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了一份資料，是博古（秦邦憲）向共產國際代表傳達的叛徒段良弼借富田事變污蔑毛主席的報告。段良弼先否定了毛主席誘敵深入的正確戰略，認為：“軍閥發起第一次進攻時，毛澤東和朱德主張采取不戰而放棄陣地的策略。例如放棄東固。農民中產生了很大的不滿情緒。數萬人同紅軍一起走了。”（《別斯帕洛夫同溫裕成和秦邦憲談話記錄》）但是，正如主席所說：“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采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御敵于國門之外’”“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嚴重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除了誘敵深入，沒有其他任何正確的辦法——否則我們紅軍就會全軍覆沒。段良弼對主席正確戰略的污蔑、否定，無疑是完全錯誤的。農民作為小資產階級，舍不得自己家里的壇壇罐罐，再加上贛南閩西蘇區反“圍剿”用誘敵深入的辦法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所以農民產生不滿情緒、不理解主席的正確戰略，也屬于不可避免的現象。
但是在后面，段良弼的匯報中竟然有一句驚人的話，也就是“空前未有的饑荒……”（《別斯帕洛夫同溫裕成和秦邦憲談話記錄》）我當時極為奇怪：饑荒無非來自嚴重自然災害和國民黨反動集團對蘇區的洗劫。既然數萬農民已經跟隨紅軍轉移，怎么會出現所謂的饑荒？第三次反“圍剿”打了40天，比第一次反“圍剿”打的時間也就是21天還要長，就沒有產生所謂的饑荒，蘇區人口在勝利后還由于領土的擴展得到了大幅度增長。第一次反“圍剿”的時候，“贛西南革命根據地，這時已在三十四個縣建立了縣蘇維埃政府，擁有九座縣城，根據地內人口達二百多萬，并已開展分田運動。”（《毛澤東傳》：《第12章、打破三次“圍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次反“圍剿”的時候，“它的范圍擴展到二十八個縣境，擁有瑞金、興國、于都、長汀上杭等十五座縣城，總面積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毛澤東傳》：《第12章、打破三次“圍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次反“圍剿”怎么可能會有所謂的“饑荒”呢？由于博古向共產國際代表別斯帕羅夫匯報的這篇報告是段良弼在富田事變之后誣告毛主席的報告，其中關于紅20軍叛變原因的描述都充斥著對主席的污蔑、說成是主席逼迫下反水。實際上是李韶九搞的擴大化。聯系到前文段良弼對主席誘敵深入戰略的污蔑，可見段良弼的意圖就是想給博古和共產國際制造這樣一個印象：“因為紅軍誘敵深入放棄一部分地盤，那部分地盤就陷入國民黨搶掠下的饑荒了。”進而誘騙博古他們以及共產國際否定主席的正確戰略。那么，所謂的饑荒真的存在嗎？這就需要詳細考證了。
紅軍誘敵深入的戰略是完全正確的唯一選擇。主席深刻指出：“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不愿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亞的打硬仗，也得到喪失全國的結果，雖然阿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這一點。”“危害人民的問題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地打爛些壇壇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壇壇罐罐。懼怕一時的不良的政治影響，就要以長期的不良影響做代價。”（《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如果不丟棄一部分領土、不誘敵深入，就會嚴重損耗紅軍的有生力量，就會最終導致紅軍全軍覆沒。這就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只有犧牲局部，才能保護全局。
在誘敵深入之前，紅軍也做了充分的群眾政治工作——號召群眾撤離和隱蔽。“軍隊和地方的各級組織，采取多種形式，在干部、戰士和人民中進行政治動員，說明誘敵深入方針的必要性，解除群眾特別是干部中的種種顧慮，號召軍民團結一致地對付敵人‘圍剿’，樹立必勝的信心。”“在蘇區內建立人民武裝的統一指揮機構和各種戰勤組織。在敵人可能進占的地區，組織人民實行堅壁清野，部署游擊戰爭，肅清暗藏的敵人，純潔內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91頁）可以說，即使是上帝視角開天眼，這也是最正確的辦法了。但是，一部分群眾難免由于毫無經驗以及不舍得個人財產暫時的絲毫的破壞的小生產者情緒，而抵觸和不執行紅軍的正確路線。正如主席所說：“人民由于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卻的必要，莫過于江西第一次反對‘圍剿’的時候。當時吉安、興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卻。”（《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無疑導致了一部分群眾撤退和隱蔽的不及時。這件事，實在怪不上主席和紅軍，因為主席和紅軍給了這部分群眾正確的辦法，但是他們不聽。當時軍情萬分緊急、戰機稍縱即逝。戰爭是最危險的事業——特別是中國革命戰爭這一敵我差距最懸殊的革命戰爭，稍有不慎我軍就會全軍覆沒！所以，為了保護更大多數人民、為了革命的力量不到全軍覆沒的地步，紅軍當時除了及時撤離東固、迅速執行命令，沒有任何別的選擇。
有的人可能會說：共產黨如果不和國民黨打仗，會不會就沒有國民黨對根據地人民的迫害了呢？我只能說這種人的思維是流氓思維。國民黨統治時代壓根不是人可以過日子的時代：晚清到民國104年，中國人口只增長了1億、人均壽命才三十五歲，民國時期的26年，發電量的話，“舊中國1948年比1923年只增長6.98倍”（王立華：《中國式現代化的性質與革命要求》）。這種爛透了的日子，誰也不想多過一天。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時代短短26年，中國人口就增長了4億，從5億增長到9億，人均壽命從三十五歲增長到了六十五歲，整整增長了三十歲，發電量的話，毛澤東時代26年，“從1950年到1975年26年間，發電量增長42.57倍”（王立華：《中國式現代化的性質與革命要求》）這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快的發電量速度，沒有之一。沒有共產黨領導人民干革命的話，人民永遠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國民黨的存在就是犯罪。
由于一部分人民對紅軍正確政治動員的不配合、在撤離和隱蔽方面的工作做的不及時，他們受到了張輝瓚匪軍的殘酷迫害。“此次‘進剿’東固的時候，張輝瓚命令部下‘東固已匪化，石頭要過刀，板凳要火燒。40里內，凡10歲以上的男女者少，格殺勿論。不論民房公房，草屋士屋，在部隊撤退前，一律燒光!凡可攜帶之物資、食物，全部帶走。’”（薛慶超：《光榮與夢想:中國共產黨1921-1949》）于是，東固地區不僅出現了嚴重的糧食短缺，也出現了蔣匪軍殺害群眾的嚴重局面。這不僅僅是饑荒，而且是蔣匪軍對人民群眾的屠殺，更是蔣匪軍的極端殘酷性和群眾毫無經驗、對紅軍正確政策不理解不配合以及軍情緊急形勢下紅軍必須以執行保衛根據地大多數人民這一最重要任務為三個因素先綜合作用下根本不可避免的結果。毛主席誘敵深入的正確戰略是完全正確的、紅軍的政治動員已經做到當時條件下的極致了，而段良弼對撤離地區的糧食嚴重短缺和群眾遭到張輝瓚殘酷殺害等嚴重現象的產生不實事求是的歸因于蔣匪軍的暴行和農民小資產階級自身的局限，卻歸咎于毛主席的正確戰略和紅軍的正確政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經歷了第一次反“圍剿“，接受了血的經驗教訓，群眾覺悟大大提高。正如主席所說：”但是在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后，在后來的幾次反對‘圍剿’時，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相信，根據地的損失，人民的吃苦，是暫時的，大家都有了紅軍能夠打破‘圍剿’的信心。“（《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于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圍剿“，敵我差距遠遠比第一次反”圍剿“懸殊的多、敵人遠遠比第一次反“圍剿”強大的多，由于群眾在血的教訓中明白了毛主席、共產黨、紅軍的正確，比較順利的配合了紅軍組織他們進行的隱蔽工作和撤離工作，也就極大減少了像第一次反“圍剿”那樣由于張輝瓚暴行導致的嚴重損失。
第一次反“圍剿”，敵軍10萬，我軍4萬，我軍僅僅以傷亡2000的代價就殲敵15000。取得了偉大勝利。我軍大捷、東固光復之后，“經過一番研究，確定1931年1月28日由江西吉安東固區蘇維埃政府召開公審大會，審判張輝瓚的罪行。這一天，革命根據地有3000多人參加大會。會場就設在小山坡。”“在人民群眾憤怒的聲討聲中，張輝瓚被判處了死刑。”（薛慶超：《光榮與夢想:中國共產黨1921-1949》）張輝瓚殘酷屠殺人民群眾、搶劫人民群眾糧食和財產，不殺張輝瓚不足以平民憤——這就是必殺張輝瓚的原因！根據地人民從此更加緊密的團結在了毛主席領導的紅軍之下，奪取了一次又一次輝煌勝利。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干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干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毛澤東詩詞鑒賞》：《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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