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心靈雞湯，而是心靈麻藥

不是心靈雞湯，而是心靈麻藥

——讀《于丹く論語〉心得》感言

載閔良臣編《于丹為什么這樣紅》一書，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馬克思當年曾經說過：“人類要清洗自己的罪過，就只有說出這些罪過的真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頁）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極貧積弱的歷史事實說明，當下揭露儒家學說所滋養的皇權專制給中華民族進步所造成的傷害遠比提倡尊孔讀經更有急迫性和現實意義。——題記

　　或曰：于丹教授在解讀《論語》過程中，引用道家來比較，引用寓言來延伸，引用文人來佐證，引用故事來調節，把古代孔子的《論語》的“內涵”，“轉化”成當代人“心靈”所急需的“雞湯”，淡雅可口，意味深長，可謂獨樹一幟，他人無及。聽后心動，于是便到當地書店買一本來品嘗。

　　然而，讀后卻感到非常失望。上述評價不僅有失偏頗，且名不副實。于丹教授用“語錄十故事十議論”的獨出心裁的烹調手藝，“燉”出來的哪里是什么“心靈雞湯”，分明是貨真價實的“心靈麻藥”。

　　盡管于丹教授用華麗的現代詞藻把孔子思想打扮的五彩繽紛，花枝招展，光彩照人，但只要靜心品味就不難發現，于丹教授不過是打著圣人招牌，貼上“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的標簽，販賣奴才哲學，愚弄麻痹國人，讓大家循規蹈矩，逆來順受，聽天由命，心甘情愿作集權體制的順民而已。

　　于丹教授在“天地人之道”這一集的開篇便説：“《論語》告訴大家的東西，永遠是最簡單的。《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么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說白了，《論語》就是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個人坐標。它就是這樣一本語錄。”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否。

　　其實，《論語》的“真諦”并非如于丹教授所云，而是讓大多數“治于人者”如何“明哲保身”和極少數“治人者”如何“行仁政”這“兩個項目”。

　　正如當年柏楊先生在《丑陋的中國人•第一是保護自己》中所言：“一個項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頭縮尾，國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維護自己的身家財產；用兩句成語，那就是‘明哲保身’、‘識時務者為俊杰’，鼓勵中國人向社會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個項目則是求求當權派手下留情，垂憐小民無依無靠，用御腳亂踩的時候，稍微輕一點；其成語曰‘行仁政’。”

　　柏楊先生接下去說：“孔丘先生有一段話，是躲禍消災的最高準則，其話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翻譯成白話，就更明白啦：危險的地方，千萬不要去。危險的社會，千萬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來弄個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趕緊保持距離，能溜就溜。國家大治，而你卻沒有弄個官，丟人；國家大亂，你卻弄了個官，也同樣丟人。

　　這段‘圣人教訓’充滿了聰明伶俐和見風轉舵，人人變成了滑不溜丟的琉璃蛋。別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當官，等需要大家拋頭顱灑熱血的時候，他卻腳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個人占盡啦；把兒子女兒送到美國‘傳種’的老頭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統，可當孔孟學會理事矣。

　　在勢利眼里，只有努力適應，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識分子連可能有瓦片掉下來的地方都不敢去，則對政治的腐敗、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見了就假裝沒看見。蓋看見難免生氣，生氣難免要嚷嚷，嚷嚷難免有禍事。”

　　對此，柏楊先生不僅感慨萬分，嘆息道：“嗚呼，儒家的全部教訓中，很少激發靈性，很少提到權利義務，很少鼓勵競爭，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孫，安于現狀，躊躇滿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險。

　　所以孔丘先生誰都不贊成，只把窮得丁丁當當的顏回先生，當成活寶，努力贊揚他的安貧氣質，卻不敢進一步研究研究使這位二級圣人窮成這個樣子的社會責任，更沒有想到應如何去改造這個群體的社會，而只是瞎著眼教人‘窮也要快樂呀’。一旦每個中國人都這么快樂，國家民族就墮落成原始社會。”而于丹所烹調的所謂“心靈雞湯”難道不正是“瞎著眼教人‘窮也要快樂’”嗎？！

　　 在《于丹〈論語〉心得》“心靈之道”這一集中，于丹教授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人首先要能夠正確面對人生的遺憾，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接受下來。不要糾纏在里面，一遍一遍地問天問地，這樣只能加重你的苦惱。”于丹教授的這段“心靈雞湯”，完全是為當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服務的，她希望所有民眾喝了她的“心靈雞湯”都持有這種心態。

　　然而，廣大蕓蕓眾生一旦擁有了這種心態，當然就不會去“糾纏”，也就沒有了“苦惱”了。但筆者不禁要問：在于丹的詞典里，所謂“正確”的標準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于丹教授為什么卻故意不說呢？

　　在“天地人之道”這一集開始不久，于丹教授又提出了“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國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潰和渙散。物質意義上的幸福生活，它僅僅是一個指標；而真正從內心感到安定和對于政權的認可，則來自于信仰”的觀點，這種居高臨下的宏偉議論仿佛是為了“國家利益”，實則是為當下中國社會的嚴重不公打馬虎眼。

　　面對大量下崗職工及失地農民生計艱辛的現實，面對貪污腐化無處不在的現實，面對大量百姓上訪求告無門的現實，面對大面積全方位的的假冒偽劣的現實……于丹教授居然提出“真正從內心感到安定和對于政權的認可，則來自于信仰。”什么“信仰”？說白了不就是“穩定壓倒一切”嗎？！不就是讓弱勢群體被強者騎著脖梗拉屎也不要說三道四嗎？！

　　在“處世之道”這一集，于丹教授竟公然提出：“‘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憲問》）也就是說，你在什位置上，就要做好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跳過你的職位去做不該你做的事。這是當代社會特別應該提倡的一種職業化的工作態度。”她接下去又說：“孔子提倡‘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里面隱含著一個前提，就是‘在其位要謀其政’，先把自己那個崗位做好，先不要操別人的心。那么，在其位，怎么謀其政呢？首先是做事的原則。”

　　那么，“做事的原則”是什么呢？于丹教授在引用孔子的“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后解釋說：“什么叫做‘義之與比’？就是用‘義’作為比照，作為法則。孔子的意思是說，君子對天下事，不刻意強求，不無故反對，沒有薄沒有厚，沒有遠沒有近，沒有親沒有疏，一切按道義行事。道義，這是行事的原則和標準。”

　　在這里，于丹的意思很明確，廣大蕓蕓眾生應當安分守己，老老實實地待在自己所處的社會位置上，不可越俎代庖參與公共事務。國家大事那是執政者們的事情，與你們無關。于丹教授還藉孔子之口警告人們說：“孔子提出‘慎言’，就是說話要小心，不要說自己做不到的事。用老百姓的話說叫‘禍從口出’，沒那么嚴重的話，起碼也叫‘言多語失’”。

　　在這里，于丹教授不僅要人們恪盡職守，不要越位，而且還不要隨便亂說亂動。否則就會“禍從口出”和“言多語失”。但卻不好意思祭出孔子的“非禮無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和“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論語•為政》）的禁律來說教，可見她心里并不糊涂。

　　其實，自秦以降，正是“禍從口出”和“言多語失”這兩個東東，緊緊地纏住了中華民族的喉嚨，不斷地在閹割和凌遲中國人勇于揭發內部“丑聞、弊端及疏失”的“勇”字氣魄和“敢”字精神。

　　在皇權專制統治下，當權者的思想就是整個民族的意志，他們的價值觀就是老百姓生活的準則，老百姓生存的哲學就是逆來順受。

　　除了“以非凡勇氣去批評揭露至高無上強權的謬誤，并勇敢與之抗爭”的張志新、林昭等少數人外，對大多數人來說，其“靈性”中揭露“丑聞、弊端及疏失”的“勇”字氣魄和“敢”字精神，就像時間河流里的石塊，被狼狽地沖著滾動，最終被磨去棱角沉陷在默默無言的泥沙里，連最后的幻影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剩下的僅僅是對各種“丑聞、弊端及疏失”的習以為常和修飾袒護的劣根性罷了。

　　而這種劣根性宛如罌粟一樣，正在嬗變成一種毒害人們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的“阿芙蓉”。由此所造成的普遍的麻木不仁和漠視沉默正在縱容種種“丑聞、弊端及疏失”肆無忌憚地糟踏正義、揮霍良知和透支未來。

　　對此，于丹教授不僅不痛心疾首，還嫌損失不夠，再次將“攻乎異端，斯害已也”熬成所謂的“心靈雞湯”讓人們飲用，企圖用女性獨有的“世上沒有賣后悔藥的。人一旦知道做錯的時候，一切皆成定局，無法挽回”的惓惓“溫柔語言”和“一個人如果在說話里面少了指責、抱怨，在行為中少了很多讓自己后悔的經驗，這個人出去做官做事，就成功了”的諄諄“嫵媚教誨”，將張志新、林昭等思想先賢的面對強權說“不”的“勇”字氣魄和“敢”字精神消滅于“萌芽狀態”中，為集權專制服務，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

　　然而，人類歷史證明，“勇”字氣魄和“敢”字精神，這是人類為求進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丹東（丹東即喬治•雅克•丹東，法國十八世紀革命初期領導人物之一）在1792年號召法國人民消滅國內外敵人時，說：“拿出膽量來，繼續拿出膽量來，不斷地拿出膽量來。”

　　雨果在《悲慘世界》一書中對丹東所說的“拿出膽量來”的評價是：“‘拿出膽量來’，那一吼聲是一切成功之母。為了使人類前進，就必須從高峰上不斷地發出鼓舞人的勇氣、使人意志高昂的教導。大無畏精神照耀著史冊，并且是人類的奇光異彩之一。旭日東升的時候，它是敢于沖破黑暗的。試探，挺進，忍耐，堅持，忠貞不渝，和命運拼搏，以泰然自若的神態使苦難驚奇，時而冒犯不義的暴力，時而唾罵瘋狂的勝利，站穩腳，昂著頭；這是人民所需要的典范，也是感召他們的光輝。那種驚心怵目的閃電曾經從普羅米修斯的火炬移到康白鸞的煙斗。”（注：“康白鸞的煙斗 ”系指康白鸞在滑鐵盧戰場上臨死時對英國軍隊的辱罵）而于丹教授的“心靈雞湯”不管主觀目的如何，在客觀上確實起著麻醉和消融人們的“勇”字氣魄和“敢”字當頭精神的作用。

　　于丹教授在“處事之道”這集快要結尾時說：“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人抱怨社會不公，抱怨處世艱難。其實，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如果我們真的做到把握分寸，謹言慎行，禮行天下，修身養性，我們會少很多煩惱，就自然會懂得為人處事之道。”

　　在缺乏社會公正的當下中國，于丹卻鼓吹廣大蕓蕓眾生要“反躬自省”，不要奮起抗爭。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在當下，到底是“反躬自省”重要還是奮起抗爭重要？對此，難道于丹教授就真的不知道嗎？幸好，在“于丹現象”大紅的時候，重慶最牛的“釘子戶”對此做出了最“牛”的回答。

　　更應該說的是，于丹教授不僅把《論語》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把孔子的人格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分外嫽嬈。他說：“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這片土地上最有行動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那么，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的人格，真的如于丹教授所說的這樣“最有人格魅力”嗎？在筆者看來，答案是否定的。這有歷史事實為證。

　　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孔子說這話時尚未當官。然而，當他當了大官以后，就反其道而行之。

　　公元前496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政卯。”（《史記•孔子世家》，下同）而在這前四年，即公元前492年的夏天，齊景公邀魯定公在夾谷地方會見，孔子作為魯定公的隨從人員參加。齊國準備了戲劇在會見時演出。

　　當“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有營惑，諸候者當誅！’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由此可見，孔子嘴上提倡“德政”，夸夸其談“為政以德”，實際行動則是另一回事了。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他的言詞似乎證明他是很講信用了。可是，有一次，孔子領一群學生經過蒲這個地方，正趕上衛國的公叔氏在蒲組織部隊，準備抗擊衛國，蒲人擔心孔子把這邊的情況泄露給衛國，就把孔子一行抓起來扣下。爾后，孔子與蒲人談判，蒲人提出如果孔子一行不去衛國可以放行。孔子答應了這個條件后被蒲人隨即放行。

　　可是孔子一行，剛一出蒲的東門，孔子就下令到衛國去。子貢覺得老師說話如此不算數，就質問孔子：“盟可負邪？”孔子回答說：“要盟也，神不聽。”孔子嘴上講做人如果不講信用，是不行的。可是實際做起來卻如此背信棄義。

　　孔子不僅在政治上不按他所倡導的“君子之道”去做，而且在日常生活上，有時也是說一套，做則另一套。凡是讀過《論語》的人都知道，孔子的最得意的門生當屬顏淵了。所以，顏淵死了后，孔子悲痛不已，連聲哭喊道：“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下同）顏淵的父親顏路也是孔子的學生。為了安葬兒子，因為窮沒有錢買外槨，就請求孔子賣掉他的車子步行來替顏淵買外槨。但卻遭到孔子的拒絕。

　　孔子說：“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行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口口聲聲說什么“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于丹對此則大加發揮，說孔子在這里所說的“義”，其實“就是‘宜’，也就是說，君子走的始終是一條適宜的路。而小人則一心看私利，在一己私利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又說：“《論語》告訴我們的，不僅遇事要拿得起放得下，還應該盡自已的能力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所謂‘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給予比獲取更能使我們心中充滿幸福感。”但不知，于丹教授面對她所歌頌的孔子，在他最得意門生死了后，卻舍不得賣掉他的車子以助顏路安葬他的兒子的歷史亊實面前，感不感到汗顏？

　　孔子這種說的（好話）不做，做的（壞事）不說的兩面性人格和他編《春秋》的“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的“三諱”原則，非但不是滋養千古的貢獻，而是貽害無窮的造孽。

　　直到今天，有些國人特別是在政界官場里的國人，講假話心不跳臉不紅。正如當年李贄在斥責耿司寇時所說：“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講為孔圣之訓可乎？”《焚書卷一•答耿司寇》當下中國耿司寇之類的人物何其多也！以致讓人們見怪不怪而習以為常了。

　　但在一個充斥著耿司寇之類人物的社會里，必然導致理論失去靈魂，制度失去優越性，“喉舌”失去信譽，公仆失去威信，社會失去道義，群眾失去信念和信心；并造成口號的感召力在下降，榜樣的影響力在下降，理論文章的說服力在下降，法規的威懾力在下降，干群的親和力在下降。而在這樣的社會里，老百姓還能享受到社會公正和社會正義嗎？

　　誠然 ，孔子的《論語》中也有一些在今天看來仍有積極意義的理性言論。如，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說同說）乎！有朋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次如，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又如，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論語•子路）再如，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有。”；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等。（可惜，身為北師大十佳教師、中央電視臺多個欄目總策劃的于丹教授在“燉”心靈雞湯時，似乎對這些并不感興趣，以致連提一下都惜墨如金）。

　　但綜觀《論語》全文，其宗旨主要是為專制者服務的，是鼓勵國人“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圣”的當好“奴才之道”。（魯迅：《燈下漫筆》）。

　　其實，孔子思想所販賣 的“這個奴才之道，最大受惠者就是皇帝，這也是歷代皇帝們尊孔崇儒的原因。在中國，一個皇帝位登九五之后，首先要做的就兩件事，第一件是用鐵刀子將一些男人的閹割掉，使他們成為太監去管理自己的小家－－龐大的后宮；第二件就是用儒教軟刀子將全國男人的‘精神 ’閹割掉，讓他們成為精神太監去管理自己的大家－－江山社稷。”（方舟網文：《儒教是民主的天敵（下）》）

　　自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以來，許多國人已經明白，中國之所以積貧積弱，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文明國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兩千余年，“全國男人的‘精神’”庶幾全被孔子思想給“閹割掉”了。

　　而于丹教授對此不僅視而不見，在“君子之道”這集中卻告訴人們：“孔子告訴我們做人的標準，不是苛責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時間、精力，用來‘苛責’內心。”進而“做到‘不怨天，不尤人’”，這樣“一個人內心沒有了‘憂’、‘惑’、‘懼’，自然就減少了對外界的抱怨和指責，也也就增強了把握幸福的能力。而增強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學習的終極目的。”

　　基于這種邏輯，于丹在她的“心得”結尾處說：“讓那種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現代的規則下圓潤地融合成為一種有效的成分，讓我們每一個人真正建立起來有效率、有價值的人生，大概這就是《論語》給予我們的終極意義。”

　　很顯然，在于丹教授看來，只有孔子思想與現代制度相結合，才是適合國人所需要的心靈雞湯。然而，孔子思想，雖被帝制社會的文人墨客已經“燉”了兩千多年，但卻始終沒有“燉”成“心靈雞湯”，而是“熬”成了“心靈麻藥”。

　　當然，于丹教授這次也不會例外。而于丹教授的所謂“《論語》給予我們的終極意義”，說穿了只不過是再次鼓吹讓老百姓“知足心常樂，能忍身自安”和當年希特勒所說的“民眾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氣”的陳詞濫調而已。

　　正如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卡萊爾的思想局限時所說：“人們必須向天生的貴人和賢人屈膝”，而“最后得出一個答案：應該由貴人、賢人和智者來統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頁）接下去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浮夸的言談在這里如何變為自己相反的東西，高貴的有學問的聰明人實際上怎樣變為庸俗的愚昧無知的蠢人，關于這點卡萊爾本人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 （同上書，第308頁）

　　寫到這里，筆者不禁記起毛澤東和列寧的有關論斷，那么不妨就以此論斷作為本文的結尾吧。

　　毛澤東指出：“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688頁，下同）而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這類文化”，當然是指“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

　　而當年列寧也曾說過：“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并且毒害我們。”（《列寧全集》第27卷第407頁）

　　今天重溫這些論斷，對于我們分清于丹教授所解讀的孔子思想，究竟是心靈雞湯，還是心靈麻藥，進而認清讓“死人纏住活人的頭腦，死人牽著活人走”的奴才哲學吃人的真面目，揭去披在它身上虛偽誘人的面紗，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