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我們目前讀到的企業改革案例及其闡釋，多為主流經濟學給出的解讀，很少能夠讀到被改革對象——工廠員工視角下的近距離觀察與記錄，本文就是這樣一份稀缺的記錄——張師傅作為工人出身的工程師，親歷企業改革全過程的記錄。
按照“大鍋飯養懶漢”的邏輯：勞動者始終是消極的，管理權力才是唯一積極的促進因素和力量。而張師傅在襄陽軸承廠改制過程中的親身體會是：從前的公平分配與普惠福利消失，層層承包與分包制徹底瓦解了工廠內部的協作關系，工廠管理層中涌現出各種拼命撈錢的投機者，工廠干部和工人走向分化乃至對立，政企關系割裂，五次希望資本收購而被放鴿子......這些深刻的教訓，都是主流經濟學敘事從未且不敢呈現的。與此同時，在工廠之外，還有著各種內外勾結的技術與產品流失、利益輸送，市場上出現假冒偽劣品擠壓和替代高成本合格產品，社會文化中出現對金錢的崇拜和對勞動者的蔑視與貶低……
該軸承廠從興建到衰落的過程，恰恰揭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企業經營邏輯及其效果，而這不僅僅是產權制度和經營方式的改革，更是當時整個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
作者｜張師傅
一、奮斗與輝煌
我是張師傅，是武漢市21中69屆的初中畢業生，1970年2月到湖北棗陽插隊落戶，1971年10月調到襄陽軸承廠當工人，在襄陽軸承廠干了一輩子。
襄陽軸承廠是我們國家第四個五年計劃的重點工程之一，主要為第二汽車制造廠生產配套產品。我廠是一個三線工廠，與所有的三線工廠一樣，建廠初期的生活都異常艱苦。一沒有廠房，二沒有宿舍。【編者注：更多有關三線工廠的介紹，可以點擊《我國的三線建設》標題查看】
當時廠里的領導干部和洛陽軸承廠援建襄軸的老師傅，住在干打壘的草屋子里。我們招工進廠的知青和部隊復員轉業軍人住蘆席棚子，兩個人發一張蘆席睡地鋪。當時沒有自來水，只能吃堰塘里的水，洗衣服都是用山溝里流出來的水。開山、炸石、架線、蓋房子，我們老工人都干過。
那時的干部和工人是一條心地干革命。那時的口號是“先生產，后生活”“與帝修反搶時間”“讓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讓毛主席睡安穩覺”。
1981年，襄陽軸承廠正式投產了。投產以后與哈爾濱軸承廠、洛陽軸承廠、瓦房店軸承廠形成了我們國家的四大軸承生產基地，共享“哈瓦洛襄”的盛名。1990年我們廠生產的產品已達到400多種，其中兩個還獲得了國家級銀質獎。
改制前，我們襄軸的生活區已達到了相當的規模。我們有廠幼兒園，有學前班，有子弟小學、子弟中學，有技校，有電視大學，有職工大學，還辦了黨校。我們廠的人均住房面積在襄樊市是最高的，住房是排隊分，越分越大。比如廠里今年蓋了200套房子，老工人先搬進去住；明年又蓋了兩百套新房子，老工人又搬到更大的新房子里，年輕工人就搬到老工人那個房子里，總之老工人是優先的，按工齡排隊。
分房是很講究的，那時候走后門行不通。同一年進廠，看月份；同月進廠，看日子。都打好分了，按分排隊。整個過程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做不了假。我們廠里有一個跟我們同年進廠的，按說他的分應該是跟我們一樣。但他是中層干部，中層干部加半分，他又有職稱，又加半分，他就多了一分，多一分就能壓一批人。
后來他在競選廠長的時候說：“我們廠里工人都沒住大房子之前我不搬進大房子里，我要搬我也最后一個搬。”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要做好事讓大家先搬。后來別人跟他算了一筆賬，他確實加了一分——這兒加了半分，那兒加了半分。
但是他有一項東西有問題，他生了兩個孩子。他第一個孩子有殘疾，所以國家允許他生第二個。生了第二個就是二胎，二胎就要扣兩分。所以他加了一分，又扣了兩分，反而排到我們后頭去了。那時候是很公開，你憑什么加分，憑什么減分，都是公開的。我們同年同月進廠，我早一天比你報到，你就排在我后頭。
我們廠的醫院門類齊全，技術條件和設備都相當的齊備。醫院的建筑面積達5800平方米，病床有132張。我們還有全套的生活設施，如石油液化氣站、煤廠、浴室、電影院、燈光球場、足球場、老年宮、青年活動中心，等等。
改制前，襄軸工人看病、住房、受教育是不花一分錢的，那時候的幸福指數非常高。那時同年參加工作，在我們襄軸當工人，工資比在市政府當公務員還要高一倍。市政府的很多領導都走后門，將他們的子弟送到我們襄軸當工人。
襄陽軸承廠1977年總結頒獎
圖片來源：7788收藏網
我在上海實習的時候，經常在禮拜天早晨穿著我們油膩的工作服，跑到上海國際飯店去吃早飯。點一杯牛奶，來兩個蛋糕，二郎腿一翹在那坐著。服務員呢？看到我們穿工作服的，熱情得很。高鼻子深眼的洋人他不理，西裝革履的公務員他也不理，都得往后排，首先要照顧我們工人階級。國際飯店先照顧我們！
我到上海市區玩也喜歡到四川飯店。幾個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在這里點兩個菜喝一瓶酒，什么麻辣豆腐才一毛多錢，炒雞丁也就3、5毛錢一盤，再來一瓶一塊錢的“綠豆大曲”，兩三個人喝一瓶酒，蠻高興。上海人也看欣賞我們，看到我們年紀輕輕的劃個拳，打個杠子，熱鬧的不得了，上海人都看得稀奇。
過了許多年以后，我去上海出差，這時我當工程師。國際飯店衣冠不整的不讓進，我說我這衣冠還可以，就往里走，被人家攔住了不讓進。中午吃飯，我在一個小餐館買了一盒飯，人家都不讓我坐在那吃。我說我在你的餐館里買的盒飯，為啥不讓我吃？人家說，點炒菜的可以坐餐館里吃，你買盒飯就在馬路邊上去蹲著吃。這個落差太大了。工人階級地位是一落千丈。
襄陽軸承廠1975年度先進班組基建計劃調度組工程質量檢查小組合影留念 | 圖片來源：7788收藏網
我進軸承廠的時候滿頭黑發，下崗的時候滿頭白發，我真是一生都獻給了軸承廠。我66年小學畢業，69年初中畢業。初中的文化課一點都沒上，ABC也沒學過，其實就是個小學畢業生。我初中、高中的文化全部是自學的。1979年我考上了我們廠辦的第一屆電視大學，是帶工資、帶獎金的，全日脫產的三年制的電視大學。
但是分廠領導不放我過去，因為我開的機床是全廠最貴的機床，是1970年從意大利進口的，又銑又刨又磨，這個機床全國只有三臺，周總理親自批了一臺到我們廠，就是我在開。因為我是生產骨干，他不讓我去，我也理解，所以我就沒去。等到1982年，我第二次又考上了電視大學，他還是不放我去，他把我徒弟放去了。他說你這個機床又銑又刨又磨太復雜了，一般人掌握不了，所以他不放我去。等到1984年我又考上了，那時候我都30多歲了，我就想到這是我圓大學夢、受高等教育的最后一次機會了，不去不行。但是領導還是不放，分廠領導還是不放我去。
我就去找總廠領導，找到了總廠的副廠長。他原來是省辦公廳的主任，因為他是ZF派，所以被貶到我們廠里當副廠長。我爸原來在省委工作的時候認識他，關系蠻好，所以我就去找他了。我跟他把這個情況一說，他說那不行，怎么能耽誤人家的美好前程呢？他說我去跟孫廠長說一聲。孫廠長就住在他們對面的干部樓，他跟孫廠長說了。孫廠長第二天就一個電話打了我們分廠，他跟分廠領導說：“張師傅一次又一次地放棄個人上大學的機會，你們一次又一次地刁難別人、卡著別人，不行！上午讓張師傅辦完手續，下午到廠教育處報到。”這樣我才圓了我的大學夢，以后才有機會當工程師。
下崗后我也打過工，我是工程師，搞設計什么都可以。私企老板的廠房是鐵皮房子，不透氣，夏天簡直跟蒸籠一樣，老板坐在樓上辦公室里開空調，樓下工人干活都是汗流浹背。可以說，我在國營企業干了30多年，流的汗沒有在私企老板那里一年流的汗多。
我們是一心撲在工作上，把襄軸當作我們的兒子一樣。看看襄陽軸承廠的滄海桑田，我們這些當年住蘆席棚子，喝田溝里的水的建廠元老心里充滿了悲哀！充滿了憤恨！怎么說呢？我既淚奔，又想拼命。
二、承包經營打斷了襄軸的腿
我們軸承廠是國家第一批工資與效益掛鉤的試點單位。那時候軸承廠牛得很，四年漲了五級工資，特別是1988年一下子漲了兩級。這樣美好的日子是毛澤東時代的余暉。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復辟的帷幕也緩慢地拉開了。1979年軸承廠實行廠長分工負責制，開始搞獎金制度了。一開始獎金只發給在生產一線的工人，后來擴大到干部，再后來各種崗位津貼也搞起來了，干部與工人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
當年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廠級領導干部住進了干部樓，后來又搬進了獨門獨戶的二層小別墅。最可怕的是，發獎金以后，有多余的錢，各個單位都逐漸搞起了小金庫。小金庫的危害非常大，相當多的企業領導干部都腐爛在小金庫里了。
1983年，搞領導干部四化——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總之一句話，有文憑的上，沒文憑的下。不少思想沒改善好的、輕視工人干部的知識分子被提到了領導崗位上。
1988年，全國性的工礦企業五年承包經營開始了。1988年到1993年的國企承包經營是國企私有化的第一步。國企承包經營，使得廠長獨斷專行的現象登峰造極。廠長的一些惡行得到了法律的保護。廠里的黨委書記，成了為廠長保駕護航的帶刀侍衛。曾經領導一切的黨委書記也有不服氣的。比如洛陽河南的某一個廠的黨委書記，開除了廠長的黨籍，廠長反過來開除了書記的廠籍。一個開除黨籍，一個開除廠籍，都利用職權互相斗。
軸承廠承包經營的廠長是軸承廠的工人選出來的，他原來也是廠里的廠級干部，是1970年進廠的那一批大學生。五年的承包經營，給襄軸帶來了極大的傷害。襄軸走下坡路，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接下來我歸納一下承包經營對軸承廠的幾大傷害。
第一個是層層承包。分廠對總廠的領導承包，車間對分廠領導承包。層層承包在工人內部制造了矛盾，各分廠、各單位之間工人的待遇也出現了很大的差距。像我所在的機修分廠，和我們對面的鍛工分廠就有很大的差距。因為機修的產能是過剩的，很多大設備發揮不了作用，承包了以后可以對外經營，就可以從外面撈錢。但是鍛工不行，他們沒有對外經營、對外創收的手段，他只能打套圈 。所以他們眼看著我們機修今天發個瓜，明天發個棗，后天發兩個錢，再過幾天發兩瓶油。他們著急得很，甚至有很大的意見。
當時軸承廠還出了一件很丟人的事情。因為軸承是工人生產出來的，要承包就要想辦法調動工人的積極性。機修車間有辦法，機修有錢，從外面創收搞的錢多，今天發這，明天發那，工人的干勁很大。但是軸承廠最大的軸承生產車間是磨一車間，軸承廠60%的成品軸承是從磨一分廠運出來的。磨一分廠要調動工人的積極性，他們沒辦法，因為他們沒有對外創收的能力。但是他們要把生產搞上去，還要對軸承廠的廠長張德炳負責，完成他的五年承包計劃。
磨一分廠的廠長沒辦法，他就想了個歪主意——倒賣軸承。因為60%的成品軸承是從他那運出去的，于是他決定倒賣軸承。有一次，一個卡車裝了兩個集裝箱，里面裝的軸承價值12萬。車從廠里開出來，在廠門口檢查的時候，門衛本來要給他們做接應，但是門衛偶然有事沒到場，他們就開著車子強行闖關。后來保衛科派兵圍追堵截，最后人贓俱獲，最后不得不向承包的總廠長張德炳承認犯了大錯誤。
他干了十幾次，每一次都賣了十幾萬塊錢。他把倒賣軸承獲得的錢，發給廠里，給他們分廠的工人發福利。所以每年他們分廠能夠完成任務，支持了總廠的廠長張德炳搞承包。所以張德炳也不好處分他，就使了一個小計謀，把他平調到另一個分廠當廠長。當時襄軸是有廠志的，但是廠志是1992年寫的，他偷運軸承出去倒賣這個事情是1993年的，所以沒寫進廠志里。
五年承包期間還遇到一個大事，也給我們軸承廠帶來很大的傷害，就是通貨膨脹。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沒有感覺，那一次通貨膨脹相當厲害。因為全國大搞開發區，熱炒地皮，所以銀行放貸過多，導致物價飛漲，老百姓哄搶商品。比如鹽，剛才還是六分，馬上漲到七分，調頭又是八分。有的老太婆買塑料盆子，一買就買一二十個。她沒動腦筋啊，買晚一點他就漲幾毛錢，她一下子買一二十個，卻不知道即使放著不用，塑料盆也會老化。
更離奇的是當時《襄樊日報》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說襄陽的十字街有個人搶蜂窩煤，把他家的一樓堆滿了，又堆二樓，結果把房子壓塌了。這件事情登了報。
從企業的角度來說，因為通貨膨脹銀行要收緊銀根、減少放貸，所以很多中小企業借不到錢，就搞垮了。就連我們軸承廠——這是襄樊市最大的廠之一，是個萬人廠——都因為借不到錢，在銀行里貸不到款，沒錢買鋼材，出現了困難。當時國家銀行公開的利息，是每年10%以上，這是有證可查的。銀行私下幫中小企業貸款利息達到多少呢？最高的達到30%。我們廠有工行和農行，兩家銀行展開了“工農大戰”。工行的利息是21%，農行馬上22%，工行改成23%，農行馬上改為24%。因為有人貸，所以他們放得高，他們敢放，敢把利息漲起來。利率最高的達到了30%，可能與解放前的高利貸差不多了。
當時軸承廠看起來也是要垮了，因為沒錢買鋼材，市委書記也著急，因為我們廠是市里的納稅大戶。市委書記跑了幾次，跑到省里，最后省工行的行長給了我們廠一個特殊照顧，允許我們廠廠內自己搞集資解決問題。但是他給我們提了三個條件：第一，集資只能搞一次；第二，集資到的錢只能買鋼材；第三，集資的本錢和利息都由襄軸自己付。等于是跟工行沒有一點關系。我們廠當時答應了，當時承包經營的廠長是張德炳，張德炳給我們付的利息是25%，就是四年連本帶息翻一番。我們廠里當時候集資了大概600多萬塊錢，就解決了資金緊張的問題。
第三個傷害是假冒偽劣產品的沖擊。當時國家放開政策，不搞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對生產放開了。國家明文規定，除了火車軸承以外，任何型號的軸承，不管多大尺寸，不管多高精度，民營企業都可以生產。所以國內的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水貨軸承鋪天蓋地。我們廠兩個獲得國家銀質獎的軸承7815E和7608E，也被民營企業冒牌生產了。
當時，中國最大的水貨軸承生產和集散地是山東臨沂。于是國家最大的四個軸承廠“哈瓦洛襄”聯名給國務院寫信，要求取締臨沂的水貨軸承市場。但是國家當時極力推行市場經濟，極力保護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對四大軸承廠的要求置之不理。五年的承包經營，打斷了襄軸的腿，但也打斷了承包者張德炳的脊梁。
周國獻2018年11月拍攝
第四個大傷害是組建襄軸集團。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南巡講話。鄧小平說：“思想再解放一點，在改革開放的路上，步子再邁大一點。”為了貫徹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各個省都組織學習，采取了措施。我們湖北省當時決定“舞七條龍”，就是要搞七個托拉斯。
當時“七條龍”是這樣搞的：煙草行業是一條龍，湖北省所有的煙草行業，都歸到武漢煙草去了。第二條龍就是機械行業，和我們軸承行業有關，當時要把二十多家跟軸承生產有關的企業、生產基地，科研單位里面的核心單位，與襄軸組成松散型的集團，其中七家軸承生產廠，像仙桃軸承廠、黃石軸承廠、恩施軸承廠，還有其他一些軸承廠，與襄軸組成核心的、緊密性的企業集團。當時是“九統一”：黨政工、人財物、采供銷，就是他們那幾家廠這九個方面的事務統歸襄陽軸承廠領導。當時省里是決定這樣“舞七條龍”。
張德炳是反對搞集團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他擔心搞集團會影響他的承包。因為那些小廠長都是寧當雞頭不當鳳尾的，都是搞全國性的五年承包經營，都怕影響自己的承包經營。誰都不服誰，誰都不相信誰，都是相信自己。張德炳就是怕搞集團影響了他最后一年的承包經營——因為搞集團是1992年底，1993年初的事。他擔心搞集團會影響他的承包，所以他不愿意搞。
但是一心想要“舞龍”的省長郭樹言給他打包票，如果說因為“舞龍”影響了承包，他會壓襄陽市委，讓他們承認是完成任務了。但是湖北省搞的“舞龍”計劃注定是要失敗的，因為它和當時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馳的。當時是要發展民營企業，而“舞龍”是發展國營企業。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所以張德炳的承包期到了，承包書上的各項指標都完成了，可是以賣官聞名全國的市委書記孫楚寅就是不給他發200萬的承包獎。理由只有一個：你不給我交稅，我憑什么給你發獎？張德炳好冤枉啊。承包的前四年，每一項稅他都交給襄樊市了，僅僅第五年的所得稅一項交給了武漢市。因為為了“舞龍”，把七個“龍頭”的管理權都收到省里去了，所得稅這一項也就跟著交給省里了。所得稅只占全部稅收的12%。
張德炳200萬的承包獎泡湯了。給張德炳打包票的省長郭樹言，因為“舞龍”計劃失敗，被調到三峽工程當總指揮去了。所以張德炳的靠山也沒了，他做了五年的美夢徹底破產了。
這件事不是孤例。武漢長江動力集團的于志安，他也是完成了承包，把一個長江動力變成了好幾個長江動力，但是武漢市政府就是不給他發承包獎。后來他一氣之下，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當時長江動力在菲律賓建火電廠，廠建好以后，他們派人去剪彩。于志安就帶著他手下的副總和家里的老婆孩子，到菲律賓去剪彩。剪了彩他就上任了，那個廠就是他的了。因為菲律賓只承認于志安，法人代表是于志安。他們保護投資人，他不管你錢是哪來的，錢是誰出的，他不管，他只認法人，他們也有他們的投資者保護法。于志安后來就成了我們國家通緝令上的紅色人物，直到現在紅色通緝令還沒取消。
全國五年承包，大部分的廠長都是短期行為。他為了完成自己的承包目標，不顧工廠里的設備，不顧工人的情緒，只顧完成他自己的承包目標，這樣他就能拿一筆錢，好像一輩子的錢都掙夠了，他的個人奮斗就實現了。
當時承包的時候很多廠長都很短視，他拼設備。因為后來我當設備工程師，我管理設備，我知道他們都是拼設備。國家規定設備是一年一小修，三年一中修，五年或者多少年一大修。小修、中修、大修都是要花錢的，而且不工作，專門修床子，生產都要停下來，維修還得花一大筆錢。
他為了完成他的五年的短期承包，他拼床子，床子不休息，拼命地干。干到最后，比方說那個機床導軌上拉了一個小溝，本來溝還小的時候，你修修補補就好了，可以接著用。但是承包經營的時候，機器拉了個小溝，他就不讓修，還接著用。就像農村的人說補衣服一樣，小洞你不補，大洞一尺五。到最后等他承包期結束了，他承包任務完成了，廠里也被搞垮了。因為所有的生產設備都垮了，都癱瘓了。
所以很多小廠經不起五年承包，都垮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廠長短視拼設備。因為我們是大廠，我們原來就有成套的設備管理。因為后來我當工程師以后我是搞設備管理的，設備管理有很多條條框框。大廠想變好難，想變壞也難，因為他大，就跟航空母艦一樣，你要再掉頭很不容易。
襄陽軸承廠標語 周國獻2018年11月拍攝
三、改制與職工抗爭
“舞龍”計劃把軸承廠搞得骨瘦如柴。但還要不要生存？怎么生存？董事長張德炳決定把襄陽汽車軸承集團改為襄陽汽車軸承集團股份公司，他想到股市上去募集資金。
襄陽軸承廠廠門口題詞 周國獻2018年11月拍攝
那時還沒有上交所，深交所門口天天排著長隊等著上市，要上市就要做公關。張德炳讓當時的他的秘書——后來成為襄樊市“十大惡人”之首的毛XX——帶著人去公關。白天他們在武漢市辦研討會，給大家發點禮品。晚上，張德炳的秘書毛XX帶著四個美女去攻關時任湖北省副省長的李大強。李大強后來是最大的煤礦——神華集團的董事長，也因為作風問題被搞下臺了。
在湖北省公關以后，他們又到北京去了。他們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橋牌邀請賽，邀請國家幾個大部委和北京幾個大廠礦的橋牌隊到人民大會堂打牌。北京的幾家媒體也為襄軸做廣告。與此同時，他們還登門給北京城里湖北籍的政壇領袖、軍界要人和社會名流、文化顯達贈襄軸的原始股。為了股票早點上市，張德炳不惜血本地拋售襄軸的原始股。他堅信只要股票上了市，以后送股、配股，再送股、再配股，投資的本錢再大也能收回來。其實不然，春天他播下20多畝的種子，后頭一顆籽兒也沒收回來。
對企業家來說，生產經營的環境是很重要的。計劃經濟的生產環境是天堂，市場經濟就是地獄。表現最突出的，就是三角債。當時三角債弄得全國很多工礦企業奄奄一息。當時國務院總理決定拿出300個億在東北做試點，清理三角債，結果失敗了。襄軸當時也受三角債的折磨，但是襄軸是債權大于債務。欠襄軸錢的主要是汽車制造廠和全國的一些零售商。
當時汽車制造廠還懂一點規矩，他們采取兩種方式還債：一種是滾動式，你給他發第二批貨，他給你第一批的貨款；你給他發第三批貨，他給你第二批貨的貨款。總之要壓一批貨。還有一種方式是抹賬式，抹賬式就是他拿他的產品，比如汽車，來抵債，說難聽點就是強買強賣。至于零售商那是一點規矩都沒有，一點誠信都沒有。他們知道欠債不還，時間過長了就變成了呆賬，再拖長了就變成了死賬。
而且零售商跟當地政府、當地的黑社會勾結在一起，所以襄軸要走法律程序維權很難。當時，張德炳也采取了幾項措施，組織了專門的班子出去要債，取消了銷售員的固定工資，將他們的收入與績效掛鉤，但是很難奏效。但也不是說襄軸一點錢也沒有要回來，也要回來了一些。
我們廠里電視臺轉播了一段新聞。廠里多年的勞動模范、金牌銷售員李某某，在表彰大會上說：“交給廠里的那些錢，是我給老板無償干了幾天家務，給老板使勁地磕了幾個響頭才要回來的。”說到這里，李某某嚎啕大哭。小李的父親是從洛陽來的老工人，也是我的老師傅。看到我們的子弟在外面受人欺負，襄軸建廠的元老們心里是很難受的。
周國獻2018年11月拍攝
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就是效益不好就裁員。1993年，裁了200多名老工人，這批老工人都來自洛陽的農村，青年的時候1958年進洛陽軸承廠當工人，洛陽軸承廠是當時蘇聯援建我們國家的156項工程之一。1970年他們又舉家來到襄陽，援建襄軸。
這批人下崗的時候一般都是55歲左右，職務不是技術工人就是管理干部。這樣一批老工人還有余熱，怎么辦？廠里有資本的人動起了腦筋。襄軸建廠時的老廠長，想利用廠里一些退庫的舊設備辦一家五七工廠掙點錢，給這批下崗的老工人發點兒補差。廠長張德炳同意，覺得這是個善舉。可時間一長，他發現不是這么回事。小工廠的調度跟大廠的調度暗中勾結，鍛工分廠和車削分廠將“不合格”的——實際是合格的——產品按斤賣給小工廠，小工廠轉個手又按件賣給大廠。這樣挖墻腳的事，惹怒了張德炳，他把那個小工廠關了。這是建廠初期的老廠長干的挖墻腳的事。
建廠初期的老書記就更出格了。他在萬山腳下創辦了一家私營的特種軸承廠。后來張德炳發現，我們廠剛剛完成臺架試驗的新產品還沒投產，老書記的產品已經上市了。一氣之下張德炳把老書記的兩個兒子趕出了軸承研究所，并發誓永不重用。
2002年襄軸股票上市以后，連續兩年ST。張德炳又因為各種罪名被雙規了。張德炳的主要罪名是幫人貸款收回扣，總金額大概是200多萬，張德炳被判了無期徒刑。2021年百年大慶時，張德炳被特赦放出來了。張德炳在拘留所曾和襄樊電視臺的記者對話，這一番對話在電視臺轉播了，記者問他你怎么干這種傻事？張德炳當時是怎樣回答記者的？他說，在大氣候、大環境下，你不貪是個“苕貨”，“苕貨”就是傻子的意思。
張德炳對他那200萬的承包獎，一直耿耿于懷。他想貪夠了200萬就金盆洗手。2003年2月22日，廠里第二次減員增效。一千多名建廠的元老——老知青和轉業軍人，被迫下崗。每個人每個月發400塊錢生活費。我就是2003年下崗的那一批。
第二次減員增效以后，熱衷于搞私有化的省委書記急著給襄軸找婆家。有好幾家大型國企他不賣，他非要賣給著名的私營企業萬向集團。可能省委書記不知道萬向集團的魯冠球是襄軸的冤家對頭。魯冠球當年曾經帶人溜進襄陽軸承廠學做軸承的技術。魯冠球早就是上市公司了，他配股、送股搞了幾次，他的資產已經上十億了，比襄軸多一倍，他有這個能力吞并襄軸。
襄陽軸承廠大門 周國獻2018年11月拍攝
2003年11月，襄樊市準備搞“雙退出”，即國營企業退出競爭機制，國有職工退出國有身份。職工退出國有身份，就要買斷工齡。當時買斷工齡的時候，因為那時候老工人都退休了，都辦理了內退，所以廠領導就和在職的青年工人發生了矛盾。但是青年工人又是我們的后代，所以很多房改的事、醫改的事都跟廠里的老工人有很大的關系。
這件事情跟廠領導達不成協議，當時襄軸工人一聲怒吼就上街了。襄軸幾代人，老老少少上萬人，把廠門口的316國道堵了，把襄樊市的一橋、二橋這兩個主要的交通橋給堵了，把一橋上面通往大西南的鐵路也給堵了。
堵鐵路是要上報國務院的，所以當時的市委書記阮成發很著急，堵橋的第一天，他搞了兩手——他一邊與襄軸工人在襄陽最大的襄陽劇院對話，一邊又調了200多名武警在橋上跟工人干仗，在鐵路上跟工人干仗。結果會談沒搞成，打架他又是一敗涂地。200多名武警根本不是上萬工人的對手，他們被打得丟盔棄甲，第一天算是失敗了。
第一天晚上，阮成發給他所管轄的周邊的棗陽、宜城、南漳、保康、老河口等幾個地縣打招呼，要他們所有的警察連夜趕到襄樊。襄樊的武警、襄樊的所有的消防車都準備好了。他想趁天色已黑，圍觀的群眾少了，就開始新的行動。但是襄軸工人料到了這一點，下午五點鐘就主動撤回軸承廠了。
第二天，阮成發又到親自襄軸跟工人對話。對話時他沒有一點誠意，沒談出什么。工人又去堵橋，又去堵路了。但是橋上他已經嚴陣以待了，他把周圍的周邊縣市的警察都調來了。幾千名警察在橋兩邊的人行道上，黑壓壓地站了幾十米。汽車道上和鐵路上是襄軸的工人，都是襄軸的精兵強將。在開戰之前，雙方都在做對方的思想工作，都希望對方繳械投降。就在雙方劍拔弩張，非常緊張的時候，老天爺下雨了。真是“好雨知時節”！警察渾身上下濕透了，中午12點，一聲令下，他們走下橋，不知道到哪個地方吃飯去了。
襄軸的工人不一樣，因為那幾天天陰的厲害，大家都有所準備。我那時候是帶了個小板凳，想著打架時也是個武器，帶了一個傘，帶著塑料袋里頭裝了兩個大餅，一個瓶子里頭裝了白開水，吃的喝的都有了。結果那天也沒打成。到下午五點多鐘，襄軸的工人又回到根據地——軸承廠去了。
周國獻2018年11月拍攝
第三天，副省長周堅衛率領省公安廳廳長、省工會主席到襄軸來，在襄軸的文化宮跟襄軸工人對話。襄軸的文化宮，也是湖北省比較有名的，蓋得富麗堂皇。那一場對話很有趣。我只講幾個比較重要的點。
對話一開始，省公安廳廳長就宣讀治安管理條例。他說，現在是文明世界，不管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破壞交通都是違法的，都是要鎮壓的。有一個人走上舞臺，接過話筒，氣宇軒昂地說：“請問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堵了鐵路，算不算違法？反動軍閥吳佩孚用大刀砍死了‘二·七’大罷工的領袖施洋和林祥謙，是不是反革命的行為？”他說得省公安廳廳長啞口無言，把他的氣焰打下去了。
襄軸老工人中一位有名的戲迷走上臺，他說：“我襄軸人堵鐵路各個英雄，堵公路人人好漢。在這里我就不多說了，我來一段京劇。”他就唱了一段，是《紅燈記》里的：“休看我戴鐵鐐裹鐵鏈，鎖住我雙腳和雙手，鎖不住我雄心壯志沖云天。”唱了這樣一段戲，得到了工人的熱烈掌聲。當時省公安廳廳長還說：“你們堵橋堵路的有十個領導人，我們都把他們錄了像，希望他們會后到公安局去自首。”那時鬧得很厲害。
最后，周堅衛臨走之前，跟阮成發說了，誰不在買斷工齡的合同上簽字，就下誰的崗。他們當時承諾三天之內給工人答復。三天內阮成發做了很多工作，最后他很有把握地召開了職工代表大會，因為職工代表大會是廠里的最高權力機構。為什么他敢召開職工代表大會？因為老工人，包括我們這些建廠的元老工人，都下崗了，都和廠里沒有一點關系了。
在職的工人里，領導干部都是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的那種人。職工代表大會里占多數的，都是什么班組長那種有一官半職的，生產模范、勞動標兵這些人。像我們這種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路見不平就敢吼兩聲的工人沒有了。職代會里沒有我們這種人，就像四川的川味里沒有辣椒，就不起作用了。
結果他們都舉手投票了，都贊成賣廠。那次堵橋堵路最后就以失敗而告終了。但是給工人的買斷工齡的錢加了一塊錢，由914塊錢加到915塊錢，象征性地加了一塊錢。
周國獻2018年11月拍攝
四、五次賣廠引爆地雷
直到目前為止，軸承廠還是國家控股。軸承廠把改制從頭到尾走下來了，這是很少見的。很多企業在承包的時候就垮了，到三角債的時候又垮了很多。許多企業半路就垮了，而襄軸是從頭走到尾走到現在還沒垮。為什么沒垮？不是說它有多能，而是市委、市政府或省委、省政府四次賣廠都沒賣成。為什么？不是人家不想賣，而是買家耍陰謀詭計。賣了四次廠，每次都是賣給名人，但都沒賣成。
襄陽軸承廠 周國獻2018年11月拍攝
第一次是賣給魯冠球。魯冠球大家都知道，是民營企業家“勞動模范”。企業界最高的榮譽、最多的榮譽都被他占了。魯冠球第一次要兼并我們廠時，打了6000萬定金到我們廠里，他要買我們軸承廠。那時候職工聽說賣給魯冠球，魯冠球是生產軸承的，我們也是生產軸承的，工人可以不改行了，全廠的職工皆大歡喜，就幫他清理資產，結果魯冠球搞清楚了我們廠的銷售網點、技術實力、技術儲備等情況后，就不買了。他撤資了，他摸清楚你底細之后就不買了。
第二次賣給了全國資本運作第一高手，科學家出身的資本家顧雛軍。顧雛軍是格林柯爾的創始人，就是在空調中使用氟利昂替代品的那個家伙。顧雛軍買我們廠之后，他公開說，襄軸缺的不是錢，襄軸缺的是民營精神和民營文化。所以他買下襄軸之后，錢卻遲遲不到位。
但是，他一接手襄軸，就要求軸承廠的領導干部學習他布置那幾本書，美國西點軍校編的《不折不扣》《絕對服從》之類的書。領導干部要學這幾本書，學完了之后考試上崗。工人要學他編的“七反七要”，總共幾十條。一句話，要相信資本家。工人的前途、工人的生活是資本家給的，要絕對的服從資本家。他對軸承廠的工人就搞這種宣傳教育。
但是好景不長，他碰上了郎咸平。郎咸平用他的手術刀，一層一層地把顧雛軍解剖了，說他是空手套白狼。后來，顧雛軍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前兩年放出來了。
周國獻2018年11月拍攝
第三次又賣給了美國企業天勝集團。天勝集團的規模連襄軸的一半都沒有，它的生產規模很小，但是它有龐大的海外銷售網點。襄樊市政府看中的就是這一點，所以把軸承廠賣給他們。他們許諾把他們的生產基地搬到襄樊來，把他們的辦公總部搬到襄樊來，并且答應給襄陽軸承廠投資。
結果過了半年，他們一分錢沒投，一個廠也沒搬到襄樊來，后來就雙方就鬧崩了。為什么呢？股市上傳出來的消息是，因為某某條款達不成協議，最后雙方談崩了，收購無效。后來有人透露原因：同樣一套軸承，我們廠自己拿出去賣能賣五塊錢，襄軸通過他拿出去賣四塊錢，被他賺了一塊錢。我們被他兼并，我們還吃虧了。所以襄樊市政府不同意，又落空了。
第四次賣廠，也不賣給資本家了，而是賣給國營企業了，賣給了三環集團。三環集團是國家控股集團，也是湖北省的汽車軸承公司，它的上市公司名字叫三環集團。當時也不是賣給他，因為都是國營企業，是劃撥給他們，把相同的固定資產劃撥給他們。但是有個條件，省國資委要求三年之內三環集團必須給襄軸劃撥三個億，用來給襄軸更新設備。他們一年的利潤才不到100萬，卻要他三年拿出三個億。沒辦法，他們為了買襄軸，把上市公司的殼子賣了，賣完拿錢交給省國資委，省國資委就把襄軸劃撥到三環集團了。這就是第四次賣廠。
周國獻2018年11月拍攝
更精彩的是第五次賣廠。后來三環集團也連續虧損，沒辦法了，準備把它的母公司和子公司打個包，總共100多億出售。結果，武漢市有一家企業金凰股份，做金銀珠寶的金凰股份，看中了三環，包括我們襄軸一起，它拿了200個億來買。當時金凰股份拿不出現金，就拿了80噸黃金在銀行抵押了200億來買三環，包括襄軸一起買。
結果前兩年疫情的時候，銀行的資金周轉不過來，辦事效率很低。金凰賬到期了拿不出現錢，結果幾家信托公司、幾家銀行要收他的黃金，因為他有80噸黃金在銀行里抵押著。當時貸款的時候，80噸黃金入銀行的庫的時候是驗收過的，全部是真家伙。但是金凰違約了，要沒收它80噸黃金的時候，把倉庫門打開一驗收，80噸黃金全部是假的。
當時金凰股份還是在美國上市的，在我們國家黃金首飾行業里排在前幾名，結果鬧出這么大的丑聞。我寫了一本小說，寫了四次賣廠，但是第五次沒有寫，因為那是后事。很多人跟我說，老魯啊，你應該把金凰股份參與的第五次賣廠寫上去。我說太多了，有第五次，還會有第六次、第七次，說不定一次比一次精彩。我說算了，就不寫了，因為我年紀也不小了，七十多歲了，以后的事真說不著。
我們廠這些年最大的貢獻是什么？我認為就是引爆了幾個大地雷。這些年，把聲名顯赫的農民企業家魯冠球炸得面目全非；把資本運作第一高手、科學家出身的大老板顧雛軍炸得體無完膚；把洋鬼子炸得開膛破肚；把形形色色的資本家炸得原形畢露。我覺這就是我們襄軸這些年，對工人階級、對歷史最大的貢獻。
周國獻2018年11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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