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零《喪家狗》事件說起
伍天佑
中國內地著名學者和暢銷書作家李零解讀《論語》的新著《喪家狗》，一經問世即引發軒然大波，大陸新儒家鳴鼓而攻之。民間儒家刊物《原道》主編陳明博士首先發難，怒叱李零是“憤青”，并發表文章將李零的此著定性為“作家的文采加訓詁家的眼界加憤青的心態”。民間書院陽明精舍的山長蔣慶批評李零“玩世不恭，輕侮圣賢”，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康曉光直言不諱這本書就是“垃圾”。中國儒教網的主辦者王達三博士積極組織同道對李零新書進行批判，引發內地思想界左、右兩派的關注和反擊，被人稱之為一場“思想地震”。
進入199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興起了“國學熱”。但較之1980年代的“文化熱”不同的是，“國學熱”有明顯的轉向，即轉向文化保守主義和儒家，“大陸新儒家”群體逐漸浮現。儒家進入近代中國以來，一直命運坎坷，在文革中遭遇滅頂之災。這次雖然起死回生，但居于官方的意識形態話語和居于民間的自由派主流話語，都對之進行攻擊，使之舉步維艱。但或許真的應了孔子的那句話“天不喪斯文”，內地儒學在一次一次的思想文化事件中積極亮相，發聲越來越響，呼應者越來越眾。
2004年蔣慶邀請陳明、盛洪、康曉光在陽明精舍舉辦新中國建國后的首次儒學會講，同年，陳明在北京舉辦有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眾多學者共同出席的《原道》十周年學術會議，成為當年各界關注的事件。2004年因蔣慶主編的儒家經典兒童誦本出版，引發了一場“讀經大討論”。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反對聲浪紛至沓來，新儒家挺身而出仗義執言，與反對者進行激辯，引發了一場“國學大討論”。康曉光于2006、2007兩年連續在孔子的故鄉山東曲阜身穿儒服率眾舉辦民間祭孔儀式，王達三在2006發起了兩個倡議書，一個是建議政府把教師節改在孔子誕辰日，這個倡議書得到了各界各派眾多學者的連署支持，另一個是呼吁中國人不要過西方耶誕節，這俱使得舉國嘩然，海外側目。2007年內地的儒家網站華夏復興網的一批民間人士，連署百名學者上書北京2008奧運會組委會，建議運動員入場式禮服應該改成具有傳統特色的“深衣”。至于目前正在進行的因兩本暢銷書，即于丹的《“論語”心得》和李零的《喪家狗》而引發的討論，新儒家更是發言積極，贊許于丹對儒學的傳播“有功”，批判李零對論語“輕佻”“惡搞”。
儒學是入世之學，其志向宏大，所以遭致的壓力也巨大。因為受五四以來反傳統的傳統影響，中國內地很多年輕人對儒學的了解還是來自刻板的教科書，即儒學是封建專制的辯護者和幫兇，是自由民主的對立面，是農業社會的對應物，這種淺薄的錯誤認識深入人心，仍然在學界和民間大有市場，如有人這次就發表題為《刀劈“儒門四狗”，力挺“憤青”李零》，心態之偏執，言辭之激烈，使人恍然回到了“文革”歲月。這次批評李零的人士指責李零“沒情懷沒立場”、“有知識沒見識”，就是一“道家”。據說，李零還真以“沒信仰”的道家自居。按理說，儒家維護自家經典和圣賢，這不關“自由派”的事情，但“自由派”之所以拔刀相助，是因為這本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考證問題，而是涉及到價值立場之爭，實際上就是意識形態之爭。
警惕和反對儒家謀求躋身主流意識形態，不僅僅有自由主義中的西化派和文化激進主義，更主要的還有來自馬克思主義教條派或“老左派”，一激進，一教條，對儒家進行兩面夾擊，這種狀態時來已久，于今不絕。
內地學術界“老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院長方克立教授，他同時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的會長，其實，他多年兼任的另一個更重要的職務是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是個位高權重的職位，審批國家級的課題和博士點，往往決定一個學科的發展方向。方克立在《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文章中，就指出“大陸新儒家”是文化保守主義已逐漸形成氣候的一個重要標志，認為大陸新儒家和近現代文化保守主義一脈相承，宣揚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宣傳過分夸大精神、觀念形態作用的文化決定論。在這篇文章中，方克立點名批評陳明發表在《原道》上的兩篇文章，一篇是《無本者竭，有本者昌——湘軍、太平軍與文化傳統》，一篇是《政治與經濟：以文化為旗幟——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述評》，抨擊陳明重提“中體西用”。而方克立在另一篇《評大陸新儒家“復興儒學”的綱領》文章中，更是激烈批評蔣慶在1989年政治風波后不久在臺灣《鵝湖》月刊發表的《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文章，認為“大陸新儒家的一些學說和主張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許多觀點和主張在學理上是荒謬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大陸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國’、‘儒化共產黨’、‘立儒教為國教’、‘用儒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等觀點和主張，這對我國現行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制度提出了公開挑戰，必須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
方克立對大陸新儒家的批判帶來的影響非常大，比如，他專門上書一封《關于所謂“兒童讀經”問題致教育部部長周濟的信》，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停止試用和推行蔣慶在完全錯誤的思想指導下編的兒童讀經課本，組織精通古代經典文本、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術立場的專家學者，重編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精華、適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礎經典教育讀本。”這封信引來的后果就是“教育部領導將這封信批轉給了有關司局。6月20日，基礎教育司課程發展處主管的‘中小學語文課程標準研制工作組’發表了《關于‘中小學設置儒學基礎課程’流言的聲明》，對所謂‘中小學設置儒學基礎課程’的不實之說進行了澄清和批駁。”由此可見方克立的影響力。同時，方克立“針對這股崇儒反馬思潮”，組織了“一些堅持馬克思主義學術立場的同志，本著‘守土有責’和‘百家爭鳴’的精神，陸續寫了一些評論文章”，由自己的學生將之申請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匯編為《大陸新儒學評論》出版（實際上名曰《大陸新儒家批判》更恰當些）。并指出，這只是“階段性的成果。評論集還打算繼續編輯和出版，以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陣地。”
比方克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一位九十四歲高齡、“黨齡已經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武漢大學老教授劉緒貽。這位老教授之所以令人側目，倒不是因為他比方克立的水平高影響大，而是因為他雖然飽經滄桑但對儒家的偏見還是根深蒂固，思想觀念猶如化石。這位老教授不僅在今年將他青年時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撰寫的碩士論文《中國的儒學統治——既得利益抵制社會變革的典型事例》整理出版，而且在訪談中呼吁黨和政府要對“大陸新儒家”進行“強有力的反擊”，認為大陸公開出版蔣慶等人的書籍“真是令人難以想通！”“當然，憲法里面規定了言論自由，讓他講話、寫文章是可以的，但是三聯書店、高等教育出版社幫他出書宣傳他的那一套，我以為確實沒有必要，至少出版方向糊涂。”老教授毫不諱言“中國現在不要怕西化。自由主義也沒有那么可怕的”，“一些人名義上是共產黨員，但骨子里有自由主義思想，這恐怕也是不容否認的現實。我想，黨中央也是知道這個情況的。這些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勤勤懇懇地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嗎？有什么可怕的！”他呼吁人們要向方克立學習，“方克立把蔣慶的東西拿來看了一些，就能把蔣慶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我國目前社會政治制度的這些東西揭露出來。首先要了解，然后再揭露，然后再批判。”
2004年4月4日，陳明應邀在南開大學作了題為《文化保守主義在當代思想版圖上的位置與意義》的演講，公開鼓吹“文化保守主義”，為儒家正名，同時對該校歷史系劉澤華教授的某些觀點表示了異議。劉澤華堅持的是現代以來歷史學界的主流觀念，即中國古代乃是王權專制制度，而儒家則是這一制度的主持者，從而得出中國古代社會基本的政治關系是“筆頭對鋤頭的剝削”結論。陳明對此不能茍同，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基本上是霸王道雜之，儒家固然為專制權力的正當性提供了論證，但是它也對社會層面上的自我治理提供了價值支撐，劉澤華及主流歷史學界夸大了前者而無視后者，沒有看到儒學思想對于社會利益的表述與維護。同時，陳明及其同道還對劉澤華主編的一套叢書進行了批評，認為將儒家視為“專制主義精神”是極其無知的。這場爭論在網絡上愈演愈烈。后來，方克立將之定性為：“劉澤華學派的基本觀點是在認同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強調思想與社會的互動。這場爭論可以說是唯物史觀與文化史觀之爭。”
如果說主流意識形態對大陸新儒家的批評還可以理解的話，那么，“國際儒學聯合會”對“大陸新儒家”的批評則耐人尋味了。國際儒學聯合會由中國、韓國、日本、美國、德國、新加坡、越南等國家與儒學研究有關的學術團體共同發起，于1994年10月5日在北京成立，具有官方背景和色彩。按理說，這個組織應該是大陸新儒家強有力的支持者才是，實則不然。據公開發表的一份2006年4月20日國際儒聯舉行的小型專題座談會紀要《當代儒學發展之趨勢》，與會的十八位學者對儒學的發展表示了憂慮，認為“憂慮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一些人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批孔的影響，現在還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等于封建文化，儒學全部是封建主義的糟粕，強烈反對復興儒學；二是有一些人走另一極端，要變儒教為國教，成為意識形態，要‘儒化共產黨’，還要恢復科舉制度，考試內容是‘四書五經’，凡是想當公務員的，都要過這一關。”會議的主持者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周桂鈿教授在總結中說道：“首先肯定現在儒學發展的形勢大好，上下一致，和諧發展，但也有憂慮。其次，對于蔣慶提出儒化共產黨，以儒教為國教，大家都認為不現實，不可能，也不贊成，因為現在是文化多元化的時代，不可能再獨尊儒術。這種偏激思潮還可能破壞儒學發展的大好形勢。”
而正是這個國際儒聯，于2006年6月25日和中國政法大學聯合組辦國際儒學院，并聲稱是“我國首家國際儒學院”，引發海內外關注。但是，自從這個國際儒學院成立后，一直沒聽說有什么舉動，不象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老是“不干正事”，不是舉辦網絡評選“國學大師”，讓痛批國學的魯迅榜上有名而招致嘲笑，就是迫不及待地把“惡搞”孔子的暢銷書《喪家狗》列為學生的教材讓人大跌眼鏡，被人批評為“不務正業”、“丟人現眼”。就目前來看，國際儒學院比人民大學國學院成功之處在于沒有出過什么錯漏，原因就在于它也沒干過什么讓人刮目相看的事情。當然，這可能也跟兩個院長有關。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是紅學家馮其庸，以紅學家身份出任國學院院長本來就名不正言不順，但更顯其水平的據說是他蔑稱孔子為“孔老二”。而國際儒學院的院長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德順教授，一個黃鼠狼領著一群雞，當然不會有什么大動靜了。這兩個曾經讓大陸新儒家充滿期待的學院，可能最終只會給人們帶來一聲嘆息。
所以說，大陸新儒家并不是如自由派所批評的那樣，受到了當局的支持，而是在夾縫中生存。就拿最為自由派人士所反對的“專制當局”的“辯護士”康曉光來說，他的政論文章，因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性，其文章不能在內地公開發表，其著作不能在內地出版。康曉光新著《仁政》，也是最近在新加坡出版，但卻不能在內地發行。至于康曉光為成都幼女李思怡活活餓死事件所寫的調查報告《控訴》，曾經震撼了無數心靈。2003年，成都市金堂縣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長王新和民警黃小兵因“玩忽職守”，導致了一個三歲女孩被活活餓死——這就是2003震動全國的李思怡事件。此事發生后，康曉光極度憤怒，他發誓要搞清楚：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誰對這樣的事負責？還會不會發生？他自費調查了大量的機關和個人，遭受恐嚇和嘲笑。歷經艱辛，《控訴》這本書于2003年12月中旬終于完成了，但幾家出版社都覺得有些文字“過激”，希望修訂刪改，但康曉光堅決不同意。于是，他自費印了3000冊，用來送給他覺得“可以救藥”的人。書的扉頁上寫著“沒有人幸免于罪，我們就是李思怡的地獄！”
大陸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蔣慶，當過工人、士兵，高考恢復后考入西南政法大學，在大學期間曾寫就一篇給他帶來極大政治壓力的文章《回到馬克思》，質疑人們當時對馬克思的認識實際上并非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真諦，這在當時無疑是石破天驚之作。他這樣的“異端”注定不能在體制內久留，所以早早就提前退休了。1994年，蔣慶從親友處籌集資金承包了貴州省深山中的一塊荒地，開始修建書院。修建階段，磚頭從縣城用汽車拉到村，再從村由馬車拉上半山，之后換由人力往上搬。蔣慶帶著面包和遮雨的布上山，抱磚遞瓦，和泥抹墻，據說這也使得蔣慶的身體健康受到極大損害，至今不能恢復。期間，因為資金短缺而不得不多次中斷建設。從建設到完成，歷經好幾年。在這個過程中，蔣慶早年在貴陽當兵時的戰友、以及他西南政法大學的77級同學們給了他最大的幫助。如今，蔣慶除了稿費，陽明精舍沒有任何固定的財力支持。據中國新聞周刊一篇報道：“蔣慶經常和附近山上的農民聊天，一次，聽說一個果農的弟弟因為考上高中沒錢上就自殺了，蔣慶痛心疾首。后來他托農民到村里帶話，村中子弟只要能考上高中的，每個月他愿支持150元生活費。逢年過節，蔣慶還讓人買好酒給村里的老人們送去。當地居民選村支書的時候，蔣慶竟被提名。”一個異鄉人能夠得到當地民眾如此的信任和尊重，足以說明任何問題了。
至于另外一個大陸新儒家陳明，則因為辦《原道》集刊和網站而影響了職稱評定，目前還是個副教授。陳明主編的《原道》集刊，沒有固定的資金支持，幾乎就是一個人單打獨斗，創立十幾年，換了七家出版社，其間一度為了不向出版社交出版費而改名《新原道》，可謂慘淡經營（陳明認為這對中國文化而言是“一種恥辱”）。正因為如此，他對具有官方背景的《甲申文化宣言》表示不屑，質問道：“沒有民間的聲音，調子再高也不會有什么實質性意義和代表性。你去看看里面的人物，他們都是干什么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文化，儒家、道家，或者西方思想，有什么研究？尤其重要的，此前可曾有過什么明確的立場論證和宣示？此后又會有什么具體計劃實施？”同時，他對有些人高調現在儒學已經復興表示堅決不認同：“儒學復興？我為這事忙了十幾年了，從所經歷的艱辛曲折就知道這種說法是如何的扯談！誰能給我說說有什么組織在主持其事？有何政策、計劃？多少經費？社會基礎如何？這樣說的人無非兩類：別有用心喊狼來了的壞小子和閉目塞聽自我陶醉的意淫者。我倒是能夠舉出一大批對傳統文化的打壓者、批判者，它們的理論資源、經費保障等等等等，除了主流之外還來自各種境外團體。孔夫子都意識到‘道之行廢，系乎天數’。我不過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而已，純粹的個人行為！”
大陸新儒家的復興儒學和文化建設行為幾乎都是民間性的、個人性的。除了這幾位代表性人物外，內地幾家著名的儒家網站，如原道、孔子2000、中國儒教、華夏復興等等，都是同樣的性質，也都是慘淡經營。與官方主流儒學研究者相比，他們的境況不可同日而語；與體制內體制外的自由派、新左派相比，他們的境況也好不到哪兒去，甚至更糟。
所以說，在思想觀點之外從道德上攻擊和抹黑大陸新儒家是無效的，也是懦弱的。自由派對現實批判的勇氣是可嘉的，某些老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是真誠的，但是，儒家參與文化建設的努力和情懷也是值得尊重的。思想的生命力在于是否滿足民眾的需要，以及自身是否具有創造力和自信心。對于中國而言，不需要一種學說和思想一統天下，而需要各家各派爭鳴互動，良性競爭，如此才能推動思想的發展和政治、文化的積極建設。長期以來，自由主義西化派對儒學的激進否定，馬克思主義教條派和假馬克思主義在批判儒學的運動中的重要地位，其所帶來的消極惡劣的影響沒有得到認真清理和反省，以致遺毒今天。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全盤反儒思潮主要來自于以自由主義為背景的文化激進主義，而當前的批儒力量又加進了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派，他們把儒學僅僅看成一種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為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對立起來，用虛幻的手法把儒學與社會主義新文化對立起來。實際上，自由主義的西化派和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派采取的是同一種啟蒙話語，都無視中華民族的歷史主體性，無視民族利益和民族前途，無視歷史轉型中的現實困難，卻假意識形態的威權和對社會現實批判的道德制高點，把贊成正確理解儒學和要求善用傳統資源以對治現實問題的主張扣以“復古主義”和“奴才哲學”的帽子，企圖以政治化的話語打擊不同的思想觀點，在學風上是一種錯誤態度，在實踐中是一種惡劣習氣，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發展有害無利，令人心憂。
2007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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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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