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劉國梁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再次對畸形飯圈文化表態，明確表示將堅決抵制和嚴厲打擊，并點出了“跟蹤騷擾、惡意造謠、賽場攻擊”三類典型情況。
不少網友在評論區對劉國梁的態度給予支持，認為運動員應當獲得正常的生活空間，不能成為被“極端粉絲”圍追堵截的對象。
也有部分網友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國乒在早期并非沒有參與過“流量經濟”的運作，一些CP炒作、熱搜操作也曾出現在輿論場，因而現在“抵制飯圈”多少顯得有些矛盾。
也有觀點認為劉國梁未能從國乒內部先行規范管理，引發外界質疑：“先別把所有責任推給粉絲，先看看隊內有沒有故意放大選手私生活、放任代拍的情況再來談‘嚴打’。”（上游新聞3月8日報道）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創辦時，也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民族主義甚囂塵上。奧運會及其納入的各單項運動，本意是促進各國運動員的溝通、了解，消弭沖突和戰爭。
但奧運會以及各項單項運動的競爭，隨后不可避免轉入國家競爭，也就是參賽國得到了多少金銀銅牌，來展現和衡量國力。納粹德國就曾借助舉辦奧運會，來佐證其宣揚的種族主義論調。冷戰時期，美蘇兩國及其各自的仆從國，奧運會上的金牌大戰，非常激烈，各自都出現了大范圍的興奮劑應用。
也就是說，金牌大戰，金牌獲取的焦慮，本質上就是對于奧林匹克運動原意的扭曲。當然，有些論者非要說歐美國家對于奧運會金牌大戰不看重，這就是純粹的“拋開事實不談”，最近幾屆奧運會，歐美國家已經“發明”出能夠將自己國家的排名放在前列的新方法，比如金牌數不夠，而獎牌總數能夠排在更前面的位置，報道口徑就轉向宣傳獎牌總數。甚至還出現過按照參賽人數與得牌總數劃算人均得牌數的“自嗨”做法。
奧運會曾經長期禁止職業運動員參賽，這降低了參賽者的普遍水平，但是更符合這項賽事全民參與的原意。但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以后，隨著辦賽成本不斷提高，國際奧委會最終取消了禁止職業運動員參賽的限制，并更加積極地鼓勵奧運會及各項單項運動的商業化。體育經濟、賽事經濟就此起飛。
應該說，按照生意邏輯辦賽事，本身可以貢獻更多的收益，帶動梯隊建設，客觀上也有益于拉動青少年運動的發展，促進全民體育的發展。而依照歐美社會學家的觀察，商業化的足球、籃球以及綜合賽事，不僅調動周邊經濟的發展、帶動就業，更為重要的是創造出大量的話題議程，這有利于轉移公眾對于經濟、社會等方面問題的注意力，調和社會矛盾，或者說以其他方式的矛盾，比如知名球隊、同城球隊擁躉之間的矛盾，知名運動員之間的競爭和矛盾進行轉化。
乒乓球在最近十年以前，并不是商業化的首選運動項目，或者說因為商業化體育賽事項目首先在歐美培育發展，主要限于足球、籃球、冰雪運動、網球、橄欖球、棒球等項目，并沒有成熟的商業化發展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講，乒乓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復制足球、籃球等高水平商業化模式的成功，是不確定的。
但乒乓球商業化，本身不可避免要產生商業化體育項目發展中所帶來的問題，如觀賽經濟的發展需要體育賽事高頻舉辦，甚至違反運動規律而強迫高水平運動員高頻參加商業賽事。足球領域，歐洲一些頂級聯賽再加上國內杯賽，還有優秀運動員被國家隊征調參加的比賽，基本上都超過了每年55場，有的賽事場次甚至超過60場。哪怕是C羅、梅西這樣的頂級球員，也無法突破這樣的困境，因為賽事主辦方、俱樂部、國家隊、贊助商、廣告商等各方利益群體都會脅迫他們盡可能多地曝光參賽，只有這樣，才可能依托于他們運作有關話題，推動商業、廣告變現效益的實現。
再如，運動項目和賽事的商業化，就必須借鑒其他行業、其他類型的商品、品牌的運作方式，將最重要的要素，也就是運動員進行方方面面的要素提取。這就出現了將運動員進行標簽化、品牌化進行矩陣運作，以毫無邏輯的方式炒作CP或者競爭、矛盾關系。這樣一來，運動員的支持者不僅需要圍繞自己的愛豆花更多錢，而且本身還需要輸出自己的態度，從而維持運動員的更高熱度。
現在的問題是，能不能保留上述收益，只打擊所謂的畸形飯圈文化，也就是發展到極端的罵戰、圍堵和跟蹤運動員？答案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這個世界沒有太多可以實現“既要又要”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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