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以后，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迅速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的展開，到1952年底，全國除新疆、西藏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外，基本完成土地改革。
全國3億多無地農民都分得了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翻了身，徹底廢除了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徹底改變了農村的生產關系，農村生產力得到了解放，為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國家工業化開辟了道路。
但是，我國是一個現代化的后發國家，新中國成立前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在這樣的基礎上要趕上發達國家的近、現代工業進程，又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樣農民問題就成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因為，搞社會主義在歷史上沒有先例，如何解決好農民的問題，這是當時面臨的一個需要認真探索的重大問題。到底是由國家幫助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集體化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繼續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任由農民自由發展，兩極分化，最后由資本主義改造小農的資本主義道路，這一直是農村發展方向爭論的基本線索。
據薄一波回憶，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華北局和中央寫了一份《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提出引導互助組向初級農業合作社發展的思路。劉少奇和華北局不同意該報告的觀點。認為用互助組、合作社的辦法使中國“直接走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錯誤的，危險的。毛主席知道后，明確表示不贊成他們的意見。“毛主席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薄一波回憶）
毛主席的觀點是，既然西方資本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級，即尚未采用蒸汽機動力機械，而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級，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
能不能在沒有實現工業化，國家還不能提供大量農業機械的條件下，根據農民自愿原則，組織和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現農業合作化，是個帶根本性的問題。
毛主席認為，在中國，即使沒有大量的農業機械，但由于農業合作社實行統一經營和統一組織勞動力，能夠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土壤，采用新技術等許多單干農民難以做到的事情，特別是在抗御自然災害顯示其優越性。
就這樣，土地改革以后，要不要引導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爭論很快結束了。全國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高潮。
怎樣辦好農業合作社又成了一個重要的議題。到1955年下半年，中央共收到各省市的經驗總結材料120多篇，中央從這些材料中刪除了30篇，從新收到的材料中選出80多篇，共176篇，約90萬字的材料選編。毛主席專門為它寫了《序言》，即《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從毛主席的《序言》里可以看出在農村走怎樣的路的問題上還是有很大爭論的。
在《序言》一，毛主席說：有人說，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幾年以來，似乎可以看出這條規律，即在冬季提倡發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進。這個說法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看見已經反過幾次所謂冒進了。
所謂反冒進，不但是停止發展，而且是成批地強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經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群眾的不滿。有些農民氣得不吃飯，或者躺在床上不起來，或者十幾天不出工。他們說“叫辦，也是你們，叫散，也是你們 。”叫散，富裕中農高興，貧農發愁。湖北的農民聽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的中農則說，“等于朝了一次欄山”（湖北黃陂縣有一個木欄山，山上有一個農民高興去朝拜的欄山廟）。
有一些中農，特別是有嚴重資本主義傾向的富裕中農，在合作化初期，對社會主義改造這件事是有抵觸的。因為合作社是要變更農民的私有生產資料的制度和整個經營方法，這對于他們是一個根本變化。這就說明了農民本身在走農村集體化道路的問題阻礙是非常大的。如果政府不做工作，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一個美好愿景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為什么要把農民組織起來，毛主席在1955年指出：“在土地改革后，農民發生了分化，如果我們沒有新的東西給農民，不能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來，那些窮的就不相信我們，他們會覺得跟共產黨沒意思……為了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裕，所有的農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
借鑒歷史經驗教訓，1688年之前即明末前的小農經濟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之后，小農經濟滋養了資本主義發展。1840年之前，中國的小農經濟因為閉關自守而得以生存和發展。1840之后，中國小農經濟因為資本主義入侵而淪為被吞噬的羔羊。1949年到1956年，中國小農經濟因為走互助組、合作社等集體化道路，民族資產階級垂涎三尺而不敢肆意妄為。1958年到1976年前后的人民公社，徹底斷絕了一切資本主義勢力的發財夢想。上世紀八十年代分田到戶后，農村解散原先的集體經濟退回到家庭小農經濟以后，實際的經濟功能主要不在于發展農業本身，而是在于促成了國內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深度大融合。讓無數農民奔向城市，最后成為了資本收割的對象。
回看合作化問題上的毛、劉之爭，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一爭論中，劉少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條條，堅持照搬蘇聯的方法，主張在國家工業化完成和有了大量的農業機械以后，“再由國家下一命令，采取嚴重步驟，強行實行集體化。”這種想法實際是非常幼稚的。農民分散以后，首先，必然出現兩極分化，形成兩極分化以后，政府憑什么采取強行辦法實行集體化？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再就是小農經濟幾千年，農民就是一盤散沙的，政府要強行實行集體化這個難度是可想而知的。第三，中國當時就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沒有農民的支持，國家的工業原始積累從哪里來？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原始積累都是依靠侵略擴張掠奪完成，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有什么辦法能快速的完成工業原始積累。工業化沒完成，哪里來的農業機械。所以，這種想法是極不現實的。就如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一樣，開始提出這個口號，大家都很高興，但實踐后卻讓普通的夢想徹底擊碎。
毛主席卻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通過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逐步過渡的辦法，解決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再通過農業對工業的支持，才能較好地解決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農業方面，這種分歧一直沒有停止過。1961年，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寫信給毛主席，向他力陳責任田的好處和地方民情。毛主席批示試行。劉少奇、鄧小平都非常贊成。然僅僅一年后，單干政策被毛主席叫停了。1962年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對劉少奇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
對于包產到戶問題，雖然毛主席與劉少奇都是為了國家發展，但是，發展路徑不同，必然會導致不同的結果。因此，毛主席曾語重心長地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優勢，內外一夾擊，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毛主席從農業和工業的相互依存關系強調了中國農村所有制問題與工業所有制的密切關系，以及國際環境對中國人民利益的影響，從如何保護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的高度說明了包產到戶問題的嚴重性。
對農村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問題，毛主席和絕大部分中央領導發生嚴重的分歧。使他更加感到兩條道路和階級斗爭的形勢嚴峻。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在會議的《公報》上特別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被推翻的統治階級不甘心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在這種情況下，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斗爭是錯綜復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斗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社會根源。”這是毛主席對全國人民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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