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老師說：“必須首先使自己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才可能寫出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的作品和文章來。”我所想到的是，怎樣才算“站到無產階級立場”？
我認為，“無產階級立場”包含主觀、客觀兩方面。無產階級立場的主觀方面，就是像劉老師說的：“為無產階級站臺，為勞動人民發聲”。我想，在主觀方面，本班的老師們、同學們一定都深刻地同情著廣大無產階級勞苦人民，有為勞動人民寫作的強烈意愿。不過，光憑這一點，是不是就可以稱之為完全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了呢？我認為不是。
1936年到1946年，毛岸英客居蘇聯，期間參加了蘇聯共產黨，為蘇聯的衛國戰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1946年，毛岸英回國，毛澤東說“你在蘇聯的大學畢業了，可是你學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你還沒有上過中國的‘勞動大學’，到農村去，拜農民為師。在這個大學里，可以學到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毛岸英參加過革命戰爭，他的無產階級思想立場是毋庸置疑的，但毛澤東還是送他去參加勞動、融入勞動群眾，是為了讓他切身體會到無產階級立場的客觀方面。
無產階級立場的客觀方面，就是廣大無產階級的現實生活、社會處境，例如紅貝老師所列舉的事實：“加班猝死”“工傷認定”“欠薪討薪”“無差別報復社會”。問題是，作為一個立志成為紅色寫手的人，我們是不是親身經歷過這些事情呢？我們是不是親自下過地、進過廠呢？我們有融入勞動者群體，和他們作深入的交流嗎？我們對無產階級勞動者的思想情感，有沒有切身的體會呢？我們寫作的時候，我們分析、抨擊壞現象的時候，我們學習、評價無產階級文藝作品的時候，是不是把自己作為無產階級，設身處地地考慮問題呢？我想，如果沒有深入勞動群眾的這種經歷，如果我們不切身地體會無產階級的生存情況，那么即使我們的感情再深重，我們的立場也永遠是旁觀者的立場，我們與真正的紅色寫手永遠有一段距離。
我最佩服劉繼明老師、曹征路老師的地方，在于他們作品刻畫的社會場合、社會人物種類之豐富，從高檔場所的官員、教師，到廠里田間的工人、農民，千姿百態，無所不包。我想，這一定是因為他們繼承了毛澤東提出的文藝路線，走到群眾中去，深入、全面地體驗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聆聽了廣大無產階級的聲音，才能將“礦下世界”里無產階級的低吟絮語化作清晰理性的戰斗投槍。
我們要注意到，要堅定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主觀和客觀是缺一不可的。目前，知識分子和勞動群眾各有一種普遍現象：很多知識分子即使在主觀上對無產階級懷有深厚感情，也容易陷入“脫不下長衫”的思想限制；而一旦在客觀方面無法深入群眾，脫離工農，便難以設身處地地為工農發聲，長此以往，是有轉向的危險的。很多勞苦工農，客觀上處于無產階級立場，但在主觀上由于認知條件的限制，一旦缺少馬克思主義思想引導，很容易在信息繭房陷入狹隘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錯誤思潮。
劉老師和紅貝老師都在講話中提到，“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懸殊和固化，相當多的大學生從事快遞外賣等等原來屬于普通勞動者的工作。曾經高高在上的‘天之驕子’越來越沒有了優越地位，越來越發現自己和普通工農兵處在一個階級身份，即無產階級。”“到了現在，很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陷入了脫不下孔乙己長衫的尷尬，主流輿論幾十年來宣傳的‘知識改變命運’不靈了。”這就是指所謂的“知識分子”被迫進入了無產階級立場的客觀方面。我們不能不看到，這種與主流輿論宣傳背道而馳的血淋淋的現實里，藏著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歷史機遇。
既要做勞動者，又要做寫手，這就是我學習“三關”的一點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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