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一種觀念便流行開來，稱“人性總是自私的”。這似乎成為一種“天經地義”，以至于只要一談到消滅階級剝削，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就會有人不屑地從鼻子里哼出一聲——“反人性”，“烏托邦”。
然而，這種言論在一篇僅一千字的短文面前卻根本站不住腳了，這就是曾經在全中國人民中間廣為傳播而家喻戶曉的《紀念白求恩》。在這篇文章里，我們的教員清清楚楚地告訴人們，世界上就是有這樣的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白求恩就是這種人的典范！
如果說，在那個曾經的年代里，《紀念白求恩》作為“老三篇”中的一篇，如此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作為共同學習榜樣的行為準則；那么，在市場經濟年代生長起來的新一代，對于這篇文章的精神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有人對于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幫助素不相識的中國人，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冒死進行戰斗這樣一件事情產生疑問：白求恩作為加拿大的共產黨員，是不是像許多小說中所描述的革命黨人那樣出生于貧苦家庭，為反抗壓迫或出于生活所迫才投身革命？于是，有許多人去往加拿大白求恩的故居尋求答案。在那里，有一座白求恩紀念館。紀念館坐落于一個寧靜而風景秀美的小鎮。小鎮居民對中國人特別熱情，有些人還會說幾句中國話，在街上用中文向來訪的中國游客打招呼。他們以自己是白求恩的老鄉而深感榮幸。一位當地老人說：“近幾十年來，到這里訪問最多的外國人就是中國人。雖然我沒去過中國，但我見過的中國人比加拿大人還多。” 在這充滿古典風韻、華麗考究的故居小樓里，人們發現，白求恩出生在一個殷實富裕的家庭，他的父親是教會的牧師，母親是傳教士，在當時社會中是令人羨慕的典型中產階級家庭，家里有房地產及充裕的金錢，足夠白求恩一生享用。白求恩26歲時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來中國之前，他已經是歐美著名的胸外科專家，擁有十多項醫療手術器械的發明專利，發表過十多篇胸外科方面的學術論文，其豐厚的收入足以使他躋身于加拿大收入最高的醫生之列。可是當他得知中國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遭受巨大苦難而急需援助時，卻毅然放棄了這一切，到中國最艱苦的抗戰前線，做一名戰地醫生，幫助中國人打擊日本侵略者。這是純粹的獻身精神，真是“毫無利己的動機”！
白求恩隨身帶有打字機，他有記錄醫療情況以及寫日記的習慣；在硝煙彌漫的戰爭間隙，他寫了大量的報告、信件、新聞稿，還寫過反映和頌揚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報告文學和小說，發到加拿大、美國和英國的刊物上發表。這些都陳列在紀念館里。其中有一封信是1938年7月當白求恩得知毛澤東指示聘他擔任軍區衛生顧問并每月付給他100元補助費后的回信。回信是這樣的：“尊敬的毛澤東主席：我謝絕每月100元生活補貼，軍區己提供我衣食需要，我不需要錢，請將這筆錢用于前線更需要的地方。”
對于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感觸最深的是跟他一起工作過的八路軍人員和得到他醫治的傷員。許多回憶文章講到白求恩忘我工作的點點滴滴，無不感人至深。
白求恩堅決拒絕對他的生活照顧，拒絕任何特殊待遇，堅持與八路軍戰士同甘共苦，同時又盡其可能，無微不至地照顧傷病員。
白求恩剛到延安時，出于對這位遠道而來的著名醫生的照顧，每周可以讓他吃到一盤肉或者一盤炒雞蛋。可是，當他得知中共許多領導人不僅穿的是打補丁的衣服，而且每天吃的是幾分錢的伙食，連青菜也吃不到，就立即把八路軍衛生部的領導叫來，要求取消對自己的照顧。面對衛生部一時無法擅自違反規定的回應，白求恩大發脾氣。他大吼大叫：我在加拿大有充足的面包、牛奶，優厚的待遇。我不是來享清福的，如果為這，我來中國干什么？來延安干什么？白求恩發起脾氣來火藥味這么厲害，于是只好在當天就取消了對白求恩的特殊待遇。
白求恩同八路軍戰士們一樣穿土布軍衣和草鞋，一樣吃小米飯喝白菜湯；他不僅謝絕了毛澤東、黨中央給他每月100元的津貼，還把各軍區送給他的戰利品煉乳、白糖、毛毯等，全部都分給了傷員，自己一點也不享用。
為救助傷病員，白求恩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不顧，始終奮戰在戰斗前線。
考慮到醫護人員和醫護工作的安全，軍區首長總是勸白求恩留在后方醫院，但是白求恩從不答應。他說，我們要到傷員那兒去，到前線去，不要等傷員來找我們，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與時間賽跑，成功搶救傷員。因此，每次重大戰役，白求恩總是把救護站設置在離火線僅幾公里處。戰斗一打響，傷員不斷送來，白求恩就會爭分奪秒地搶救傷病員，連續多少小時也不下手術臺。他曾經在1938年11月的一次戰斗中，連續50個小時做手術，使71名本來可能被截肢的戰士成功保住了手腳，得以重返前線。在1939年4月的一次戰斗中，他連續69個小時完成了115名傷員的手術，堪稱醫學史上的奇跡。好幾次哨兵報告敵人就要包抄上來，部隊首長要求他趕緊撤離，其中一次敵人的炸彈炸塌了他正做手術的屋子后墻，但他還是鎮定自若，頭也不抬，堅持把手中的手術做完才動身。所有在場的人，無不為他置生死于度外的忘我工作精神所感動。
白求恩自1938年春來到中國，到他1939年11月以身殉職，短短一年零十個月的時間里，他行程萬余里，參加大小戰斗幾十次，親自為1200多名八路軍傷員做過手術，經他查看和醫治過的官兵達9000多名。他一直在為實現他剛到延安時對毛澤東所作出的承諾——把“75%的重傷員救回來”而不懈奮斗。
白求恩是個性情中人，個性很強，而且會強烈地表現出來，對于他所不贊成的事，他會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激烈舉動表示反對，但對于他的病人和傷員，他又會表現出令人感動的柔情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他剛到延安才幾天，就吵著要上前線，八路軍衛生部竭力想讓這位難得的好醫生留在延安的后方醫院，白求恩上前線的請求一時得不到明確的答復。他為此大發脾氣，竟在屋子里舉起椅子，用力向院外擲去。木椅打碎了窗戶的玻璃，響聲驚動了警衛員和周圍的干部。他就是用這種方式表達了他的決心，實現了上前線的愿望。在工作中，白求恩容不得醫護人員有半點草率和疏忽，批評起來一點不留情面。有一次他看到一個醫生給傷員換藥時手腳比較重，用鑷子夾住傷口的輔料，“嗤”地一下撕了下來，傷員疼得“哎喲”叫了一聲。白求恩立即發火了，聲色俱厲地斥責道：“傷員的傷口是肉，不是樹皮！你為什么不可以動作輕一點？”他把那醫生推到一邊，自己俯下身子為傷員換藥。當天晚上，白求恩還召集全體醫護人員開會，就這件事對大家進行職業教育。還有一次，一位右大腿骨折上了“托板”的傷員，由于負責醫治的醫生沒注意，讓托板松開了。白求恩發現后，頓時大怒，一邊喊著：“你怎么不管住他，你這是犯罪！犯罪！”上去就給這個醫生扇了一巴掌。盡管他的舉動會有人認為是不近人情，但沒有一個人認為他發脾氣是出于私利。
然而，在接受白求恩醫生治療的傷員眼中，白求恩總是那么和藹可親，體貼入微。由于缺醫少藥，只能省著用麻醉劑，白求恩就會說一些鼓勵的話，傷員聽不懂英語，他就伸出大拇指，讓傷員明白是在夸獎自己是“好樣的”，從內心感到溫暖。好幾次面臨敵情突變，哨兵催促轉移，白求恩總是一邊堅持做完手術，一邊安慰傷員：“我的孩子，誰也沒有權力將你留下，你是我們的同志！”使得傷員感動得熱淚盈眶。每當傷員需要輸血時，白求恩總是以自己是O型血為由第一個挽起袖口。在他的感召下成立了戰地輸血隊，在搶救傷員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所有這一切，《紀念白求恩》里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做了高度的概括。白求恩的一篇日記道出了他的內心思想：“一個醫生，一個護士，一個照護員的責任是什么？那責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樂，幫助他們恢復健康、恢復力量，你必須把他們看作是你的父兄。實在說，比父兄還要親切些，因為他們是你的同志。”正因為這種“極端的負責任”，“極端的熱忱”，和“對技術精益求精”的高超醫術，使得白求恩很快成為一名傳奇人物。只要聽說白大夫到前線來，將士們的士氣就馬上會高漲百倍。人們傳說，只要白大夫來到戰場，就會帶來戰斗的勝利。
回到“人性”這個問題。請問，白求恩的“人性”是什么？教員把白求恩稱為“一個純粹的人”，白求恩的人性就是一個“純粹的人”的人性，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性，是人性最光輝的體現。這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在那些把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人生理想而為之獻身的英雄人物身上閃閃發光。他們是一批走在人類最前列，引領人類進步方向的先行者。所以，教員把這種的精神稱為“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史上，就不乏這樣的英雄和先烈；我們的教員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白求恩在他與八路軍將士共同戰斗的日子里曾留下這樣一段日記：“在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們。他們遭遇過殘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們嘗受過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們受過無窮苦難，可是依舊保持著他們的耐性、樂觀精神和靜謐的智慧。我已經愛上了他們，我知道他們也愛我。”白求恩把這些英勇戰斗的八路軍將士稱為“最富于人性的同志們”，這是革命隊伍共同的人性在白求恩內心激起強烈共鳴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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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為白求恩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所感動的同時，也會生出一個困惑：他是怎么成為這樣的人呢？
白求恩出生于一個中產階級的殷實家庭，又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庭。這些似乎都與一個共產主義者相距甚遠。
他在完成醫學學業后，曾經在美國著名汽車工業城市底特律開設過診所，來診所看病的都是些貧窮的無產者和失業者。他們的悲慘生活引發了白求恩深深的同情，為他們治病時僅收取微薄酬金或分文不收，還節約一些食品和衣物接濟無法生活的新生兒和母親。殘酷的社會現實讓他看到：最需要醫療的人，是最出不起醫療費用的人。盡管他在盡自己的力量幫助窮人，但是，他認識到：“我們矯正一條腿、一雙胳膊，就像裁縫補一件舊衣服無濟于事。這個社會，每個城市，每條街都有水管、污水溝、衛生設施，但是窮人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權利嗎？沒有。這僅僅是醫學和醫生的過錯嗎？不是，整個都錯了。” 他已經觸及到醫療問題的本質——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白求恩陷入痛苦的困惑之中，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像一只對著一盞燈亂撲翅膀的飛蛾，晃得頭昏眼花，糊里糊涂地轉圈子，生活沒有目的，死也沒有目的。”處于難以自制的痛苦中的白求恩，表現為極度暴躁、喜怒無常，酗酒、抽煙，種種生活的放蕩。白求恩故居提供他早期生活的短片所反映的這種形象，使得來訪的中國人很難將他與心目中那個近乎完人的英雄聯系在一起。
其實令白求恩最為失望和不滿的，是他的一些醫生同事。像他那樣為良知所鞭策的醫生是少數，他的多數同事津津樂道于從揮金如土的富人身上“敲竹杠”以獲取高昂的醫療費，去營造自己的安樂窩，卻對下層民眾的病苦麻木不仁，漠然置之。白求恩說：“我們現在的醫療事業是一種漫天要價的行業”，他憤怒地咒罵那些喪失良心的同事“該槍斃”，因為他們“背叛了堅守醫生天職的希波克拉底誓詞”。所以，白求恩在他的加拿大同事群中，口碑并不好。
白求恩思想上發生重大轉變是在他去蘇聯訪問之后。1935年，莫斯科召開了一個國際醫學會議，白求恩應邀參會，但他把大量時間用于考察蘇聯的醫療體系。他驚訝地發現，自己一直主張的社會醫療福利制度在這里成為了現實，而且推廣得很成功，公費醫療體系惠及到普通的勞動者。白求恩一直專注研究的肺結核病，在加拿大四處肆虐，但蘇聯建國還沒多少年，就使肺結核的發病率減少了50%以上。他在蘇聯的所見所聞與歐美各國經濟危機大蕭條所造成的災難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使他回國后立即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如白求恩的外甥女所說，白求恩是從一個醫生的良知出發，出于對富人與窮人在醫療上不公平待遇的強烈反感，而站到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行列中去的。他在一篇題為《從醫療事業中清除私利》的文章中呼吁：“讓我們把盈利、私人經濟利益從醫療事業中清除出去，使我們的職業因清除了貪得無厭的個人主義而變得純潔起來吧。讓我們把建立在同胞們苦難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種恥辱吧。”
入黨后第二年，白求恩就接受組織交給的任務，帶醫療隊去西班牙幫助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戰斗。白求恩干得很出色，他還發明了一種全新的戰場移動輸血設備，但是他并不很快樂。他所在的國際縱隊，一些領導人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瞎指揮，讓白求恩難以忍受。以白求恩的個性，他毫不掩飾地表達出自己的不滿和憤怒。
白求恩真正實現“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性升華是在他到了延安以后。延安給他的印象與西班牙馬德里完全不同：延安的革命條件要比西班牙差很多，但延安的革命熱情卻是馬德里不能比的；在馬德里指揮部是整日的酒宴，在延安則是干部與群眾同甘共苦的戰斗歌聲。白求恩在日記中寫道： “在這里，在古老的建筑當中，街道是清潔的，街上是一片蓬勃的氣象，來來往往的人們好像都知道自己是為什么目的而奔忙”，“醫院的設備雖然簡陋，卻己實行了人人免費的醫療制度”，“在延安，我見到了一個嶄新的中國！”
白求恩到達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接見了他。這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與他在馬德里看到的那些官員完全不同。這次三個小時的會見給予白求恩精神上強烈的震撼，使他當天就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錄：
“我在那間沒有陳設的房間里和毛澤東同志對面坐看，傾聽著他那從容不迫的言談的時候，我回想到長征，想到毛澤東和朱德在偉大的行軍中怎樣領導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的長途跋涉，從南方到了西北叢山里的黃土地帶。由于他們當年的戰略經臉，使他們今天能夠以游擊戰困擾日軍，使侵略者的優越武器失去效力，從而挽救了中國。我現在明白為什么毛澤東能那樣感動每一個和他見面的人。這是一個巨人，他是我們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在隨后的日子里，白求恩所處的是他從未經歷過的艱苦環境，可卻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他在這里感受到了自己人生的價值，也從周圍的中國革命戰士那里汲取了豐富的精神養料。他在一則日記里寫道：“今天動手術，我的確累了，一共做了十個。其中五個是重傷。盡管我的確是很累了，但我從來沒有像這樣高興過，我十分滿足，我盡了我的一份力量，我有什么理由不高興呢？特別是看見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充實，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從早上五點半到晚上九點鐘，沒有一分鐘的時間白白度過，這里需要我。”
他在日記里記錄下了他如何從周圍的中國革命戰士身上領悟到共產主義精神的真諦：“我沒有錢，也不需要錢，能和這樣一些以共產主義生活方式(我指的不是談吐方式和一般所謂理性思維方式)的同志生活在一起，是我畢生最大的幸福。他們的共產主義是又簡單、又深刻，像膝關節顫動一樣的反射動作，像肺呼吸一樣用不著思索，像心臟跳動一樣完全出于自動。他們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們的愛能包容全世界。” 他在一封給毛澤東的信中傾吐了心聲：“我在此間不勝愉快。我真誠地感到必須向中國同志學習，學習他們為其美麗的國家而與野蠻的日本法西斯進行英勇搏斗的偉大精神，我要以這種精神獻身于全人類解放事業。”
白求恩以身殉職的彌留之際留下遺言：“最近兩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時日”，并且請身邊的戰友轉告毛主席，“感謝他和中國共產黨對我的教育”。這種感謝絕不是出于禮貌和謙虛，而是白求恩內心感受的真實表達。白求恩在中國無私奉獻的傳奇事跡和崇高精神，令他過去的加拿大和西班牙同事聞后都大為吃驚；而他本人正是在這樣的奮斗中充分感受到自己的人生價值，從而獲得最大的精神滿足和幸福感。
可以這么說，白求恩是在毛澤東領導的隊伍中完成了由一個有良知的醫生升華為一名真正共產主義者的質的轉變，成為全中國、全世界進步人士公認的“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的這種變化絕不是偶然的。毛澤東領導的隊伍就像一個革命的大熔爐，在這個熔爐里鑄造出無數共產主義的新人。
早在中國工農紅軍的初創時期，毛澤東就主張實行官兵一致的供給制，打破了歷來軍隊當兵的發餉、當官的發薪的慣例。許多人都懷疑這樣做不可能把隊伍帶得下去，結果奇跡發生了：盡管條件極其艱苦，但部隊不僅沒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強。毛澤東把一支普通農民的隊伍改造成為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不為私利所驅動、而是由共同的革命信念凝聚起來的新型人民軍隊。
在后來的戰斗中，無數從敵人部隊中“解放”過來的士兵，到了人民軍隊這個大熔爐里，在這支隊伍共同的革命信念感召下，馬上就像換了一個人，成為不怕犧牲，勇敢向前的英雄戰士。
新中國建立后，在這個大熔爐里培育出無數雷鋒那樣踐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戰士，并進而鑄就了整個社會以克己奉公為榮、以自私自利為恥的新風尚。白求恩成了這種新風尚的標桿人物。許多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包括溥儀這樣的末代皇帝，也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實現了“人性”的脫胎換骨，獲得了新生。
在一個幾億人的古老國度里，實現如此普遍而巨大的人性進步，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毛澤東，就是創造這一人類奇跡的最偉大的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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