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不喜歡趕時髦。
小時候，每逢串親戚，都是母親很費心思的時候，因為我不喜歡穿新衣服。母親拗不過，就只好妥協：我穿新衣服可以，但得允許我穿著新衣服在地上打個滾兒。
成年以后，我更是不愿湊熱鬧，或者叫做趕時髦，比如很多專家教授，文人墨客扯著嗓子喊“接軌”，我幾乎跟沒有聽到一個樣，你接你的“軌”，我做我的事。但時間一久，我發現這個世界變了。
新貴精英們，腦門上頂著金光燦燦的金字招牌，在中國的角角落落橫沖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凡是當道者一律得被掃入垃圾堆里，讓你永世不得翻身。
新貴精英們喊得最響亮的口號就是“與國際接軌”。其背后隱藏著一個邏輯：中國是落后的，不和別人“接軌”，怎么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呢？
美西方的經濟奉行“自由經濟學”，政府不加約束，自由競爭。為了“與國際接軌”，我們學校的經濟學教授，成了清一色的留洋教授，講授的課程成了清一色的“自由經濟學”。四十多年來，一茬一茬地培養，在中國，信奉“自由經濟學”的人摩肩接踵，但中國的實際問題，卻一個也解決不了。
美西方的富裕、高薪、高福利讓新貴精英垂涎三尺。從此深信資本主義制度優于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于是制度也得“與國際接軌”。農村實行了三十年且取得巨大成就的集體所有制經濟，被分田單干取代；龐大的國有制工廠企業集群，實行“資產改制”，于是中國的億萬富豪很快就和西方“接軌”了。
新貴精英不僅和西方的經濟、政治體制上“接軌”，更要和西方文化“接軌”，因為他們深信，中華文化一文不值，真正能代表世界文明的是“西方文明”。“圣誕節”“萬圣節”“情人節”等洋節日被弄得轟轟烈烈，中國幾千年的春節、中秋節、元宵節等節日被弄得冷冷清清，無人問津。
年輕人結婚，新娘得穿婚紗，新郎得穿禮服，好像不穿婚紗禮服，就不是婚禮。公共場合，那些有頭有臉的人都得穿西裝打領帶，甚至政府公務員的標準照，幾乎找不到一個穿著中山裝的。學校里，孩子們讀書，那些課本上的編輯如果沒有一個洋人領銜，就好像不是課本似的。
和西方的“軌”接來接去，我們開始迷糊了。古代的孔孟老莊忘記了，魯迅的文章踢出了課本序列，代之而來的是，西方“圣賢”粉墨登場，來訓導中國的孩子們。
我們自己的歷史觀被放棄了，學中國歷史的最高境界，得到美國聽美國教授的著述。于是，陳勝吳廣、方臘、李自成、洪秀全都成了“暴徒”，屠殺起義農民軍的“曾剃頭”曾國藩則成了近代中國“圣賢”。
鋪天蓋地的文章，眾口一詞夸贊秦檜的“書法”，到處展示蔡京的“書法作品”；岳飛豪氣萬丈的《滿江紅》被扔到九天云霄。面對頂著三十多個博士頭銜的胡適之頂禮膜拜，卻對平生寫了一千多萬字不朽作品的魯迅冷嘲熱諷。
這個“軌”接來接去，竟然又接到了“蔣委員長”那里。在大陸統治22年，屠殺了愛國志士和無辜群眾將近四千萬，位居“四大家族”之首的蔣介石，北伐前線，炮火連天，老蔣卻在收聽上海股市行情，面對倭寇入侵無動于衷，而對憂國憂民的共產黨卻是“寧可枉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這些新貴精英含情脈脈地給老蔣封了一個“抗日領袖”的頭銜。
新貴精英口中還有一個人物，就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被“與國際接軌”，直接吹到天上：“最美××”、“民國空軍之母”，極力頌揚宋美齡在美國國會演講的風姿。唉，宋美齡接受“東陵大盜”孫殿英的賄賂只字不提。宋美齡貪污全國愛國人士巨額捐款，只用零頭買了美國三百架過時戰斗機，能購買兩千架先進戰斗機的剩余款項，全部存入美國銀行宋美齡的個人賬戶，只字不提。
這個“軌”接來接去，中國老百姓的大救星，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導師，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奠基人毛澤東，被新貴精英們塑造成“改開”的對立面，保守勢力的代名詞，迫害“文化名人”的總后臺。
總之，“與國際接軌”之后，中國人不知道自己是誰，中國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誰，不知道誰是中華民族的罪人，誰是中華民族的恩人。
最令新貴精英啼笑皆非的是，我們倒是和西方接上“軌”了，美西方說好的“自由經濟學”早已拋到爪哇國了，說好了“公平貿易”，說好了“公平競爭”，他們翻臉不認人，各種“退群”，各種不認賬，跟中國搞起了“貿易戰”、“科技戰”、“認知戰”。打來打去，美國、歐洲還是自亂陣腳，日子一天比一天窘迫。
不知道下一步，新貴精英該和誰去“接軌”。回頭看，不覺冒了一頭白毛汗：自己這哪是“接軌”，接的簡直都是“鬼”！
小時候，我很怕鬼，以至于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拿著手電，把屋子里黑暗的角落照個遍，總害怕那個角落里藏著一個齜牙咧嘴的鬼。
后來讀了書，才知道世界上沒有鬼。但現在老了卻有點動搖，因為我不害怕死了以后能見到鬼，但我害怕活著的時候，看見遍地都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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