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同”思想和“民本”傳統的現實意義

儒家“大同”思想和“民本”傳統的現實意義

陳寒鳴   賈乾初

上古初民本生活在以普遍平等為基礎建構起來的民主社會之中，邁入文明時代門檻之后，人類的這種社會生活便不復存在了。階級、階級差異、階級統治、階級剝削和壓迫等存在的事實，決定了在某種階級社會形態中即便有所謂民主存在，也不是以人與人之間的普遍平等為基礎的，而只能是某個特定階級的專享品。如古希臘時期即已產生了“民主”概念，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所著《歷史》中把雅典的政治制度稱為民主制度；政治家伯里克利也認為雅典的政治掌握在多數公民手里，實行的是民主制度。但當時社會的現實是奴隸及其他被奴役、被壓迫的民眾并不包括在“民眾”、“人民”、“公民”范圍之內，所謂“民眾掌握政權”或“人民統治”的“民主”只是一句空言。近代以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接踵而興，民主成為普遍的社會呼聲，社會也有了很大進步。洛克的社會契約論和天賦人權觀，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思想，盧梭的主權在民原則，……所有這些奠定了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的理論基礎。但細細探查，他們的思想主張究竟又實現了多少呢？標榜為“人民主權”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實際成為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形式，這種制度下的自由、平等、博愛、民主和人權也只不過是資本特權的另一種表述而已。隨著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之間矛盾的發展和激化，資產階級民主日益暴露出其階級統治本質的虛偽性和欺騙性。

中國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初民的遠古生活姑置不論，而由原始習俗提升、轉化、發展而來的早期儒學，有著頗為顯明的原始民主精神。后世儒者從此出發，回望上古社會，也提出了許多富有民主意味的思想觀念。晚明清初的啟蒙儒者，更在新社會條件下，反思歷史，批判以至否定王權專制主義，暢發其內涵豐富的民主思想。但就社會實際來看，所存在著的并不是學者們、思想家們描述論析的民主，而是王權專制。周秦以來，中國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以宗法——宗族（家族）血緣組織為依托，長期存在著君主專制統治制度。在這種政治制度之下，君主擁有絕對權力：政治上，“朕即國家”，從中央到地方所有政務的最高決定權都集中于君主，君主對天下臣民操有生殺予奪之權；司法上，“口出成憲”的君主不僅具有對當世法律及司法實踐的最終決定權，而且其意志意愿及表達意志意愿的任何言論本身就是法律，或具有超越法律的絕對權威；經濟上，君主“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天下一家，莫非王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顧炎武：《日知錄·財用》)；思想文化上，“居如大神，動如天地”（《荀子·正論》）的君主始終是真理的化身，是學術、知識以至認知是非的最高裁決者。如此這般，哪有民主可言？所謂“天惟時求民主”、“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 （《尚書·多方》）云云，不過是在說君主秉承天意天命而行使專制王權罷了。這樣，民主便成為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一直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對這理想的期盼和追求，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和人類思想文化發展的力量之一。

無產階級也有本階級的民主理想。這種理想就是無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及革命勝利后，要創建一種根本區別于資產階級國家的新的最高類型的國家形式，創建一種根本區別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新的更高類型的民主，并且利用這種新型的國家形式和新型的民主去創造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各種條件，使人類社會在未來的發展中逐步過渡到一個沒有私有制、沒有階級、沒有國家，從而使國家政治制度意義上的民主徹底消亡的共產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的這種民主理想，繼承發展了人類歷史上的民主理想、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理想中有社會普遍價值的內容，即人民主權的思想。當然，無產階級民主理想與資產階級民主理想存在著本質區別，譬如，這兩種理想依據的基本原則根本不同，以個人主義為原則的資產階級民主理想把人們引向在經濟領域中只追求個人財產，在政治領域只追求形式上的個人民主權利，而在根本上代表和反映著人類未來發展利益的無產階級，其民主理想以階級解放、社會解放和人類解放為最根本的原則，這種民主理想并不否認個人的自由解放和個人的民主權利，但認為只有在階級解放、社會解放、人類解放的過程中，個人的自由解放和個人的民主權利才能真正實現。此外，這兩種民主理想實現的途徑也不一樣，資產階級是通過政治革命、政治解放來實現其民主理想的，而無產階級民主理想的實現，除需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外，還必須進行社會革命，誠如恩格斯在《英國狀況》中所說：“社會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學的革命必定通向社會革命。”

八十余年來，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始終把無產階級民主理想的實現作為重要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人為達此目標作了艱苦卓絕地不懈努力。在這努力過程中，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代表的三代中國共產黨人形成發展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而且他們還將之轉化成為實踐，從而使中國社會愈益朝著理想目標邁進。以此為基礎，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當然必須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并且還需注重學習和借鑒外國的先進思想文化，而科學分析和研究歷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積極開掘其中的價值資源，從而使我們當今所要建設發展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僅能夠合乎人類社會和人類文化發展潮流，而且也能夠充分體現中華民族的風格和氣派，展露出中國特色。從此角度來重新審視儒家“大同”思想和“民本”傳統，就具有了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茲略述四端于下：
（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篇》），此乃儒家“大同”思想的根本要義。儒家學者本此義而闡發其論，如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將民作為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體；認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唐甄：《潛書·抑尊》），主張“為百姓，非以為君也，故百姓存則與存，百姓亡則與亡”（黃道周：《存民編》）；更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也”（朱熹：《四書集注·孟子萬章注》），為政者須以道履天下而莫以名位權勢臨天下：“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臨天下。夫莫尊于君之名，莫重于君之位，然而不得其道以行之，則生殺予奪之命皆無以服天下之心”（《水心別集》卷之一《君德一》，《葉適集》第三冊第633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這些思想對今人有很重要的啟迪意義。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首當確立起人民當家做主的神圣觀念，并以之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具本質意義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權力而非權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則須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之心處理一切黨務和政務，將使人民當家做主作為其執政的實質，積極組織和領導人民行使權力，使人民群眾逐漸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實現權力體制的民主化。

（二）儒家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認識。他們反對統治者者專橫暴虐，力戒為政者窮著極欲，反復強調必須尊民、重民、敬民、親民、愛民。這方面的思想十分豐富，如程頤《伊川易傳》釋《周易》“比卦”之義道：“比，親輔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無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眾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依其之見，“比卦”坤下坎上，取象水在地上，親密無間。此卦中，一陽爻居五位，代表君，余則皆為陰爻，代表民；卦象的意思是君、民要像水和大地那樣親合。卦辭曰：“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不寧方來，后夫兇。”程頤釋道：

    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侍，求比之志不速而后，則雖夫亦兇矣。夫猶兇，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暌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于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茍無相求之意，則離而兇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暌。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

就是說，為政者只有親民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做出合乎中正之道的決策，不會有過失，當然也就能夠因贏得民心而吉利。反之，人民得不到安寧，為政者若自恃“剛強”而不親民，總是做出一些違逆民心民情民意的決策，那末，上下志背心離、情不相合，就必然會因喪失民心而發生危機。又，“比卦”初六爻辭曰：“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程頤釋云：

       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無咎也。孚，信之在中也。

“孚”之意為誠信在中。程氏在此明確提出親民之道當以誠信為本；人、尤其是為政者若無誠信而能親人，又有誰能夠相信呢？故而親民之道，“誠信充實于內，若物之盈滿于缶中也。……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他，非比也，外也。若誠實充于內，物無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儒家的這樣一些思想給今人啟迪良多。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獲得人心即贏得民眾由衷地支持和擁護，就必須時刻把民眾的冷暖安危放在心頭，一切為了民眾，一切依靠民眾，一切服務于民眾。而這些都絕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話、套話，不能只是將之作為標語口號，而應該并且必須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以行動實踐和實實在在的成效表明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領導干部確實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如此方是以誠信為本而行親民之道。

其三，儒家本“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的仁愛精神，對處于社會弱勢地位或困難境地者，如鰥寡孤獨廢疾等人群尤為關注。這種優良傳統在當今最值得大力弘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尤其要關心那些生產和生活遇到困難的群眾，深入到貧困地區、困難企業中去，深入到下崗職工、農村貧困人口、城市貧困居民等團難群眾中去，千方百計地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要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謀利益，帶領群眾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錦濤：《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新華社2003年1月2日北京電）

其四，儒家在政治文明方面亦有非常豐富的思想，要皆對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均有一定啟迪意義。譬如，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古代圣王的“德治”為理想的政治，并認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從“德治”的方式說，儒家強調為政者應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張君主應以個人的偉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殺、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這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據《論語·顏淵》載：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孔子又有“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同上《季氏》）之說。荀子進一步闡發孔子的思想，說：“君者儀也，民者景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而水圓。” （《荀子·君道》）而從“德治”的內容說，儒家著重強調兩條原則：一是“王制”原則，因為它體現了人與人、人與物共生的理念，而理想的人間秩序就依賴此理念來維系，人、物之間的秩序亦需此一理念來維系；另一是以德居位、無德不貴的公道原則，這又蓄含著君宜公舉、臣可廢君兩層意義。在儒家看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統治者一家的天下，所以，要實行“德治”，就必須以天下為公器，唯賢是擇。《尸子》說“孔子貴公”，即為此意。我們今天把“以德治國”作為社會立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基本治國方略之一，這就要求應把德治作為社會主義政冶文明建設的主要方面。當然，現在所說的德治最關建的首先應該并且必須是弘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精華，這二者其實并無矛盾之處。如儒家強調“天下為公”、“為政以德”，以此優良傳統資源來思考現實，就要求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必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求領導干部們必須正確樹立權力觀，真正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好人民公仆作為最根本的宗旨。這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2003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所說：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堅定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強道德品質修養，牢記‘兩個務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寓改造主觀世界于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用改造主觀世界的成效來推進客觀世界的改造。”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