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陳永貴副總理，我們親切稱他為永貴大叔，他屬于在毛澤東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工農干部，1969年在“九大”上他和王進喜等同志一起成為中央委員，1973年“十大”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可是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及，他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后，生活在北京，按說把戶口從大寨遷往北京，是理所當然的，可是我們的永貴大叔偏偏就沒有遷戶口。這究竟是為何呢？
永貴大叔熱愛毛主席，對周總理、朱德總司令有著深厚的階級情誼，他是一位愛憎分明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這里特別要說一下，要把一個人當作無產階級革命家，那么對此人必須有個基本要求——首先是從經濟地位到思想覺悟，由器而道，必須屬于無產階級，而不是屬于資產階級；其次，必須是革命家，也就是要一生都是處在革命的狀態，而且在革命隊伍里作出了杰出貢獻。
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實踐，必須是革命的實踐，也就是為了革命——為了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實踐。
陳永貴同志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參加了革命，從事過地下工作，一直到終生他都是始終不渝的一位名革命者。在成為大寨黨支部書記以后，他的想法說法做法，因為是革命的，所以在群眾那里總是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后來他的崗位變了，職務一直上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但他的革命本色不變。
從器層面，從有目共睹的事實講，永貴大叔帶領大寨人民戰天斗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創立了一面農業戰線的紅旗，這是他看得見摸得著的革命性的偉大貢獻。
憑此一點，他就可以算作革命家。
至于他的一生是否保持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共產黨員的本色，那要從他的行為中，來分析判斷他的思想覺悟是不是不斷在提高，而不是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睡大覺。
以前我們都知道，永貴大叔到北京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后，依然在大寨那工分，依然每年拿出三分之一時間回到大寨參加生產勞動。這是不脫離實際，不脫離群眾，不脫離勞動的具體體現。
這里還要加一個實實在在的表現，他竟然沒有把自己的戶口從大寨遷往北京。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舉動，這可是一種自覺的革命行為。因為組織上不會這么要求像他這樣的干部，也就是說，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戶口以及家屬的戶口從農村轉到城市，轉到首都北京——這是許許多多農村人夢寐以求的。
然而，永貴大叔沒有那樣做，他是不是犯傻呢？
如果按照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來看這件事，他和雷鋒一樣，屬于“傻子”。
然而，正是有大批這樣的傻子，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才得以貫徹落實。陳永貴這樣一批在毛主席晚年提拔起來的領導干部，革了落后傳統文化的命。廣大群眾在他們身上看到了這樣的道器變通之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沒有了。
毛主席晚年選擇像永貴大叔這樣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工農干部，替代某些思想開始發生變化的老干部，難道錯了嗎？
本文原題《一身正氣，兩袖起風的永貴大叔是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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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貴大叔：
敢想敢干敢闖敢創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敢想：這是一個革命者的思想水平的標記。連想都不敢想，談何革命？
敢干：這是一個革命者大智大勇的體現。光想，不敢，是口頭革命派。
敢闖：這是作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共產黨員的標記。黨員不是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典型，而是開拓進取的模范。
敢闖：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敢想敢干敢闖基礎上的突出特性，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紅色企業家式的人物，他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公而領導一批人創業，并且是創業團隊具有創業創新精神。
王進喜是這樣的人，錢學森也是這樣的人。從1969年初開始，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從三大革命實踐中涌現的各條戰線英模中，挑選了一批像王進喜、陳永貴這樣敢想敢干敢闖敢創的工農干部，走上了中央以及地方各級領導崗位。
他們可是過硬的，經得起考驗的黨員領導干部。
而且當時的制度安排，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即使到中央工作，新干部也在原單位繼續拿原來級別的工資，每年還要回原單位工作三分之一時間，接受群眾監督。
在器層面，這些干部好像很吃虧，可是，他們獲得的榮譽，那是難以想象的，那是無上光榮的榮譽感。
對此，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解釋，無論如何是解釋不清楚的，資產階級政客是想不通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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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貴大叔是鄉村紅色企業家的榜樣
我在研究像吳仁寶這樣的鄉村紅色企業家的時候發現，他們幾乎清一色都是各地農業學大寨時的模范典型大隊的負責人。
吳仁寶領導的華西村成為天下第一村，這是不爭的事實。華西村搞的不是資本主義那一套，而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走的是共同富裕之路。吳仁寶這個可愛的老頭，不是資本家，而是得到華西人民擁戴的領導人，他最突出的形象是毛主席共產黨培養的好干部，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在考察華西的成長之路時，不能不對吳仁寶領著華西人學大寨的經歷，由衷地感到欽佩，那是一個有精神支撐，有方向導引，有戰略規劃，有戰術配合，實實在在的艱苦創業，道器變通的過程。吳仁寶是名副其實的紅色企業家，華西有一批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杰出創業者。
華西村是天下第一村，這和該村的老書記吳仁寶有直接關聯，而吳仁寶是個農民，中國杰出地農民代表，就是這個農民，多次直言不諱地說，當代農民，他最佩服陳永貴。事實上，這個天下第一村的確和大寨，和學大寨有著必然聯系。
吳仁寶和陳永貴一樣，是懂得毛澤東思想的農民，他們善于領悟毛主席對于中國農村，對于中國農民，對于中國農業的深刻洞察力，同時又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所以，吳仁寶是陳永貴的知音。
富裕起來以后，吳仁寶帶著華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遠千里，來到了山西的大寨。
在虎頭山上，他率領華西干部和村民代表向陳永貴墓莊嚴地三鞠躬。
吳仁寶還同時向重回大寨，處在第二次創業起步階段的郭鳳蓮送去了華西村與大寨的幾個合作支援項目。
吳仁寶對陳永貴有著很深的感情，他從內心深處佩服陳永貴，他認為陳永貴有思想、有觀點、有本事，是硬干出來的。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大寨之路》。吳仁寶捏著這份報紙在群眾大會上朗讀，從此大寨的陳永貴成為他的“偶像”，從陳的身上，當時36歲的大隊支書吳仁寶看到了華西村的未來。
他與社員一起繪制了“華西大隊學大寨十五年發展遠景規劃圖”，吳仁寶把規劃的主要奮斗目標概括為“五個一”：
干部群眾有一個愛國家、愛集體的社會主義思想；
開挖一條灌排兩用的華西河；
治土改水，建設一片高產穩產的農田；
每畝年產一噸糧；
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
自從有了這個規劃，吳仁寶就開始身體力行，以身作則。
華西大隊，在吳仁寶帶領下，提前7年實現了目標。
應當說，在農業學大寨之前，中國農民有了一定的思想覺悟，但是還遠遠不夠，這正是主席一直關注，并積極尋求解決之道的大課題，他一直講教育農民問題。
當陳永貴領導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創業，走出一條新路時，毛主席興奮不已，經過大量的調查，毛主席黨中央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吳仁寶在陳永貴和大寨那里，在學大寨的號召里面，創造性的讀出新東西。
進入人民公社時期以后，中國農村開始了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但是這個時候的精神支撐到底是什么，卻不能瞎起哄，必須要有審慎的思考，不能簡單地照上級指示辦--歷史證明那是行不通的。陳永貴并不是整天高喊口號，而是把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用在具體的農業生產，在農田基本建設中。
大寨具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這一切都是在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導導引下進行的。
這和舊社會農民個體的做法完全不同，和土地改革后的農村不一樣，與合作化時期的意識形態也有區別。
陳永貴無疑是中國農民的新型思想家，同時也是實干家。他不僅懂農業，懂種田，還對社會主義政治悟得很透。
在中國農村的政治掛帥，基礎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對此，吳仁寶也悟得很深。有人總喜歡說他搞什么地下工廠，好像人民公社不準搞工業似的。
毛主席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
這個工難道不是工業？
吳仁寶通過走群眾路線，和華西人民共同制定的“十五年規劃”重點是興修灌溉渠道，建設高產穩產的“噸糧田”，將全大隊分散的十二自然村合并成一個華西村。
平整土地的措施和建成噸糧田的目標，在1964年聽起來多少有點天方夜譚的意味。因為當時的農業生產發展綱要對江南農村的要求不過是畝產800斤。
盡管有一些風言風語，吳仁寶還是堅持帶領社員們開始實施十五年規劃。
那是一個艱苦歲月，除了一個美好的遠景規劃，除了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操作步驟，更多的還是靠著華西社員們的雙手一鍬一擔干出來的，而且一干就是七年。這和大寨人一樣。
1972年，提出十五規劃之后的八年，華西大隊的糧食達到畝產2100斤，終于實現了噸糧田的目標。吳仁寶和華西大隊都成為當時蘇州地區和江蘇省的農業生產先進典型。
而早在1969年，華西大隊的糧食畝產就達到了1423斤，人均分配口糧590斤，現金130元。應該說是初步改變了過去華西窮困的面貌，步入了全國農村的先進行列。
要想進一步提高糧食產量，就必須購買機械設備，修建和完善水利、水電設施，這些資金卻沒有著落。
另一方面，從1961年到1968年，全村勞動力增加142人，而土地僅僅增加了6畝。這時候，吳仁寶敏銳地發覺人均土地面積在大幅下降，如果這樣下去，華西大隊勢必成為又一個“高產窮隊”。
為了避免華西成為“高產窮隊”，吳仁寶準備建一個小五金廠，地址選在雜草叢生、樹木茂密的水塘邊上。
就這樣一個作坊似的小五金廠就這樣奇跡般地生存了下來，十年的時間里，它實現了近300萬元的產值，利潤率高達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它帶來的經濟效益全部投入到農業生產和村莊建設上面，為吳仁寶提前八年實現他的十五規劃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保障。小五金廠讓吳仁寶嘗到了辦工業的甜頭，堅定了他“無工不富”的發展思路，為以后華西的工業化道路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之后，吳仁寶被調到江陰縣任縣委副書記、書記。雖說時間不長，但是這段經歷使他開闊了眼界，鍛煉了膽識。后來他繼續回到華西村擔任村支部書記，可他看問題的角度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卻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說，這一起一落讓村官吳仁寶成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帶頭人。
華西村成為全國聞名的“農業學大寨”樣板大隊，在江浙一帶，華西村的地位和風光可比大寨，吳仁寶則赫然是“陳永貴式”的好干部。
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新華社記者還曾用充滿激情的筆觸描寫過華西村：
“華西大隊認真學大寨十一年，過去糧食畝產超一噸，今年可達2400斤……吳仁寶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項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農業，百分之十的地方財力用于農業機械化，把各行各業納入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五是繼續抓好六十四個先進大隊，同時幫助六個后進公社趕上去。除此之外，還要建立一萬人的理論隊伍，一萬人的科學技術隊伍。他還向全省代表講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種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規劃，他把自己的藍圖編成了一首詩：九十萬人民心向黨，七十萬畝田成方，六萬山地換新裝，五業發展六畜旺，社員人人喜洋洋。”
這樣 吳仁寶的報道就有了一大串確鑿的、閃閃發光的數據，它曾經引得81歲的文學家葉圣陶激動不已，這位蘇州人據此寫了一首很長的贊美詩，其中有：
“仁寶同志江陰眾，
英雄業績維仔肩，
更思舉國數千縣，
孰不能如江陰焉”。
1976年10月1日華西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正式對外開放。當年接待35個國家和地區的來賓，計841人。
1978年，吳仁寶盤點過華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這在全國的數千鄉村中可謂富甲一時。在當時，一包煙的價格是0.2元，整個江陰縣的工農業總產值也僅僅數億元而已。
就這樣，吳仁寶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鄉，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赫位置再次報道了華西村，題目是《農民熱愛這樣的社會主義》，同時還配發了“本報評論員”文章《華西的經驗說明了什么》，這是當年度這家“中國第一媒體”對全國鄉村最高規格的報道。
這就是吳仁寶帶領的華西人學習大寨精神的真實表現。
通過學大寨，吳仁寶的思想水平得到提升，他對如何當一個領導有了進一步的感悟。
如果從面對面接觸考慮，毛主席這樣的偉人離吳仁寶還是比較遠的話，那么陳永貴就比較近，而陳永貴給吳仁寶的啟示，和影響力那就大得驚人了。
說吳仁寶是陳永貴式的干部，就說明吳仁寶把大寨精神學的很到家，也就是說他學的是精神實質，而不是花架子。
而要說吳仁寶的過人之處，就是他在學大寨的起步階段，就大家制定了那個一直為人所忽視的《華西大隊學大寨十五年發展遠景規劃圖》。
這用現在的話說，叫做戰略管理，一般的企業家未必有這個能力做這項工作。
而吳仁寶做了，并且做到了，做好了。
這是多么了不起的啊！
這里請大家注意一些歷史的細節，吳仁寶同志是黨的十屆、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而陳永貴是這兩屆黨代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
陳永貴和吳仁寶都是在實踐方面的佼佼者，可是他們為什么能夠實踐好？自然就有理論指導問題。好的實踐結果告訴我們，指導他們實踐的理論好，同時他們也善于理解好的理論，善于運用好的理論。用老話講，事實上也是這么回事，他們倆個都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他們的活學活用精神，是中國紅色企業家的一大特色。
吳仁寶和陳永貴，都是具有創業精神的紅色企業家，他們領導的企業不是私有制的公司，而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農村村落。他們企業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企業的員工是人民公社的社員。
他們的企業的文化是毛澤東文化。
吳仁寶在陳永貴之后，在新時代同樣創造了奇跡，這種奇跡是在學大寨的基礎上取得的。
所以，吳仁寶深情地意味深長地表達了他對陳永貴的佩服之情！
寫到這里，我們不能不想到那位培養了陳永貴、吳仁寶等等一大批社會主義紅色企業家的偉人，當他說的“這是農村光明燦爛的希望”在華西這個天下第一村實現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對他超人智慧，超凡想象力，超凡的道器變通所折服。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這里要特別提示：陳永貴當初在大寨搞的是人民公社那一套，大寨大隊已經可以稱作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性質的企業了，其產品是優質高產的糧食，種糧過程已經達到了科學種田、科學造田的地步。這是陳永貴道器變通的特點。吳仁寶深悟其道，吳仁寶領導群眾的道器變通，導致華西村成為天下第一村。
李克勤后記：永貴大叔帶領大寨人民戰天斗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創立了一面農業戰線的紅旗，這是他看得見摸得著的革命性的偉大貢獻。他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后，保持著一個革命者的本色不變，保持著中國農民樸素的情感不變，真正做到了兩袖清風，一身正氣，能上能下，他是人民公社貧下中農的杰出代表，是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戰士，是無產階級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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