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存天理、滅人欲”直接導出的是朱子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應該是程頤發明的，因為《朱文公集•與陳師中書》記的是：“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察之經典，朱子的論點承自于先賢。
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說“匹夫不可奪志。”(《論語•子罕》)；
曾子說：“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論語•泰伯》)；
孟子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說：“上不循于亂世之君，下不俗于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荀子•性惡》）；
《禮記•儒行》說：“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這類言論很多，都是朱子的論點在理論上的佐證。
不幸的是，朱子之后的中國即進入了中世紀的黑暗，元、明、清三朝是中國史上最為專制的時期。唐、宋數代理學家們對社會的反思和建立起來的學說，被閹割之后成為禁錮民眾的桎梏。后世反對封建專制，朱子關于“天理”、“人欲”論點也被證明為“封建衛道士”、“反人類”、“坑害婦女”、“軟刀子殺人”等等。另一方面，逃避現實的仕人們把理學認同為個人修養的心學。在殘酷的專制面前儒生們“躲進小樓成一統”，“吩咐梅花自主張”，儒家精神沒有了，理學的心法卻得到畸形的發展，仕子的精神猶如女人的小腳越裹越小，以致到了“萬馬齊喑猶可哀”的地步。即使是近代中國，一些不容于現實社會或政治上失敗的知識分子，同樣把現代中國等同于元、明、清三朝，同樣以陰暗的心態表述理學。
俱往矣。筆者在《墨子情懷》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定義為國家主義。而“存天理、滅人欲”等源自于國家主義形成的對國家與民族的使命感，正是儒家精神。這種儒家精神也生成為中國文化的傳統，亦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中華民族維持數千年文明而不墮的根本原因。歷史上反儒的行為不勝于計，尤其是五四期間對封建的批判中，對儒家的否定更是深刻。但是無論是梁啟超、李大釗、陳獨秀，或是自由派――西學派的嚴復、胡適，他們的所作所為始終不離儒家精神――擔當國家與民族的使命感。真正的儒者是遵循儒家精神并對前期儒家理論持批判態度者，而不是那些口不離“四書、五經”的腐儒，因為其遵循的是儒家的另一個原則，即“維新”，而“維新”正是擔當國家與民族的使命感進一步的體現。
筆者強調“存天理、滅人欲”，因為它是宋理學的精華。而宋理學在儒學中的地位，從時代發展以及理論深化的角度看，它是達到了頂峰。一般把宋理學稱為宋明理學，實際上應該稱為唐宋理學。因為它的形成是以唐、宋歷史為背景，它的創始人是韓愈至朱熹的數代人。元、明、清三代間，只是唐、宋理學的應用。它的政治化，大多已經扭曲了唐、宋理學基本信念，或者說是唐宋理學在極其惡劣的政治條件之下，達到自己有所作為的底線。
討論這樣的問題，當然不能一言以蔽之。關于天理與人欲，朱子有這樣的說明：
《朱子文集•延和奏札二》載：“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且邪。”
《四書集注•孟子》載：“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
對于上述說明，筆者歸納為：正氣，衛國，護民，維新四種。并察之于歷代的仁人志士所為，見證于歷史，求解于事實。
其一、東漢黨錮之亂中的凜然正氣。
元帝國之前的中國，貫穿于歷史的主線是公與私的斗爭。這一點和西方中世紀前的城邦政治相似。所謂“公”，即“天下為公”，先秦諸圣筆下的堯、舜，以及周文、武王是為典范；所謂“私”，即“家”天下，也就是秦始皇和后世的獨裁者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這句話闡明了“公”與“私”的內涵。
“焚書坑儒”的實質就是此類“公”與“私”的斗爭。雖然持“公”者是失敗了，但是其表現的凜然正氣卻也激勵著后來人，并且成為社會的共識。而持“私”者卻只能依靠暴力和暴政支撐。證明這一觀點的事例極多，東漢的黨錮之亂即其一。
漢代走向衰落的原因在于外戚與宦官的禍患。這種禍患直接導致朝政失衡，私權泛濫，公權旁落，社會陷入沉重的危機。漢和帝之后，不斷出現帝后臨朝執政和外戚、宦官交互專政的局面。順、、質、桓四帝時，外戚梁冀專政近二十年，財富積累達三十億。其后則是宦官當道，孝桓帝紀第七（后漢書）記載：。。。外戚受損，內宦更張，“壬午，詔曰：‘梁冀奸暴，濁亂王室。。。。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書令尹勛等激憤建策，內外協同。。。宜班慶賞，以酬忠勛。其封超等五人為縣侯，勛等七人為亭侯。’”
在這一紛亂的過程中，朝廷中一部分官員和知識分子出現了品評時局的清議派，對宦官外戚專政不滿，遭到了報復，終于引發了黨錮之亂（即十常侍之亂）。“噤若寒蟬”出自《后漢書•杜密傳》，描述了仕人對待政事所持的態度。蜀郡太守劉勝辭官還鄉后明哲保身，閉門謝客，噤若寒蟬。而其同鄉杜密（曾任太仆等官職）卻為官清正，執法嚴明，對宦官子弟有惡必罰，有罪必辦。杜密去官回鄉后，依然常會見郡守等，推舉賢人，揭露惡行。靈帝時，太傅陳蕃輔政，杜密又被起用，后因黨錮之亂，被逼自殺。當時，如同杜密一樣落難的“知經識理之君子”為數不少，后來的《資治通鑒》以敬仰的筆法記錄了這些把“天理”置于“人欲”之上的人們，他們象飛蛾投火一樣慨然赴死，如果不是這樣做，他們反而以為自己低人一等。
正氣遭到蹂躪之時，也是社會崩潰之日。靈帝時，北方爆發了有組織的黃巾大起事，終于瓦解了東漢。直到隋唐，中國歷經近四百年的混亂。儒者的正氣維護的是社會生存之脈。
其二、宋儒的精忠報國
唐之后的中國事實已經進入了衰落的進程。后世一般以宋為正統，宋代的中國其實已經四分五裂。北方中國牢固地控制在落后的少數民族手中，
蒙古的崛起甚至打破了平衡，直至宋亡進入了元朝。在宋一代，抗衡外敵一直是社會的一個主題，也是儒者勇于擔當且不容回避的問題。其中的岳飛就是一個萬世楷模。現代對岳飛的評論很多，有人以為他是愚忠，持此論者是不能理解儒者維護國家的信念。試問如果當年岳飛造反，他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是什么？有人以為他不是民族英雄，因為他只代表了南方的漢族，但是他“精忠報國”的精神并非只代表南方，而是代表全中國，是中華民族的精神。
另一個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尤其令人感動，他寫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愛國者，樹立了一個人生價值的燈塔。文天祥去后，人們發現了他的臨別遺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文天祥因為知經識理而頂天立地，因為“存天理、滅人欲”而成就仁義，為千古景仰。
錄文天祥《正氣歌》以記之：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閉天黑。
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癘自辟易。
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其三，事事關心的東林黨人。
東林黨、復社與晚明政治是一場士大夫反對宦官魏忠賢的專政，同樣也是一次可歌可泣的“存天理、滅人欲”精神的體現。
萬歷三十二年(1604)，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時稱清議。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時稱東林黨。明神宗后期，宦官擅權，倒行逆施。東林黨人提出反對礦監稅使掠奪、減輕賦役負擔等主張，還提出開放言路、實行改良等針砭時政的意見，遭到宦官及各種依附勢力的反對。
天啟中，宦官魏忠賢上欺天子下壓臣，天啟皇帝自幼不喜讀書，魏因此常導之“倡優聲伎，狗馬射獵”。魏忠賢也根本不把內閣官員放在眼里，動不動“突入其家，稱奉駕帖拿人”或“捽之而出，辱毆于道，捽幾危”。得勢的魏忠賢網羅黨羽 ，史稱“閹黨”。
而與之對抗的則是梗介的“知經識理之君子”們的東林黨。天啟四年，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參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此后，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又聯合六科大臣十余人，再上疏彈劾魏忠賢。魏忠賢則編了東林《點將錄》，“凡所欲去者，悉誣以東林而逐之”。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皆逮捕下獄。同時下獄者還有“六君子”顧大章、周朝瑞、袁化中等人。
在此動亂中，“知經識理之君子”體現了高昂的氣節。“六君子”剛直不屈，皆相繼慘死獄中。楊漣臨死時，尚是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明代廠衛酷刑，倍極殘忍。
在魏忠賢打擊東林人士的罪行中，有一個與楊漣等有來往的汪文言。魏忠賢將汪文言下詔獄，嚴刑拷訊，逼使誣陷楊漣等。汪文言說：“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最后受刑氣絕。
有吏部主事周順昌，本來不受楊漣獄牽連。但是魏大中被押解過吳縣時，吳縣人的周順昌在家中挽留魏大中，并結為親家，表示了對魏忠賢的公然蔑視。魏忠賢即派緹騎逮人，周順昌下獄被害。
天啟四年(1624)。“閹黨”列東林黨人榜于全國，每榜少則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朝中善類為之一空。東林與閹黨的斗爭，一直延續到南明時期。
人類社會從專制體制向民主體制，政治上的變革即表現為政治參與的擴大。明末東林黨、復社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和實踐活動，是中國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特征。顧憲成、高攀龍等人是一些下臺或退休的官僚，在民間和地方勢力的支持下，開始了從依附皇權政治到參與的政治文化嬗變，形成專制皇權體制外的政治結盟。他們立“志在世道”的宗旨，講學并進入社會實踐，干預地方行政和朝政，倡行同善會以“濟世”“救民”。他們是一些“知經識理之君子”，但不是一個只議論儒學不關切國事民生的學術流派。“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表現出東林黨人主體意識的增強，形成了獨立的政治人格。他們和東漢的“黨錮之亂”中的名士們有相似之處，表現了“知經識理之君子”的特點，當然他們的行為更多、更完整地表現了社會的需求，時代的進步。實際上，這也是儒學的變遷――進步。為了“存天理”，在這里“滅人欲”已經表現為生命的喪失，而且這個時期的“知經識理之君子”也有“黨錮之亂”中的名士們爭先赴死的表現，后來的民族英雄袁崇煥，就曾經因為沒有成為東林黨人案的落難者而懊悔。
其四、喋血變革的“戊戌六君子”。
元、明、清三代的專制到了清末已經難以為續，政治極為腐敗，社會極度糜爛。在國際列強的環伺之下，國家的命運岌岌可危。有識者對于變革的要求已經如同天際的雷鳴震撼著中國。首先走向變革維新運動的就是儒者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這是一節壯烈的史詩。
清末的“戊戌六君子”也是一個知經識理之君子“存天理、滅人欲”的典范。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其成仁成義的事跡令人嘆為觀止。
有文載，戊戌變法過程中，譚嗣同至少有三次機會可以從菜市口邊緣全身而退，但是譚嗣同執意不肯。他對梁啟超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他傲然宣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4日，譚嗣同在“莽蒼蒼齋”被捕。四天后在菜市口法場就義，同時遇害的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并稱“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在刑部獄中給梁啟超的絕筆書中寫道：“嗣同不恨先眾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虛生也。嚙血書此，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舉。”在菜市口法場上譚嗣同留下氣壯山河的遺言：“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或者，正是這種精神感召了清末志士前仆后繼的反清反封建的偉大壯舉。筆者讀過福建同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林覺民的《與妻書》，那種氣壯山河的豪情，可昭日月。
結束語：
往事不堪回首。
人類尋求自身的解放體現了歷史的發展，也就是朱子筆下的“存天理”。
在武夷山的深谷急流旁邊。朱熹以一個貧寒的祠官淡泊明志，決心排除俗儒徒誦詞章之習，佛老異端崇尚虛無寂滅之教；摒棄只能惑世誣民，致使晦盲否塞，政局衰敗的權謀術數，百家眾技。立志要傳達孔孟之道，補其缺略，推進儒學的發展，期能收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效，以修補、完善儒家思想，振興陷入朽敗的國家。朱熹放聲呼吁：“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勸戒人們“革盡人性，復盡天理” （《朱子語類》卷十三）。
顯然他沒有想到，后世的封建專制相沿成習，變本加厲地執行殘酷專政。歷朝大興文字獄，捕風捉影，穿鑿附會，羅織入罪，滿門抄斬、開棺戮尸，無所不用其極。他希望重振的儒家精神顯得如此沉重，許多有見識的仕人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倫理問題，轉入為考據而考據的考據之學，“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在皇權凌遲之下，理學失去了生機，偽理學披著孔孟外衣，成為一具窒息國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廟堂而不可易，扼殺了中國人原已飽受摧殘的天賦靈性創造性活力。
但是，這一過程也突顯了那些敢于直面現實，而“存天理，滅人欲”的仁人志士。他們把信仰置于生命之上，為擔當國家與民族的使命，視死如歸。成仁全義者永垂不朽。他們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以其對信仰的執著追求，以其剛強堅毅的浩然正氣，表現了不畏強權、不避強暴的氣節，他們是支撐起華夏民族的精神脊梁。
作者：壺公評論 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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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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