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從“西藏問題”開始，中國的民族問題在西方持續升溫，并漸漸成為一個西方社會公眾耳熟能詳的“公共話題”。雖然“西藏問題”一直是西方試圖用來牽制中國的一張牌，特別是1959年以后，但它進入西方普通民眾的視野，卻是80年代的事。其原因正如著名的美國西藏問題專家戈登斯坦所說的“達賴喇嘛在80年代成功地爭取到了西方對他的支持，特別是美國公眾對他的支持，是他脫離困境的主要原因”。客觀地說，雖然達賴得到西方反華政治勢力的支持有其地緣政治邏輯上的必然性，但他在國際公關舞臺上的“成功表演”，卻也是使他成為了一個“明星”般的公眾人物、受到眾多西方普通人精神追捧的重要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西方的社會輿論與心理對達賴是“一邊倒”的。反倒是一些西方學者，以他們比較客觀的研究揭露了許多事實，破壞了圍繞在達賴頭上的“神圣光環”。這種“達賴現象”的直接后果，就是加深了我國政府在西方公眾層面的“惡人形象”。而當西方反華政治勢力在90年代發現他們熱切期望發生的“西藏人的暴力反抗行動”悄無聲息，西藏社會一片安定時，當他們意識到達賴非常可能在“西藏問題”上“無所作為”的時候，他們的重點就開始轉向新疆。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披著學術外衣的“新疆工程”。雖然對包括我國新疆在內的“中亞問題”在西方有越來越熱的傾向（和美國政府及緊隨其后的基金會的密集資金投入關系密切），但“新疆問題”終究和“西藏問題”不一樣，一方面“新獨”缺少達賴這樣的對西方“有感召力”的人物，另一方面涉及到伊斯蘭教，在美國這樣的宗教情緒很濃的國家里還是會有所顧忌。所以在“新疆問題”上，西方社會輿論就不是一邊倒的。
從這里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民族問題，特別是西藏、新疆“問題”，實質上已經不單單是一個和境外勢力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國際化了的“中國民族問題”，其背后更包含著深邃的地緣政治因素，或者可以說是一種霸權主義陰謀。這種陰謀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但從意識形態上顛覆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內的中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礎是其關鍵的一環。在這一環上如果西方得手，中國政府和中華民族面臨的處境將無疑是“內外夾擊”。鑒于自上世紀90年來以來人類社會在民族沖突上走過的痕跡，以民族問題作為顛覆中國政治制度的借口和突破口，其有效性在西方某些人看來已經越來越顯著。而且，問題的殘酷性更在于，在理論準備和輿論準備兩個方面，我們甚至可以認為美國人的工作已經做完了。
但美國人的如意算盤現在還不靈，主要因為兩個因素：第一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平等”為原則的民族政策路線奠定了我國民族關系的基礎。雖然這種基礎近年來有所削弱，特別是在新疆以及其他穆斯林地區，但大局沒變，民族分裂主義要成氣候，還需要時日。第二是在美國建立霸權主義世界“新秩序”的日程表上，顛覆中國還沒有被列為首要任務。今天看來，按照美國表現出來的戰略，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本應該是那張日程表的最后一項。在“解決期限”到來以前，美國企業還可以繼續從中國市場上攫取金錢，美國的“政治家”們還可以期待和平演變的成功。
事實上，中國在民族關系上所走過的道路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從法國大革命開始，“民族-國家”的理念深入人心，所以歐洲地域不大，國家很多，當然現在又出現了融合的趨勢。中國歷史卻不是“民族-國家”史，而是中華文明史。當梁啟超第一次把“民族”這個單詞引進中文的時候，中華文明帝國已經存活了幾千年了。中華帝國時期看待少數民族通常說“有教無類”，以“教化”（接受儒家文明標準）為衡量人類群體差異的標準，頗符合“文明沖突”的理論描述。但我們今天“吃的虧”實際上也正是源于“文明的沖突”，因為當前主流的人類社會的價值標準是西方人規定的，這也是美國人打著傳播自由民主旗號謀取霸權利益的意識形態基礎。但無論如何，中國作為疆域遼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存在，單從意識形態角度看，無疑是當今基督教文明主導的全球一體化意識形態下在“民族”問題上唯一與西方不同的實踐。這一方面使中國的民族問題在社會沖突上的意義上還不是那么顯著，另一方面也確實暴露出一個戰略上的“軟處”，如我們在“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上看到的那樣。
實際上，今天我國在民族問題上面臨的困境是一個大的歷史背景造成的，是我們必須承受的由第三次國際民族主義運動浪潮的形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挫折所帶來的歷史代價的一部分。但我認為，幸運的是，這種困境目前更多地體現在理論層面，而不是前蘇聯末期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失去控制的現實民族沖突。這得益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的高瞻遠矚。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社會整合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從民族識別開始，中國的民族政策就一直著眼于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照搬理論教條。然而同時也必須注意到，在這個問題上情況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民族”在意識形態冷戰后的今天，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動員的工具。在臺灣，民族分化成為臺獨“最有效”的社會動員工具之一，臺灣的“四大族群”（包括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和外省人）中有三個原本都是漢族。這要求21世紀的中國人需要有更多的智慧來因應這個問題，最關鍵的是，還是要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正確立場：既要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話雖簡單，其深意卻超越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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