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中的妖族無疑向我們展現了“生命”最低賤的存在形式：由人類和神仙組成的（至少在表面上）良好運轉的社會共同體將他們排除在外，沒有任何保護他們的法律，以至于無量仙翁的捕妖隊可以合法（以“教化”為借口）地剝奪他們的自由，甚至殺死他們用來造仙丹猛攻封神之戰。這與古羅馬刑法中的“神圣人”這一概念何其相符——被剝奪政治身份，驅逐出人類社會，任何人都可以殺死他們而不構成犯罪（這被解讀為神罰藉由兇手降臨）。他們同政治與宗教的一切聯系都被剝奪，成為了“赤裸生命”——僅僅作為“純粹活著的事實”的生命。通過他們，我們能夠一窺“生命政治”最“赤裸”的運作方式。
神圣人（Homosacer，字面意為“分別的人”）是羅馬法中的一個刑法概念。這樣的人被驅逐出人類社會不受法律保護，任何人都可以殺死而不構成犯罪。但他又被視為神圣的，專屬于某個或某些神祇，因此不能用來作為人祭的祭品（在有此習俗的社會里，人祭是最高等級的祭品）。
“生命政治（biopolitcs）”這一概念最早由米歇爾·福柯提出。福柯認為，現代社會中主要的權力不再是“讓人死”的否定性權力（古代的“生殺權”），而是“讓人生”的生產性權力——步入資本主義社會后，理性主義與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們能夠通過科學、醫學、統計學等手段精密地調控人口整體與個人身體的健康，以確保社會，及未來的社會中一直有足量馴服的勞動力去維持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生命政治的運作統治便仰仗于此。這一規訓“健康者”的網絡式權力便是“生命權力（biopower）”，任何“偏離要求”的人——性倒錯的、歇斯底里的、抑郁的——都會被糾正。
需要注意的是，福柯認為并不存在一個“至高者”在運作這個權力網絡，它恰恰是通過“知識-權力”的合謀來在底層運行的。于是我們便能反駁總將“資本不會剝削你，權力才會”這一話術掛在嘴邊的庸人了：他們認知中的權力純粹是前現代性的，也就是只存在“懲罰”式的權力而不存在“規訓”式的權力，這顯然缺失了對現代性的反思（耐人尋味的是，這類人往往很喜歡把“反思”掛在嘴邊）。
但是，如果說生命政治僅僅是現代性的產物，那么怎么能夠在《哪吒》中發現它的運作呢？由此我們便能引入阿甘本對福柯的批判性擴展——阿甘本指出，生命政治并非僅僅是現代性的“規訓生命”，“神圣人”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治一直都是針對“生命”的政治：它將“赤裸生命”（zoē）排斥在政治范疇之外，同時將“具有良好生活”的“政治生命”（bios）包含在政治框架之中。個體擁有“政治生命”的前提就是將決斷自身“赤裸生命”的權力讓渡于主權權力。阿甘本沿用了施密特對主權權力（其實是主權者，但在本文語境下并無太大影響）的定義：主權權力就是決斷“例外狀態”的權力——出于保護大部分政治生命的理由（如應對戰爭、疫情、自然災害）而懸置法律，將一部分生命還原為 “赤裸生命”，成為權力可隨意處置的“例外”。
電影中的“無量仙翁”就是主權權力的典型代表：他將闡教即將與截教爆發的“封神之戰”決斷為例外狀態，懸置了一眾妖族與陳塘關百姓的自然權利使其成為赤裸生命，行使了“生殺權”。不過不得不承認，煉丹與屠城這種超出現代人類共識底線的暴行在當下生命政治的運作中已然不再具有代表性，盡管我們也能看到利庫德集團這一堅定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踐行者，民族社會主義之意志的繼承者，“真理只在導彈射程之內”這一令人驚駭的言論的發表者——說的是HAAVK安全總監德穆蘭，此事在全面戰場-燼區防守方開場白中亦有記載——的好學生的所作所為。
利庫德集團（?????，HaLikud，字面意思是“團結”），又稱全國自由聯盟，以色列右翼政黨，現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為其領導人。
阿月在對《哪吒2》的影評中寫道：在電影世界之中，老百姓的生命價值基本約等于0，反觀屠殺老百姓的海底妖族卻是可以洗白的，它們甚至連懺悔都不需要，轉頭就能在哪吒帶領下反抗天庭，讓電影受眾熱淚盈眶，只因為這些屠戮凡人的劊子手已經在種族歧視之中以仇恨意識形態凝聚出了民族主義思想，可以成為一個大寫的在場者了。
筆者并非要對這段批判電影本身的文字做出批判（那篇文章的批判十分尖銳，值得一讀，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移步公眾號“后現代主義哲學”），而是覺得存在加以補充，或者說從另一視角進行解讀的空間：如果說陳塘關被屠城以及妖族被煉丹是主權者馬基雅維利式的行動，那么妖族“一直以來”的處境則進一步揭示了例外狀態的常態化：“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所謂‘緊急狀態’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種常規。”主權權力對他們而言不僅僅是“反派大BOSS”這么簡單，我們能發現殖民結構在其中的映射——就像殖民地原住民與難民一樣，妖族所處的例外狀態是無限延宕的，比陳塘關人更加“赤裸”（當然，不是通過比慘來獲取正當性）。這并非是因為他們一定會造就什么緊急事態，而是在生命政治下他們的身體不僅僅作為資源與工具，同時也是威脅與異類。殖民地本身就是一個被建構為永久例外狀態的領土，被殖民者則被建構為“低等生物”，身份被固化為永恒的“他者”，生命政治在其中表現為不折不扣的“死亡政治”。
至于海底妖族對陳塘關屠城的參與，筆者認為這一橋段對于“誤讀”是十分有意義的，因為它讓電影暫時無法給出一個“包餃子”的最庸俗結局，提供了在后殖民批判上“更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在屠城被血淋淋地、真切地展現在熒幕上時，對妖族的“東方主義”濾鏡破碎了——妖族并不僅僅是土撥鼠那樣的純良無辜者。他們中亦存在著殘忍、投機、愚昧、自私的個體，且不在少數。甚至，他們是在遭受拋棄陷入絕境后才選擇了對一個主權者（顯然東海龍王也是主權者，但妖族和他形成統一戰線了）的反抗。這似乎導向了一種經典話術： “思想配得上苦難”。盡管康德已經告訴我們良好的體制并不能期待于道德，而是良好道德的形成要期待于良好的體制（所以說這一話術純粹是倒果為因的謬誤），但不得不面對的事實——被壓迫者的暴力并非純粹正義，而是生存策略與權力博弈的混合產物——似乎仍為抵抗政治蒙上了陰影……
不過，我們應該反思自己是否搞錯了什么：難道被壓迫者的反抗需要在“前景明朗”并且擁有良好的理性與崇高的道德的情況下才能進行嗎？保守主義敘事下被壓迫者的反抗往往被歸咎于“別有用心之人的引導與缺乏獨立思考的盲從”——無法否認這種情況的存在（大多數采取國家/民族的保守主義敘事的人都會這樣做，也算是一種大他者的律令了），但我們絕不能單向度地將反抗如此定義——這“是忍無可忍的人群不再忍耐的信號，是被壓抑和漠視的憤怒浪潮涌起，沖決了世界帝國的高墻的消息”，“讓這樣一個早不新鮮的信號撕裂和平和文明的世界嬌嫩的耳膜”（引用自B站up主“偶然偏斜的羅德島”的巴以專題系列）。
事實是，只要主權權力還在將生命拒斥在社會之外，還在將人的生命降格為動物的生命，反抗就不會消亡。正如薩特在為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作的他序中所寫的那樣，“這種抑制不住的暴力不是一場荒謬的風暴，也不是野蠻天性的死灰復燃，甚至也不是一種怨恨的結果：這是人本身的重新組成。”在妖族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地反抗以追求自由時，我們能在解讀出的不僅僅是導演對其草率的洗白——他們“重又找得自己失去的明朗性格，在形成自己的范圍內認識自己”。當束縛他們的鎖鏈消失，天元鼎被一點點地沖破，“古老的神話就變得蒼白無力了”。鼎的毀滅昭示著“彌賽亞時刻”的到來——在與自由之敵的戰斗中，他們的過去，以及所有作為闡教犧牲品的死者都得到了救贖。
然而作為影片的留白，妖族的處境并未實現某種彼岸性的轉變，正如許多亞非拉民族解放戰爭勝利之后那樣——新的主權者產生，而經濟與話語層面的殖民依然無法被徹底擺脫。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延續阿月的批判——電影給出的“廉價的解放”仍僅停留于象征層面：現實中終究不存在，亦不應期許哪吒與敖丙這樣有能力踐行“我命由我不由天” 、“前方無路就踏出一條路，天地不容就扭轉這乾坤”這類空泛口號的“英雄”來實現救贖；亦無法仰仗類似“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反轉敘事的方式來爭奪話語權——現實中作為反殖民工具的民族主義恰恰在結構上復制了殖民者的邏輯，畢竟現代民族主義的核心載體民族國家本身就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產物，這也是為何法農實際上對反殖民斗爭中的民族主義深惡痛絕。
“被殖民者要的不是殖民者的身份，要的是殖民者的位置。”如何抵抗他者話語，改變知識型和話語背后的權力結構， “改頭換面，發展新的思想，嘗試著創造出一個全新的人”，如何重構出無法被主權權力還原為赤裸生命的生命，挑戰“zoē”與“bios”的二分，拒絕將任何生命置于例外狀態中，是每一個同時代人都值得深思的問題。
正文結束，來點“無關緊要”的閑話：
例外狀態的常態化不僅是指“通過決斷例外狀態來將生命赤裸化并納入權力的絕對支配是現代政治中的潛在常態”，也可以理解為主權權力讓例外狀態無限延宕，以至于取代了“常規狀態”。譬如無量仙翁將并非正在進行，而是“將至未至”的戰爭——為了闡教在與截教鬼畜必然發生的“封神之戰”中取勝并復興道教一統的歷史必然性——決斷為例外狀態，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陳塘關百姓的命運也帶來了尖銳的警醒：只要權力存在“例外狀態”的邏輯，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一刻被降格為“赤裸生命“。至于如何警惕成為例外狀態的受害者，礙于篇幅限制，就恕筆者不深入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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