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南下》中有個非主要人物司徒梅，這個角色的思想性意義超過了電視劇原本所要表達的主題。
《南下》主要講述上海解放初期，幾個從山東革命老區南下到上海參加接管工作的年輕干部的故事。這其中，有一個南下干部司徒梅比較特殊，她本是上海“棉紗大王”司徒家的獨生女兒，多年前不辭而別離開家庭去參加了革命，而今作為革命隊伍的一員回到上海，她與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總是格格不入，對上海平淡俗庸的工作、生活環境也始終無法接受，堅決要求跟隨解放大軍繼續南下，在福建進軍途中身染重病，不得不回到上海治病，病愈后因感情原因又不得不留下工作。但她仍然總想去從事艱苦的工作，當被批準到上海郊縣偏遠農村參加土改工作隊時，她容光煥發、精神昂揚，而面對較好的工作條件、按部就班的工作狀態，她就悶悶不樂、情緒低落，至于舒適安逸的家庭生活，更使她煩惱。有一次工作之余，丈夫提議兩人到舞廳去“放松一下”，在燈紅樂柔的氛圍中她感到極為不自在，堅決不愿下場跳舞，最后忍不住沖出了舞廳。
司徒梅的煩惱，實際上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勝利”（即推翻了舊政權，建立了新政權）后自然會產生的。對司徒梅這樣出身于生活優奢的剝削階級家庭的人來說，如果革命“勝利”帶來的仍然是高人一等的身份地位、安逸舒適的生活工作環境、時不時與自己的“先生”（或“太太”）在燈紅酒綠的舞廳里和著柔靡的音樂翩翩起舞，這么一類她原本就可以擁有的人生狀態，那么她當年加入共產黨、參加革命，是為了什么呢？
為什么革命？這是司徒梅的煩惱的根源，當然也是當年所有加入到革命陣營中的人們都必然或清晰或模糊地跨過的思想關口。現在，站在人類文明、正義、道德的高度，摒棄那類“高深”晦澀的“理論”辭藻，通俗地說，當年為什么革命的答案，或者說是革命的目標，應該是兩個：一是實現國家的獨立、自強，二是實現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平等、公道。顯然，當年某些參加革命的人（甚至也許有很大一部分參加革命的人）內心里并沒有這兩個目標，但革命的大旗上是明確寫著這兩個目標的，它使革命具有著不同以往的社會變動的正當性，也使革命具有著提升人類文明的正義性，為此，許許多多家境或優裕或小康或貧困的自覺的“司徒梅”們才集合起來共同奮斗。而當革命現實及其參與者的復雜性，使革命的發展過程與革命目標不甚契合（甚至大為乖離）時，真正的革命者“司徒梅”們就難免煩惱了。
“司徒梅”們的煩惱，也是當年革命的領導者們遇到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席與劉少奇之間逐漸明朗的分歧、矛盾及由此產生的斗爭，本質上就是圍繞是否堅持革命目標而產生的。史料顯示，當年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些革命領導人主張“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具體來說是在農村實行必然重新走向兩極分化的自由小農經濟，在城市實行顯然將不斷加重資產階級地位的放任、支持私有經濟發展的政策。應該說，他們的這種主張對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是有一定作用的，他們或許真誠地認為這是實現國家獨立、自強的最佳選擇。而將革命目標拿來對照考察，且不說他們的主張是否能使國家得到真正的獨立、自強，在實現社會平等、公道方面卻顯然是會漸行漸遠乃至迅速回到解放前的。由此可以認為，社會的平等、公道并不是他們的革命目標，至少不是最重要的目標。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當時毛澤東主席為什么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就斷然縮短“新民主主義階段”，推動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實行農業生產合作化、集體化，在城市實行私有企業的贖買國有化。因為在他看來，推行集體化、國有化、公有化，是走向革命目標的必由之路：能夠真正地長久地保障國家的獨立、自強，能夠真正實現社會的平等、公道。后來的“文革”，也是為建立實現革命目標的根基而進行的努力。可以說，在他那里，為什么革命一直是明明白白、從無改變的。
為什么革命？面對這個問題，能夠矢志不移地堅持要實現社會的平等、公道，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從這個角度上說，迄今為止的歷史事實表明，當年許多參加革命的人（從普通干部到戰功赫赫的“將軍”、“元帥”以至高層領導都存在），實質上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是革命的“同路人”，有的甚至是投機者。
即便是真正的革命者，有的人囿于思想的局限，也會在革命過程中出現迷失，但因為革命目標仍在心底，最后還是會幡然醒悟。據老革命張愛萍的兒子寫的回憶文章中披露：當年張愛萍對毛澤東主席“繼續革命”的方針舉措不太理解，內心里反對，后來就大力支持“歷史轉折”，“全心全意地呼喚改革”，最終，他發現“貧富懸殊”以及“賣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結的黑社會的恃強凌弱等等，所有解放初期曾經被他們徹底消滅了的社會丑惡現象”又死灰復燃了，這使他“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難以容忍的境地。他常常自言自語地說：難道這就是我們革命的目的？”
他曾對兒子說道：“用我自己的話說，什么是社會主義？第一，人民有發言權；第二，共同富裕。”可以說，老同志張愛萍在晚年產生了“司徒梅”式的煩惱，只不過這煩惱比“司徒梅”的更加嚴重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的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人民有發言權”并且“共同富裕”的社會——即實現社會的平等、公道，而現實狀況與這種革命目標如果說不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話，至少也是差之甚遠。他的教訓為后來者提供了寶貴的思想材料。
為什么革命必須以實現社會平等公道為最終目標？因為這是人類社會區別于動物世界的必然要求，是文明發展的方向，是道德的標志。在當前的科技水平和社會形態下，如何實現這個目標？這是現在的革命者必須堅持不懈去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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