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眾所周知，寧都會議標志著毛主席的正確政治、軍事路線遭到根本否定，也標志著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被執行錯誤路線的領導干部們剝奪。但是，寧都會議后中共領導紅軍取得的一系列戰績，歸根結底，還要歸功于主席，而非周相、朱德。因為在主席被剝奪軍事指揮權之前，怎樣打仗、特別是怎樣打第四次反“圍剿”，主席都告訴了他們。周相和朱德不聽主席的正確軍事指揮意見，導致第四次反“圍剿”一度陷入被動，后來又不得不采取主席告訴他們的打法，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這才是真實的歷史。
下面我對這段歷史做比較簡明扼要的呈現。
一、寧都會議前，毛主席對紅軍戰略和戰役的正確規劃
寧都會議前，周相奉中央之命，親臨前線監督主席執行中央錯誤路線。主席據理力爭，并得到了王稼祥同志的鼎力支持。于是，周相接受了主席的正確軍事指揮意見，和主席、朱老總、王稼祥同志一起致電中央，指出：“樂安敵軍吳奇偉師非高樹勛一旅可比，如攻樂安三日不下，西來援敵必至，內外夾擊轉增不利。”“攻樂安無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滅吳奇偉，以現時紅軍實力，將不能接著打強大增援敵隊。此請中央局特別注意。”（《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2年，三十九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實際上就是避實擊虛、雷公打豆腐、集中優勢兵力的思想。寧都會議后，無論是建黎泰之戰還是金資之戰，在戰役戰術上，都是按照主席早就告訴他們的辦法打的。這兩場戰役在戰役戰術角度的勝利只能歸功于紅軍的締造者和戰役戰術方法的提供者毛主席，而不能歸于其他任何人。
寧都會議前，主席就對第四次反“圍剿”做了必要的戰略布置和戰役方針設想。
主席指出：“在目前敵軍堅守據點、向中央蘇區游擊進擾與迅速布置大舉進攻的情況下，在宜黃、樂安、南豐一帶地區以戰備姿態做一時期爭取群眾、擴大蘇區以及加強自身教育訓練的工作，消滅敵軍的零星游擊力量和該地區的反動武裝，爭取和赤化北面敵人據點附近的地區和群眾。整頓擴大和建立這些地區的赤衛隊、游擊隊，做好戰斗準備，隨時可以打擊和消滅敵軍的出擊部隊，造成有利于與北面敵軍作戰和消滅敵人主力的條件。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布置戰場，達到在敵軍對中央蘇區和紅軍實行總攻時，要有把握的在宜黃、樂安、南豐一帶粉碎敵軍四次‘圍剿’，消滅援敵，奪取敵軍駐點，以展開江西局面。以軍團為單位組織參謀旅行團，擔任軍事地理的調查及作戰的各種偵察，將社會調查、地理調查和軍事調查制成書面及圖表，報告直屬指揮員及上級參謀部。作戰地域劃分為，第一軍團以東陂為中心，第三軍團以新豐為中心，第五軍團以甘竹為中心，第二十二軍以南村為中心。”（《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2年，三十九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實際上就確定了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不再過分對勁敵進行進攻，而把主要精力用在準備防御、爭取群眾、在敵人薄弱環節擴大蘇區和爭取群眾、制造有利于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條件上。同時，主席積極準備反“圍剿”必要的調查研究。正如《毛澤東年譜》所講，主席的這些精準部署，為第四次反“圍剿”作了充分的準備工作。
二、寧都會議時，毛主席正確的戰略方針遭到了嚴重的詆毀、抹黑、否定
毛主席的正確戰略方針在寧都會議遭到了嚴重的抹黑、批判，毛主席本人也遭到了極其殘酷的迫害。寧都會議先后由任弼時和周相主持。軍事能力極差又以“工人階級”自居、極端妄自尊大的項英是在這次會議詆毀、污蔑、抹黑毛主席的“急先鋒”。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堅持九月二十六日訓令的觀點，不同意紅軍離開蘇區出擊敵軍。后方中央局成員批評前方同志‘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計不足’，‘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2年，三十九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當時主席最積極反對中央局錯誤路線，而中央局多數成員對主席以準備防御、鞏固根據地實力、創造反“圍剿”必要準備的正確路線做了根本否定。同時，他們對毛主席的戰役戰術方針也做了根本否定。“并且把他在歷次反‘圍剿’中克敵制勝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2年，三十九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在會議力挺主席，也在這次會議遭到了嚴重不公正的批評。會議認為：“特別指示[出]澤東同志等待觀念的錯誤,批評到總政治部對有政治問題的人采取了組織上自由主義與組織觀念的錯誤，開展了中央局人末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可見，無論是毛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還是大力支持毛主席正確軍事路線的王稼祥同志領導的總政治部，都在這次會議遭到了殘酷的、不公正的打擊。在這次會議，毛主席被徹底剝奪了軍事指揮權。然而，現實狠狠的打了在寧都會議中那些否定毛主席正確軍事路線的領導們的臉。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客觀公正的指出：“由于錯誤的軍事戰略占了上風,從這時起,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兩年多的時間里,毛澤東一直被排斥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崗位之外,以致后來中央蘇區和紅軍蒙受極大損失。”（《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上）》，第58頁。國防大學編）
三、建黎泰之戰和金資之戰是毛主席戰役戰術的勝利和否定毛主席正確戰略的中央局在戰略上的失敗
前文已知，早在寧都會議前，主席就告訴了前線多數同志怎么打仗——撿著弱的打、雷公打豆腐；主席也告訴了多數同志往哪個方向打——不執行“進攻路線”，趕緊準備引誘敵人進來然后打他們。前者是主席在戰役上的指導，后者是主席在戰略上的布置，無一不是正確的。
由于在戰役戰術上正確執行了主席“雷公打豆腐”的方法，紅軍先后取得了兩次戰役的勝利。“此時,贛閩邊境地區,僅有敵新編第四旅和第二十四師、第五十六師各一部,兵力比較薄弱。10月18日至24日,紅一方面軍相繼占領了建寧、黎川、泰寧、邵武、光澤等廣大地區,殲敵1個團。”“11月16日,紅軍分由黎川、邵武、光澤地區北進;17日，擊潰敵第五師1個團,占領資溪;19日,占領金溪;20日,又將來援的敵第二十四師1個團殲于禮西趙。1933年1月4日至5日,紅軍又消滅了駐守黃獅渡的敵第五師第十三旅,俘敵1000多人,生擒其旅長周士達。”（《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上）》，第57頁。國防大學編）這些集中優勢兵力打敵人薄弱環節的辦法，都是主席早就告訴他們的錦囊妙計，即使打贏了，也只能歸功于主席，而不是其他人。
他們在戰役上基本采取了主席的正確辦法，但是在戰略上根本違背了主席的正確辦法。正如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所說，戰略在戰爭中起決定作用。主席告訴他們——應該以鞏固蘇區、準備防御為中心，而不能過分以對外進攻為中心。但是他們偏偏反著來、偏偏不聽主席正確的戰略意見，以至于第四次反“圍剿”一度陷入了被動。正如《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所說：“但是在敵強我弱、敵軍又正在集中重兵準備進行大規模‘圍剿’的關鍵時刻,企圖以先發制人的方針,奪取敵人的中心城市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則是一種很不符合實際的主觀愿望。通過進攻作戰,紅軍不但沒有改變敵強我弱的戰略格局,反而消耗了自己,并失去了鞏固蘇區、休整部隊以準備迎擊敵軍‘圍剿’的寶貴時機。”（《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上）》，第58頁。國防大學編）
正是因為不聽毛主席的正確戰略意見，第四次反“圍剿”一度陷入被動。可見，建黎泰之戰和金資之戰是毛主席在戰役戰術上的勝利，并證明了毛主席戰略的正確和當時中央局戰略的根本失敗。
四、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歸根結底是毛主席的功勞
為了盡可能彌補“進攻路線”造成的惡果，周相和朱德不得不改用毛主席的辦法。“周、朱鑒于敵軍兵力密集,在南豐地區與之決戰極為不利,果斷地決定撤南豐之圍,采取退軍蘇區的行動。紅軍第十軍偽裝主力,在里塔圩、新豐街之間東渡撫河,向黎川前進,以迷惑敵人;主力則秘密地轉移至蘇區內部的東韶、洛口地區,尋機殲敵。紅軍及時退軍蘇區，使自己由被動轉為主動”（《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上）》，第65頁。國防大學編）這實際上就是前文提到的、毛主席在寧都會議前和寧都會議上早就告訴他們的辦法。早不執行、晚不執行，偏偏在紅軍陷入被動后執行，這一事實只能證明周相和朱德當時對主席正確戰略的支持不力和主席正確戰略的完全勝利。后來第四次反“圍剿”，周相、朱德不得不按著主席在寧都會議上早就告訴他們的、但是被寧都會議的很多參會者根本否定的“誘敵深入”正確戰略戰術來打，從而使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這次勝利，歸根結底，應該歸功于主席的正確戰略戰術，歸功于寧都會議前和寧都會議的時候早就告訴了他們正確辦法的毛主席，而非周相和朱德。
胡喬木說：“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剛剛出賣了上海抗日戰爭的蔣介石，又以九十個師五十萬兵力組織了對中國工農紅軍的第四次全面圍攻。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戰略，紅軍在這次反圍攻的戰爭中又得到了巨大的勝利。”（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是完全正確的，更是對第四次反“圍剿”最客觀公正的評價。以往歷史虛無主義者片面的把第四次反“圍剿”的功績歸于周相和朱德，完全是置寧都會議前和寧都會議時毛主席早就告訴他們正確戰略戰術這一雷打不動的事實于不顧、置寧都會議否定了毛主席正確戰略導致第四次反“圍剿”陷入被動于不顧。
五、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
上述內容可見主席戰略戰術的完全正確。實際上，全黨認識毛主席，都有一個過程。很多被媒體宣傳的都幾乎成了完美之人的前輩，事實上錯誤也很多，他們的錯誤遠遠比主席要多得多。恰恰多數情況是他們錯誤的時候是偉大領袖主席堅持的是真理，并幫助他們糾正錯誤。毛主席是歷史上正確最多、錯誤最少的存在。
早在第三次反“圍剿”期間，周相就寫信批判過主席的正確路線、堅持城市中心論。他強調：“必須向外發展，必須占領一二個頂大的城市”（周恩來：《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于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的中心任務》）對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周相，我們是要尊重的。但是，我們也不能為尊者諱，我們要是實事求是的直面周相的錯誤。
土地革命時期，朱德、彭德懷等人都對主席有不公正的指責。“朱德與毛[澤東]之間也有分歧。曾舉行過一次有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等指揮員參加的會議。朱德在這次會議上說，他不過是毛[澤東]手中的玩物，沒有任何權力，毛澤東不拿他當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彭[德懷]當時拍著桌子說:‘你是懦夫，你為什么不斗爭?’”“黨的積極分子也對毛[澤東]不滿，因為他看來是個軍事獨裁者，他從不召開軍事會議，獨自發布命令，等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0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可見，當時朱德對毛主席長期抓緊對軍隊的掌控、經常親自細致指揮戰役意見很大，也可見彭德懷當時對主席抓緊對軍隊的掌控和指揮非常不滿。
但是——恰恰是每當主席“軍事獨裁”、每當主席親自抓緊對軍隊的掌控的時候，紅一方面軍經常打勝仗——開拓了當時全國最廣闊的蘇區、在三次反”圍剿“戰爭之中創造了十二戰十二捷的以弱勝強奇跡，并取得了漳州大捷……恰恰是失去了毛主席對軍隊的親自、細致指揮，恰恰失去了毛主席的“軍事獨裁”之后，紅軍屢戰屢敗、幾乎沒打過什么漂亮仗，最終十萬變八萬、八萬變三萬、到了滅亡的邊緣……這時，就有了“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最終，還是“軍事獨裁”的毛主席親自指揮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之戰，使紅軍絕地重生、轉危為安。
小結：
綜合上述內容，我們足以得出這些結論：第一，毛主席早就提出了正確的戰略戰術，建黎泰之戰和金資之戰都是主席戰役戰術的勝利，第四次反“圍剿”是主席戰略的勝利，主席的軍事貢獻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比的；第二，寧都會議否定了主席的正確戰略，以至于紅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一度陷入被動；第三，包括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在內的大量紅軍干部，對主席親自指揮非常不滿而且嚴重不理解，但是事實證明主席才是正確的。李海文寫的《周恩來傳略》對于遵義會議的描述令人極端不理解，令筆者哭笑不得。她說：“由于周恩來的工作，博古主動交權。在戰爭的危急時刻，中共中央領導順利交接，避免了一場危機。這就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保證了長征的勝利。周恩來、博古博大胸懷，不計個人得失著眼革命大局，功不可沒。這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第一次主動讓權，為后世做出榜樣，令人欽佩。”（《周恩來傳略》：《遵義會議，支持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會》）哎呀哩！不排除周相胸襟博大——但是在全軍到了滅亡邊緣的時候，即使是再小肚雞腸的人，只要還有求生欲，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為了突出重圍，也不得不必須請全軍打過勝仗最多、打敗過蔣光頭次數最多的毛主席出來指揮呀！那種瀕臨滅亡的場合壓根不是考驗胸懷的場合，而是趕緊想辦法保命的場合，除非他博古“看破紅塵”、真的不想活了……
以黃克誠大將的兩句至理名言作為本文結尾：“如果有人硬要說任何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就只能是對歷史開玩笑！”“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多次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這是我們黨內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擬的。”（黃克誠：《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黃老將軍這句話，就是本文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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