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孫中山逝世一百周年。孫文逝世時，留下的是一場尚未完成的革命，兩個各有迷茫的政黨，三個供人做注的主義。一百年間，許多種人點評過他。從漢民族主義來看，他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推翻清朝帝制并拜謁明孝陵；從自由主義來看，他總歸是推崇民權立憲和五權分立，主張要過渡到憲政的；從新民主主義來看，他反帝反封建并聯俄容共。而如果從中華民族主義來看，他則是海內外中華兒女抑或海峽兩岸的“最大公約數”。
然而，從八十年代以來受海洋民主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對孫中山日益持有否定態度：“一是基本否定，二是完全否定，甚至將孫中山妖魔化，由否定其思想、事業到否定其人格。”所謂基本否定者如李澤厚，一方面主張“告別革命”，就是“告別辛亥革命”，認為革命不如改良，孫中山的法國式暴力革命與民主共和不如康有為、梁啟超的英國式和平改良與君主立憲，但同時肯定他的革命精神、民主信念、民生主義。但更多“自由主義者”則根本不承認孫中山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而是將他當作極權主義者。甚至連民族主義也受到責難，人們都認為孫中山、章太炎的漢民族主義不如康有為、梁啟超的中華民族主義。不過，此種對孫中山的否定終究沒有波及政界，其畫像甚至重新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所以總的來講，孫中山大約的確是“所有中國政治流派最大的公約數”了。
然而，有人把他當“孔子以后第一個繼往開來的大圣”（戴季陶），有人覺得“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有人將“天下為公”與“人民萬歲”等同視之。顯然，越大的公約數越流于空泛，也就越容易被用于制造政治神話。這些神話無疑不符合或只是部分歷史“事實”。
首先，孫中山是一個圣人嗎？很多人肯定不會這樣想，他身上有很多瑕疵。比如從民族主義的視角出發，孫中山被稱作“偉大的愛國者”，但也和日本在人際交往、滿洲問題和大亞洲主義等事情上關系復雜且微妙。而如果說這個圣人是指儒家道統圣人，那自幼接受西式教育，長期交游海外華僑的孫中山更是與此無關。
再者，民生主義的確與社會主義有一定關系，但孫中山直到逝世也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者。他的民生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想要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同時消弭階級斗爭，即建立“一種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就像列寧所言，這只是“退化”了的社會主義，不過在當時可以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傳播的基礎。
最后，“天下為公”與“人民萬歲”兩者，也就是三民主義與新民主主義之間遠非渾然一體。我們不應該對前者抱有太大幻想。雖然孫中山的“天下為公”脫胎自《禮記·禮運》，但它的延展與發散不是一個傳統儒家的政治概念，而是在政治上支持普選權與改良代議制，在經濟上建設有限的土地國有制、打擊壟斷資本與建設國家資本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主張。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理論的三民主義在反滿上很成熟，日后也能迅速轉向“五族共和”。然而“反帝”雖然早已存在于孫中山的言說當中，但一直未成為其組織正式的口號與綱領。
辛亥革命后，孫通過其經歷與觀察認識到帝國主義是軍紳政權賴以生存的基礎之一，從而提出只有在反軍閥的同時反帝，并組建思想統一、組織嚴密的政黨才能締造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正如丸山真男所言，孫中山的革命策略在改組時期發生了“從偏重武力走向心理建設、從精英主義走向大眾動員、從傭兵走向革命軍隊”和“從與某一個軍閥聯合推翻另一個軍閥的戰略”到“通過大眾的政治化，培育革命軍隊，打倒所有軍閥，以瓦解外國的帝國主義支配”的轉變。而這“正是三民主義的歷史性意義所在，也是有效地理解現代中國的線索。”
但三民主義在經濟層面的反帝上卻止步于反對傾銷、不平等條約與實行粗糙的國家資本主義。這些經濟舉措在實際上并不比其遏制階級斗爭與實行訓政的政治主張更能保護虛弱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孫中山曾主張俄國新經濟政策就是民生主義：
若俄國今日所行之政策，實非純粹共產主義，不過為解決民生問題之政策而已。本黨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沖突，不過范圍有大小耳。
——孫中山：《關于民生主義之說明》
其最初之共產主義，亦由六年間之經驗，漸與民生主義相暗合?？梢姸碇锩?，事實上實是三民主義。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 第二號》
因此我們大約可以從俄國新經濟政策的結局看到中國民生主義的后果，更何況民生主義是無意通向社會主義的新經濟政策。
中共概括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固然符合孫中山革命理論與行動的變化，但也未必是孫中山繼滿洲問題之后的又一次權宜之計。因為國民黨獨占中國革命領導權的思想并非國民黨老人或者戴季陶蔣介石等原創，而是孫中山在國共合作中一直以來的原則：
孫中山‘容納共產分子’的考慮，實亦寓有國民黨及其主義的獨占性和壟斷性之深意在。孫反對共產黨與國民黨平等聯合，只同意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人國民黨，服從國民黨，不允許共產黨人“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據聞中共最初籌備時，戴季陶亦曾參與，后被孫中山獲悉后挨孫痛罵。在孫之意，除國民黨外，不再需要另組革命黨，以免分散革命力量。孫對共產主義始而排拒，進而將其包容于三民主義之中，亦未嘗不可看做這種獨占性和壟斷性的表現。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
對蘇聯干涉中國革命與容共的國共合作，讓國民黨獨占國民革命領導權，儒家化三民主義的戴季陶主義固然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變態發育，但三民主義的內容，國民革命后期包括中國階級斗爭、兩黨關系帝國主義干預等在內的歷史情況讓我們不能不聯想到凱末爾主義的歷史教訓。有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
一生真偽復誰知？”
至于中共對三民主義的解讀之所以成為得到廣泛認可經典，與抗戰爆發，期間爭取三民主義解釋權，以及國民黨分裂成不同派系、各自解讀三民主義不無關系。
所以當我們談論孫文這個“最大公約數”時，我們到底在討論什么？是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但用什么語言講，革誰的命，誰是同志，怎么革命，大家卻又各執一詞了：有人借機抒發漢民族主義；有人感慨資產階級代議制的失?。挥腥送夥磸偷乜隙ㄐ旅裰髦髁x；有人將改革開放視為“實業計劃”的實現……
這終歸不過是請神上身的戲碼。紀念孫文當然是好的，但現如此看也無疑是虛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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