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黃炎培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歷史周期率。導致這個周期率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百代皆行秦制，無論是政治制度、經濟結構還是社會等級、文化思想，從秦始皇到宣統，歷朝歷代在底層邏輯上毫無變化。
所以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興起和滅亡，仿佛有一種神秘的周期率在支配著歷史的走向。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歷代王朝的崩塌，絕非是一朝一夕。大廈將傾之時，必有以下六種征兆：
第一，朝廷財政的崩潰。自漢武帝推行鹽鐵專營，歷代王朝的財政收入來源便分為兩部分：明面上的賦稅與隱形的壟斷之利。田賦、丁稅、商稅名目繁多，鹽鐵茶酒專營之利更是層層加碼。
朝廷專營的領域也是越來越廣，但隨著時間的推演，為應對帝王開疆拓土的武功追求、王朝各類面子工程的無底洞消耗以及官員、貴族等食稅集團的人口膨脹，朝廷的統治成本如滾雪球般增長。
以明朝中后期為例，僅皇宮內庭便設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共二十四個衙門，供養的食稅者超過十萬之眾。這些沉重的負擔最終全數壓在了自耕農的肩頭。王朝初期，自耕農是社會的根基，但隨著賦稅日增，他們不得不將土地賤賣給世家豪強，淪為佃農。而豪強憑借特權，繳納的賦稅微乎其微。就這樣，一方面朝廷的財政支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財政的收入反而越來越少，最終就會入不敷出，面臨崩潰。
第二，人口的流徙。王朝建立初期，統治者往往輕徭薄賦，鼓勵墾荒，整個社會人少地多，內卷的壓力不大，人口容易進入上升階段。
但到了王朝末期人口就會過剩，經濟陷入停滯，社會也會隨之崩潰，人口又開始削減流徙，這就是人口周期率：明朝初年人口近5987萬，而明末僅剩1900多萬；清朝鼎盛時人口4.3億，清末就僅剩2.3億……
古代王朝人口銳減的因素主要是戰亂、瘟疫以及逃荒：東漢末年大量人口流亡遼東，隋末民眾逃往越州。人口銳減于先，王朝崩潰隨后，這種現象在歷朝歷代屢見不鮮。
第三，階層的固化。若說財政與人口是王朝崩塌的“外傷”，那么階層固化則是深入骨髓的“內疾”。每一次王朝覆滅的過程，無非就是新舊貴族交割的過程，舊貴族上了斷頭臺，新貴族進了金鑾殿。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演，屠龍少年終成惡龍。無論是黃巢的“我花開后百花殺”，還是洪秀全的“手持三尺定山河”，雖然農民起義通常是因為生存，但起義軍的領袖卻是因為門第階層的固化。
歷朝歷代的中后期，世家門閥壟斷了社會幾乎100%的政治權力和90%以上的經濟利益。他們彼此聯姻，結成密不透風的利益網絡，寒門子弟縱有經天緯地之才，也難逃“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桎梏。社會流動的通道一旦關閉，底層的不滿便如地火般悄然積聚，最終化作改朝換代的滔天巨浪。
第四，貧富不均的加劇。在古代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財富，無恒產者無恒心。再加上歷朝歷代重農抑商的策略，人們就對土地更加的迷戀。
商鞅變法廢井田、立名田，允許土地買賣，本為激勵耕戰，卻意外打開了土地兼并的潘多拉魔盒。雖然古代社會也嘗試過土地制度的改革，比如起源于北魏的均田制，但很快便因為兼并之風而名存實亡，因為隨著農業、商業、手工業的全面復蘇，官員、貴族集團就會為自己子孫的未來考慮，兼并之風就開始盛行。
至王朝末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已成常態。百姓不堪重稅，或賣地為奴，或舉家逃亡。每隔幾百年，舊王朝便因土地兼并而崩潰，而新王朝又以田地來犒賞貴族，土地兼并如同慢性毒藥，讓每個王朝在建立之初便埋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
第五，商業貿易的凋敝。歷朝歷代帝王皆奉行“重農抑商”，但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商業貿易，但商業的發展、商人的集聚以及不受皇權制約的巨大財富，都會給皇權統治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因素。
于是，揮霍無度，便掠之于民，民變在即，便掠之于商。商人如驚弓之鳥，或遁入山林囤糧自保，或收縮貿易以求茍全，導致市井蕭條，物資匱乏，社會的生機隨之枯竭。
第六，謠言讖語的盛行。《禮記》說：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從秦末“亡秦必楚”到東漢“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從隋末“桃李得天下”到清末種種秘聞，這些讖語看似荒誕，實則暗含民眾對改天換地的渴望。它們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權力更迭的無形規律——當朝廷失去民心時，一句童謠便足以成為燎原的星火。
1902年，清末名臣趙藩在成都武侯祠題下一聯：“能攻心則反側自銷，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這何嘗不是對千年治亂循環的深刻洞察？王朝興衰的密碼，或許就藏在“民心”與“時勢”的博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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