民獲得“天可汗”之贊譽。在對外開拓上，唐太宗與漢武帝相比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但是，征服是恩威兼施的結果，唐西域守護神的高仙芝就是這個政策所鍛造的英雄。
開元末，高仙芝升任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高仙芝的首功為“征小勃律國告捷”（28）。小勃律（今克什米爾）原為唐屬國，是吐蕃通往安西四鎮的交通要道。后來吐蕃興起，“西北二十余國皆臣吐蕃”，小勃律國即其一，也中斷了對唐朝的貢獻。747年，唐玄宗任命高仙芝率步騎一萬進討小勃律。高仙芝智勇兼備，“遂平其國”。九月，高仙芝押著小勃律國王及吐蕃公主班師回安西。自平定了小勃律國之后，“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服”。
749年十一月，吐火羅（在今阿富汗北部）葉護失里伽羅上表唐廷說，朅師國（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奇特拉爾）王親附吐蕃，欲發兵擊破朅師國，請求唐朝調發安西兵助戰。高仙芝奉命出軍，遂于翌年二月擊破朅師國，俘虜其國王勃特沒。
可惜高仙芝自此過于狂妄，749年12月，高仙芝上奏石國（昭武九姓之一）無蕃禮節，經唐朝廷允許后發兵進攻石國。高仙芝派人先與石國約和，然后乘其不備，出兵掩襲，遂俘虜石國王及其部眾，勝利而歸，并盡殺其老弱。高仙芝為人貪婪，掠得石國瑟瑟（碧珠）十余斛，黃金五六駱駝，“其余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高仙芝以欺詐的手段攻破了石國，并大肆殺掠，石國王子將此遍告昭武諸胡，激起了他們的憤慨，便暗中聯合大食國共同進攻安西四鎮。高仙芝獲知此事后，遂于其年四月親率蕃、漢兵數萬進攻大食，深入其境七百余里，至怛邏斯城（今哈薩克江布爾城附近），與大食軍遭遇，雙方激戰五日，未見勝負。在雙方相持的重要時刻，唐軍中的葛羅祿部眾突然叛變，與大食夾擊唐軍，高仙芝大敗，乘夜間逃跑。這次戰役，“士卒死亡略盡，所余才千余人”。
怛邏斯戰役之敗是唐代在西部戰略失敗的轉折點。不過真正失敗于西部的原因是安史之亂，因為亂前的大唐是從不言敗的。
三、文化、經濟
漢唐盛世的政治清明和對外的強勢，為文化的繁榮、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優良的環境。而文化、經濟的成功又表現為強大的國力支撐著漢唐盛世的展開。其實兩者是互為促進的，這一點很值得現代人的思考。
文化：西漢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原來各國的文化相互滲透融合，到西漢時期在典章制度、語言文字、文化教育、風俗習慣多方面逐漸趨于統一，構成了漢文化。
在哲學、文學和撰史以至于詩歌、繪畫、音樂等方面，漢代達到了是空前的繁榮。漢賦，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高峰。代表者司馬相如一生所作文、賦 “連篇累牘，不厭其繁”（29）。這位辭賦大師宣揚了盛世的聲威，顯示了強漢時代創造的物質文明及其才智與功績。當然司馬遷是中國文、史學史上的一座高峰，其成就猶勝司馬相如一著。筆者少年時代閱讀《史記》，不禁神往。董仲舒在儒學上的造詣與影響更是儒家文化史上的里程碑。
東漢初則有思想家王充。史學上有紀傳體的斷代史書《漢書》。文學方面的散文、樂府，其代表作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中期的張衡不但是思想家、文學家，也是科學家，他的渾天儀和地動儀科學地觀測了宇宙和地震。蔡倫則發明了造紙的工藝。佛教也在東漢出現并盛行，影響著后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
盛唐的文化又是一個頂峰。詩仙李白、詩圣杜甫，畫圣吳道子，草圣張旭，還有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褚遂良等書法家，李龜年等樂師，宇文愷等建筑師，劉知幾、杜佑等史學家，玄奘等佛學家、翻譯家和旅行家。在敦煌、龍門、大同留下杰作的無名雕塑家和壁畫家也都隱沒在這個輝煌的時代。
經濟與科技：趕走匈奴，保證了河西走廊的安全。漢代在西北邊地屯田，修長城，筑烽燧，又有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絲綢之路成了東西方的貿易通道。西漢的農業已經普遍應用牛耕和鐵農具，也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冶鐵業具有相當大的規模，煤已經成為燃料。紡織業使用提花機，是紡織技術的一大進步。漢的制作工藝水平也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從漢墓出土的文物看，其做工精細，工藝考究，不亞于今日。
光武帝六次頒布釋放奴婢的詔令，對解放生產力起了很大作用，又在全國興修水利，使農業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和帝時，罷鹽鐵之禁，煉銅和銅器制作，絲織業等都有了發展。東漢商業發達，洛陽成了全國商業中心，南方的揚州、荊州、益州的手工業商業也都很興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章帝、和帝時，賴班超經營西域，絲綢之路暢通。
盛唐的生產水平很高。農業方面實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調制，男丁一口受田100畝，所納田賦，僅占其農業收入的1/40，比漢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1/30更輕。其他徭役、捐稅也輕于漢代。這些利民政策都是以經濟發達為基礎的，也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唐代農民制造了曲轅犁，并創造了新型灌溉工具筒車，大面積興修水利，開墾大量荒田。唐代的手工業有大的發展，定州、揚州等地以織造特種花紋的綾錦聞名，邢州白瓷、越州青瓷更是著名的“唐三彩”。。。唐都長安是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成為一座國際性的大城市。這也是一個人丁興旺的時期，至開元20年，全國有民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最多時逾千萬)，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比之唐初戶口增加一倍半以上。盛唐，民生富庶，府庫充盈。杜甫賦詩：“憶惜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能不贊盛唐。
漢唐盛世令人矚目。它所確立的政體至今影響著我們；它所拓定的疆域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熱土；它是我們民族極盛時期的標志，感召著每一代的志士們奮發向上的激情。我們為它思緒如潮，它的啟發是我們民族永遠取之不盡的寶藏。
不過，盛世不再，中國歷史的大多數時間是沉浸在血與火之中，這是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讀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漢唐確立的政體存在的缺陷。
漢唐盛世所確立的政體就是封建制度，它是在混亂的戰國之后和更為混亂的五胡十六國之后建立的。它具有的典型的特點就是秩序的建設，常常需要人們犧牲自己生存的欲望以滿足它的要求。而主要的缺陷還在于，作為這個體制的核心，名為受制于天命，實質上受制于政治斗爭的勝負，所謂“勝者王侯，敗者寇。”所以，所謂來者是“明君”或“昏君”，只有鬼知道。這個體制核心的擴延就是官本位，一種尊上而卑下，附強而凌弱的制度。官本位不足以明君王之德，卻可以把的君王失德的影響無限擴大。“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30)就是這樣形成的。“官逼民反”也就是這樣地產生的。
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之下，民眾對它的否決只能使用強力，而沒有其他的任何途徑。這就決定了封建社會民眾的無奈和悲苦，這也決定了中國的封建社會常常以殘酷的戰爭來糾正社會的弊病。
后來的元、明、清三朝把這個制度演化至暗無天日的專制。人們再也無法演繹著這古老的邏輯了，反封建的鐘聲也就從漢唐盛世響起了。
作者：壺公評論 [email protected]
注：
（1）毛澤東《讀〈封建論〉呈郭老》
（2）西漢賈誼《過秦論》。
（3）《史記卷五十四》。
（4）《孝文本紀》。
（5）《老子．五十八章》。
（6）《老子．八十章》。
（7）《老子．五十七章》。
（8）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八卷度制》
（9）《漢書卷五十六》。
（10）《漢書卷六》。
（11）柳宗元《封建論》。
（12）《漢書卷九》。
（13）《資治通鑒卷第四十一》。
（14）《論語－季氏第十六》。
（15）《后漢書光武帝紀第一下》。
（16） 《舊唐書－儒學》。
（17）五代·王定保《 唐摭言卷一 》。
（18）《資治通鑒卷一九三》。
（19）《新唐書·魏征傳》。
（20）《漢書卷四十八》
（21）《漢書卷四十九》。
（22）《資治通鑒卷二十三》。
（23）《漢書卷五十五》。
（24）《資治通鑒卷二十九》。
（52）呂思勉《中國通史第三十八章》。
（26）《資治通鑒卷二百一 》。
（27）《舊唐書― 東夷》。
（28）《舊唐書－高仙芝》。
（29）李景星《史記評議》。
（30）《道德經》。
血與火的祈禱――別了，漢唐。
三、漢唐落日。
漢宣帝，何許人也？史載：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生數月，遭巫蠱事，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系郡邸獄。而邴吉為廷尉監，治巫蠱于郡邸，憐曾孫之亡辜，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受《詩》于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1）
察漢、唐盛世時期的諸帝，都有一份血淚史，卻平白添了許多朝氣。如果霍光沒了伊霍之志（2），中國的游俠傳中也許就多了一個武林高手，少了一個有為之君。即便如此，中國封建史上的每一個朝代都無法改變其必然衰落的趨勢，其原因則在于后來的皇帝基本上是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漢元帝即其一。孝元皇帝為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3）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西漢的衰亡始于元帝，元帝的失政則在于任用一些腐儒。時人評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或“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于是好好的一個天下陰氣十足了。王昭君還得去和親，陳湯“果真是‘氣吞萬里如虎’。”（4），不遇明主也難有作為。對外的懦弱，必然表現為對內的暗昧。自漢元帝始，漢朝廷基本上受制于外戚與內宦，這樣的日子一直維持到西漢滅亡。
西漢是這樣滅亡的：
哀帝崩，太皇太后詔曰：“大司馬賢年少，不合眾心。其上印、綬，罷。”賢即日自殺。新都侯王葬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于莽。元始元年春正月，群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及太師孔光等皆益封。（5）
這個后來篡漢的王莽就是漢元帝老婆王政君的侄子。元帝之子成帝也是一個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的小哥兒，他的政權就是他娘及外戚王氏的政權，王氏兄弟四人和侄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家財億萬。哀帝時，王莽企圖用“再受命”的辦法干預朝政，結果失勢。平帝時，王莽復起，排除異己，樹立黨羽，收攬民心，籠絡儒生，為支持自己篡位奪權做準備。平帝死，孺子嬰立，王莽遂于公元8年廢孺子嬰，自立為皇帝，改國號為“新”，西漢亡。
荀子曰：“慶者在堂，吊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6）封建皇朝，其實很脆弱，就象二歲的孺子嬰。封建制度因為不合理，本身的脆弱和因此造成的社會混亂是不可避免的。元帝以后，宦官外戚得勢，政治腐敗，豪強勢力增強，流民增多，農民起義不斷。到了王莽手上，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所謂的“托古改制”的新政，沉重的賦役徵發，殘酷的刑罰，加上連年災荒，終于引起全國性綠林、赤眉軍起義。（7）
東漢基本上蹈西漢復轍。光武到章帝的幾十年間尚有點生氣，后來的幾個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公元89年，年僅十歲的和帝劉肇即位，統治權利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竇氏與其兄竇憲之手。公元92年和帝與宦官鄭眾等人合力誅滅竇氏，鄭眾因功封侯。自此外戚與宦官的勢力做大，帝后與外戚、宦官交互臨朝執政。順、質、桓三帝時，外戚梁冀專政近二十年，財富積累達三十億。史載：本初元年，梁太后征帝（桓帝，肅宗曾孫）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使冀持節迎帝入南宮，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大將軍梁冀謀為亂，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詔司隸校尉張彪將兵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妻皆自殺。然，外戚受損，內宦更張。“壬午，詔曰：‘梁冀奸暴，濁亂王室。。。。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書令尹勛等激憤建策，內外協同。。。宜班慶賞，以酬忠勛。其封超等五人為縣侯，勛等七人為亭侯。’”于是舊故恩私，多受封爵。于是宦官當道，激發亂世。（8）
東漢中央政權衰落的另一個原因是，長期的世家大族執政形成了門閥政治。東漢后期朝廷中一部分官員和大學中的知識分子出現了品評時局的清議派，對宦官外戚專政不滿，遭到了報復，形成了「黨錮」（9）之禍。桓帝以后宦官更囂張，公開賣官爵，政治腐敗到了極點，社會上流民遍地，暴動不斷出現。靈帝時，北方爆發了有組織的黃巾大起事，終于瓦解了東漢。地方豪強這時乘機在各地擁眾獨立，相互爭斗，最后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
這一個過程說起來其實并不復雜。有兩個基本的原因：
其一，漢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10）。晚年的漢武帝有著強烈的自省心態，公開承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11）這個“仁圣之所悔”在中國封建史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它對后人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后人，甚至以后朝代的人們都生活在他的陰影中。從歷史的角度看，他的這一段對自己的總結有極大的偏差，至少是后來中國人形成懦弱性格的一個原因。毛澤東對秦始皇和漢武帝持肯定的態度，其原因之一就是對他們對戰爭，也就是開疆拓土，捍衛國家的行為的肯定。對外的軟弱必然導致對內的暗眛，也必然導致國家的困苦和民心的喪失，這也是后來宋亡的根本原因。秦始皇和漢武帝過激了，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毛澤東謂之略輸文采，但是他們對于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的貢獻是后人難以達到的；
其二，就在于封建宗法制度約束了繼承者的選擇。強者生存，適者生存的原則無法體現在制度中，卻和制度形成格格不入的對抗。唐人柳宗元在《封建論》中也從“天下之道”的角度評論過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以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可是封建制度則導致：“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進而“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在這樣的世道下“圣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柳宗元質問到：“封建者為之也。豈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他堅定地指出：“非圣人之意也，勢也。”這種制度導致的惡果不僅僅是對于社會，對于帝王家來說，悲劇在漢代及以后的朝代中也屢見不鮮，尤其是在“五胡十六國”和“五代十國”的亂世，典型地表現為宮廷政變。以此論之，封建制度并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它的不完善和不合理性構成了中國的悲哀。
經過近400百年的混亂，唐人多少糾正了漢人的偏差，從漢人的懺悔中走出來了，克服了漢人的懦弱。或者，其原因僅僅只是因為比漢代皇家有更加豐富的血統。
史家常常把唐的失敗歸因于驕兵悍將，因此導致了宋代的“杯酒釋兵權”，以及更加懦弱的文人政治和更加強調忠誠和紀律的理學思維。這一種錯誤的總結也直接導致了中原漢民族失去了全國的政權。也把中國推進更加殘酷的專制。但是，當我們的立場離開皇朝以及糾正為它的辯護，我們發現事實完全是另一回事。于是我們可以得出更加合理的解釋。“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12）。唐太宗之后的唐帝王們驕奢淫侈，到唐玄宗晚年為甚，后人斥之“唐烏龜”。唐敗亡的原因在于此。
當然唐玄宗的驕奢淫侈是有其物質基礎的。詩人杜甫筆下的“開元盛世”：“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可惜，物質上的過度的享受導致了政治上的腐敗。常常，富裕不是好事。唐玄宗晚年發生的一叛亂、二奸相、三冤案是相互聯系的，與唐玄宗的腐朽生活和狂悖心性有直接的關系。終于種種矛盾瞬間爆發了，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 “漁陽鼙鼓動地來”、“九重城闕煙塵生”，安史之亂應運而生。
二奸相指的李林甫和楊國忠。玄宗時期的邊鎮大將之所以能擁巨大的權力，應歸咎于權相李林甫。司馬光記載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馀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心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李林甫以一已之私變更制度，置國家于薪火之上。
李林甫曾祖是高祖李淵的堂弟，巴結上玄宗的寵妃武惠妃起家，權傾一時。殘暴專橫如安祿山，對李林甫也懼怕十分。李林甫位極臺輔，掌握權柄數十年，只知蒙弊皇帝，陷害同僚，排除異已。司馬光記：“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晚年的李隆基“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逐漸開始了自我毀滅的歷程。觀之歷史，這也是封建王朝的不歸路。
李林甫死后楊國忠掌權。司馬光記：“國忠為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裾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懾。自侍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馀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陜郡進士張彖評論楊國忠曰：“吾輩依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吾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當然，在任人唯親的時代，此類名堂亦不足為奇，只可憐天下與蒼生了。
楊國忠與安祿山（平盧、范陽、河東三道節度使）關系緊張，“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因此。楊國忠屢屢進言唐玄宗告安祿山謀反。對安祿山以 “數以事激之”逼使速反，籍以取得玄宗的信任，“祿山由此決意遽反”。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天，安祿山聲稱入朝討楊國忠起兵二十萬，直逼長安。由于“海內久承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長達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亂”拉開序幕。此時政治的腐敗一覽無余，安祿山兵進河北，河北守臣盡降，以至于唐玄宗哀嘆：“河北二十四郡，怎么就顏真卿一個忠臣！”
自以為得計的楊國忠卻“洋洋有得色”，聲稱：“旬日之間，我肯定讓安祿山的首級獻于闕下。”其時，安西節度使封常清自動請纓：“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計日取逆胡之首以獻闕下！”玄宗當即命封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同時，又命榮王李琬為帥，高仙芝為副帥，太監邊令誠監軍統諸軍并進。
這就是三大忠誠、強悍的將帥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走上被冤殺的開始。（14）
由于招募之兵怯于戰陣，封常清擋不住安祿山，叛軍攻陷東京洛陽，縱兵殺掠。面臨叛軍壓境，高仙芝修茸城池，力守潼關，待機而動。不幸的是高仙芝與太監邊令誠本不相合，邊數私求于高仙芝，高仙芝不應。唐書載：邊令誠初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陜地數百里，朘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于蘧祼。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視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死。冤枉哉，高、封二帥！
唐玄宗不知好歹、自折棟梁，竟然殺二將以威眾。將士之忠誠無奈于太監之淫威。封常清慷慨受刑前留書：
“臣所將之兵，皆是烏合之徒，素未訓習。率周南市人之眾，當漁陽突騎之師，尚猶殺敵塞路，血流滿野。臣欲挺身刃下，死節軍前，恐長逆胡之威，以挫王師之勢。是以馳御就日，將命歸天。一期陛下斬臣于都市之下，以誡諸將；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將誡諸軍；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許臣竭露。臣今將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誑妄為辭；陛下或以臣欲盡所忠，肝膽見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則冀社稷復安，逆胡敗覆，臣之所愿畢矣。”
這一個忠心耿耿的大將這樣寫到：“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即為尸諫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歿而有知，必結草軍前。回風陣上，引王師之旗鼓，平寇賊之戈矛。生死酬恩，不任感激。。。”可惜在那樣一個腐敗黑暗的時期，區區忠誠何濟？
唐玄宗一日殺二將，威風已極，下一個倒霉的是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哥舒翰何人也？“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15），可見其英勇。李白有詩云“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暢萬古情。君不能貍膏金距學斗雞，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16）。唐代不缺悍將。可惜哥舒翰死在權臣楊國忠手中。唐書記載：
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浐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后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決。
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陜、洛。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大敗，翰收散卒復守關。于是火拔歸仁等（哥部將）曰：“公以二十萬眾，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歸仁執翰以降賊，京師震動。
由是威風耍盡的唐玄宗只好于7月12日逃亡四川。也就在三日后發生了馬嵬驛兵變，記之：
756年7月15日，也就是玄宗逃亡三日后駐入馬嵬驛。隨行的禁衛軍無糧，引發了對宰相楊國忠的怨恨，士兵擊殺楊國忠后，恐其妹楊貴妃報復，要求唐玄宗殺寵妃楊玉環。為保自身，唐玄宗令將楊貴妃縊死。多情的唐玄宗從此一蹶不振，將皇帝位讓給太子李亨。不久李亨就在靈武繼皇帝位，即唐肅宗。
荀子云：“權不正則禍托于欲，而人以為福；福托于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亂禍福也。”（17）驕橫者能不以此為戒。
唐玄宗李隆基 (712-756)是唐代的中興君主，因謚號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亦稱為明皇。英武有才略，在李唐危難之時，挽狂浪于即倒。重振文治武功鼎盛時期，世稱為「開元之治」。唐玄宗后期，寵愛楊玉環，不理朝政，奸臣當道，政治腐敗，終于釀成了755 年開始的安史之亂。
漢失于稚兒，唐潰于昏君。說李隆基是昏君似乎委屈了他，但是從繁花似錦到狼籍潦倒，皆因其一手造成，家國敗而妻子不能顧，又怎么不是昏君。深究之，則還有一問：是李隆基之罪，還是封建制度之罪？
走上李隆基狂悖之路的并非一人，即使是皇家女子也有過許多出彩的表演。先有武則天稱帝，再“及唐隆元年六月，韋后作逆稱制，偽尊溫王。”后有太平公主“權移人主。”
例如，“ 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則天所生，特承恩寵。”其得勢之時，“軍國大政，事必參決，如不朝謁，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因幫助睿宗得大位， “ 公主由是滋驕，田園遍于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吳、蜀、嶺南供送，相屬于路”太平公主失敗后“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于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質庫，數年征斂不盡。”（18）
只是因為李世民、武則天以及李隆基前期的精明干練，克服了封建體制的種種弊病，導演了盛唐。其實唐朝一直都在危機中。其中引起動蕩的宮廷政變達11次（19）：
1、626年，六月，玄武門之變。秦王李世民殺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秦府將尉遲敬德入宮，請唐高祖降手敕，令諸軍并受秦王處分。旋立李世民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八月，傳位于太子，是為唐太宗。唐高祖稱太上皇。
2、684年，二月，武則天廢唐中宗為廬陵王。
3、690年，武則天革唐命，改國號為周，降皇帝李旦為皇嗣。
4、705年，正月，武則天病重，張柬之等以羽林軍殺張昌宗、張易之，迎太子李顯即位。二月，復國號為唐。十一月，武則天死。
5、707年，太子李重俊矯制起兵殺武三思父子。兵潰，走終南山，被殺。
6、710年，六月，韋后與安樂公主毒殺唐中宗，立溫王李重茂，是為少帝。韋后臨朝聽政，謀效武后所為。相王子臨淄王李隆基與太平公主合謀，起兵殺韋后、安樂公主等。相王李旦即位，是為睿宗，以李隆基為皇太子。
7、713年，太平公主陰謀廢唐玄宗，當時宰相七人，黨于太平者四（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唐玄宗與宰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命王毛仲殺蕭至忠、岑羲等。竇懷貞自殺。賜太平公主死。上皇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 崔湜流遠地，旋改賜死。其余黨羽或死或黜，人數甚多。
8、820年，正月，宦官陳弘志殺唐憲宗，托言服金丹毒發而卒。
9、827年，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殺唐敬宗。
10、904年，八月，朱全忠（朱溫）使朱友恭等殺唐昭宗。
11、907年，四月，朱全忠迫唐哀宗禪讓帝位，改名晃，國號梁，是為后梁太祖。廢唐哀宗為濟陰王，次年殺之。
唐朝的滅亡是這樣的：經安史之亂、黃巢起義，唐王朝名存實亡。史稱：“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視猶羌狄然。”(20)，又稱：“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21)。藩鎮之間互相攻戰，宦官與朝官斗爭越演越烈，藩鎮與宦官、朝官互為援助，“挾天子以令諸侯”。903年，當時勢力最強的是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控制了唐昭宗，殺宦官數百人。904年（天祐元年），朱全忠殺宰相崔胤等。其后又殺昭宗及宰相裴樞、崔遠等朝士三十余人殺死。907年，朱全忠自立為帝，唐朝亡。
１９４５年夏，近代思想家黃炎培論史曰：“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漢唐盛世已經去遠，落日的余輝散盡，悄然而至的是無邊的黑暗與悲愴。
作者：壺公評論 [email protected]
注：
（1）《漢書卷八宣帝紀第八》
（2）《漢書卷六十八》 (3)《漢書卷九元帝紀第九》 。
（4）《 資治通鑒卷第二十九》。
（5）《漢書卷十二平帝紀第十二》。
（6）《 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 》。
（7）《 資治通鑒卷第三十七》。
（8）《后漢書孝桓帝紀》。
（9）《資治通鑒卷第五十六 》。
（10）《鹽鐵論》。
（11）《資治通鑒卷第二十二 》。
（12）《道德經－檢欲》 。
（13）《資治通鑒二百一十六》。
（14）《舊唐書列傳第五十四》。
（15）《唐詩三百首》：西鄙人《哥舒歌》。
（16）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17）《荀子第二十二·正名 》。
（18）摘自《舊唐書 －外戚》。
（19）查《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
(20)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三》。
(21) 《資治通鑒二百五十九》。
血與火的祈禱,別了漢唐。
說明：本文五帖，其他三帖在“中華主義”欄。邀請討論。
四、血與火的祈禱
冰雹和狂飚鞭打的，是土地；承受禍亂和災難的，是人民。在人民的生存權無法獲得保障的時代：衰，百姓苦；興，百姓也苦。（1）封建社會就是這樣的時代。
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 》中對封建充滿了歌頌。他引用了中國封建理論的祖師荀子的文章，因為彼初“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因此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會于一。。。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
所以柳宗元以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這種描述如同神話一樣的完美。可惜事實并非如此，因為它置春秋戰國殘酷的爭戰而不論，視混爭時期民生的艱辛于不見。柳宗元如此描述的原因只是企圖為他自己所處的時代樹立一個榜樣，如同孔子一代人喜歡歌頌“圣王堯、舜、禹、湯、文、武.。”，或如同現代的一些精英把恐佈的美國描繪成天堂。柳宗元是主張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團中的一員，是宦官、藩鎮、保守官僚的對頭。唐永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敗，被貶為遠州司馬，史稱“八司馬”之一。
在返回現實的時候，柳宗元的觀點真實多了。他的《捕蛇者說》借助一捕蛇人對其悲慘身世的自述，譏諷時弊，暴露現實，反映人民疾苦。與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同為中國古代揭露政與民關系的經典之作。柳宗元寫到：“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荷政猛于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封建皇朝是戰爭和掠奪的產物，自秦之后，列代莫不如此。封建制度是強權政治的產物，因為馬下之治來自于馬上的征討。所謂治平時期，只是徭役之余能夠讓人民生存下來的時期；在政治腐敗時期，土地兼并、橫征暴斂則民不聊生；至于混亂時期，民眾的愿望只能是“寧為太平犬，不作亂離人。”（2）了。
封建體制必然導致政治腐敗，如果又碰到災荒，民眾只有揭竿而起；但是這種起義多數是失敗的，基本上都成為豪強新一輪爭天下的開始；多數的朝代，還引發異族的入侵。這是血與火的三步曲，人民的鮮血，一遍又一遍地洗刷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
教科書告訴我們，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和農民的矛盾，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占有者和被掠奪者之間的矛盾。以皇家及其官僚附庸為核心的占有者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享有絕對的權力；農民以及社會大眾作為被掠奪者，只能在生存線上掙扎，維持生命的價值僅僅只是為了支撐皇朝的統治。正如《詩經?小雅?北山》寫到的：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吾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事獨賢。
詩人為君王奔忙，連父母都不能侍養，故心懷愁苦。詩人是“士子”，百姓更如何？后來的中央集權制壓迫猶勝，民生更如何？
沒有制約的權力和沒有限制的物質享受為占有者――統治者帶來了驕奢淫侈。即使圣明如唐太宗，也曾經說過：“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于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煩勞。”（3）
封建社會是宗法社會，皇親國戚、貪官污吏在皇權的支撐下肆無忌憚。順、質帝時，外戚梁冀專政近二十年，財富積累值錢達三十億。等于東漢王朝半年的租稅收入。唐代武則天之女太平公主受到整肅時“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于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質庫，數年征斂不盡。”（4）這種典型事例歷代不絕，更普遍的則是政策引起的酷烈，例如土地兼并，猶如近代的賤賣國企、破產兼并等等。唐朝此類名堂是最多的，例如借荒（政府給予或借給公私荒地）；牧田（政府把荒地或山地賜給作為牧場養馬）；潛停客戶（吞并破產農民的土地）等等。官僚、地主們本來就占有大量土地，如永業田、賜田等，通過上述各種合法、非法的手段，他們更是阡陌連云。唐代宗宰相元載，于都城“近郊起亭榭。”又“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5）；唐文宗宰相李德裕據有“周圍十余里，臺榭百余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置。”（6）。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州郡官吏也各有莊園。
當所有的生存空間都掠奪幾盡了，農民又如何生活？只能為莊園主做莊客、佃農，耕種地主的土地，交田租。茍能存活，亦邀主人之庇護，做人如此與牛馬何異焉。
西漢初期是盛世，但民生亦艱。漢景帝的重臣晁錯嗟嘆西漢自耕農的貧苦：“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即使“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如果碰上“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7）。
在漢武帝的老師董仲舒的筆下：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為了生存“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這種情況“漢興，循而未改。”（8），這里說的“漢興”是“文景之治”。
西漢時農民受剝削最嚴重的程度是什稅五，就是50%，苛剝已極。就是后來篡權的王莽也說過：“漢氏減輕田賦，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蕓，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9）。
盛唐時期，也不免橫征暴斂。明代的黃宗羲在論及其時自耕農生活之艱難記下：“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后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為重出之賦乎！”，對此老先生嘆曰：“嗟呼！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 （10）。
唐人陸贄以為：“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11）。
不僅僅是賦稅，作為承受者的民眾還必須擔當起政權運作的種種特定的費用。648年（貞觀二十二年）二次伐高麗，朝廷認為蜀地多年升平必然富足，決定由川人造船，但是“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12）。
毫無人性的掠奪、剝削和壓迫在唐代的詩歌中也多有反映：
唐張籍《野老歌》云：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食。”
農民的收獲在官倉里化為土，而他們自己只能以橡食果腹。
皮日休《橡媼嘆》（意譯）：
是深秋了，成熟的橡子散落在榛蕪崗。
滿面饑色的老婆婆呵，在晨霜零落的草地上步履蹣跚。
她拾掇著橡子，一會兒能有一握有余，一天也總能有一筐之多。曬一曬，蒸一蒸，這就是過冬的糧。
山前面是即將收割的稻子，顆顆漲滿了紫氣，散著甜美的清香。
收獲了，又精舂了，那粒粒晶瑩的米，閃著玉石的亮光。
可是粒粒晶瑩的米啊，只能交納給官府。自己的家里那里能夠存放？
可恨的是那些貪官狡吏，納糧一石余只作五斗量。
平時在田里勞作，尋思著豐收的日子。終于盼到了收獲，收獲卻鎖進了官倉。
要熬過冬天到春天，只能是這筐中的橡子，填塞一家人的饑腸。
可笑的田成子稱王了，滿嘴里的仁義道德，肆無忌憚的暴斂強征。
遇到了拾橡媼，同情你的遭遇，我為你灑淚滿衣裳。
在這里寫皮日休。中國歷史上有為非作歹者，但是也不乏人格高尚者，對拾橡媼充滿同情的皮日休就是一個偉大人格的知識者。皮日休是湖北襄陽人，家世務農，唐懿宗咸通八年進士，官至著作郎、國子博士。880年參加黃巢起義，任翰林學士。他的詩如《卒妻怨》、《貪官怨》、《農父謠》等譴責了封建統治者對人民殘酷的剝削。
唐末，這樣的詩人詩作不少，例如：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進士聶夷中《傷田家》
官倉老鼠大如斗，見人開倉亦不走；鍵兒無糧百姓饑，誰遣朝朝入君口。――進士曹鄴《官倉鼠》
還有二首詩引得后人竟折腰：
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題菊花 》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不第后賦菊 》
詩的作者是不第秀才黃巢。黃巢因起義名垂青史，唐末農民起義因這樣的兩首充滿豪情的詩作留芳千古。但是，中國的農民起義并不如同詩歌般的浪漫。起義的農民即不是封建主義者嘴里的“賊”，也并非革命主義者認為的，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農民起義的話題極其沉重。
中國的農民是極其淳樸的。小農經濟促使中國建立了一個個穩定的小家及于家族。小家與家族有著溫馨也有制約，為封建制度提供了牢固的社會基礎。封建統治者明白這個道理，動輒以滅族鎮壓反抗者，即是對社會的強大威懾。在封建體制之下，農民只能在生存線上徘徊，為了生存，那怕生活極為困苦，他們都必須咬著牙熬著。只有大量的農民以及他們的家庭垂亡，生存的希望已經喪失了，才出現了揭竿而起的起義。與其說農民的起義是想獲得什么，不如說是為了換一種死法――轟轟烈烈地去死。正如老子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為求生存而赴湯蹈火的農民并不是“賊”。
“天賦人權”中的人權包括人與生俱來的多種權力，但是被剝奪所有的中國農民只剩下對生存權的乞求了。這就造成了農民起義如同燎原之火，來勢迅猛，卻也容易滿足。或者為豪強所利用，或者因為自身的滿足而潰散。有人謂之農民的落后，為了生存權而搏殺卻不能演化為對人權的追求。歷史事實證明，中國農民的起義并不可能推動社會的發展，而是構成對社會巨大的破壞。沒有必要否定這個事實，中國社會必須走出封建，中國民眾必須在維護生存權的基礎上追求更加廣泛的人權。以生存權決定的體制必然導致體系劇烈的震蕩――生與死、血與火的動亂，一個長治久安的社會只能建立在廣泛的人權之上，廣泛的人權具有多方面的吸震能力，是社會穩定的基石，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只有更加廣泛的人權的實現，中國才能走出封建。
(別了漢唐（四b）)
生存權是封建制度自我調整的平衡點，農民起義是封建制度賴以自我調整的方式。封建制度固有的、周期性的的危機最終表現為對百姓生存權的挑戰。這種挑戰常常表現為殘酷的剝削、無情的掠奪，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相食。
郭沫若在他警世的《甲申三百年祭 》一文載明代馬懋才的《備陳大饑疏》，記錄了明末民間饑荒造成人吃人的慘狀，“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造成如此慘狀的原因是天災，更是人禍，如馬懋才言：“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但是，官僚政客們于此視而不見，“有司束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于是：“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此類慘狀在中國封建社會，不勝枚舉。東漢后期，公元153年，全國有三分之一的郡縣遭受水災、蝗災，百姓傾家蕩產，四處流浪，冀州出現了人相食的慘劇。靈帝時，“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而黃巢起義之前民間的情況又如何？公元八七四年，春，后來成為屠殺黃巢起義軍重要決策人的翰林學士盧攜上奏皇帝：
“我了解去年關東的旱災，自虢至海，麥子的收獲只有往年的一半，秋天的莊稼幾乎絕收。窮苦的百姓只能磨蓬實為面，收集槐樹的葉子為食。更可憐的有些人連蓬實、槐葉都難以采拾得。長期如此，只有到處逃荒，現在處處饑荒，又能何處求生，只有坐以待斃。”盧攜痛陳：“種種稅賦，是收不到了。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卻催逼甚急，如同鞭子抽打在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怎么辦呢？就是把房子撤了賣木頭，就是賣了老婆孩子，得到的錢也只能應付那些登門催逼者的酒錢。。。”大官僚都這么說了，民生的凄慘尤甚之。（13）。
當天空出現沙塵暴，那是因為土地失去了植被；
當蝗蟲涌起，那是因為土地涸竭；
當洪水滔天，那是因為木盡山荒。
一塵之重，微不足惜；
一蟲為患，彈指去之。
水，至柔至弱矣。
但是，
當沙塵暴襲來，讓達官貴人們的慶典灰頭土臉；
當蝗蟲涌起，那種視死如歸，那種至死不逾的復蓋，誰能阻擋；
更是沖堤決岸的洪水，為人類歷史留下多少悲傷。
中國農民的起義是如此，漢唐間的農民起義是如此。和我們生存的這一片黃土地同色，黃色的風暴不止一次刮起。
東漢后期，土地兼并嚴重，統治者對民眾敲骨吸髓，豪強勢力迅速膨脹，又是水旱蝗災連年，民生已絕。當時有一首民謠：“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小民從來不可輕。”（14），農民起來了。
東漢是一個道教盛行的時期，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就是原始道教中的兩個教派。《太平清領書》（15）說：“人無貴賤，皆天所生。”告訴農民追求一個平等的、沒有壓迫和剝削的世界，人們向原始道教尋求生存的力量。
黃巾起義的領袖張角是太平道的教主。十幾年間，徒眾發展到三十多萬人，勢力及于青、徐、幽等八州。公元184年（甲子年）3月5日太平道全國同時起義，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16）。“旬日之間，天下響應”。起義農民頭裹黃巾，號黃巾軍。黃巾軍殺官吏，燒官府，毀地主的田莊，沒收豪強的土地和財物，開倉賑貧，矛頭直指洛陽。驚慌失措的東漢統治者調集大軍守城，同時派兵鎮壓威脅最大的潁川及冀州黃巾軍。東漢朝廷還解除黨錮，調動各地豪強地主起兵，竭盡全力對付農民起義。
黃巾起義受挫后。公元185年（中平二年），河北、河南、山西一帶的廣大農民再舉義旗，起義軍達百萬，稱“黑山軍”。 青徐地區的黃巾軍余部也發展至三十萬人。
起義最后是失敗了，但是它以排山倒海之勢沉重地打擊了極端腐朽的封建朝廷，雖然蕩滌不出清平世界。這是生與死的戰爭，甚至它只是死亡的另一種方式――剛烈地為自己而死，因為那樣的斗爭本來就是因為沒有生路而被迫發起的戰爭。壯烈的場面常常出現，184年11月，張角之弟張梁與3萬勇士戰死，5萬多黃巾軍將士舍身投河，許多隨軍家屬遭到敵人慘殺；張角另一個弟弟張寶指揮的10萬大軍，與強敵皇甫嵩在下曲陽決戰，全部犧牲。
我們生存于這一片黃色的土地，我們最終也要歸宿于這一片黃色的土地。人民，偉大的人民，就象這一片黃色的土地一樣沉重。
盛唐之后發生的黃巢起義，在中國農民起義史上是一個較之于黃巾起義更為典型的事例。它再一次證實了這樣的基本規律：封建制度的錮疾――難以克服的權力交接必然導致的君昏臣侫；皇權的張狂必然迫使民眾走向絕境；農民起義是走向絕境的民眾的唯一的選項；但是農民起義引發的生與死的較量、血與火的搏殺僅僅只是封建制度自身的調整，舊皇的終點只是新皇的起點，一切都還在封建制度的軌跡上運行，等待著下一輪危機的爆發。何其不幸呵，封建中國！
封建制度存在無法克服的缺陷，它的缺陷之一就是最高統治者的不可選擇性和最高權力的不受監督。黃巢起義于875年初，即唐懿宗乾符二年。之前的873年，關東地區嚴重旱災，百姓生活無著，朝廷卻催逼稅糧。曹州（山東菏澤縣北）流傳歌謠：“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 唐懿宗是誰，此時此刻又在干什么？《資治通鑒》記（17）：
即位了的“上時年十四，專事游戲”又“上好騎射、劍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斗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球，嘗謂優人石野獵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為狀元。’”
無論民間如何疾苦，這樣的昏君也不會止住他的窮奢極侈。 懿宗咸通十二年（公元八七一年）春，葬文懿公主。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為儀衛、明器，輝煥二十馀里。。。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忄妻惋，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為其首飾，以絁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又一年，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八七三年），春，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眾。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輿、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四月，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沸天燭地，綿亙數十里。儀衛之盛，過于郊祀。。。富室夾道為彩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
君昏臣必侫。“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于上”。這種侫臣除了貪贓枉法，又能干什么？“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逢上欺下的田令孜則搜掠有術，請看這一招，比之后來的貪官污吏又如何：“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這是一個官場極其腐敗的時期。唐懿宗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可是貪官污吏們不想救災，卻以災為獎：“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荊棘而死。’宰相皆賀。”
腐敗的朝政之下百姓又如何生存？“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
正是如此諸多的不合理，也就證明了農民起義的合理性。
黃巢何許人也？司馬光評黃巢是“善騎謝，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如果置立場于公正，這個評價和漢書中對漢宣帝的評價大致相當（18）。不過筆者還是以為黃巢高明，他的帝位是順乎天理，自己打下來的，司馬光也不能否認黃巢“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于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黃巢稱帝是在八八零年十二月到八八一年三月之間完成的。
【唐紀七十】記，“十一月，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也有文章以為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的是王仙芝，是在875年初。而黃巢稱“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是在王仙芝戰死后，為了便于統一指揮起義軍。官方認識“天補大將軍”的名號，應該是看到了以之發行的文告后才明白的。該文告警告官兵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狂妄自大的朝廷通常是不把民間的事情當回事的，當他們有了感覺的時候，常常是來不及了。
盛大的節日接踵而至。十二月，某日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裝肩輿，甲騎如流，輜重塞涂，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毋恐。”黃巢的部下開倉濟貧,“見貧者，往往施與之。”但是“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這畢竟是人民的節日。
“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又“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等等，皮日休就在這個時候加入起義軍成了翰林學士。
到了公元八八一年三月“賊眾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啟圣睿文宣武皇帝。”這里的“賊眾”是司馬光的稱呼，畢竟“勝者王侯，敗者賊。”黃巢是在884年6月兵敗自殺的，在位時間是短了些。但是筆者以為，正因為短暫值得想象，如果時間長了，無非秦皇漢武之屬。只看“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不以牡丹之富貴為念，卻以平凡菊花為頌，何等氣勢，讓后人感覺到這是一個平民的勝利。
立場不同，對農民起義的評價也不同。但是，如果進入更高的層面理解農民起義，常常可以得到比較一致的看法。中國封建制度是以人的生存權為平衡點建立的，形成體制雙方的是朝廷――官方和民眾――主體是農民。大治之時，官方關注和保證民眾基本的生存權，大家滿足了，有點升平氣象，后人就把它稱為盛世。但是，好景不長，統治者逐漸地驕奢淫侈，逐漸地以剝奪民眾的生存權來滿足自己無限擴大的欲望，最終把民眾逼上絕路，也同時把統治者自身逼上了絕路，農民起義就是絕路上的斗爭。和西方的民主選舉，和毛澤東時代的種種運動，和現在的關于“和諧”的主張相似，封建體制下農民的起義是封建制度本身調整社會矛盾的手段。這種調整，無論是起因、過程或結果都太殘酷了，這是血與火的搏斗。
這種以血與火的搏斗作為調整手段的制度當然不是好制度。中國歷代的知識者都意識到這個問題，提出種種設計，但是基本上是立足于封建制度本身而進行的探討。司馬光即其中之一，這個圣人級的人物在《資治通鑒》一書中留給后人大量的資料和大量的思考。
司馬光是一位嚴謹的學者，對前朝興衰的分析是以大量的史料為基礎的，在述評黃巢的農民起義時，同樣不吝筆墨。事實上，歷史上多數的史論都是把農民起義置于皇朝興衰這樣一個大背景來評論的。在司馬光的筆下，黃巢起義并非總是那么風光，作為封建體系基本的、對立的兩個方面，以如此尖銳的方式出現，過程是復雜的。在起義的全過程不斷出現王仙芝、黃巢等人上表乞官和朝廷招安的事件。起義軍沒有被收編，只是因為雙方討價還價沒能達到一致。王仙芝死得早了，黃巢終于為自己謀到了最大的官。即使黃巢失敗了，還有一個名叫朱溫的起義軍將領完成了自己的交易，并且開啟了后來的歷史。
農民起義以追求生存權為目的，生存權是封建制度的基點，圍繞著這一個基點運作的農民始終沒能成為有獨立政治主張的力量，他們的犧牲只是成全了野心家們以實現朝代的更換。這是農民的悲劇，是封建中國的悲劇。
司馬光記載了農民起義首領們向皇權靠攏的事例（19）：
公元八七六年七月“敕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這一次起義軍不賣朝廷的帳，“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有了一個強硬的回答。
“十二月，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鐐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為之奏官。。。”這一次城下之盟是以收買開始的，“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但是，雖然 與上一次一樣遭到了拒絕，在起義軍內部還是引起了爭論，“仙芝得之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馀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其首，其眾喧噪不已。仙芝畏眾怒，遂不受命。乃分其軍三千馀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馀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到了公元八七七年十月，起義軍似乎開始動搖了。官僚鄭畋與王鐸、盧攜在帝前爭論用兵時，畋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藉。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這里的“王仙芝七狀請降”從后來發生的事實看是可信的。
“十一月，己酉。。。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于復光，宋威遣兵于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于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于狗脊嶺。”這一節說明了封建官僚的狡詐、殘暴和無恥，但是也說明了農民起義首領們的不堅定性。
有一定文化的黃巢顯然比王仙芝們更能把握自己的命運。“公元八七八年春，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黃梅，殺五萬馀人，追斬仙芝，傳首，馀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馀眾歸之，推巢為王，號沖天大將軍。。。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遺天平節度使張裼書，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但是黃巢和封建朝廷的關系始終是一種討價還價的關系。公元八七九年五月“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為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
黃巢最后一次與唐皇權的交往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妻子們代勞的。在戰亂中存身的弱女子們的堅強不讓須眉。公元八八四年“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勛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兇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于市。人爭與之酒，其馀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肅然。” （20）
黃巢起義，一闕悲劇。
中國的封建史是戰爭史和殺戮史。戰亂伴隨著災荒和瘟疫，數以千萬計的民眾死亡。西漢末年至南北朝，地處中原的陜西是血與火的搏殺之地。其間陜西人口從340萬，終于只剩下20萬。“寧為太平犬，不作亂離人。”見之于宋元話本，并非虛言，《資治通鑒》載：公元八八二年“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筑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賣人于官軍以為糧，官軍或執山柵之民鬻之，人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其中的“賊賣人”，有的版本更正為“賊買人”，以證明是“賊”吃人，也是后來腐儒們的俗招，但是總不能改變封建制度“人吃人”的事實。黃巢起義的失敗并非這一慘劇的結束，而僅僅是一個更為殘酷的時代的開始。
黃巢起義的失敗了，滅亡唐朝的是另一個黃巢起義軍的將領朱溫。公元八八二年二月，黃巢授朱溫以同州刺史。但是到了七月，“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后來“詔。。以硃溫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這里的“硃”即“朱”。
這個朱全忠是昭宗期間的大人物。公元九零四年“四月，辛巳，硃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
此時的皇家完全控制在朱全忠的手中，“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馀擊球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馀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于幄，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馀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在外，朱全忠亦大權獨攬，“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
朱全忠可是一個狡詐狂徒。“嘗與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為車轂。’眾莫應。有游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
當其時，民生如何？【唐紀七十四】記：“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馀錢，餓殍狼籍。軍民強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懼。”在這樣的時候，行善而不能“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于市。”蜀地是比較富足的地方，尚且如此。
唐亡故事：公元九零七年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三月，庚戌，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帝（這個帝是朱全忠了）“復與宗戚飲博于宮中，酒酣，硃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硃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21）
唐朝滅亡至北宋建立（907年－960年），經歷54 年，中國歷史再一次進入了大割據時代，史稱“五代十國”。
五代的開國之君，都是前朝的方鎮，靠軍事割據發展起來的，故這一時期的歷史特點是戰爭頻仍，政權屢有更迭，社會經濟、文化受到頗大影響，百姓蒙受了極大痛苦和災難。
皮日休在《讀司馬法》中寫到：“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漢魏尚權，驅赤子于白刃之下，爭寸土于百戰之內，由士為諸侯，由諸侯而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乎？”。皮日休和柳宗元一樣都是以古諷今，不過皮日休比柳宗元更加無奈，死在戰亂之中。
漢唐可敬而不可期。不可期的是漢唐制度――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有其輝煌的時刻，文、景、武、宣，貞觀、開元即如是。樂其輝煌，亦將邀其不幸，王莽篡政、安史之亂不可免，黃巾、黃巢無可避，還有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為之續。封建制度是一個只能以戰亂和衰敗作為自我調整手段的制度。
遠離血與火的往事，我祈禱。
注：
（1）元朝詩人張養浩之作《山坡羊·潼關懷古》
（2）宋元詞話。
（3）《資治通鑒》卷一九八。
（4）《舊唐書 －外戚》）。
（5）《舊唐書?元載傳》。
（6）（《唐語林》）。
（7）《漢書卷24》。
（8）《漢書卷24》。
（9）《漢書卷99》。
（10）《明夷待訪錄》。
（11）《新唐書－食貨二》。
（12）《資治通鑒卷一九九》。
（13）譯自【唐紀六十八】。
（14）崔寔《政論》。
（15）《太平清領書》即《太平經》，道教經籍名。
（16）《后漢書?皇甫嵩傳》。
（17）《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五十二》。
（18）見本文《三、漢唐落日》。
（19）《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五十三》。
（20）《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五十六 》。
（21）【后梁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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