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爭論”是有道理的！
很多說辭，辯證地看，都有道理的一面。
當爭論過多導致出現內耗時，用這句話來中和一下社會輿論，這未嘗不可。
但看待這句話不能脫離背景，它有適用的范圍，適用的時間，適用的前提條件。
這話偏向實用主義，與普遍性、長遠性和哲學高度是不相關或者相關性弱的。
我們不能對此話搞絕對的政治正確，認為什么事什么時候都是真理，如果有人提出異議就給別人扣上否定“改開”的帽子。
當年“不爭論”的提出，有三大因素：
原因一，中美合作，美國希望我們放棄對他們進行意識形態輸出。美國在冷戰時，面對蘇聯有很大的壓力，而且前有在朝鮮戰爭失利，后有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他們國內的反戰情緒高漲，又受到毛主席思想的意識形態輸出，面臨內憂外患。尼克松訪華，有一個原因就是想從越南戰爭體面地退出去。當年我們在國際輿論戰中占據優勢，無論是對蘇聯修正主義（如“九評”）還是對美國資本主義都如此，毛主席成為很多進步青年的偶像。后來中美合作，他們希望我們放棄意識形態輸出，新加坡也有人建議，最后設計師決定了放棄意識形態的爭論。
原因二，為了減少內耗，聚焦地發展經濟，放棄階級斗爭相關的爭論。
原因三，已“爭”到解釋權和決策權，要推行新的策略，如果爭論過多就沒有合力。
所以意識形態方面，《紅》去《求》來；
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團結一致向前看”，提出“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針對這點又相應提出“兩手抓，兩手硬”），提出“先富帶動后富，然后共同富裕”，提出“擱置爭議，共同發展”，推廣小崗“敢為人先”精神（推行單干），出現“階級斗爭熄滅論”，出現告別革命輿論；
推行新策略方面，否“兩個”，定“三七”，提出破除“個人崇拜”。
但因為是務實主義，所以時間久了后，有些方面難免出現了異化、惡化和反向。
當下我們應該辯證地去看待此話。
1.講不爭論時，不要忘了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才符合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律。
還是毛主席說得好：組織內部的矛盾，要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
對內要自我批評，同時接受外部的批評。
對內要整風運動，同時接受人民監督。
革命后會有新特權出現，故要繼續革命。
“改開”高喊解放思想的人，幾十年后也會形成思維固化，所以需要在解放思想下再解放。
需要考慮“歷史周期律”的問題。
2.我們放棄意識形態輸出后，反過來被美國的普世價值觀輸入，警惕新殖民主義。
面對歐美的輿論戰，很多精英成了西方思想的皈依者，甚至跪下甘愿被其奴化。
曾社會一度陷入文化的自我否定，屈服于歐美的審美權和解釋權，知識分子創作喜歡用歐美價值觀來講述傳統的東方故事。
有些人逐漸地成為精神和文化的亡國者。
我們曾經在輿論戰中占據制高點，對國民黨、日本侵略軍、蘇聯和美國都如此。國共第一次合作時，當時年輕的毛主席就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搞輿論工作毛主席也是很厲害。中美合作，應該要考慮西方在輿論戰的攻勢，我們即使放棄意識形態的輸出，也應該要做好防御。
對待輿論陣地，態度不可馬虎。
還是毛主席說得好：“輿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一定要去占領。”
需要運用辯證法去思考，比如在輿論戰中我們可以避其鋒芒，但要做的是“防御戰中的進攻戰”，這才是積極主動的，不能完全放棄。
3.我們不講階級斗爭后，貪官污吏出現，為富不仁出現，各種魑魅魍魎出現，最為重要的是叢林法則思想充斥著社會。
大家像動物那般為各自膨脹的私欲廝殺。
把個人恩怨、同事競爭、團體對抗、階級斗爭、民族矛盾和種族生存都通通稱為叢林法則。
對資本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壓迫、資本家和勞動者的矛盾，精英與底層的矛盾、先富與窮人的矛盾，通通被轉移或忽視。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法律本質上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體現。
這都是涉及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為何不談？我們可以警惕對抗性斗爭，但也不能不談非對抗性斗爭吧？
時代在發展，要與時俱進。
有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不爭，最后卻變成如動物般競爭。
不論，最后西方進行普世價值觀進攻。
不議，權力、資本和知識逐漸會異化。
不吵，部分年輕人出現躺平。
團結一致向前看，變為互相內卷向錢看。
毛主席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而來。
人還是要有斗爭精神，強調團結互助，也強調斗爭精神，這才符合對立統一。
如果“不爭”是不爭功不爭權不爭錢，那是符合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如果面對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就要敢爭樂爭懂爭。
看清立場，了解話語權和解釋權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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