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真的就只能永遠在路上，永遠都不能讓人看到我們反腐敗斗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曙光嗎？當然不是。只要我們全面回歸毛澤東思想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軌道，讓“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像毛主席當年那樣，堅定地相信群眾、全心全意地依靠群眾，勇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放手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建立起一支以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為基干、以工農人民大眾為主力的浩浩蕩蕩反腐大軍上，同腐敗勢力與腐敗分子打一場堅決、不妥協的人民戰爭，毛澤東時代能夠辦到的事情，今天的中國照樣辦得到！——雖然，只要私有制與私有觀念沒有被徹底消滅、階級差別與對立存在一天，反腐敗斗爭就一天都不能松懈。
誰都知道，我國反腐敗形勢是相當嚴峻的。雖然黨中央反腐敗決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腐敗猖獗之勢到今天也沒有根本好轉，則是不爭的事實。據網上透露，我國在2021年6月28日建黨百年時曾公布，自2012年12月至2021年5月，短短8年多時間里，我國光是省部級及以上高官涉嫌腐敗被立案查處的就高達392人。而2021年當時，我國尚在任的正國級7人，副國級70人，省部級263人，合計才340人。就是說，短短八年多時間被查處的省部級以上涉嫌腐敗高官總數，竟然比當時的省部級以上高官總人數還多！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幅多么嚴重與極端可怖的情景啊！因為沒直接看見黨中央公開發布的相關消息，不能肯定這一數字準確性，只是覺得這么嚴肅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太敢隨意上網捏造吧？而且可以予以佐證是，就在最應該讓我們信得過的人民解放軍高層隊伍里，因腐敗被雙開的就有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房峰輝，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張陽，國防部長魏風和、李尚福，空軍司令員丁來杭、政委田修思，武警部隊司令員王建平、國防大學校長王喜斌，還有我們引以為傲的火箭軍的三任司令員魏風和、周亞寧、李玉超以及政委徐忠波、參謀長李傳廣、孫金明等諸多頂級領導人！害得我們火箭軍兵力部署的一切秘密，都被我們最兇惡的敵人——美帝國主義掌握得一清二楚！直到最近，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025年1月10日消息，2024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處分88.9萬人，其中包括省部級及以上干部73人（包括又一個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因嚴重違紀，被停職檢查；包括2025新年前，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張建春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廳局級干部3838人，縣處級干部3.1萬人，鄉科級干部11.2萬人，一般干部12.8萬人，農村、企業等其他人員61.3萬人。聽起來夠觸目驚心吧？可以說，目前我國反腐形勢之嚴峻，這些被查以及現在仍然還在臺上的腐敗官員們給我黨、我國和我國人民造成的嚴重傷害，絲毫不亞于當年遵義會議前王明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失之嚴重啊，只是似乎沒有見血而已！要知道，因為王明路線，當年湘江戰役一個戰役，我中央紅軍就由8萬余人損失到只剩下3萬多人！如果不是我們黨迅即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恐怕立馬會面臨全軍覆沒的悲慘命運啊！但記住，那時犯王明路線錯誤的人（包括博古、李德等人）大多可能還算得上我們的同志，他們仍然相信馬克思主義（雖然這種“相信”要打點折扣），仍然具有一定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信仰，只不過他們是嚴重地脫離了我國國情，盲目相信斯大林、盲目相信遠在蘇聯的第三國際遙控瞎指揮而已。可今天我國的那些貪官們，明明知道其貪腐是嚴重犯罪行為，仍然寧愿與人民為敵還要這樣做！足以證明他們統統都是馬列毛主義、共產主義的叛徒、人民的罪人，是地地道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啊！要知道，這些高官們作為我國核心領導層級組成人員，雖然同14億比較起來是極少極少數，可這真真是“關鍵少數”！如果這“關鍵少數”大多都是馬列毛主義者，能夠堅定地同廣大人民群眾站在一起，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的今天肯定早就好得不得了了，對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進步事業之貢獻也會更偉大得很！可現在偏偏是這么多“關鍵少數”腐敗，而且他們遠不是缺乏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那么簡單，他們不僅是嚴重地脫離了全中國的人民大眾，而且是一心向往美西方花花世界、靈魂深處已經同美日反動派、美西方那些最邪惡勢力站在一起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忠實信徒，貪得無厭到貪腐人民血汗過千萬、過億仍然不收手的主兒！他們甚至隨時都會想著怎樣顛覆我們這個人民共和國，讓犧牲了上千萬革命先烈而建立起來的我紅色人民政權毀于一旦啊！如果不是習近平同志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然總覽全局，完全可能讓我們緊步蘇聯東歐的后塵亡黨亡國，整個人類進步事業也會憑空倒退幾十、幾百、上千年也說不準！
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中旗幟鮮明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許多人曾懷疑這是不是把形勢估計得過于嚴重了？因為畢竟那時的各級領導干部大多數還都是好的，有些人僅僅是露出一點腐敗的苗頭而已。可看一看現在這么多腐敗高官，不管他們自己承認與否，其中會有一個人不想復辟資本主義，不是名副其實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人民的死敵嗎？毛主席的話用到現在，更可謂恰如其分啊！而這些，恰恰都是由于否定了毛主席英明論斷而一步步發展起來的。正如王震同志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也如陳云與李先念同志后來談到×××時所說，“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就是說，只是在毛主席逝世二十多年后，鐵的事實就擺在面前，他們才看清了，當年他們曾經跟著積極走過的那條路，就是一條復辟資本主義的路！可惜，等到他們明白過來后，一切都晚了——已經無力回天了！
這個時候，他們——陳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同志，還有胡喬木、鄧力群等許許多多同志，作為曾經跟著毛主席干革命的老一代革命家，卻都是因為不理解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理解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在毛主席逝世后才跟著那條路線走了的，而且都曾經自以為是，還都曾錯誤地以為是毛主席錯了呢！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這里我們必須要問，天下真的只是這些人打下來的嗎？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新中國的天下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高度組織起來的廣大人民群眾流血犧牲、共同斗爭打下來的，這些老同志自然也在其中功不可沒。而這些老同志之所以能夠做出自己的貢獻，那是因為他們那時深知，一旦脫離了群眾，就沒有活路，并且在行動上都已經全身心地融入到群眾斗爭中去了。如果沒有毛主席，沒有共產黨，沒有廣大人民群眾，他們也只能什么都不是！而建國以后，他們中許多人做了大官，一切都變了，自然地會讓其中的一些人覺得，沒有了人民群眾的監督，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他們會活得更好、更滋潤。因而會“天然而不自覺地”排斥群眾監督，仇視群眾運動，或多或少地同舊社會的地主老財、資本家，在情感上站在了一起而不自知。特別是在毛主席逝世，他們中的許多人走出國門后，不禁“眼界大開”，看到日本、美國、西歐各國乃至還有韓國的高樓大廈、琳瑯滿目的商品，對比國內的小平房、許多仍然短缺的商品，情不自禁地會對毛主席領導我們走過的社會主義道路產生動搖，向往美西方的花花世界，進而產生“跟著美國走的國家都富裕起來了”的幻覺，完全忘記了舊中國給我們留下的是一窮二白爛攤子、又面臨帝修反喪心病狂的打壓，怎么能夠在短短十幾年時間大見成效呢？更看不到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取得了足以彪炳史冊的發展與進步，看不到“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光明前途，看不到毛主席逝世時，已經給新中國留下了雄厚的家底，為日后的經濟騰飛備足了充分的物質基礎，這時反而變成他們此后改開的底氣！因而他們明明知道小崗村的包產到戶，走的就是一條毛主席最反對的資本主義邪路，但仍然覺得不錯，因為“一年就能跨過溫飽線”，完全不能預見它幾十年也過不了富裕門！似乎覺得這樣做才正對自己的胃口，才便于其中一些人充分發揮其“當大官”的政治優勢，為自己和他人謀取私利——腐敗就是必然的了——以彌補他們多年來“受委屈”的損失。所以，有人竟然會大言不慚地說什么，他毛澤東兒子在朝鮮犧牲了算什么，我的兒子不是也在文革中摔斷了腿嗎？（網上流傳的此話是否準確我不敢肯定，但其對毛主席之怨氣十足則確定無疑！）
更可怕的是，在這種大面積腐敗的逆流中，甚至會逐步形成一個逆淘汰機制：越是腐敗嚴重者，越是容易上位（因為他們侵占了大量社會資源，有搞腐敗的雄厚“人脈資本”、極易受到狼狽為奸的“上峰”青睞啊）！如果有幾個真正清正廉潔的人，處于腐敗分子重重包圍之中，絕對會成為眾矢之的！有的腐敗高官還公然叫板，“你們說我是貪官，請你告訴我，像我這個級別的官員，有幾個不是貪官？！”實在是猖狂至極，但我們又的確無法理直氣壯地駁倒他！有的貪官被抓去悠閑地蹲了幾年大牢出來后，竟然還要舉辦酒席予以慶祝（實質是在向黨和人民示威！）先前出獄的貪官還會前去接風、祝賀！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同樣猖狂到了極點！
當然，我們也完全不必太過悲觀了。中央提出“反腐敗永遠在路上”口號，一方面說明了我們遭遇到的腐敗形勢嚴峻至極，嚴峻到無以復加！同時也說明，我們黨內不僅仍然存在著健康力量，而且這個健康力量仍然占據著絕對統治地位！不然，能夠自我革命不松懈，把這么多有職有權的腐敗高官不斷地揪出來示眾并嚴肅查處、并一直銳氣不減嗎？人們有目共睹：雖然高層腐敗慘不忍睹，同時中央反腐敗的決心與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習近平同志清醒而深刻地指出，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仍然嚴峻復雜。腐敗存量尚未清除，增量還在持續發生，鏟除腐敗滋生土壤和條件的任務仍然艱巨繁重。認識反腐敗斗爭，一定要有歷史眼光、戰略高度，著眼于實現黨的使命任務。反腐敗斗爭必須堅定不移，任何猶豫動搖、松懈手軟或半途而廢，都將犯顛覆性錯誤。要堅決澄清各種錯誤認識，廓清思想迷霧，進一步堅定反腐敗斗爭的決心和信心，“開弓沒有回頭箭，反腐沒有休止符”。要“以堅忍不拔的政治定力、戰略定力，堅定不移地將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引向深入”，“寧肯得罪千百人，絕不辜負十四億”。要以“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的決心意志正風肅紀反腐，努力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氛圍和有效機制”。“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始終保持反腐敗高壓態勢，力度不減、節奏不變、尺度不松，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將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
這不，新年伊始，黨中央又吹響了反腐沖鋒號，決策要堅決打好反腐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真可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即使涉及到這么多人，涉及這么多身居高位的人，黨中央仍然無所畏懼，絕不以“法不責眾”相搪塞，不管腐敗者是誰，只要涉嫌腐敗了，有一個就查處一個，毫不心慈手軟！主持中央紀委工作的王岐山、趙樂際、李希等同志更是無所畏懼，工作可圈可點，都不愧為習近平同志忠誠戰友，值得人們永志不忘！
那么，反腐敗真的就只能永遠在路上，永遠都不能讓人看到我們反腐敗斗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曙光嗎？當然不是。只要我們全面回歸毛澤東思想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軌道，讓“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像毛主席當年那樣，堅定地相信群眾、全心全意地依靠群眾，敢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放手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建立起一支以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為基干、以工農人民大眾為主力的浩浩蕩蕩反腐大軍上，同腐敗勢力與腐敗分子打一場堅決、不妥協的人民戰爭，毛澤東時代能夠辦到的事情，今天的中國照樣辦得到！——雖然只要私有制沒有被徹底消滅，階級差別與對立尚存在一天，反腐敗斗爭就一天都不能松懈！過去我們依靠人民戰爭，能夠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把國民黨反動派打垮，把不可一世的美帝國主義打敗，把黃賭毒黑與腐敗勢力一掃而光，今天我們在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英明領導下，依靠人民戰爭，也一定能夠徹底打垮我們黨內的腐敗分子與腐敗勢力，還給我們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與風清氣正的人民政府領導下的朗朗乾坤！
而今天我們面臨的現實，一方面是黨中央反腐敗的決心與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則是官員腐敗、尤其是高官腐敗現象可謂前腐后繼、綿延不絕，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危險與趨勢。這是為什么？
對此，我們不能滿足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要全力找出我國今天腐敗問題的總根源。根子上的問題找對了，找準了，對癥下藥，一切問題才會迎刃而解。
而我國腐敗問題的總根源，說復雜當然極其復雜，說簡單也十分簡單，就看我們能不能、敢不敢以旗幟鮮明的馬列毛主義的態度，堅定不移地站在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立場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認真、科學、客觀、公正地正視它！
習近平同志有一句名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并張貼在各級人民政府的門框上！人所共知，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就是要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一切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解放全人類，最終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那么多初中高級干部搞腐敗，一言以蔽之，首先是因為他們統統忘記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或者說，他們根本就沒有把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放在眼里、裝在心里，甚至就是要從根本上背叛這個初心使命!如果說一位普通老百姓忘記了這一初心使命尚可原諒，而中國共產黨員，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內的那么多高中初級領導干部、包括大量省部級及以上高官們竟然統統忘記了（事實是背叛了！）這個初心使命，這就不能用任何偶然因素來解釋了，一定是黨的路線上出了問題。“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嘛。毛澤東時代，物質上的確不富足（三大敵人百年壓榨下造成一窮二白的歷史狀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過來的），但精神上卻是相當“富裕”的（精神上若坍塌了，再想恢復過來，就難了），絕大多數領導干部都能做到清正廉潔。因為在那時，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占據著絕對統治地位。而毛主席革命路線、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國一盤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蔚然成風；雷鋒、王杰、王進喜、陳永貴、錢學森、焦裕祿乃至我們整個黨政軍各級的大量領導干部、整個人民解放軍群體都是人們爭相學習的活生生榜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普遍崇尚的社會風尚；有人被發現一丁點貪污腐敗、不正當男女關系等丑陋行徑，都是見不得人、見不得光的，在整個社會都無法立足，每個人吐一口吐沫也足以將他淹死！這一切，只要是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人們，肯定都有目共睹！
而毛主席逝世不久，有人就聲稱再也不搞運動，再也不用看人民群眾臉色行事了。同時，又大批特批兩個凡是，開展了所謂真理標準大討論，決定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果斷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實現了一次“偉大的戰略轉折”。轉折的前提是完全徹底地（其實是不惜違反唯物辯證法，形而上學地）否定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歷時十年之久、幾乎遍及全國城鄉每一個角落、有幾億人口積極參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并在此基礎上開始了所謂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從此，歷時四十年之久，雖然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能否定，但也不容否定是建國后的前二十七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時間里為改開后的經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不能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貧富分化的現實，不容否認四十年改開同時也造成了人們乃至整個社會的精神、思想、道德等意識形態各層面上的極大倒退。社會上善惡不分、美丑不辨、榮辱顛倒、真假錯位、是非混淆、道德滑坡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由此才造成腐敗高發，愈演愈烈之勢不可遏制……當年的胡錦濤總書記做了力圖扭轉乾坤的關于八榮八恥的重要講話，可惜在人家的竭力抵制下，最終也只能無果而終。
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局面？
對此，我們必須認真、仔細地，從多方面、全方位地展開分析：
首先，四十年改開最大的疑點是，為什么要果斷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大量的人，包括我們的社會主流，也包括左派內部的許多人，至今仍然不敢理直氣壯地重提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是很可悲的！要知道這才是我國腐敗高發、久治不愈、“越反越腐”最重要的主因。
知道嗎？雖然階級與階級斗爭不是馬克思最早發現的，但階級與階級斗爭理論絕對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石；階級分析方法，也是人們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觀察和分析、處理和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最科學、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思想方法之一；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階級與階級斗爭理論，馬克思主義整個理論大廈就會立馬坍塌下來（所謂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不斷地遭遇污名化、日益虛無化就是由此而來的）。因為從社會上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現實出發，才有、也必然會有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才誕生了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細想一下，“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這個話，似乎只是毛主席說的，馬恩列斯都沒有說過，其實不然。《共產黨宣言》中“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說的不就是階級斗爭一直貫穿于一切階級社會的始終，從而也必然成為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與總綱嗎？列寧則多次強調，“政治與經濟相比不能不占據首位”，“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不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另一種說法嗎？列寧在《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一文中還說：“一切關于非階級的社會主義和非階級的政治的學說，都是胡說八道。”“誰若還說什么非階級的政治和非階級的社會主義，誰就只配關在籠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觀賞。”直到今天，在美帝國主義者與臺獨分裂主義分子那里的所謂“政治正確”，以及中國公知們“逢中必反，逢美日必舔”，統統都是“政治掛帥”與“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代名詞而已，只不過是同人民截然對立的敵對階級的“政治掛帥”、“以階級斗爭為綱”，而他們卻死也不肯承認罷了。因為他們僅占據人口的極少數，承認了它，就等于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起來反抗他們自己！他們自然不能干這樣的傻事！所以，“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以及毛主席多次說過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乃至整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都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都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與階級斗爭理論的繼承與發展。正是因為這一偉大理論的創立，才使毛主席足以與馬恩列并列、甚至超越馬恩列，使毛澤東思想（更確切地應稱之為毛澤東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里程碑。我黨與國際共運的全部歷史，凡是取得了應有成果的，其實都是體現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結果；凡是離開這個綱的，革命一定會遭受挫折！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都是為無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階級斗爭需要服務的；離開了階級與階級斗爭理論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根本就不能生存。
同時，由于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所謂“果斷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也不是主觀上想取消就能夠取消得了的！人為地要取消它，也只能使人民的敵人更加猖獗、階級斗爭更為激烈，腐敗現象自然也會愈演愈烈，并導致無產階級與廣大人民群眾在這種斗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越來越被動、越來越失敗！——豈有他哉？！因為腐敗與反腐敗斗爭就絕對是一場場激烈的階級斗爭，而且是當今中國社會頂頂嚴重、頂頂危險、關系巨大、相關黨和國家以及全國各族人民前途命運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當中國的那些腐敗官員伸出罪惡的貪腐之手時，不管其貪腐的社會財富是怎么來的，是來自何處的，又將掠奪來的這些錢財藏匿在何處、投向了哪里，它拿的都是中國勞動人民的血汗，事實上都是他們在實施搶掠中國勞動人民血汗的階級斗爭行為！就是說，一切腐敗行為，本質上都是腐敗官員作為走資派搶掠勞動人民血汗的階級斗爭行為——而且客觀上，從其貪腐第一款贓款贓物開始，是越來越要以這種搶掠人民血汗的階級斗爭為綱而不顧一切了（如其拼命行賄索賄受賄、買官賣官、向上爬，為了“政績”不顧一切等舉動，客觀上都是為其更多、更大地實施這種搶掠的階級斗爭服務的），否則他們怎么會貪腐規模越來越大，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卻不知停手呢？真可謂“身后有余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同時，一切反腐敗斗爭，本質上也都是代表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斬斷走資派搶掠勞動人民血汗黑手的階級斗爭行為。詭異的是，貪腐官員們不斷地打著擁護、宣揚“改革開放”的大旗，大搞掠奪勞動人民血汗的階級斗爭，卻堅決地反對別人提以階級斗爭為綱，進而不愿意提階級斗爭、堅決反對階級斗爭的提法，連“總設計師”的四項基本原則也反對，如王偉光同志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也要反對得不遺余力。就是說，所謂取消、反對別人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這也恰恰是包括走資派在內的一切敵對勢力在事實上、實質上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鮮明標志。
所以，在我們名副其實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日子里，敵對勢力受到了強有力的壓抑，力量會不斷削弱，人數會不斷減少，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也會不斷地轉化為人民的一部分（能夠把鬼變成人），階級斗爭自然會日益趨向緩和，反腐敗斗爭也會日益接近勝利——毛澤東時代的風清氣正就是這么得來的，只是人們沒有充分認識到罷了；果斷取消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后，沒有了壓力的階級敵人會越來越活躍，越來越猖狂（能夠把人變成鬼），力量會越來越壯大，階級斗爭自然會越來越激烈，腐敗問題愈演愈烈，反腐敗斗爭形勢也會日益嚴峻起來，從而形成了今天這樣可悲的現狀！
就是說，正因為當年我們不顧一切地取消了以階級斗爭為綱這一條馬克思主義路線，才使廣大人民群眾幾乎完全放松了對各級官員的腐敗行為的高度警惕性與應有的戰斗性，才使得一切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各級官員們都有恃無恐（相信再也不搞運動，再也無須看廣大人民群眾的臉色行事啦），都敢于不顧一切地放開手腳大搞腐敗了；甚至大量原本清清白白的好同志也會逐步走向貪腐之路變成貪得無厭的腐敗分子的——這才是我國目前腐敗高發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四十年改開第二個可疑點是，為什么在確定全國一切工作都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非要果斷取消階級斗爭這個綱呢？難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以階級斗爭為綱，二者是根本對立、水火不容，只能二選一嗎？才不是那么一回事呢！因為我們所說的“經濟建設”不是任意一種經濟建設，而是有著鮮明階級性、為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顯而易見，在我國整個經濟建設過程中，只有始終堅定地以階級斗爭為綱，才能保證我們經濟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與社會主義方向，保證經濟建設的成果牢牢地掌控在廣大人民群眾手里。否則，丟棄了或忘記了階級斗爭這個綱，人們辛辛苦苦從事經濟建設的成果就會大量流入到了包括眾多貪官在內的中外資產階級、中外敵對分子、敵對勢力那里——四十年來每天發生的事情正是這樣。我國今天的勞動參與度世界最高，勞動時間最長，勞動生產率也并不低，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世界上產業最全、最大的工業化國家，已經在事實上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了。但我們的兩極分化程度竟然也超乎想象地發展起來，據說甚至超過了美國！而廣大人民群眾的整體生活水平還仍然低于美西方——這難道不是一道十足的悖論嗎？！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結不起婚、育不起子、養不起老等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完全獲得解決，那不正是因為全國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并沒有全部拿到了全國人民手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分別進入了新生資產階級、包括眾多貪腐官員手里——據說今天我國有67.44%（即三分之二以上）的社會財富被僅占0.33%（即遠不足總人口百分之一）的高官、富豪們據為己有了，而99.67%的人總共才擁有可憐之至的32.56%（即不足三分之一）的社會財富，基尼系數超過了頭號資本主義大國老美。雖然通過“小紅書”的對賬，美國社會的腐敗問題比我們還更嚴重得多，但同時也無法掩蓋我國廣大勞動人民創造的大量社會財富，還是有相當一部分通過引進外資、出口創匯等“合法”途徑裝進了美西方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口袋！讓美西方人即使在已經產業空心化的情況下仍然能夠通過對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剝削、掠奪，過上比中國人民更好的生活。而我們中國人忙來忙去，從某種意義上說，卻是“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甚至荒唐到不需人家費盡心機地來偷、來搶，許多中國人就會爭先恐后地運用中國制造的、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運輸工具，把大量中國人民血汗生產出來的社會財富源源不斷地親手送給美西方！在肆意掏空中國的同時，又不斷地助長著美元廢紙變“美金”，不斷地為美元霸權增添砝碼）！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建設中完全取消了階級斗爭這個綱造成的！因為取消了階級斗爭這個綱，就更有助于走資派們欺騙廣大人民群眾，放開手腳搞腐敗、當買辦、做漢奸，放開手腳走資本主義道路。并使得他們搞起腐敗、肆意搶掠廣大勞動人民的血汗來更加順當，更能夠“理直氣壯”起來！
這不，之后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造輿論，確立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指導思想——貓論、摸論、先富論、不爭論。即在聲稱再也不搞群眾運動的同時，卻大批特批兩個凡是，在全國范圍內搞起了一場所謂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好聽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之下，把文革期間被批得臭不可聞、根本上不了臺面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了老鼠就是好貓”等謬論拿出來大肆宣揚，其潛臺詞就是要“不爭論”姓社姓資，不管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能夠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就是“好”主義！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手段，只要能夠多賺錢，能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能夠憑空造就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就是好方法、好手段！所以，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又鼓勵“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于是，實用主義的“四論”作為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指導思想，就在悄無聲息之中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舞臺！
由此，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當年他們為什么熱衷于所謂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那完全是因為他們終于找到了可以給“四論”之首——“白貓黑貓論”貼金的“依據”了！而怎么叫“捉住了老鼠”，什么才算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真理？他們則根本就避而不談。在自然界，是否捉住了老鼠，人們當然一眼就能看清楚；但哲學上，什么叫“捉住了老鼠”？經濟建設搞上去了，要不要考慮經濟建設的成果最終流向了誰的手里？可就閉口不談了。
對許多人來講，或者對于社會主流推動的社會輿論來講，只有賺足了錢才算“捉住了老鼠”（而不管這些錢是偷、是搶、是貪、是剝削掠奪還是從其他途徑得到的），而且是只有具體的人，張三、李四、王二麻子賺足了錢才算“捉住了老鼠”（而國家賺到了錢、集體賺到了錢那是不算數的！因為那叫“產權不明晰”！）賺到的錢越多，就越有“真理”，“捉到的老鼠”就算越大、越多；反之，你沒有賺到錢，或者賺到的錢太少，就算沒有捉到老鼠！就是熊包、軟蛋，就會讓人瞧不起——這樣，一切以賺錢為中心的社會思潮就初步生成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被肆無忌憚地喊了出來，再配之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之推行，事實上就等于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中心、以賺錢為中心為中心，一切以市場化、以私有化為中心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實質上是打著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幌子，明目張膽地搞以金錢為中心！而完全把毛澤東時代形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社會風尚拋到九霄云外。現在想起來，甚至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十五個字也處處暗藏玄機：所謂“解放思想”，就是要把人們的思想從被毛主席、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束縛”下“解放”出來；所謂“實事求是”，就是把當時突出政治、政治掛帥思想領先、以階級斗爭為綱等等一整套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一律扣上假大空（假話、大話、空話）、反對實事求是的大帽子；所謂“團結一致向前看”，則完全建立在對積極參與文革的力量統統趕盡殺絕的基礎之上——當初他們為什么不惜冒著違背“一分為二”、反對唯物辯證法的風險，也要“徹底”否定文革呢？對一個涉及幾億人口、遍布祖國每一個角落、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說徹底否定就徹底否定了？這不是直接把廣大人民群眾統統視為傻瓜、笨蛋、白癡嗎？
于是，他們全然不顧馬克思主義老祖宗“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的諄諄教誨，更全然不顧毛主席一貫嚴肅反對“三自一包”，預言如果搞了“三自一包”，很快就會產生兩極分化，甚至可能產生小官大貪、大官巨貪、無官不貪的局面的警告——既然“批倒”了“兩個凡是”，對毛主席說過的話自然就應該“解放思想”，完全不必在意了！并以強行推行“小崗經驗”的方式，在全國農村強行解散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以比“三自一包”更嚴重的方式，直接搞起了分田單干的個體私有制改革，接著就又徹底“改革”掉了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已經“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原社隊企業），更直接把已經高度組織起來的集體農民隊伍，徹底打成一盤散沙，搞垮了我黨執政根基的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率先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半壁江山基本搞垮。從中養成了多少貪官腐敗分子、扶植出多少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沒人能算得清！
然后就“農村包圍城市”，通過“明晰產權”的“國企改制”、“管理層收購”、“抓大放小”、“靚女先嫁”等一頓忽悠，最后再來一個“下崗再就業工程”，把幾千萬產業工人從領導階級的地位上拉下馬，造成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全國人民幾十年艱苦奮斗積攢下來的雄厚全民企業（所謂國有企業）的家底一夜之間就幾乎憑空（通過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變成了企業經理等原管理人員以及眾多高干子弟，與其他“能人”等的私人囊中物（大多通過企業財產低估——如價值上億的國有財產，只以幾千萬的低價賣出→然后以這些原來的國有財產做抵押，從國有銀行中貸款幾千萬而收購成功→最后，就以此后的企業利潤即剝削此后企業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的方式逐步還清全部貸款，原來的國有企業就“改制”成他們私人自己的啦），不僅讓他們一夜之間“先富起來”，而且立馬就變成地地道道、如假包換的資本家階級的一分子。由此，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階級往往需要幾十、上百年時間才能完成的資本積累，中國新生資本家階級一夜之間就完成了——夠神奇了吧！同時，從相關黨政領導干部及其子女中能夠孕育出多少腐敗官員、腐敗分子來，誰能算得清！拋棄了階級斗爭這個綱后，官員們面臨貪腐之誘惑，又有多少人能抵抗得了？！所以，至今他們仍然會堅決地反對追究資本（所謂民營企業家們）原罪與巨額國有資產流失的天大問題，就毫不足怪了！只是，當初有人曾信誓旦旦地賭咒發誓，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不知道這個說法還算數嗎？
在取消了階級斗爭這個綱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幌子下，許家印等鍛造的恒大等眾多所謂民營企業的唯一使命，就是以他們竊取的國有企業資產做抵押，不斷地從國有銀行貸款；到美國上市；到外國銀行貸款而讓中國的國有銀行作擔保，不斷地做大做強；然后到開曼群島、維爾京群島注冊，將其變成外國公司，“合法”地把財產轉移到國外。最后，就到美國申請破產保護，最終實現幫助美帝掏空中國，并讓自己與老婆孩子、乃至子孫后代，通過移民美西方國家，而輕松永久地過著上等人生活！由此，許家印們所造成的腐敗，絕不是一般的腐敗，而是又一次讓“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緊隨蘇聯解體的悲劇，面臨亡黨亡國危險的腐敗！
再次，由四十年改開產生的第三個疑點是，這一段歷史本來聲稱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但為什么時隔不久，就要拋開堂而皇之的“一個中心”，拋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單單要拿“改革開放”這個所謂“強國之路”來說事？——為什么不叫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不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時代，單單要叫改革開放時代？為什么不惜丟掉立國之本，也要把改革開放捧上了神壇？為什么誰敢稍微褻瀆“改革開放”四個字，誰就會瞬間被視為十惡不赦的惡人？甚至，為什么美國佬竟然也會直接威脅，“如果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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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難道不是十分詭異嗎？難道這個“改革開放”不是中國獨立自主開創的，而是當年的美國佬逼出來嗎？或者，就是我們有些人本著“跟著美國走的國家都富裕起來了”的“真理”而心甘情愿地甘當美國人的附庸也要這樣做的嗎？
由此，大量高官們就不顧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這個“跟著美國走的國家都富裕起來了”當借口，一心想著美國人的感受，想著怎樣同國際即同美帝的“規則”“接軌”，全面復制他們的制度，為在中國全面實行（復辟）資本主義，而全然不顧中國人的死活。因而，這些人在貪腐中國人民血汗錢無數的同時，還要千方百計獲取一張美國綠卡、移民美國，宣誓效忠美國，造就了一大批媚美、添美、跪美的漢奸精英，還會請來日本軍國主義者來審查中國的教科書。如果認為這還沒有滿足自己的胃口，就先把老婆孩子們移民到美國，自己則繼續在中國做官、貪腐，……這一切就都不奇怪了——這還能不腐敗、能不帶來幾乎無官不貪、越貪越兇越大、久治難愈的超級腐敗嗎？
本來，我們改革開放的“改革”，只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通過改革，一定要不斷強化我國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一定要不斷鞏固和加強我國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一定要不斷鞏固工農聯盟，一定要不斷激發廣大人民群眾主人翁的責任感與積極性，一定要在共同富裕基礎上讓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而不是相反。至于所謂市場經濟，也不是一定觸碰不得。但須明確，社會主義制度下，最終實行的只能是計劃經濟體制，而絕不能是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初期（或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搞一點市場經濟，但一定必須是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之下的、實實在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是以市場為工具的計劃經濟，而決不能搞什么“完全”市場經濟體制——以便將來能夠順利地逐步過渡到成熟的計劃經濟體制。因為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同唯利是圖的市場經濟完全兼容；搞市場經濟，搞市場化，就免不了唯利是圖，免不了一切為了利潤、一切為了賺錢，不可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腐敗作為“潤滑劑”，更是免不了的！所以，在社會主義（包括初級階段）條件下，即使是一個企業組織（包括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也不能一切為了賺錢，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而不顧社會效益（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根本區別，忘記和拒絕講這個根本區別是危險的，后果也是極其嚴重的）；也必須牢固樹立首先要為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服務的信念，其次才是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適當地考慮經濟效益，不應完全不顧經濟效益。這樣，腐敗行為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將受到強有力的遏制！至于社會上的三個特殊行業，即以教書育人為基本職責的教育行業、以治病救人為基本職責的醫療行業，以及以公平正義為準則的司法系統，則完全不能沾染上市場經濟的一丁點銅臭，更決不能搞市場化、私有化的“改革”！這三個本來似清水衙門的行業，因為有人也大力推行市場化、甚至私有化，今天竟然變成腐敗的高發區、重災區，教師與醫護人員這兩個本應春風滿面、最平易近人的人員，法官這個正義的化身，竟然也有不少人變成了腐敗的惡魔，實在令人唏噓。
而提到改革開放的“開放”，我們就可以看到，有意把后四十年稱之為改革開放年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旨在于為了把前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污稱為封閉、半封閉時代，以與后四十年改開時代根本對立起來！
建國后前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封閉半封閉嗎？這種說法本身就是喪透了良心！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一直都是開放式政黨。例如早在抗戰時期，我們陜甘寧邊區政權不僅主動開放同蘇聯的聯系，而且對美國也是如此。毛主席就同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和斯特朗等人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同羅斯福總統的特使史迪威將軍也建立了很好的關系。即使蘇美兩國都把主要援助對象鎖定給了蔣介石集團，我們仍然初衷不改。后來美國的“赫爾利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要扶蔣反共，“要破壞我們，這是不允許的。”但我們仍然“要把美國人民同他們的政府相區別”，從來也沒有對美國人民關上過大門（否則，后來的“乒乓外交”根本就不可能發生，改革開放也根本無從談起）。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更是直接把他們的軍艦開進了臺灣海峽，喪心病狂地要封鎖我們，此后更是直接打造了兩條島鏈，旨在把我們徹底封死、困死！這是我們在搞封閉、半封閉嗎？我們不僅很快就同蘇聯為首的各民主主義國家（即后來的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而且在“打掃好庭院再請客”后，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越來越多，1964年，我們更是直接同美國陣營的法國建交了，搞得美國佬都十分狼狽、尷尬。我們一貫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蘇兩霸的正義斗爭，一方面贏得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支持，使得“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同時又搞得美帝、蘇修處處被動，最終使得美國總統尼克松為取得我國對其從印支三國“體面撤軍”的諒解，不得不在反抗美帝的大標語下屈尊訪華，對我們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公開表示“不持異議”。不久，田中角榮為首相的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放棄其長期堅持的兩個中國錯誤政策，率先同我國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在這之前，第三世界的朋友們則硬是挫敗了美日等反動派的層層阻撓，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并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驅逐出去！到1976年底毛主席逝世時，同我國正式建交的國家就多達111個，同我們建立正常經濟貿易關系的國家與地區更多達180多個，其中還有不少國家部分地繞過美元，直接用人民幣同我們結算雙方貿易，我們還自己從美西方引進了成套先進技術裝備，投入到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去了。可見，是毛主席，而不是其他任何人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進程。只不過毛主席主導的對外開放是有原則的對外開放，是始終建立在獨立自主基礎上、以我為主的對外開放；而絕不是至今許多人骨子里、事實上依附于美西方、同美西方接軌的“對外開放”。即使在我們實施“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時，我們也絕不是處處唯蘇聯馬首是瞻，更不是一切照搬蘇聯。如我們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沒有像蘇聯那樣過激，而是實行非常人性化的贖買政策；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我們也沒有學蘇聯搞集體農莊，而是實行獨創的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赫魯曉夫誘騙我們建“長波電臺”，搞聯合艦隊，陰謀讓我們處處聽命于他，我們也干脆予以拒絕！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丁點腐敗的空間嗎？反之，改開期間的對外開放是不是有原則的，我們就不說了，但許多人總是愿意聽命于美帝的旨意，硬是把“改革開放”神圣化起來，不允許中國停止改革開放！這是什么性質的問題？個中隱藏之腐敗源頭絕對罪孽深重！如早在美帝一手搞起的新冠疫情尚未開始時，美國的輝瑞公司就不惜花費數億美元向中國有關人員公關，誘導中國購買他們的輝瑞疫苗，隱匿的絕對是不可遏制的腐敗！隱匿的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罪惡陰謀！
最后，他們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價，從根本上顛覆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人人平等的觀念與事實，硬是要把社會上的一切人統統劃分為三六九等？首先，他們就把1965年毛主席親手撤銷的軍銜制重新恢復起來，人為地把官兵一致的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與戰斗員之間劃分出一條楚河漢界（阻斷普通士兵直接晉升為指揮員的通道），并同時把指揮員劃分成出（從少尉到上將）十個戒備森嚴的等級，像沒落的封建制度下一樣，下一級人員只能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絕對服從上一級的意圖，不得越雷池一步！接著又在人群中搞出了一個高高在上的“國家公務員”制度，從根本上阻斷了普通工人農民進入公務員隊伍的通道！人為地制造出官民對立的制度基礎！同時又把公務員劃分為同樣等級森嚴（從正國級到副科級）的十個等級，外加大量等級之外的不入流公務員。這樣，通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封建統治秩序，人們之間統治與服從的關系一旦確立，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大道理就完全失去了生存空間！大人物們再為所欲為、橫行霸道；再肆無忌憚地走資本主義道路來；再無論搞出多大腐敗來；再讓老百姓“吃二遍苦、遭二遍罪”來，都可以高枕無憂啦——想根治腐敗？門兒都沒有！
在人分三六九等，特別是官分三六九等的情況下，下級的官運前程就完全掌握在上級的手心之中，再說“你的權力是人民給的”，說一千遍人家也不會相信。因為他會看得很清楚，他手中的權力就是他的上級給的（這就清晰地復辟了封建等級制度）！有時，在決定各崗位人選時，也會裝模作樣地征求一下基層百姓的意見，但那也僅僅是做給人看的，是否聽從人民群眾的呼聲，聽從到何種程度，歸根結底都是“上級”說了算！老百姓完全無能為力！由此，大量為了上位的人，基本上不會去考慮基層群眾的感受，只要千方百計讓“上級”滿意就一切都OK了！于是，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繼而索賄行賄受賄自然就順理成章了！而須行賄多少數額，有的竟然都明碼標價——欲晉升相當高位的高官，數額竟然多達百萬、千萬之巨了！徐才厚、郭伯雄及多個省部級及以上高官秘密裝滿貪污受賄財富的大庫房也會駭人聽聞，點鈔機也會累壞了若干臺，運載百元大鈔的大卡車也需若干輛！
總而言之，我國官員腐敗問題之嚴重，我們不能把它單純地看成經濟問題，而必須實事求是地把它首先看做政治問題，提到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高度來認識。被人們津津樂道、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果斷拋棄階級斗爭這個綱，開啟了迥異于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新時代，舉起了特色社會主義旗幟，這一切似乎并無不妥。但要知道，這個特色社會主義，是毫不避諱地把毛澤東思想摒棄在外的。雖然馬列毛還會時常被提起，但自1979年開始了新時代的指導思想就是以“四論”（貓論、摸論、先富論、不爭論）為代表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馬列毛事實上是被統統排除在外的（只是到了十八大以后才有了改觀）。這當然是一次深刻的戰略轉折，但這一轉折并不偉大，相反卻極為慘烈，馬列毛的正確思想路線被顛覆了，與生俱來的、建立在極力推行私有制改革經濟基礎之上的腐敗大勢不可遏制地泛濫開來、泛濫成災了！
為今之計，欲徹底扭轉腐敗亂局——八年多時間里，省部級及以上高官涉腐人員竟然比現有省部級高官總數還多（雖然這有待于黨中央確認，但絕不是一個小數則確定無疑），這還不夠亂嗎？黨中央及早做出了兩個確立，特別是確立了習近平同志在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這是極其英明的，也充分展現了習近平同志的偉大責任擔當，理應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不然，換作誰，全國人民都難以放下心來！
但這仍然不夠！毛主席曾經深刻地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人多、槍多，代替不了正確路線。路線正確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也會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再來一次新的遵義會議式的會議——在全國14億各族人民中間，來一次超大規模的建國七十多年來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大討論，在充分與反復思考基礎上，讓一切能夠表達自己真實意見的人都能反復多次、清晰明確地充分表達出自己的看法——畢竟真理是越辯越明嘛！只有在這種大討論（或大辯論）基礎上，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才能就這些歷史問題上達成高度共識。然后才能在此基礎上，充分肯定建國七十多年來各個歷史階段，我們取得的各項偉大成就，找出各個階段的重大失誤。既要總結出各個歷史階段的成功經驗，也要找出各個歷史階段失誤的重大教訓。通過這一次新的遵義會議式的會議，重新制定出《建國七十幾年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顛倒了幾十年的一些歷史問題重新顛倒過來，把事實上已經丟掉很久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與毛主席革命路線重新請回來，深深地扎下根，讓毛澤東的旗幟在960萬方公里的遼闊國土上空永遠地高高飄揚，讓馬列毛主義取代不靠譜的特色理論，切切實實地成為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導思想與行動指南，再也不要一代一個“理論”、“思想”、“觀”了，否則，我們的黨章、憲法總有一天會承載不下的！
接著，我們還必須找出腐敗滋生蔓延的直接原因，在放手發動群眾基礎上，有的放矢地改革創新，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反腐倡廉的制度性的規定來。
（一）嚴懲腐敗，讓官員們不敢腐。這是根治腐敗第一個治本之策，也是真想反腐必走的第一步。
牽牛要牽牛鼻子，打蛇要打七寸，根治腐敗也必須在緊緊地抓住腐敗的要害上下手。那么，腐敗的要害又是什么呢？我認為，腐敗綿延不絕，久治不愈，根本原因在于偏離了毛主席革命路線，而其直接原因則主要在于在新路線指引而形成的新制度下，腐敗的成本太低，而反腐敗的成本卻會出奇地高。同時，腐敗的“收益”又太高，反腐敗的收益往往抵不住腐敗行為給社會造成的極大破壞與危害。二者均呈現出嚴重地不對稱趨向。從而在腐敗與反腐敗斗爭中極易造成向腐敗一方嚴重傾斜的不利局面。
所謂腐敗成本太低，反腐敗成本卻會出奇地高，那是說，腐敗者往往都是身居高位者，天然地具備一層厚厚的保護傘，很難被發現；即使被一些人發現了，要想動他也很難，付出的代價會很高，甚至會高到嚇人的程度。因為腐敗者往往都會被一層層耀眼的光環所籠罩，而且會手握重權，外人很難發現其任何端倪。能夠首先發現腐敗者腐敗行為的，往往就是在這個腐敗者手底下工作、“小命”就捏在腐敗者手心里的工作人員。而這個或這些個工作人員一旦敢于向上舉報腐敗者，往往立馬就會觸碰到腐敗者早就精心編制出來的厚厚保護網，或者觸碰到官官相護的“天然”保護傘。結果不僅會讓腐敗者毫發無傷，反而會讓舉報人深陷羅網。其中好一點的會被置之不理，泥牛入海無消息；差的，連舉報信也會直接落入腐敗者手中，從而收到無休止的威脅、利誘，遭受到無情的打擊、報復，有的甚至會被投進黑監獄，甚至會付出傷痕累累直至生命的代價。至于腐敗者給黨和國家乃至整個社會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與政治禍害更是大得不得了！
所謂腐敗的“收益”又太高，是說，腐敗者腐敗所獲得的，即使單純從直接經濟“收益”上看，就會高于其工資等合法收入的幾倍、十幾倍、幾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從而更有“能力”去賄賂上司，更有“能力”編制“關系網”、“保護網”、“腐敗網”，受到更周到的保護，更有利于其不斷地“向上爬”——所謂“窩案”，所謂“帶病提拔”就是這么來的！
同時，從腐敗者腐敗行為中直接“受益”的，不會僅僅限于腐敗者本人，腐敗者的配偶、子女、父母、他的整個家庭，乃至其他近親屬、狐朋好友等等都會從中“受益”。直至腐敗者倒臺了，其親朋好友們仍然可能繼續享受這個腐敗者帶來的“好處”——所謂“犧牲我一個，幸福全家幾代人”都絕非天方夜譚。
所以，即使拋開其他，單純地考慮這個收益成本比，對腐敗者的腐敗行為也必須嚴加懲處。
想當年，著名的劉青山、張子善一案，他倆貪腐金額合計現在的人民幣是171.6萬元，雖然在當時，這絕對是天價腐敗，但考慮這兩人的確是革命功臣，他們甚至曾經經受住了戰場與刑場的雙重考驗，說他們曾經不愧為人民英雄的稱號都毫不為過。所以，對這兩個人是不是應該網開一面，予以輕輕放過呢？我想，我們這樣做了，當時的群眾也會原諒我們的。但毛主席絕不允許！歷史也不會允許！結果，相關人民法院堅定地依法判處二人死刑，立即執行！表面上看是過于嚴厲了，其實這才是對我們干部隊伍的最大愛護。因為殺了這兩個人，挽救了、更警醒了成千上萬革命干部，連劉、張兩人自己也不得不服，這才保證了我國干部隊伍、并帶動了我們整個社會清正廉潔了三十年，直到毛主席逝世。因為在人民的法律詞典里，只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何況共產黨內，決不允許“王子”的存在，沒有功、罪相抵一說。后來，“再也不搞運動了”，不須“看群眾的臉色行事”了，似乎這才叫對干部隊伍真的好。其實，放過了犯罪的“功臣”，放過了犯罪的高官，共產黨人不僅會最終失去民心，危害黨的信譽與事業、危害社會，同時也會害了我們的廣大干部。許多年輕干部，剛剛踏上干部隊伍時，也許還滿懷美好憧憬，很想為國家和人民干一番事業，可惜很快就會掉進腐敗大染缸，一步步走進貪腐隊伍中去而無法自拔——如今的這條錯誤路線毀了多少社會精英啊，沒人能夠算得清！沒有法律與人民群眾的約束，放縱了干部們內心深處的貪欲，大部分人走向違法犯罪道路，自絕于人民、自絕于社會都是不可避免的。
明乎此，首先在立法環節，對貪腐犯罪與其他犯罪就要體現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就要對各級干部隊伍、特別是高官隊伍、對各級領導干部的違法犯罪行為表現出更嚴厲的處罰力度，而不是千方百計減輕這個力度。比如說對貪污賄賂犯罪的懲罰就不能低于對搶劫犯罪的懲罰力度，搶劫幾百萬、上千萬甚至更少，大概都躲不過死刑；貪腐幾百、上千萬也必須處死！我們也盡可設置一個“巨額財產來歷不明罪”，但這個罪必須比照貪污、賄賂罪及搶劫罪定罪量刑，而不是處以一個極輕的、象征性的處罰。這樣，才會促使犯罪嫌疑人主動交代問題，減少“來歷不明”的財產數額，更可以顯著降低查處成本。我們何樂而不為？
同時，要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在相關適用施法解釋中，就得對貪腐數額同其所受懲罰直接掛鉤。比如貪腐一萬就得予以黨紀、政紀處分；貪腐十萬就得入刑，同時“雙開”；貪腐百萬就得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貪腐五百萬到一千萬就應該判處死刑；貪腐上億則應該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不能留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當然，投案自首、揭發他人有功、主動退贓、主動交代自己犯罪事實等均可以減輕處罰，但減輕幅度最多不能超過一個量級。至于貪腐過億，必判死刑，則一概不能“通融”。這不是我們殘忍，而是不如此，就不足以震懾貪腐犯罪，就對不起至今還信賴我黨的廣大人民群眾，就是對人民的殘忍！
我國的法律廢除株連。一般來說，這非常正確。但對貪腐犯罪就不應該不受株連。因貪腐犯罪也會使罪犯的配偶、子女、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等親人受益（免不了“受罰了我一個，幸福全家幾代人”）；讓這些人只受益而不受懲罰，那是不公平的。接受處罰而只是蜻蜓點水，沒有對這種“受益”予以徹底清算，也是不行的！從腐敗中受益而未予舉報的必須受到相應、甚至同等的刑事處罰；對相關人員的家產，也必須予以徹底清算，已經吃下去的必須如數吐出來，受到違規提拔或得到其他好處的，也必須重新回到原點，甚至剜肉割瘡。而及時揭發親友貪腐犯罪的，法律則應予以鼓勵。
不要擔心監獄里人滿為患，不要擔心殺人太多會影響社會穩定。只要罰當其罪，不是濫殺無辜，只會大得人心，自能促進社會風氣迅速好轉。
不要擔心干部大量流失會使政府停擺。我國各行各業都會出現缺人現象，唯獨政府機關不會。因為政府機關本身不會有大的進入門檻，除非人為地設置這些門檻。像南街村的王宏斌、華為的任正非，如果立馬給一個國務院副總理、總理的職位，會扛不起來嗎？只不過現在的制度規定不允許罷了。“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本身就是天大的罪惡？這種情況不應該繼續下去了。想當年，二十幾歲的娃娃當團長、師長、軍長都比比皆是，今天為什么就不行？！
同時，對正在服刑的貪腐犯罪分子，不能予以任何特殊照顧。他們的行為比其他犯罪分子更惡劣得多，影響也更嚴重得多。對他們任何一丁點特殊的“優待”，都對不起這種惡劣本身，更對不起深受其害的廣大人民群眾。
嚴懲腐敗，是真想反腐必走的第一步。這一步邁不了，一切都是白扯。如果下不了嚴懲腐敗這個決心，再怎樣堅持反腐敗永遠在路上都會沒用的，腐敗問題永遠都不可能從根本上獲得解決。嚴懲腐敗是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之所以實現不了，根本原因還是因為貪腐官員太多了，而且遍布到了黨委、紀檢委、政府、人大、司法、政協甚至軍隊等政權機關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嚴懲貪官的法律根本通過不了。請黨中央充分注意這一點，再不認真、堅決地走出這一步，我們國家仍然會很危險！而跨過了這一步，肯定海闊天空。
當然，在完全實施這些法律規定之前，先設置一個“緩沖區”也有必要。比如可以規定一個期限，在此以前主動自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一切犯罪事實，并積極主動地及時全額退贓，可以大大地從輕發落。我甚至考慮，在這個“緩沖區”時間內，只要在組織上還沒有掌握確切證據的情況下，“竹筒倒豆子”，把自己貪腐犯罪的事實，一點不漏地全部交代清楚，并全額退贓了（這不能打一丁點馬虎眼），可以“一個不殺”，給與一個較輕的刑罰（如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免于刑事處罰、直至既往不咎都是可以考慮的。但必須及時而無保留地將其犯罪事實全部公之于眾，這也是絲毫含糊不得的。而一旦錯過了“緩沖區”，則后悔晚矣。
（二）財產公開，讓官員們不能腐。這是根治腐敗的第二個治本之策，也是真想反腐必走的第二步。注意：我這里說的是財產公開，不僅僅是財產申報，而要比財產申報要求更高才行。
為什么官員們的財產一定要公開？因為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陰暗則是最有利的腐敗催生劑、催化劑。我國腐敗高發的第二個直接原因就是官員們的財產不透明，讓腐敗官員有暗箱操作、大肆貪腐的無限空間。
如今，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已經實行了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有的在一定程度上還實行了財產公開。但完全的財產公開、透明，大概至今還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實現過。我國也已經算實行財產申報了，只是這個“申報”極其不透明，除了上級機關有幾個人知道外，其他人統統不掌握。這是不行的！我國是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完全不同的、共產黨領導下、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執行國家公務的人員都必須是能夠向全體人民敞開心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社會公仆。像一般國家那樣單純地實行“財產申報”還遠遠不夠，必須讓各級黨政官員尤其是主要領導干部的財產統統公開透明，在陽光下運行。如果你是村（社區）一級領導干部，你的財產情況就應該向全村（社區）人民公開；鄉鎮（街道）一級領導干部，就應該向全鄉鎮（街道）人民公開自己的全部財產……以此類推，如果你是中央一級主要領導干部，自然就應該向全國人民公開自己的全部財產。而如果你是某一部門的領導干部，起碼應該向所轄部門的一切屬下公開自己的財產，例如你是公安部長，就應該向全國公安系統內的一切工作人員公開自己的財產。而且這一切，在“候選”階段就必須完成。對隱瞞不報的財產，一旦有群眾舉報，一律要嚴肅查清，屬實者要全額沒收，并一律以貪腐犯罪論處、從重處罰。
有人會拿保護隱私為名加以反對，那是站不住腳的。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當官就不能發財；發財就不能當官。不管你是否贊成這些觀點，做共產黨的“官”，就必須服從共產黨的規矩！偉大的馬克思早就告訴人們，“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無產階級自己。”即使當初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顯然是大錯特錯了）沒有錯，共產黨員、黨的領導干部們也必須是最后一個富裕起來的群體！共產黨員，個頂個都應該光明磊落，見不得陽光的財產一丁點都不該有！你應該做的，就是要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奔向共同富裕的大路上，同廣大人民群眾一起富裕起來。因為你是共產黨員，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自我革命，這個“自我革命”，不僅僅我們黨在組織內要自我革命，黨的每一位領導干部乃至每一位共產黨員也必須自我革命！公開自己的財產，就是其敢于自我革命的具體表現。共產黨人死都不怕，還怕財產公開嗎？不愿意公開自己的財產，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所謂“隱私”，就立馬走人好了，任何人都不會攔著你。
財產公開，最遲也是在本世紀初就有人提出來了，但在會上就是通不過。為什么？不是因為條件不成熟、不允許，也不是程序問題不好解決，根本原因在于反腐敗的決心不夠！主觀上維護了貪腐者的私利，客觀上為貪腐者繼續貪腐、不斷地貪腐提供了便利條件。就是因為反對的人其實本身大多就是貪官，他們的財產大多都是貪腐來的，通過了這個法律，這不是在自斷財路與自我亮嗮自己的貪腐真面目嗎？所以，這個肯定會得到億萬人民群眾衷心擁護的、最好的陽光治腐法律幾十年都不能通過，就毫不奇怪了——一個人是不是貪官，甚至都不用查，只要看一看他對制定財產公開法律的態度就一目了然了。這也恰恰說明，制定這一法律，的確勢在必行。有這樣的法律規定，才會使各級政府官員們即使一心想貪腐也辦不到了，因為你只要一腐敗，馬上就“露餡”了。不管你是否愿意將這些貪腐財產公之于眾，自己都會完蛋：公開了，“官”就立馬做不成了；隱瞞不報，一旦被發現，結果會更慘！反對制定出這一法律，實質上就是有意要為腐敗之持續不斷留有后門，就是要適應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意志，亡我中華！
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應該襟懷坦白，忠誠、積極。“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們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一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
同嚴懲腐敗，讓官員不敢腐；實行財產公開，讓官員不能腐比起來，更高層次的反腐，是通過強有力的制度保證，讓官員們從內心深處就不想腐，只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要使我們的官員們不想腐，首先必須
（三）加強我們整個黨的組織建設，讓每一位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都必須始終生活在黨組織的培養、教育和監督之中，不允許有凌駕于黨組織之上，或游離于黨組織之外的特殊黨員存在。
由此，我想再一次提議：將來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時，應該在《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第一條“愿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前面加上兩個字“至少”，變成共產黨員“至少愿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從而讓中國共產黨九千余萬黨員中有名有姓的每一位，個頂個都能時刻生活在黨組織的培養、教育和監督之中，不允許有任何凌駕于黨組織之上或游離于黨組織之外的特殊黨員存在。
一般說來，共產黨員也是人，為了謀生，都要在一定的場合勞動、工作、學習與休息、生活，首先必須參加到其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工作中去，并在其中積極工作，接受這個黨組織的培養、教育和監督，在該組織中發揮共產黨員應有的先鋒模范作用來。同時他還會在另外的地點居住、休息或休假，由此他也應該輔助地參加到居住地黨組織工作中去，必要時也要接受居住地黨組織的培養、教育和監督。在需要時，應同樣在此發揮出共產黨員應有的先鋒模范作用來。而且，一個共產黨員還會到外地出差，甚至臨時到外地工作一段時間，只要時間足夠長（如一個月以上），他還應該找到當地的黨組織，參加到這個當地黨組織的工作中去，接受這個黨組織的培養、教育和監督，在這個黨組織中同樣發揮出應有的先鋒模范作用來。在外出時，還有可能出現一次突發事件，需要成立一個臨時黨組織去應對。作為一名共產黨員，遇到這種情況，也應該、而且必須積極主動報名參加到這個臨時黨組織的工作中去，并在接受該黨組織的培養、教育、監督的同時，積極工作，充分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來。
同時，我們黨歷來是反對一長制的，不僅在人民軍隊的每一級中要同時設有軍事首長與政治工作首長，每一級政權機構中也要同時設有行政首長與相應的黨委（或黨組、黨支部）書記。但改開以來，我們在許多企事業單位中，往往卻會搞什么黨政“一肩挑”，這個“一肩挑”的首長會把工作精力統統用在行政事務上，黨的工作完全不會放在心上；有時勉強實行一下黨政分設，黨委（黨支部）書記也往往成為十足的擺設，行政首長會掌控一切、包攬一切，自然就沒有了直接的外在監督。這樣的制度設計，想杜絕腐敗，怎么可能？——這種狀況必須改變！一切國有的和集體的企事業單位都必須實行黨委（黨支部）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在一切民營、外資企事業單位中也必須建立相應的黨組織，具體負責該單位的政治工作、黨組織建設工作，監督、保證該企事業單位的合法經營運作。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在我國每一個國家機關中，幾乎統統都是由機關第一把手直接兼任機關黨組（黨委）書記，如國務院總理直接擔任國務院機關黨組（黨委）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直接擔任人大機關黨組（黨委）書記，最高法院長直接擔任最高法機關黨組（黨委）書記，如此等等。這樣的制度設計，工作自然是“方便”多了，但誰去教育、監督這個第一把手？我國目前仍有大量第一把手因腐敗而落網（雖然在中央級這樣的情況還似乎不多見，但地方“一把手”大員腐敗，則完全不鮮見），同這樣的制度設計沒有關系嗎？有人擔心，如果在“第一把手”之外再配備機關黨組（黨委）書記，人員不好安排。這還是封建等級觀念在作怪！共產黨員在法律人格上應該一律是同志，人人平等。通過選舉，國務院機關的一位普通共產黨員為什么就不能當選為國務院機關的黨組（黨委）書記呢？這既可以減輕國務院總理的工作負擔，又對總理本人發揮出黨組織本應具有的培養、教育、監督作用來，讓其心無旁騖地做好國務院本職工作，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而且，作為每個國家機關的第一把手，他還必須參加到一個黨支部與黨小組工作中去，并自覺地接受該黨支部與黨小組的培養、教育和監督。
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歷來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個紀律，誰就是破壞了黨的統一。就是說，即使你是國務院總理，有領導國務院與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職權，但作為個人，不僅仍然必須無條件地接受黨中央的領導、教育、監督，而且仍然必須接受國務院機關黨委（黨組）的培養、教育、監督，接受你所在的黨支部與黨小組的培養、教育和監督。這樣一來，即使你真想腐敗，也會困難重重，成本、代價會急劇增加，不會像現在這樣輕而易舉。
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每一名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身處何方，都可以隨時隨地找到自己的組織，接受黨組織的培養、教育與監督，又能夠在組織需要的時候充分發揮出作為共產黨員應有的先鋒模范作用來。你還會時刻惦記著怎樣腐敗的事情嗎？要知道，這樣的制度安排，不是我這個具有五十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它本來就該如此！不然的話，一名共產黨員只能在一時一地接受黨組織的培養教育監督，在另外的場合則另是一樣，那怎么行！更有甚者，有人一旦當上大官，就認為可以高高在上，不服從黨組織的培養、教育與監督，就可以無法無天起來，那還能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嗎？而且，在他的眼里，我們的黨組織還在嗎？
我還設想，毛主席和習近平同志都一直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那么，黨怎樣領導一切？單憑黨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就能領導一切嗎？我們為什么不能充分調動全黨的積極性，即不僅要通過黨的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到各個企事業單位的組織系統來實施領導，而且應該充分發揮每一位共產黨員的積極作用來，公開提出“全黨執政”的口號，通過“全黨執政”來領導一切呢？
確切地講，我這里是想說，美西方不是天天指責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不民主嗎？而且這個所謂“不民主”主要是指我們的各級主要領導人都是通過一定程序的任命（不是由選民真實選舉）產生的。我們黨是具有近億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那么，在搞好黨的建設的情況下，這近億共產黨員完全有資格代表全國14億老百姓的利益與意志。如果我們黨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到各個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主要負責人統統由相應的黨組織所屬全體黨員直接民主選舉產生，而且規定在一把手缺位時由二、三把手依次代理，取消一切事實上的任命制。那時，我們才可以站到道德制高點上，該我們理直氣壯地同美西方的假民主比較、斗爭一番并必會贏得口碑、取得勝利的！美西方只是總統副總統、州長副州長直至基層政權正副領導人由全民直接選舉而已，我們則可以把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各省、市、縣級黨委常委、基層黨委、黨總支、黨支部委員一律由全黨和所屬黨組織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產生。其中的從總書記到地方各級黨委書記、基層黨組織書記，乃至中紀委書記、地方各級紀委書記、基層黨組織紀委書記、紀委委員也一同選舉產生，然后再通過上級黨組織批準、任命（這就是真正的選舉制，“任命”只是一個形式而已）即可，一張選票足矣。只不過必須把等額選舉一律改成倍額候選才行（差額選舉仍然不夠）。這樣一來，社會主義民主、人民民主的優越性會立馬充分地表現出來了，并且可以有效地杜絕欺下瞞上、買官賣官等腐敗行為發生了。與此同時，本來屬于我們的民主大旗自然也會重新回到中國人民手中，帝國主義“民主”、“自由”、“人權”大棒再也無法傷害我們一分一毫啦！（這樣的普通選舉制，我們在下面的其他反腐制度設計中還要繼續談到）
而且必須說，一旦這樣做了，全國近億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創造性，作為共產黨員的責任感、使命感、榮譽感、自豪感都會極大地調動和發揮出來（想一想，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無論走到何地，無論身處一個多么熟悉與陌生的環境中，都能迅速地找到自己的同志！找到自己的組織，這是一件多么讓人開心的事情啊！）；那些眾多“掛名黨員”大多也會滿腔熱忱地重新站出來工作；要求每一位共產黨員“至少”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更會不成問題。同時，也更容易促使我們黨積極做好吐故納新工作，不斷更好地純潔自己的隊伍（將一切蛻化變質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統統及時清理出黨）；黨組織本身的向心力、凝聚力、戰斗力都會急速提升；黨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崇高威望也能不斷地迅速提高；黨領導一切的執政水平也會有一個飛躍的進步；黨組織對每一位共產黨員的培養、教育、監督作用與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都會上一個新臺階；普通共產黨員會帶動群眾積極反腐；黨員領導干部大多也會積極努力“拒腐防變”……而且，廣大人民群眾會更緊密地團結在我們黨的周圍，并更大程度地組織起來、聯合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目標乃至解放全人類、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目標而努力奮斗！
（四）要讓我們黨的每一位官員均做到“不想腐”，其次，我們在黨的建設方面，不僅要做好組織建設，也必須同時做好政治建設與思想建設。黨的組織建設本身也必須以思想政治建設為引領。
思想政治建設本來就是我們黨特有的傳統與政治優勢，也是我們黨做好反腐敗斗爭的最重要環節。我們現在之所以腐敗高發，還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改開以來，隨著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黨的思想政治教育，乃至整個思想政治工作都嚴重地削弱了。即使為了取得反腐敗斗爭的決定性勝利，我們也必須在搞好黨的政治建設與思想理論建設上狠下功夫。
搞好黨組織的思想政治建設，黨組織首先要大力抓好組織自身與黨員群眾自己的學習活動。當然要學習好相應的科學文化知識、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與先進管理經驗，但作為我們黨的看家本領，尤其要學習好馬列毛——要把我們黨切實辦成學習型的政黨，把我們的各級黨組織統統辦成學習馬列毛主義的大學校！
偉大的列寧告訴我們，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精神財富充實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因此要“學習，學習，再學習”。毛主席也經常教育全黨，“情況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要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習近平同志更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看家本領，并曾（于2018年4月23日）親自帶領政治局的同志學習馬克思、恩格斯的光輝著作《共產黨宣言》。因為我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中國共產黨，我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黨就會變修，國就會變色。而馬克思主義又不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自發地產生，而只能從外面通過認真看書學習灌輸進來。在我黨和我國人民文化較低的情況下，這種學習、教育活動也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在今天人們的文化水平已經普遍提高、并且不斷提高的情況下，這種學習、教育活動更不能絲毫削弱，而只能不斷加強。
最近我接連到國家圖書館去了兩次，看到那里的書籍琳瑯滿目，應有盡有，不愧為國家級的圖書館，而且已經把《毛澤東年譜》、《毛澤東文選》擺上了臺面（雖然還沒有擺全）。值得讓人點贊！唯獨讓人深感遺憾的是，那里展出的馬列毛主義的經典著作實在是少的可憐，只有十幾平米的面積，而且連《馬恩選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都一概沒有展覽全，馬、列、毛著作的單行本也很少。其中，列寧著作單行本幾乎不見蹤影。這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小問題，而是要引導全國億萬人民群眾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天大問題。當然，你盡可以說要與時俱進，有了特色理論就足夠了，因為特色理論是與馬列毛主義一脈相承的。但你憑什么認為其一脈相承？真是一脈相承，更應讓大家看一看經典作家們是怎樣說的，從而對比一下才會讓人相信吧？事實上，改開四十多年來，馬克思主義（或馬列毛主義）都被嚴重邊緣化了，國家級圖書館大廳上找不全馬列毛經典著作只是這種邊緣化的縮影而已。毛主席一生中都始終不忘馬列，到了晚年還為大家開列出馬恩列六本書、馬恩列斯三十本書，一貫教育全黨，馬恩列斯是先生，我們自己則是學生。毛澤東時代風清氣正，把馬列毛主義擺到了正確的位置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原因。而如今貪腐情況如此嚴重，將馬列毛邊緣化同樣是一個根本的原因！不從根本性原因上下手，怎么能指望腐敗問題獲得根本性解決呢？
當然，不是說讀了馬列毛幾本書之后，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而還必須在“學懂”“弄通”四字上下功夫。怎樣才能學懂弄通呢？就不能像王明之流那樣把馬列主義當做教條來學，而必須把它當做行動指南，理論聯系實際地學，把馬列毛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來學。要取得當今反腐敗斗爭決定性勝利，就得有針對性地學。
首先，必須學好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這是馬列毛主義永遠的經典！不管《宣言》發表一百七十多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發揮的一般基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全國九千多萬、近億名共產黨員，有多少人認認真真地學習過《共產黨宣言》？相關機關統計過沒有？在今天，沒有認真學習過《共產黨宣言》的“共產黨員”還會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嗎？在市場經濟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面對金錢、美女等數不清的誘惑，不學習《共產黨宣言》，不樹立起遠大的理想信念，一旦做了“官”以后，若還能做到守身如玉，真的是很難很難。把《共產黨宣言》當做必修課，這是對每一位共產黨員、每一位申請入黨的同志最起碼的要求。
其次，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系統地總結了巴黎公社的偉大斗爭經驗教訓，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講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理論觀點；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理論，也是每一位共產黨員，尤其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們都必須要認真學習掌握的。
最后，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被稱為老三篇，更應該成為每一位共產黨員的座右銘。《老三篇》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都要學習張思德同志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號召學習白求恩同志“毫無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號召學習老愚公艱苦奮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培養教育出了左權、江竹筠、董存瑞、黃繼光、雷鋒、麥賢德、王進喜、陳永貴、錢學森、焦裕祿、甘祖昌、孔繁森、張富貴等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共產黨人。還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矛盾論》、《實踐論》、《<共產黨人>發刊詞》、《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整頓黨的作風》、《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以及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等等，還有習近平同志關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一系列論述，以及在歷次黨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中紀委大會和其他重要會議上的講話，都是我們反腐倡廉、打好反腐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
我提議，要在全黨范圍內深入開展一次學習馬列毛主義的大競賽，認真評選學習馬列毛主義積極分子和學習馬列毛經典著作先進集體的群眾運動。雖然一個人、一個組織的馬列毛主義水平高低不能單純地看他學習了多少馬列毛的經典著作，但對馬列毛著作一竅不通的人，絕對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馬列毛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則是確定不移的。在人們今天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情況下，甚至連做一名合格共產黨員都不配！我們黨內之所以腐敗高發、許多領導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同我們改開以來至今一直沒有形成一個認真學習馬列毛主義經典著作的良好氛圍不無關系。而我們一旦這樣做了，不僅會讓我們黨的馬列毛主義理論水平獲得極大提升，伴隨著我們黨的政治建設與思想理論建設都會上一個大的臺階，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大多都會不想腐。腐敗多發的局面肯定會大有好轉。我們黨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崇高威望也會跟著大幅度提高的。
當然，學習的最終成果還要通過實踐來檢驗。而這種檢驗，歸根結底，就是要看他對勞動以及對勞動人民的態度。就是要看他是熱愛勞動，還是鄙視勞動？特別要看他對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的態度：看他是否愿意做一位普通勞動者，愿意同普通勞動者交朋友；能否密切聯系群眾、同普通勞動者打成一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融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去；是否敢于放手發動群眾，敢于同腐敗分子與腐敗勢力做堅決、不妥協的斗爭。
這里，我為什么要如此強調一個官員對勞動和勞動人民的態度呢？因為勞動才是對一個人心靈的最好凈化劑，勞動人民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創造者。
馬克思一部《資本論》就是講勞動與資本矛盾，強調勞動的偉大作用的；恩格斯強調，“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列寧大力提倡“星期六義務勞動”；毛主席反復要求“干部參加勞動”（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要求知識分子與領導干部都要經常深入到工農兵群眾中去，搞好調查研究，同工農兵群眾相結合，聽取群眾的呼聲，虛心向群眾學習，從群眾中汲取智慧與靈感，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心緊緊地融合在一起；習近平同志一貫贊揚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廣闊天地里勞動生產，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健康成長的深遠意義。革命導師們這里所說的勞動，主要是指創造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生產勞動。
必須讓廣大干部統統能夠認識到勞動在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偉大作用。“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有了人才有人類社會；勞動將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始終，人類社會也將始終與勞動相伴隨；人類社會的一切財富都是勞動創造的，人類社會一刻也離不開勞動；“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不僅在從猿轉化為人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且直到現在，它已然每時每刻都在每個人身上發生——人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離不開勞動創造的物質財富的轉化物。一切瞧不起勞動、瞧不起物質生產勞動、瞧不起勞動人民的思想與言行，本質上都是對人類、對人類社會的背叛！一切腐敗行為本身也都是站在勞動人民的對立面，對他人勞動的無償占有與無恥掠奪！
今天，讓每一位黨員領導干部都直接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是難以辦到了，但直接深入到各類所有制企業的人民群眾之中，同他們一道勞動、交流，體驗到勞動的艱辛、勞動人民的艱辛，體驗到勞動的光榮、偉大，體驗到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對立，體驗到貪腐的丑陋、可恥，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會培養與勞動人民相一致的思想感情，使自己的心靈得到極大的凈化，“不想腐”的意識也會油然而生。
有了對勞動與勞動人民的正確態度，才會對腐敗行為深惡痛絕，才會在靈魂深處不想腐。
（五）在努力做好學習、教育工作的同時，還必須及時做好黨組織的吐故納新工作，時刻保持黨組織的一潭活水，保持黨組織朝氣蓬勃的旺盛戰斗力。
關于這一點，毛主席曾有一段生動的描述，“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我們黨早在2023年末，就已經成為擁有9918.5萬（近億）名黨員的世界第一超級大黨了。一方面，我們自然應該引以為傲；但是，看到除了被開除黨籍的腐敗官員，以及自然死亡者以外，我們黨的隊伍基本上是有進無出的一潭死水，其中隱藏有多少包括尚未暴露的腐敗官員在內的蛻化變質分子？混進了多少階級異己分子？有名無實、完全起不到應有的黨員作用的掛名黨員又有多少？雖然沒有看到相關統計數字，但可想而知，絕對都是一個極其驚人、占有極大比例的天文數字。由此，我們還能驕傲起來嗎？
于是，我們自然應該想到，偉大的列寧曾一再教導我們，我們共產黨人不會片面追求黨員數量，更應該關心黨員質量；名不副實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事實也正是如此。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在只有35萬黨員（1917年）的時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在有了550萬黨員（1945年）的時候，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在有了1650萬黨員（1991年）的時候，卻亡黨亡國。教訓不可謂不深刻！由此，我們在積極認真地發展黨員，不斷壯大黨的隊伍的同時，更應該時刻保持黨的隊伍的純潔性。只有黨員隊伍的質量才應該是黨的生命！必須把一切混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及時清除出黨；把一切不合格、又不能限期改正的掛名黨員勸退出黨！同時把大量符合黨員條件的、健康的新鮮血液不斷地充實到我黨隊伍之中，這樣的吐故納新工作做好了，即使我們黨只剩下一半的近5000萬黨員，甚或更少，只把合格和基本合格黨員留下來，我們黨的影響力、戰斗力、生命力都只會有一個更大程度的顯著提升。
關于黨員標準，斯大林同志說，共產黨人就應該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毛主席更有五十個大字的建黨綱領，“黨組織應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就是說，嚴格說起來，做一名共產黨員的標準只有一個：必須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才應該吸收到黨的隊伍中來。這不是說，只有無產階級出身的人、而且是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才可以入黨，其他階級出身的人就不能入黨。如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出身的人，只要克服其固有的階級偏見，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并符合先進分子條件，照樣可以入黨。甚至剝削階級出身的人也可以加入到黨的隊伍中來，但他們必須拋棄其原有的階級立場，同原有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徹底劃清界限，堅定地站到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來。我國的今天出了不少所謂民營企業家，從階級屬性說來，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屬于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但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經入了黨，其中不少人還被評為優秀或模范共產黨員（如許家印、任志強、馬云、柳傳志等）。這種情況是極不正常的。因為即使他們一直都是合法經營的，其收入的大部分也都是來源于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都屬于剝削收入則是確定無疑的。如果他們當選為政協委員，甚至“人大代表”還勉強可以（但也只能同資本家階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相適應，不能大量擠占本應屬于工人、農民代表的份額）。至于入黨，我看還是免了吧！如果他們強烈地要求入黨，當然也可以批準，但必須符合一個硬性條件，即他們所得的一切剝削收入（包括其超出熟練工人工資）部分的、高達上千萬的年薪“工資”，須自覺自愿地一律上繳國庫：其在相關公司中所占有的一切股份，也須一律計算為國有股份，并交由當地國資委統一掌控（這些統統不能有任何含糊——真正具有共產主義情懷的人肯定會愿意這樣做的）。這樣，他們同其他工人一樣，個人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資本）了，在實際上已經變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再經過一個較長時間的考驗，證明他的確已經在思想深處放棄了原有的資產階級立場，具備了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條件才行（這時候，他們還可以繼續做公司的董事長、董事、總經理，但這是作為國有資本的代表去管理企業的，同原來其作為私有資本代表來管理企業的性質完全不同了）。否則，其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作為階級異己分子，是沒有任何權利和理由可被吸收入黨的！而現實是，根本沒做到這些的許多資產階級分子卻已經入了黨，其中不少人還當成了企業的黨委書記，這絕對是我們黨所犯下的一個不可饒恕的歷史性錯誤！——除非我們黨已經改變了顏色，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資產階級政黨了。
而且，這些已經入黨了的企業家們，重復地說，盡可以繼續做企業的董事、董事長、總經理等等，緊緊依靠廣大職工群眾管理好企業即可，但短時間內卻不宜提名當企業黨委的書記、副書記、紀委書記、紀委委員，最多做黨委一名普通委員就行了。否則，那不是“信任”他，而完全是在害他！個中道理，不用說，人們也會明白的。
與此同時，對那些已經入了黨，卻不愿意交出其剝削收入的“民營企業家”們，必須通過開除與勸退等方式，全部清理出黨！對莫言、方方、賀衛方、馬立誠、王長江、張維迎、厲以寧、吳敬璉等漢奸公知，穿著共產黨員的外衣，卻干著反毛、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勾當的小丑們，不論其尚中人世或已經死去，都必須果斷地開除其黨籍！對一切不起黨員作用、經教育也不愿意改正的掛名黨員也必須一律勸退出黨。我們黨沒有什么比自身純潔性更重要的東西了！
但這不是說，一切入黨的同志都須百分百具備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條件。世界上沒有純而又純的事物，是否具備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條件也是相對的。而且即使一個人入黨時完全具備了這個條件，但人總是會變的，經過或長或短一段時間后，也可能又變得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了。怎么辦？毛主席告訴我們，共產黨員光有組織上入黨還遠遠不夠，更要努力爭取在思想上入黨。而且要把追求思想上入黨當做終生的奮斗目標和斗爭義務。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面對金錢、美女等多重誘惑，每一位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在實踐中更必須努力保持必要的精神定力、政治定力、戰略定力，“吾日三省吾身”，時刻想到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不負黨和人民的信任與重托，始終以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永葆共產黨員的無產階級先進本色。
為此，我們的各級各類黨組織都必須定期不定期地在黨內開展經常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每一位共產黨員都必須積極地參與其中，又要歡迎黨外群眾的批評建議，特別是各級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更必須帶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上級要監督下級，下級也要監督上級，一切黨內的同志都要相互監督，還要自覺接受黨外監督，嚴禁打擊報復。一旦我們這樣做了，一定能夠防微杜漸，避免滑到貪污腐化與蛻化變質的邪路上去，及時去掉不良作風，時刻保持優良作風。
（六）要讓一切官員都做到“不想腐”，不僅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而且還要對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工作人員一律變事實上的任命制為普選制，變一考定終身的國家公務員制度為有進有出、能官能民、可上可下的人民公務員制度，輔之以必要的工人工資制與民主選舉制，讓各級各類國家管理人員均難以貪腐，只能一心想著怎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總結巴黎公社革命經驗時就告訴我們，“公社是由市內各區運用普通選舉權所選出的市政參議構成的。他們對人民負責，并可以隨時撤銷職權。其中大多數人自然為工人，以及工人階級的著名代表。公社不是議會團體，而是兼有執行及立法權的行動團體。警察向為中央政府的工具，此時立刻脫去他們的政治特質而變為公社的負責的并可以隨時撤換的工具了。其他治理機關的官吏也是如此，自公社代表以下，公共職務必須取得工人的工資（筆者注：馬克思在“工人的工資”五個字下邊都標注著重號）。公共職務再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們的私有財產。不獨市政（的管理）落入公社手中，向來由國家運用的創制權，也落入公社的手中。”
在這里，馬克思總結出了巴黎公社兩條成功經驗，一是讓一切擔任公職的人員一律由選民選舉（工人及工人階級的著名代表）產生，并可以隨時予以撤換；二是對一切公職人員一律實行同工人一樣的工資。
而我國今天，距離這十分簡單的“兩條”之差距就太大了。首先，前面說過，我們一切擔任領導職務的人員其實都是通過任命或變相任命的方式產生的（所謂的“選舉”大多都是在會前確定，而僅通過會上的“選舉”走一走形式而已）；而被任命的對象（除極少數人民代表即所謂“人大代表”外）則一律是所謂的國家公務員，而將一切非公務員統統排除在外。同時，一切公職人員的工資都是通過人分三六九等的特定級別決定的，當官與發財直接掛鉤。而且官員們的收入遠不僅僅工資這一塊，與職位緊緊掛鉤的各種福利待遇要比他表面上的“工資”不知還要高出多少！
關于馬克思說到的第一條，一切擔任公職的人員都由人民普選產生，對人民負責，并隨時可以撤換。有人會辯解說，我們的任命制有什么不好？起碼比資本主義那個“有錢人的游戲”好多了！我們說，資本主義國家那個“有錢人游戲”式的選舉，的確是騙人的，但人家起碼還能故意制造成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假象，而這個假象至今還在騙人、看來還能繼續騙下去；而我們的任命制沒有這個假象，卻只能讓人同“不民主”聯系在一起！這怎么行？！由此，當今的帝國主義者還故意把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兩類，他們自稱自己是什么“民主國家”，把社會主義國家一律稱之為“極權國家”。這對資本主義是自我標榜的謬贊，對社會主義則是一種十足的污蔑。對付這種謬贊與污蔑的最好辦法，不是我行我素地繼續實行名義上的選舉制而事實上的任命制，而是切切實實地實行馬克思早就總結出來的巴黎公社式的普通選舉制。巴黎公社式的普選制與當今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選制”似乎有著某種相同之處，即工農大眾與富豪官員們似乎都有“平等”的選舉權；差別在于，資本主義選舉出來的只能產生于資產階級政黨推舉出來的候選人，巴黎公社選舉的出來的則“其中大多數人自然為工人，以及工人階級的著名代表”。人們不知道的是，前者，資產階級給你以“平等”的選舉權，那只是虛幻的假象，不過是借你的手給所謂的“民主選舉”罩上一層好看的外衣（你自己則淪落成人家的工具）而已；因為沒有足夠的經費做宣傳，你所屬意的候選人是不可能當選的，你往往也只能在人家給定的兩個或多個“候選人”中挑選出一個你認為最不壞的人而已！后者，巴黎公社式的選舉，才會真正選出代表工人階級意志與利益的代表，甚至你也有可能在“候選人”當中占有一席之地——這才是兩種選舉的真相——只有后者情況下，你才有名副其實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前者，你只有虛幻的選舉權，完全沒有被選舉權。同時，選舉結果一旦產生，無論你如何不滿意，再想拿下他都會很難，除非資產階級中的多數人也贊同你的觀點——說明你只有虛幻的“選舉權”，根本沒有罷免權。而名副其實的選舉權必須既是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統一，又是選舉權與罷免權的統一。只有“選舉權”而沒有被選舉權，以及只有“選舉權”而沒有罷免權的“選舉權”，都是在玩弄騙人的辭藻而已。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早在抗戰時期，就在陜甘寧邊區與各個解放區實行過類似于巴黎公社式的普選制，今天，在我們已經建國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仍然不能以普選的實際行動昭告全世界，那就是窩囊至極啦！
當然，我國現在也不是像巴黎公社一樣的“工人階級的國家”，而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國家主人的，也不只是工人階級，而應該是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因此，我們每次選舉設定的候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應該“其中大多數人自然為工人、農民，以及工人、農民的著名代表”，而不應該僅僅是距離工農大眾太遠的“國家公務員”。
就是說，連“國家公務員”這個名字也應該改一改了。我們的國家是人民共和國，我們國家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們國家的權力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我們國家的警察是人民警察，我們國家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我們的法官是人民法官，連我們國家的教師都是人民教師，我們的貨幣都是人民幣……如果毛主席還活著，我們的電視臺一定是中央人民電視臺、山東省人民電視臺，而不會是去掉“人民”二字的“中央電視臺”、“山東電視臺”，甚至那個著名的“國家大劇院”也一定是“人民大劇院”；更名于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國家博物館”也一定是“人民博物館”……在這種情況下，唯獨把執行國家公務的人員統統稱之為“國家公務員”，而不是“人民公務員”，那不是相當奇葩與反常嗎？
這不是我們在咬文嚼字，“國家公務員”可以與人民無關，可以一考定終身，當上了國家公務員就等于進了保險箱，能進不能出，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除非他自動選擇離職，或因嚴重違法犯罪被拿下。各級領導人員的選拔任用，基本上都要在“國家公務員”圈圈里打轉轉。為了能“進”、能“官”、能“上”，誰能保證他不往腐敗的道上“想”呢？
相反，“人民公務員”就必須時刻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并且有進有出、能官能民、可上可下。而且，各級領導人員的選拔運用，不能局限于“人民公務員”，而可以到廣大人民群眾去尋找。“人民公務員”隊伍自身，也要通過人民的選擇，處于經常性的變動之中，而這種變動往往不取決于他自私的“努力”，而取決于人民的選擇……因此，他一般也不會往腐敗的路上想。
關于馬克思所說的第二條，對一切公職人員一律實行同工人一樣的工資。有人更會竭力反對，并且有人還曾提出了“高薪養廉”的口號與建議。我們說，實踐證明，高薪是不能養廉的。因為薪水再高也是有限的，而人們貪腐的欲望則是無限的，二者在任何情況下都完全無法相匹配。隨著職位的提升，欲望也會水漲船高，無限制地不斷拔高！何況伴隨著職位的飆升，職權的加大，許多意想不到的“財富”還會“自動”找上門來，“逼著”你去“收”、去“受”，不收、不受還不行——“糖衣炮彈”欲砸中你，還真難躲得過！
怎么辦？我們現在不是大力提倡“改革”與“創新”嗎？的確，通過改革與創新，什么問題都易于解決！問題僅在于往哪個方向改革與創新。我們萬萬不能同資本主義“接軌”，往資本主義方向去改革與創新！而必須同馬列毛接軌，往社會主義的方向改革與創新！這樣做，也是兩條。其一，下決心逐步取消一切事實上的任命制（不必取消一些表面上的任命制而事實上的選舉制），對一切重要的領導崗位，如各級人民代表（即所謂人大代表），各級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委員，各級黨政一把手，一律向選民“運用普通選舉權”（其中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應向相應范圍內的全體共產黨員）直接選舉產生的方向過渡。讓我們的官員們統統都能夠確切地知道，他們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給的，自己則都是人民公仆，同任何上級官員無關——必須讓他們都能切切實實地擺正這個關系。其二，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待遇只同他的業績掛鉤，同“工人的工資”掛鉤，而同他的職位脫鉤；其一切福利待遇也只同普通工人的福利待遇掛鉤，而不能有專為領導崗位制定的任何單獨的、特殊的福利待遇規定——將習近平同志所說“升官不能發財，發財不能升官”制度性地制定并落實下來，就能斷了一切官員們的升官發財念想，而只能一心想著如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哪里會有貪官污吏們的容身之地呢！
同時，我國憲法第二條還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就決定了，如果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愿意把憲法的這一原則規定切實地落到實處，我們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一定會成為我國最有權勢的國家機關，再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鎖定為以工農基本群眾為主體，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定會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民當家做主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上述我們引用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的一段話還特別指出，“公社不是議會團體，而是兼有執行及立法權的行動團體”，“不獨市政（的管理）落入公社手中，向來由國家運用的創制權，也落入公社的手中”。結合我國憲法實際規定，這進一步告訴我們，為了不使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議會一類清談館的命運，還必須把它建設成“兼有執行及立法權的行動團體”。但是，實踐的邏輯會證明，把立法權與本屬于政府的執行權統統集中于人民代表大會之手并非明智的制度安排。可若人民代表大會只有立法權而完全沒有執行權，仍然無法變成清談館的命運，完全無法成為最具權威的國家機關。所以，為了防止政府機關尾大不掉而完全不把人民代表大會放在眼里，人民代表大會必須將銀行、財政、國家規劃與改革、國有資本以及國家機關人員編制的大權統統置于自己手里！這樣，政府機關想不聽命于人民代表大會都不行！就是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把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將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改革成計劃與改革委員會——）計改委、國資委（國有資本監督管理委員會）、國編委（國家機關人員編制委員會）五個執行機關直接納入麾下，變成自己的五個專門委員會。如此，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等一切國家機關才會聽命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又必須以工農大眾的代表（起碼應占全部代表與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為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自然會順理成章。政府、法院、檢察院等國家機關人員腐敗的危險必然會大幅度降低。
（七）實行紀檢監察機關與最廣泛的群眾運動相結合，打一場全面反腐的人民戰爭，這是我們必定取得反腐敗斗爭偉大勝利的最大底氣之所在。任何不要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的片面反腐，都是注定要以失敗而告終的！
動員起全國的老百姓，打一場以廣大人民群眾為主力的反腐敗人民戰爭，造成陷腐敗分子與腐敗勢力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才會，也必會取得反腐敗斗爭決定性勝利！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當年窮兇極惡的日本鬼子是怎樣被趕走的？國民黨反動派是怎樣被打倒的？不可一世的美帝國主義是怎樣被我們打敗的？答案就是四個字：人民戰爭。今天，面對的腐敗分子與腐敗勢力，難道比小日本、蔣介石、美國佬更難對付嗎？的確，它們比上述敵人更隱蔽、更難識別，但不等于我們就不能看清他們的真面目了。而今天，前腐后繼、甚至越反越腐的總根源根本不在這里，而恰恰在于我們忘記了人民群眾，忘記了人民群眾有無窮的創造力，忘記了人民戰爭不僅適用于對付外敵、適用于對付公開的反動派，而且對于不得人心、被人們深惡痛絕的腐敗分子與腐敗勢力更應該得心應手才是！當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能夠讓土豪劣紳們服服帖帖，文化大革命運動能夠讓一切當權派斷了貪腐的念頭，今天如果我們敢于發起一場反腐倡廉的人民戰爭，照樣會立馬取得意想不到的輝煌戰果。現在我們所缺乏的，只有兩條：一是四十多年持之以恒的所謂“改革開放”已經把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與體制改革得面目全非，已經高度組織起來的廣大人民群眾已經基本上被打成一盤散沙，重新組織起來自然有很大的難度；二是某人不愿意看人民群眾的臉色行事了，聲稱再也不搞群眾運動了。而這個根本違背馬列毛主義基本原理的東西至今仍然被當成圭臬、當成至寶，死也不肯放棄了！
必須明確，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長著三頭六臂，為什么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地發展壯大，戰勝一切強敵，從一個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就是因為我們黨有一個專屬于自己的特有政治優勢——她代表了全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除了全體人民的最大利益，她本身沒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可圖。這才使得她天然地就具有了一個最大本事——能夠把最廣大人民群眾最充分、最大程度地發動起來、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讓廣大人民群眾自己教育自己，并凝聚成一股排山倒海、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從而克服一切艱難險阻、戰勝一切強敵，最終自己解放自己。如果一旦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我們中國共產黨本身也必定一事無成！
同時，我們黨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特有的政治優勢？那是因為我們黨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產生了自己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毛主席也同我們一樣，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為什么他能夠在他的眾多戰友們中間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并帶領我們的黨和人民戰勝一切強敵？答案就是簡簡單單的四個字：相信群眾。就是因為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具有一個比他的眾多戰友們都高明的地方：作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能夠在任何情況下都毫不動搖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勇于放手發動群眾，能夠帶領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向著眼前的共同目標與最終的共產主義遠大目標——而這兩大目標又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共同奮斗。
與此同時，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最大罪惡就在于，他們總是要千方百計地把已經高度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重新打成一盤散沙——強迫廣大農民學小崗分田單干是這樣；搞浩大的“下崗再就業工程”是這樣；不竭余力地把轟轟烈烈的唱紅打黑打下去還是這樣；當初不竭余力地宣傳“貓論、摸論、先富論、不爭論”也是為了這個。因此，即使單純為了取得反腐斗爭的決定性勝利，我們也必須認清這一點，必須重新回歸到馬列毛主義路線的軌道，必須下決心把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重新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聯合起來——只要還有一點中國共產黨人的英勇氣概，就必須這樣做。
要知道，無視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愿望與無敵力量，單純依靠紀檢監察機關，即使這個機關是多么純潔的，想取得讓人民都能看得見的滿意成果，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家已經成了氣候，已經形成了一個有權有勢的整整一個階級（黨內資產階級）的力量（盡管還是一個隱蔽的、卻能隨時表達出來的力量）！而紀檢監察機關充其量也只是一個無產階級力量的一部分——何況紀檢監察機關本身也并不純潔，黨內資產階級的力量早就滲透其中了。
知道當年國民黨的所謂抗戰是多么拉胯嗎？其九一八事變后整整六年“絕對不抵抗”就不說吧，除了所謂八年抗戰初期一些愛國將領還算賣力外，連蔣介石聲稱為了所謂打亂小日本從北向南的戰略部署而親自安排的“淞滬會戰”都被打得一敗涂地；接著的所謂首都南京保衛戰的部署更是形同兒戲，接著就釀成了慘痛的南京大屠殺！至今提到南京大屠殺時，人們用到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勿忘國恥”。可是，這個“國恥”是誰的恥辱？只是蔣介石、國民黨的恥辱，絕不是中國人民的恥辱！今天我們要做的，就是要既勿忘小日本制造的“國仇”，又勿忘大漢奸蔣介石、汪精衛等釀成的“國恥”！而且直到抗戰勝利前夕的1944年，本來應該是中國人民對日大反攻，結果在小日本的最后垂死掙扎下，卻仍能造成國民黨戰場上的豫湘桂大潰敗——這是真正的“國恥”——“國”民黨永遠都無法洗凈的“恥”辱！
國恥即國民黨的恥辱是怎樣造成的？是蔣介石國民黨只要軍隊參加，不讓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的片面抗戰路線造成的（因為他們不僅瞧不起人民，而且還仇視人民）！中國的抗日戰爭為什么最終會取得勝利？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執行了一條“動員起了全國老百姓”的人民戰爭——全面抗戰路線取得的！今天，我們要取得反腐敗斗爭的決定性勝利，也必須動員起全國的老百姓，打一場以紀檢監察機關為基干、廣大人民群眾為主力的反腐敗人民戰爭——全面反腐。而絕不能單純依靠紀檢監察機關，完全忘記了全國的老百姓，在無意之中搞成一條片面反腐的路線！更不允許以任何借口打壓反腐敗的人民群眾！不允許繼續丑化像當年的湖南農民運動和后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偉大群眾運動（盡管由于其史無前例而均不可避免的存在許多錯誤與失誤）。要知道一切腐敗官員與腐敗勢力都可以暫時避開紀檢監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審查，卻無法避開一切人!無法完全避開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睛！更無法避開偉大的群眾運動！！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只有被某人深惡痛絕的群眾運動，才是可以把成千上萬顆腐敗靈魂拯救出來的真正英雄；也只有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才是我們的反腐敗斗爭必定不斷取得勝利的最強有力的銳器與致勝法寶。有了這個銳器與法寶，甚至可以讓藏在一些官員心中那個腐敗魔鬼剛剛蠢蠢欲動，腐敗行為剛欲開始，就將其消滅于萌芽之中，有效地阻斷其蛻變成腐敗分子的進程。放棄了這個銳器與法寶，單純依靠紀檢監察機關，不要人民群眾普遍積極參與的片面反腐，只會釀成越反越腐的歷史性悲劇。在腐敗勢力真正成了氣候的時候，“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口號也會終止在路上的！同時帶來同蘇聯東歐一樣亡黨亡國的悲劇！！
怎么辦？一句話，重罪需用重典，重疾必用猛藥！想徹底治愈我黨連續四十年改開中，刻意遠離毛主席革命路線軌道而累積下來、必制我黨于死地的腐敗重疾、頑疾、惡疾，就必須用一劑能夠刮骨療毒、痛徹心扉的猛藥！這劑猛藥，毛主席早就給我們開好了，這就不是“踢開黨委”，而是必須在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及各級黨委緊緊領導下，再來一次讓走資派與反動文人們聞風喪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動員起全國老百姓，搞一場更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至于會遭到內外反動派的拼死反抗，那是必然的。毛主席早就告訴我們，“被敵人反對的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只有這樣做，才恰恰終會證明，我們黨是做對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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