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民族復興需要民族文化復興，中國崛起需要話語權崛起 ——《圈子決定格局》序言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主題是謀求民族獨立與復興。其間大事可以概括為三件，一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掠奪，從林則徐關天培鄧世昌，到張自忠李宗仁彭德懷，所為在此。二是傾力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從李鴻章張謇盛宣懷，到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所為即此。三是極力拋棄固有民族文化，全盤肯定甚至照搬異族文化，從蔡元培胡適魯迅，到今天的洋奴和帶路黨，所為乃此。
前兩端之是非曲直，簡明易判。第三者則錯綜復雜，各執一端，駁詰對峙，難于一言定論。
率先主張大規模向西方文化學習的，并不是蔡元培胡適魯迅，而是發起變法維新運動的康有為梁啟超。不過他們的胸襟、識見和政治實踐，使他們能夠把握學習他者的限度，具有融會中西、貫通古今、不偏不倚、用中執中的法度。在全盤拋棄本土文化、全盤照搬異族文化的風潮形成之后，他們乃是維護本土文化權利、強調民族文化地位的中流砥柱。及至后世，錢穆、陳寅恪、蔣慶、康曉光等文化保守主義者，以及從方法上強調本土文化價值的費孝通等，不斷涌現。他們在百年來的西化主流中，艱難地發出另一種聲音，構成一種被漠視、被壓制的對話。
在西方種族建構地球統治權的幾百年歷程中，如何處理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對待本民族文化，是每一個被統治民族必需面對的問題。中國近代史上，完全無視西方種族統治權及其文化的人，幾乎沒有。每一個具有民族責任感的人士，都在主張向西方學習。但是，學習與學習的區別，可能比人與猴的區別還大。毛澤東和王明都力主學習馬克思主義與蘇聯文化，不一樣的學習態度導致了完全不一樣的結果。康有為、梁啟超、費孝通與蔡元培胡適魯迅，也都主張向西方文化學習，因為其態度、方法大異其趣，其結果也必會天壤之別。
中國在本土派與西化派的爭戰中搖搖晃晃地前行，無論如何搖晃，沒有影響中華民族在維護國家獨立和追求工業化方面的堅定意志。
當此兩個目標業已實現、民族復興目標日益接近的今天，文化選擇問題，有可能突顯為中華民族的主要命題。最近幾年，本土派與西化派的論爭，越來越具有政治化傾向，即是此種跡象之一。
這本《圈子決定格局》，記錄了我近幾年研究文化問題和東西方發展道路問題的心得。其中并無什么驚人發現，只是一些深切體會。概括起來就是這么一句話：在一個社會內部，文化權利是國民政治權利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利益的一部分，在國際社會，文化權利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
文化與利益的對應關系，通常以具有社會學特征的“圈子”表現出來。一個社會內部，不同的利益圈子往往擁有不同的文化認同。在國際社會，不同的文化圈子實際上就是不同的利益圈子。中國文人群體正在形成本土派與西化派兩個圈子，他們的論爭或許也不無利益選擇的傾向。
一個社會的統治集團，通常會通過否定其他集團的文化權利，讓自己的文化產生覆蓋性影響，以此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進而將自己的統治制度化、風俗化、文化化。那些強權國家和霸權國家，則通過否定其他國家在歷史、文化、制度、風俗等各個方面的正當性，來建構自己奴役他國、掠奪他國的正當性。中國古人云，欲滅其國，先滅其史。西方種族各國，在對地球各個角落進行征服、掠奪、奴役的五百年殖民擴張過程中，極其嫻熟地運用了這種文化滅絕、文化征服的策略。
五百年來，西方國家的軍事戰爭，時斷時續，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間隔了大約二十年，再到八國聯軍屠戮北京，間隔了大約四十年。從第一次海灣戰爭到第二次海灣戰爭，也間隔了十二年。一戰二戰也間隔了二十幾年。但是，西方種族精心設計的文化戰爭，一天也沒有間斷過。
以西班牙強盜為代表的早期殖民者，其目的乃是劫掠財富、逼迫異族勞工以奴隸身份為其創造財富。以罌國(俗稱英國)鴉片強盜為代表的中期殖民者，其目的在于建構由罌國主宰的全球資源、勞力、市場和物流體系，以米國(俗稱美國)原子彈和航空母艦為代表的近期殖民者，繼承罌國遺志，成功地完成了對全球資源、勞力、市場和物流體系的建構與控制，當然，高坐在這個體系中心收獲全球財富的，不再是罌國而是米國自己。這三個階段的殖民方式各有特色，但是重視文化戰爭、重視話語權建構與獨占是其一以貫之的共同傳統。用他們的宗教覆蓋殖民地的宗教，用他們的世界觀、生產方式、社會形態覆蓋殖民地的世界觀、生產方式、社會形態，用他們的政治理念否定殖民地的政治理念，是他們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標，一刻也沒放松過。
為什么殖民者如此重視文化戰爭?因為武器是劫掠財富的顯性工具，易于激起反抗，造成成本上升。文化則是教化異族、洗腦異族、控制財富流向的隱形工具，不易于激起反抗，可以降低劫掠成本。
今日世界，凡是西方文化戰爭取得全面勝利的地區，社會相對安定，都在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國制定的游戲規則，夜以繼日地為他們輸送財富。今天的日本、韓國、中國、印度、東南亞，都不過是西方文化的亞種，因為其本土文化基本被瓦解、摧毀。凡是文化戰爭沒有取得全面勝利的地區，依然是西方種族的屠宰場。伊斯蘭世界的某些國家，因為自覺地將文化主權看作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不愿意淪為歐美文化的亞種(實際如何當另論)及政治附庸，西方種族于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隨心所欲地予以侵略、掠奪、屠殺。兩相比較，他們在伊斯蘭地區所付出的統治成本高出其他地區。這從一個側面解釋了西方為什么如此重視不見硝煙的文化戰爭。
基于此種現實，我對蔡元培胡適魯迅他們一路人物的文化投降主義，其實是比較同情的。他們當初拿出勇氣毅然割斷本土文化的臍帶，或許是為了避免中國長期淪于海灣國家式的(屠宰場)命運。
問題是，此一時彼一時也。在中國實現政治獨立半個多世紀、經濟上逐漸崛起為大國強國的今天，本來應該獲得足夠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逐漸挺起文化的腰桿，以求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可是，一些國人在文化上卻由當年的投降主義進一步淪落為洋奴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和逆向種族主義以及崇洋媚外的風尚，比五四時期還囂張若干，這跟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和旺盛勢頭是背道而馳的。
面對當下的文化混亂，我按捺不住要反復強調一個事實：文化是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明白這個事實，我們就應該建構起文化主權、文化邊疆、文化安全、文化侵略、文化戰爭、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他者文化等一系列文化概念，要像理順不同國家間的主權關系與貿易關系、不同階級間的利益關系和協作關系那樣，理順各個層面的文化關系，而不是陶醉在洋人提供的迷人小曲中，甘心作洋人的精神奴隸。
為此，我寫了這本討論文化權力與利益之關系的大眾讀物。本書以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的眼光，結合豐富的歷史事實，討論了文化圈子與權力圈子、利益圈子的同構關系，以及不同圈子之間錯綜復雜的博弈與互動，尤其從文化理論上闡明了，中國認同西方文化以來，政治、經濟、產業、社會、思想、價值觀等多方面的屈辱與被動。
文化乃是權力與利益的表達，其核心歸根結底是利益;歸順他者文化就是屈從于他者權力、服務于他者利益。當下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處處受制于人，處處被那些敵對勢力妖魔化，根源在于沒有足夠的話語權維護自己的正當性，根源的根源在于我們五四以來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權利。
中華民族復興的前提之一，就是維護民族文化的正當性和權威地位，在國際舞臺上建構基于中國價值觀的話語權。如果沒有這種文化自覺，中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崛起，恐怕難于完全實現。
民族復興需要民族文化復興，中國崛起需要話語權崛起。
《圈子決定格局》，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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