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管子》輕重理論打贏目前這場貨幣戰爭

 

     文/翟玉忠

 

 

   要給管仲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

 

    如同兩千多年前成書的《黃帝內經》依舊指導著當代中醫的實踐一樣，以《管子》輕重十六篇（加在經言中的《乘馬第五》實際還殘存十七篇）為核心的中國古典經濟思想兩千年來也在以隱性或顯性的方式指導著中國人的經濟生活。

 

    因為任何偉大的經典理論都不會隨時間而褪色。在中國歷史上，從春秋時的管仲、到西漢的桑弘羊，唐代的劉晏，再到北宋的王安石，他們的思想都帶上了濃重的“管商之術”色彩。任繼亮先生指出，解放初，治理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時陳云和他的同志們也用了管子的輕重之術。他說：

 

    “關于通過市場對貨幣與糧食的運作，就可促使價格發生變化，《山國軌》有個說明……以現代經濟為例，在1950年前后，我國政府接收蔣政權的爛攤子，蔣管區物價嚴重膨脹，民不聊生。我們新中國當時采取很多措施，其中對于治理通貨膨脹，包括通過貨幣改革和適當拋售物資、回籠貨幣的政策，穩定了市場物價，取得非常理想的效果，從根本上改變了幣輕萬物重的局面。”（任繼亮，《〈管子〉經濟思想研究—— 輕重論史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年，第178頁）

 

    國外有經濟學家對當時中國人治理通貨膨脹的奇跡大惑不解。他們甚至認為誰能從理論上詮釋這一奇跡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看來瑞典國王要給兩千七百年前的管仲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了！

 

    著名經濟學家楊培新之子、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斌先生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建國初期，楊培新作為人民銀行首任行長的業務秘書，直接參加了陳云同志領導下的穩定財經工作，當時很短的時間內就把國民黨多少年都沒有解決的惡性通貨膨脹和嚴重失業問題都治理了，而且在抗美援朝對抗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同時，促使新中國的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面臨著數千萬知識青年返城的待業困難，還有消費品嚴重短缺的隱形通貨膨脹壓力，當時有人主張按照西方貨幣主義理論緊縮貨幣供給，為控制通貨膨脹不惜加重就業困難，但楊培新卻主張適度擴大銀行信貸規模促進經濟結構調整，通過支持國有企業面向市場擴大消費品生產，迅速繁榮市場并緩解了通貨膨脹壓力，同時又通過發展生產解決了數千萬知青的就業問題。按照西方傳統的線性思維和流行的貨幣主義理論，治理通貨膨脹必帶來失業，反過來，解決就業問題必然帶來通貨膨脹，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認為同時治理通貨膨脹和失業是不可能的。但是新中國建國初期和改革開放初期，恰恰在很困難的情況下做到了這一點，令許多西方著名經濟學家也贊嘆不已。楊培新在應美國聯邦銀行邀請訪美期間，曾遇到現代貨幣主義理論的創始人、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后者對中國治理通貨膨脹和失業的成就也非常欽佩，他稱倘若誰能解釋中國的成功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詳見《楊斌：不唯洋的“老海歸”》，中國城鄉金融報， 2006年3月17日）

 

    當代最成功應用中國古典經濟理論的是經濟學泰斗薛暮橋。

 

    薛暮橋（1904年~2005年），原名雨林，江蘇無錫人。他的主要經濟思想是1943年至1947年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經濟斗爭實踐中形成的。當時他先后任中共山東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長、省政府秘書長兼實業廳廳長。多年以后，在回憶錄中薛暮橋深情地寫道：“在這一時期經濟工作實踐中，我對經濟科學的一些基本問題、特別是貨幣、物價問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觀點。我提出的關于抗幣的‘物資本位’理論、關于紙幣流通條件下物價與貨幣發行同步變化的規律、關于紙幣流通中不是‘劣幣驅逐良幣’而是‘良幣驅逐劣幣’的規律、以及通過控制紙幣發行進行宏觀調控的政策等，都是在實踐中形成又反過來對實踐起了指導作用。當時．世界上各國貨幣還都是以金或銀為本位，同金銀完全脫鉤的紙幣的流通規律還是經濟科學的新問題。我在戰爭環境和繁忙的工作中，無閑去寫專門著作，但在匯編成《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一書的文件中，多次從工作需要出發予以闡述。并以成功的實踐證實它的正確性。到建國以后，在我的經濟工作和理論研究中，又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和深化。”（《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73~174頁）

 

    解放后，薛暮橋歷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家計委副主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干事。對共和國經濟建設和中國當代經濟理論建設居功至偉。2005年3月，在他逝世前幾個月，獲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

 

    薛暮橋盡乎“照本宣科”地應用了中國古典經濟思想，但他卻一直不知道自己經濟思想的源頭。除了經濟體系的動態平衡思想和鹽等的專賣政策，薛暮橋暗合中國古典經濟思想最明顯的是他的貨幣理論。

 

                                                    所謂的“物資本位”

 

    薛暮橋剛到山東時，當地有三種貨幣：一是抗日根據地自己發行的貨幣，叫抗幣；二是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叫法幣；三是日本扶持的偽政府發行的偽幣。1941年，缺乏金融經驗的山東省政府曾經企圖用行政手段壓低法幣、禁止偽幣，但效果即差，黑市流行，且偽幣幣值最高、法幣次之，抗幣反而最低。

 

    薛暮橋和他的同事們意識到，要穩定物價就必須驅逐不斷涌入的法幣。1943年6月，他們在報紙上宣布，從是年7月1日起停止使用法幣，人民可以用法幣換抗幣。同時，根據地的銀行也不再以法幣作發行準備金，而是將這些法幣從敵占區換回大量物資。有了這些物資，就能支持抗幣的幣值。他寫道：“排擠法幣使我們換回大量物資，能夠用于支持抗幣，在物價上漲時拋出物資，回籠貨幣，提高抗幣的幣值，物價就自然回落。”（《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65頁）

 

    實際上這就是《管子·國蓄》中所說的：“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

 

    驅逐法幣豐富了薛暮橋管理貨幣的經驗，他提出了自己的經濟管理理論。其基本要點是將銀行發行的一半貨幣給工商局，讓它購買主要商品，直接賦予工商局吞吐物資的功能。他總結說：“由于根據地是在農村，貨幣發行應當有季節性。秋冬增發抗幣，大量收購農產品。到春荒時期，則應拋售農產品，回籠抗幣。這樣來保持物價的常年穩定。因此，省政府決定加強工商局，使它有力量吞吐物資，穩定物價；并決定銀行發行的貨幣必須以一半交給新成立的工商局，用來收購各種農產品，隨時吞吐，以此穩定物價。我們發行的貨幣沒有用黃金、白銀、外匯作儲備，是用物資來作儲備的。隨著物價的漲落，工商局隨時吞吐物資，調節貨幣流通數量，以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當時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實金本位制，不會發生通貨膨脹問題。我們這種從實踐中取得的規律性的認識，可能是貨幣學說史上的一個新的發現。”（《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66頁。）

 

    薛暮橋層講過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位美國經濟學家以記者的名義去山東訪問他，認為山東既無金銀儲備，又無外匯儲備，能保持幣值和物價穩定，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奇跡。薛暮橋當時回答說：“我們采取的是‘物資本位’。抗日民主政府控制貨幣發行數量，勿使超過市場流通需要。我們每發行10000元貨幣．至少有5000元用來購存糧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資。如果物價上升，我們就出售這些物資來回籠貨幣。平抑物價。反之，如果物價下降，我們就增發貨幣，收購物資。我們用這些生活必需品來作貨幣的發行準備，比饑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銀優越得多。根據地人民是歡迎我們這種貨幣制度的。他們不要黃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鎊。”（《薛暮橋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2年， 153頁。）

 

    當時這位經濟學家還問薛暮橋，美國能不能也實行這種制度，薛暮橋回答，美國現在掌握著世界三分之二的黃金，還可以實行金本位。不過他在回憶錄中驚嘆：“當時我萬萬料想不到，30年 后美國也被迫放棄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貨幣發行數量來穩定物價。并因此而產生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學說，但比我們解放區遲了30年。”（《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70~171頁。）

 

    薛暮橋更為想不到的是，他的理論兩千年前已經被我們的先人詳盡地論述了。我們看《管子·國蓄》中保護農民的手段和薛暮橋的思想如出一轍，也是國家發行貨幣，掌握物資，調控市場。相對來講，管子的理論化程度更高。上面說：“萬物之滿虛隨財，準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鐘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鐘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蕓。耒耜械器，種穰糧食，畢取贍于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意為：各種物資的余缺隨季節而有不同，注意調節則維持正常不變，失掉平衡那就價格騰貴了。人君懂得這個道理，所以總是用平準措施來進行掌握。使擁有萬戶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萬鐘糧食和一干萬貫的錢幣；擁有千戶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鐘糧食和一百萬貫的錢幣。春天用來供應春耕，夏天用來供應夏鋤。一切農具、種籽和糧食，都由國家供給。所以，富商大賈就無法對百姓巧取豪奪了。）顯然，薛暮橋并沒有注意到國家掌握商品和貨幣還能發放農貸，節制資本——這是管子思想的高明之處。

 

    薛暮橋更不會想到，他講的“饑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銀這些話，直接取自《管子》一書。《管子·國蓄》的原文是：“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這段話為歷史上為許多學者所引用。到了薛暮橋那里則成了“饑不能食，寒不能衣”。

 

    在停用法幣后，薛暮橋還公開反對那種靠政治手段將法幣的比價人為壓低的作法，認為法幣比價過低不利于根據地商品的出口，會造成貿易入超，法幣供不應求。應按根據地和敵占區物價的變化和各種貨幣的供求情況，來靈活規定抗幣和法幣的兌換比率。換言之，就是要根據實際情況，確定貨幣的輕重，防止貿易的不平衡。《管子·乘馬數》上說：“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斗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管子·山權數》也說：“物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

 

    近代明確提出“物資本位”的不是薛暮橋，而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朱執信、廖仲愷等人，他們一并鼓吹孫中山在1912年提出的“貨幣革命”觀念。1919年，廖仲愷（1877年~1925年）在《錢幣革命與建設》一文中明確指出，既然紙幣本身沒有價值，金銀本位，金銀的價值又不穩定，“曷如以金銀暨其他社會最所需要之貨物為本位，而以紙為之代表，較為適切于實際，而符合科學的方法也。”（《廖仲愷集》，第55頁。）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朱執信，因為他的結論是在充分研究中國本土紙幣的歷史后得出的。

 

    朱執信（1885年~1920年），原名大符，字執信。1885年10月12日出生于廣東番禺縣(今廣州市)。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孫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1920年9月，朱執信為“統一南方”，在策動桂系虎門炮臺守軍反正時被桂系軍閥所殺害，年僅35歲。

 

    1919年，朱執信在《中國古代的紙幣》一文中，通過考察宋至明的紙幣史天才地得出結論：“故救今日紙幣之窮，惟有置紙幣之基礎在于所代表之貨物，而于其兌現一層，可以置之不問。國家有若干之貨物，以回收若干之紙幣。則當其紙幣流通量過于當時所需之際，紙幣自然來歸于國庫，而物價決無騰貴之虞”（《朱執信集》上，第457~458頁。）朱執信建議以米、棉布、絲、茶、鹽、油、煤、糖等八種貨物為兌換品，以維持紙幣價值的穩定。

 

    中國古典經濟思想離我們太遠了，以至于薛暮橋不知道自己貨幣思想的理論源頭。他也曾極力反對自己的同志們中間的“拜金主義”，即那種認為一種貨幣不與金、銀或金本位的其他貨幣作為保證，就沒有基礎，不會穩定的觀點，但他自己也無法用一種合適的語言表達自己的金融思想。

 

    “物資本位”顯然名實不符。因為薛暮橋主張的紙幣發行完全視市場需要而定，根本就不受政府手中物資準備的限制。所以他也曾用“管理通貨制”或“物價本位制”這兩個概念。1945年4、5月間，薛暮橋在給山東分局、山東省政府的總結報告中這樣寫道：“我們的本幣既不是同金銀保持一定聯系（今天金銀已經失卻交換作用，成為投機對象，它的價格極不穩定，不能用作貨幣本位），更不是同法幣、偽鈔保持一定聯系。我們的本幣是與物價聯系，是把物價指數（不是某一種商品的指數，而是若干種重要商品的總指數）作為我們決定幣值高低的標準。”（轉引自《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69頁。）

 

    “物價本位”顯然比“物資本位”更貼近現實一些，而“管理通貨制”完全拋開了我們一百多年前從西方引入的貨幣“本位”概念。事實上薛暮橋所作的就是中國古典經濟思想中所說的“量資幣、權輕重”，這是輕重理論的核心。

 

    西方正統思維方法是絕對的和靜止的，而不是辯證的和動態的，中國西化的學者和西方學者習慣于找到一個固定的、絕對的本位（貨幣中的“上帝”），事實上貨幣理論中“本位”概念并不總是有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薛暮橋寫道：“在抗幣同法幣偽幣脫離關系以后，如何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許多同志被‘金本位’、‘銀本位’舊觀念束縛著．認為紙幣本身沒有價值．紙幣離開了金銀，幣值就找不到一個客觀標準。其實問題非常簡單，幣值的客觀標準就看物價是否穩定。物價上漲就是幣值跌落，物價下降就是幣值上升，這是普通老百姓都懂的常識。抗日民主政府編制物價指數，以此來檢查幣值的漲落．并以此為標準來調節貨幣的發行數量，從而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相對的穩定。”（《薛暮橋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2年， 156頁。）

 

    請注意，后來不斷有中國學者閉門造車，想象人民幣代表金銀，人民幣價值以黃金為基礎，這就是所謂的“黃金派”。至于人民幣究竟如何管理的，他們一概不管，只要自己的想法符合西方學術概念和邏輯體系就行。“普通老百姓都懂的常識”在這些人眼中毫無意義，西方教科書才是金科玉律。幾年前報紙上開始公開談論中國經濟學家的學識水平，看來一些學者生吞西方經濟學不僅在西方學界得不到適當的尊重，中國普通老百姓也開始對他們反感了——這種現象在人類學術史上都是罕見的。

 

    在當前的金融危機中，提倡引入金銀本位的是宋鴻兵先生，是在其暢銷書《貨幣戰爭》（中信出版社，2007年6月）中提出的——他顯然是深受西方也已經拋棄的金本位舊觀念的影響。

 

    或許很少有人像筆者這樣理解薛暮橋在表達自己貨幣思想時的苦心。在描述中國古典經濟思想的貨幣理論時，我不得不借用美國金融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的“商品本位”這個概念，知道不對，還是要用，因為實在難以用一個現代人易于理解的概念表達中國偉大的商品/貨幣輕重（陰陽）辯證思想。（參閱拙著《道法中國：二十一世紀中華文明的復興》，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80~193頁）

 

                                                  格雷欣法則 vs. 管仲法則

 

    薛暮橋先生另一個引以自豪的發現是“良幣驅逐劣幣”的規律，他的核心觀點是：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只適用于金屬貨幣，如果市場上流通不兌現的紙幣，情況就會相反，是堅挺的紙幣驅逐不斷貶值的紙幣。薛暮橋引用國外經濟實例解釋說：“在市場上使用金屬貨幣，劣幣（含金量不足的貨幣）與良幣等價流通時候，良幣會自動退出市場，被人貯藏起來。如果市場上流通的是不兌現的紙幣，各種紙幣按照不同的比價流通，那么情況就會相反，不是‘劣幣驅逐良幣’，而是‘良幣驅逐劣幣’（不斷貶值的紙幣）。50年代在美元遠較其他貨幣鞏固時候，它曾象洪水一樣涌向歐洲和其他各地市場。但到70年代美元貶值時候，各國資產階級就拋售美元，搶購幣值比較穩定的西德馬克和日元。所以抗日戰爭時期抗幣驅逐法幣偽幣，沒有什么奇怪，是完全合于客觀規律的。 ”（《薛暮橋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2年， 158頁。）

 

    薛暮橋講的“良幣驅逐劣幣”規律就是《管子·揆度》中所說的“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我們不防稱之為“管仲法則”。進一步說，這一理論不僅適用于不兌現紙幣，也適用于金屬貨幣，中國經濟歷史上“良幣驅逐劣幣”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東漢末年董卓鑄小錢后，人們干脆實行物物交換或以谷帛交易；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國民政府統治區法幣貶值，物價飛漲，民間開始使用銀元，拒收劣幣。此時的國民政府禁止人民使用銀元進而沒收銀元發行銀元券，但人民并沒有因此接受銀元券，甚至也開始以物易物。

 

    從根本上說，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反映了市場上劣幣制造者或持有者自利行為的結果——惡幣充斥市場。托馬斯·格雷欣爵士（1519年~1579年）作為伊麗莎白女皇的顧問，他使英皇于1560年發布了反對銀幣成色不足的公告。而在中國，西漢賈誼早在其《新書·卷四·鑄錢》中就明確提出了“奸錢日繁，正錢日亡”的事實。

 

    漢文帝五年（前152），除盜鑄錢令，聽民放鑄，造四銖錢。這一政策給金融市場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各郡縣使用的鑄錢輕重不同，相互折算繁瑣。而鑄錢的人為圖額外利益，往往在鑄錢時混入鉛、鐵等賤金屬。賈誼（公元前200年—前168年）隨之上了著名的《諫鑄錢疏》，其中他將劣幣直接稱為“奸錢”、“偽錢”。他說：“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淆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淆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意為：法律使天下都得以公開花錢雇人用銅錫鑄造錢幣，敢用鉛鐵參雜而為奸巧的人，刑罰是黥。但鑄錢的情況是，沒有摻雜弄巧，就不能得到利益；而摻雜的越精妙，得到的利益就越豐厚。事情能招來禍害，法律能引起邪惡，如今令小民都能鑄造貨幣。各自躲藏著進行鑄造，打算禁止他們的厚利和奸巧。即使每天判處黥罪，這樣的形勢也不能停止。）

 

    賈誼的政策主張顯然超過了伊麗莎白女皇的理解力，他認為應將幣材銅收歸國有并壟斷鑄幣權，以便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他說：“銅畢歸于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這與《管子》作者的主張是一致的。《管子》一書言立幣必稱君，強調國家壟斷貨幣發行權，以行輕重之術。《管子·山至數》所謂：“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漢文帝當時并沒有聽從賈誼的意見，結果“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后卒叛逆。（參閱《漢書·食貨志第四下》）

 

    但是格雷欣法則不能被看作金融市場的普遍規律，它只在個別情況，比如金屬貨幣按照面值而非重量或成色進行流通時，或某些訊息費用與某些交易費用不存在時才成立。張宇燕、高程二位先生在研究明代后期白銀代替寶鈔的過程中就發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白銀替代寶鈔的過程也是‘良幣驅逐劣幣’之過程。事實上，‘良幣驅逐劣幣’更加符合一般性規律。‘格雷欣法則’，或曰‘劣幣驅逐良幣’法則的成立具有嚴格的前提條件，即硬幣按照面值而非重量或成色進行流通，其過程中已經將國家信譽包括其中。”最可惜的是，他們沒有引用中國豐富的歷史文獻，對“更加符合一般性規律”的“良幣驅逐劣幣”作進一步闡述，引文這段話也是出現在小注中。（張宇燕、高程，《海外白銀、初始制度條件與東方世界的停滯》，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432/3，訪問日期：2009年8月9日）

 

    對于后者，張五常先生曾專門撰文指出，八十年代中期，港幣兌人民幣的公價是每一百元換三十五元，港幣換外匯券的公價也是一樣，但在不能被嚴禁的黑市里兌換率是一百港幣換六十三人民幣。這樣在大陸人民幣就成了劣幣，外匯券就成了優幣。但外來旅客仍在大陸用優幣外匯券，為什么是這樣呢？因為外來旅客照公價兌換了外匯券后，他們之中有很多人不懂或不敢到黑市去將外匯券多換取人民幣，所以就用外匯券了。訊息費用或交易費用的存在，隔絕了外來客使用劣幣的門徑。換言之，格雷欣法則成立要基于某些訊息費用與某些交易費用不存在。（參閱張五常，《葛氏定律和價格分歧——評一國兩幣》，原載《信報》，1985年1月17日。）

 

    事實上格雷欣本人也沒有提到過“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good money out of circulation），他只是像東西方歷史上許多人一樣，發現市場上那些重量不足的貴金屬貨幣在流通，“足金”的貨幣卻被收藏，或被溶化成金屬塊。直到1858年，英國經濟學家麥克勞德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基礎》一書中才將之稱為Gresham’s Law，即格雷欣法則。后來便以訛傳訛，格雷欣法則竟然成了貨幣流通中的一個廣為人知的“鐵律”，令人啼笑皆非！

 

                                                我們應該如何作

 

    在金融市場高度復雜化的時代，沒有自己的金融理論，不可能有穩固的金融體系。薛暮橋先生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就指出：“現在美帝國主義仍在用通貨膨脹來掠奪各國人民，他們拋出大量美元紙幣和短期債券，向各大洲投資、貸款和掠奪物資，并向他們轉嫁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所造成的損失。非洲和其他地區有些新獨立的國家還沒有發行自己的貨幣，仍讓美元、英鎊、法郎等在自己的市場上流通；或者雖然發行自己的貨幣，但同這些外國貨幣保持固定的聯系，以致外國貨幣仍在自己市場上占優勢地位．不能不忍受外國貨幣貶值所造成的損失。我們抗日戰爭時期對敵貨幣斗爭的經驗．對這些國家還有現實意義。”（《薛暮橋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2年， 158頁。）

 

    三十年后，我們重讀薛暮橋先生上面這段話，振聾發聵！今天，金融危機極大地損害了美元的信譽，中國擁有大量美元外匯儲備，我們應該如何作？單靠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不自由兌換連自保都難，熱錢仍大規模進入金融市場——我們應主動運用管子的輕重之術和薛暮橋先生長期實踐中看到的“良幣驅逐劣幣”現象，在全球范圍內用人民幣驅逐美元，摧毀歷史形成的美元霸權，打贏這場華爾街不負責任的銀行家挑起的貨幣戰爭——否則，我們也將像那些非洲國家一樣“不能不忍受外國貨幣貶值所造成的損失”。

 

    參照歷史經驗，筆者認為具體實施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壯大國家資本。這包括兩個方面的建設，一個是重建國家商業體系，實現物資的吞吐功能，二是建立完全獨立自主的貨幣發行機制，根據國內物價水平和實際需要控制發行量。通過這兩點，作到“量資幣，權輕重”，保障國家利權——只要我們手里有商品，國家有主權，我們就不怕國際市場的波動和西方資本利益集團的陰謀。那時，他們會用西方經濟學的概念惡毒攻擊我們，說我們違反這個原則，違反那個原則。這時，我們要應用中國本土經濟理論為自己理直氣壯地辯護，難道只有給人類帶來環境災難和貧富鴻溝的西方經濟學才是人類唯一的經濟體系嗎？

 

    二、將中國多余的外匯全部轉化為石油、鋼鐵、糧食等產品，并將這些商品作為國家商業體系的儲備，根據市場需求吞吐。一般認為，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能應付三個月的進口量就行。顯然我們的外匯儲備太多了（據世界銀行預計，截至2009年年底中國外匯儲備將達2.367萬億美元），這直接侵蝕了我們的貨幣主權，導致央行以外匯占款的形式被動投放基礎貨幣，加大了通脹的壓力。更可怕的是，中國目前持有的美國國債逾7000億，美國非理性的、短視的財政政策早已將富裕的美國變成一個破產的國家（“債務美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越早從美國國債市場抽身越好，不能再給美國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融資。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從美國國債市場進入美國股票市場，因為后者比前者更加不穩定。

 

    三、在國際貿易中逐步用人民幣結算，或在必要時采取以貨易貨的形式。薛暮橋在山東時，對于食鹽、花生油這些這些敵人不得不消費的產品，壟斷專營，且全部用抗幣結算，比如本地的“合法”商人要將花生油“出口”到敵占區的上海，或者上海的“合法”商人到邊區來購買花生油，不但要按根據地工商局制定的價格購買，而且要支付抗幣（或金條）。這種政策不僅造成貿易出超，也極大地鞏固了抗幣的地位。

 

    盡管人類還沒有統一為一個政治實體，但中國一定不能步美國的后塵，用亂發貨幣的方法公開掠奪其他國家。美國之所以這樣作，是因為它沒有長期使紙幣的經驗，中國宋、元、明、清四朝發行紙幣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亂發紙幣幾乎等于經濟上的自殺。因為良幣遲早驅逐劣幣，劣幣早晚要退出歷史舞臺。

 

    以明朝為例，洪武八年發行大明寶鈔，至洪武二十七年改行純紙幣流通制度。但明成祖時已經出了“鈔法不通”的問題，當時都御史陳瑛建議用鹽回籠寶鈔，他說：“比歲鈔法不通，皆緣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法，以致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法。天下人民不下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誠令計口納鈔食鹽，可收五千余萬錠。”（《明史·食貨志五·錢鈔》）明成祖采納了他的建議。但在他的兒子明仁宗時時又出現了“鈔不行”的問題。這位在位僅十個月的皇帝一上臺就問夏原吉“鈔不行”的原因，當時夏原吉回答：“鈔多則輕，少則重。民間鈔不行，緣散多斂少，宜為法斂之。請市肆門攤諸稅，度量輕重，加其課程。鈔入官，官取昏軟者悉毀之。自今官鈔宜少出，民間得鈔難，則自然重矣。”（《明史·食貨志五·錢鈔》）

 

    但明朝政府提高紙幣幣值的努力并不成功，從l5世紀開始，寶鈔的通貨膨脹已經失控。1425年，仁宗的兒子宣德皇帝繼位時，寶鈔僅僅相當于其最初價值的1/4到1/7。1488年，政府公認每鈔1貫折銀0.003兩（洪武時期規定寶鈔1貫＝白銀1兩），只是原來價值的大約1/333。由于“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應，“嘉靖四年（1525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厘，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明史·食貨志五·錢鈔》）明末清初顧炎武總結說：“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奸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日知錄·卷十一》）

 

    西方殖民者從美洲運來的大量白銀竟在此后成為中國的主導貨幣，這必然是貿易嚴重出超的結果，哪里還有什么利權和貨幣主權可講——明清兩代所謂的“盛世”完全是建立在金融的沙灘之上，這一點在鴉片戰爭前白銀大量流失時變得極為明顯。

 

    清末重臣林則徐在他那份著名的禁煙奏折《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中對鴉片貿易導致的白銀流失痛陳：“吸鴉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需另費銀一錢，是每人每年即另費銀36兩，以戶部歷年所奏各直省民數計之，總不止于四萬萬人，若一百分之中僅有一分之人吸食鴉片，則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萬萬兩，此可核數而見者。況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鴻臚寺卿黃爵滋原奏所云歲漏銀數千萬兩，尚系舉其極少之數而言耳。內地膏脂年年如此剝喪，豈堪設想……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1838年11月9日，道光帝看到了林則徐的這份奏折，堅定了他禁煙的決心！

 

    1839年1月8日，欽差大臣林則徐離京赴粵，一場轟轟烈烈地禁煙運動開始了——中國慘痛悲壯、可歌可泣的近代史由此發端！

 

    殷鑒不遠。正確的貨幣理論和貨幣主權是國家利權的基礎，我們要牢牢把握實踐了兩千多年的輕重理論，充分運用商品/貨幣的輕重辯證關系，按市場規律自主發行紙幣，保持幣值平穩。筆者相信，這樣將會創造一個沒有美元霸權的嶄新世界經濟秩序——那時人民幣將不再僅是中國人民的人民幣，也會成為造福世界人民的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