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將近五十年了，但在中國引起的討論，卻從來沒有消失。
先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對“文革”的定調：“文革”是由領導人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政治運動。
從這個定調的內容看，“文革”最對不起的人是“人民”，小平同志在某個場合也是這么說的。
但是，首先得搞清楚“人民”的內涵和外延。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人民”的內涵和外延有不少的差別。前三十年，“人民”泛指|“工農兵”，而非“人民”泛指被打倒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以及右派分子等。
但是，如果說，“文革”最對不起的人是“人民”，那么可以換個說法：“人民”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但這句話似乎也不夠準確，因為站在臺上被批斗的是“人民”的一部分，而站在臺下高呼革命口號，對臺上人物進行口誅筆伐的也是“人民”的一部分。
那么，是哪一部分“人民”被對不起了呢？我認為，從運動的過程看，參與批斗的工人、農民、士兵和學生，他們是主動方，是進攻方，他們可以給另一部分人掛上牌子，摁他們的頭，對著他們喊口號，還有權力監督對方，所以“文革”最對不起的人不是這一部分“人民”。
既然不是這一部分，就一定是那一部分。那么，那一部分人主要是誰呢？為什么這句話要加上一個形容詞“主要”呢？這里面包含一個邏輯問題，我們只說統計學上的大多數，不說那些極端的個體現象，譬如莫大作家筆下的“善良的地主”。
先說我眼見為實的。1974年冬天，我正上小學三四年級的模樣，大雪紛飛，天寒地凍，一個人站在風雪中的一個長凳上，垂頭思索，一群人站在旁邊高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后來，我才知道，這位被批斗的是一個沾了小便宜的村干部。
再說一個聽說的事例。我們附近一所中學的幾個老師，也被批斗，原因是他們說了“錯話”。過去不理解什么是“錯話”，現在大概天下人都明白。
當今學校尤其是大學里，那些高喊“中國應該放棄核武器，對美國示好”，或者高唱“美國民主優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或者高喊“中國學生應該好好學習，到美國去和白人雜交，來改變自己的人種”，或者偷偷加入加拿大國籍，優哉游哉在國內任職的，估計那個時代都會站在臺上被批斗。
但是時過境遷，現在你這樣講了，沒有人管你，沒有人搭理你，更沒有人批斗你。而那個時代，你若是這樣的話，“文革”一定會對不起你的。
查閱很多資料，文革中受到沖擊的，或者受到“迫害”的，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和領導干部。發動沖擊的，或者“施害者”大部分都是基層士兵和普通學生，也包括基層工人和農民。
所以，我們說“文革”對不起人民的說法，在邏輯上是有漏洞的，或者有邏輯缺陷。既然有缺陷，就是不準確的。既然是不準確的，就是不能太當真的。
最后從結果上進行印證，八十年代后，中國產生一個文學現象叫做“傷痕文學”，寫知識分子如何在“牛棚”受罪，或者如何受到另一部分“人民”的殘酷批斗，怎樣讓他們失去尊嚴云云。
他們中間登峰造極者便是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先生，寫作《武漢日記》的方方女士，她創作的小說《軟埋》，據說還獲得了“魯迅文學獎”，兩位大師都在作品里塑造了一個“善良的地主”。
因為獲獎，名氣甚大，而中國人又有從眾且慕名的習慣，于是很多國人從作品中得出一個結論：共產黨搞的“土地改革”是錯誤的，背后隱含一系列推論：共產黨執政是否合法？社會主義制度是否應該換成資本主義制度？
最后說一說今天。我實在沒有忍住，說了幾句關于“文革”的話題，當然一定要講歷史事實，講邏輯推理。有人惡狠狠地留言道：“先生，如果每天給你吃兩個窩窩頭，你還會這樣胡說八道嗎？”
事實真相是，我吃過窩窩頭，但我沒有因為自己吃了窩窩頭而不愛我的祖國，不愛共產黨，不愛社會主義制度；也沒有因為自己“吃飽了飯”，而忘記了自己的祖宗，一路顛沛潤到美國去，然后為了討幾根骨頭，站在大洋彼岸罵自己的祖宗！
“文革”最對不起誰，再去討論已經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但現實中很多精英人士，或者發了大財，在國內揮金如土，或者跑到國外當“高華”人士，或者知識界精英，他們一直在詛咒“文革”。
但是細究原因，不是因為“文革”對不起他們，也不是祖國對不起他們，更不是生活在底層的人民對不起他們，而是他們手中的權力和財富來路齷齪，總害怕中國再出現一次什么運動，讓他們把多吃多占的東西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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