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英雄人物到晚年的時候，其心境都難免孤獨蒼涼。所謂英雄暮年是也，這是一條歷史規律。
據說，毛主席晚年特別鐘愛這樣兩首詩：
其一是清朝嚴遂成《三垂岡》，其詩曰：
英雄立馬起沙陀，
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難扶唐社稷，
連城猶擁晉山河。
風云帳下奇兒在，
鼓角燈前老淚多。
蕭瑟三垂岡下路，
至今人唱《百年歌》。
其二是唐朝羅隱的《籌筆驛》，其詩曰：
拋擲南陽為主憂，
北征東討盡良籌。
時來天地皆同力，
運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輕孺子，
兩朝冠劍恨譙周。
唯余巖下多情水，
猶解年年傍驛流。
據說，每每讀過這兩首詩后，毛主席都十分感傷，甚至不免于淚水漣漣。如此英雄一世的偉大人物，為什么還會有這樣的情形呢？
情感與心境高度關聯，毛主席也有英雄暮年之時。晚年的毛澤東是一個什么樣的毛澤東，探究他的內心情感世界，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維度。
第一，深沉的遺憾與憂慮
毛澤東締造了中國共產黨、締造了人民軍隊、締造了人民共和國，這些偉大的業績昭彰史冊、永世不祧。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功者，這應該沒有什么爭議。但是，晚年的毛澤東真的有那種偉業成功的自得與喜悅嗎？
晚年的毛澤東曾講過這樣的話，他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顯然，這段話所透露出來的，并非是自信和愉悅，而是深沉的遺憾與憂慮。
那么，究竟是誰在和偉大領袖過不去呢？
在當時的中國，除了臺灣的蔣介石非法政權外，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人敢同毛澤東對著干，但是，在重重阻力面前，毛澤東卻難以全部實現自己的夙愿。
一是中國封建主義的遺留太重。作為三座大山中的一個，推翻封建政權僅僅是第一步，而鏟除封建文化及其余毒則不但是任重而道遠，且舉步維艱。譬如，進城之后共產黨確實沒有當李自成，但這并不妨礙其中相當一些干部萌生出“論功行賞、加官進爵”這等當官做老爺的心態，這些人干革命的動力削弱了，享受太平的心理滋長了。干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等不良傾向日漸明顯，新的官僚老爺集團隱然成型。
二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落實起來太難。盡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績，但在“形而上”的層面，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實際落實起來太難了。曾經寄予厚望的人民監督政府具體落到實處、形成制度很不容易。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還沒有得到十分有效的保障，他們的訴求還沒有得到很好的傾聽和回應。幾十年艱苦卓絕浴血奮斗，目標是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新國家，但在實際上，新的特權階層也正在形成，他們一方面脫離群眾、公權私用，一方面爭權奪利，你方唱罷我登場，隱約顯出《紅樓夢》的景象。
三是被西方和平演變的危險現實存在。在黨內外，停留于民主革命階段、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傾向大有人在。對于這一點，毛澤東看得清楚透徹。正因為這樣，所以他才說，“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第二，運去英雄不自由
毛澤東從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同龐大的惡勢力做堅決的斗爭，他從未被氣勢洶洶的敵人和如山巨大般的困難所嚇倒。相反，在漫長的革命道路上，他從來都高度自信，從來都在掌控大局、把握方向上得心應手、游刃有余。面對反革命圍剿的時候是這樣，面對黨內路線斗爭的時候也是這樣，“喚起工農千百萬”，因而具有壓倒一切敵人與困難的絕大勇氣和信心。
但正所謂“運去英雄不自由”。進入人生暮年的毛澤東卻不完全是這個樣子了，在生活上他顯得很寂寞，情感上顯得很孤獨，精神上也不時呈現凄涼之態。原因在于，周邊真正和他同路人越來越少，發自內心自覺聽從他號召的人越來越少。他所希望的事情，往往都被應付了事，而他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卻被一些人干得熱火朝天。面對諸多重大的歷史性難題，面對利益至上、實用主義抬頭的種種傾向，使得他雖身為領袖，卻深感力不從心。這個時候，他肯定十分懷念那些響應他的號召，不講條件、不計代價地在他的號令和指揮下赴湯蹈火、甘于犧牲的那些革命先烈們。“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因為有眾多胸懷壯志、奮勇犧牲的烈士，才有今天的政權社稷，可是這個政權社稷的明天，真的能如那些犧牲的先烈們所期盼的那樣嗎？
毛澤東的所作所為都不是為了他自己，他并不想享受權力，雖然他的權力最大，最有資格也最有條件去享受人生，但毛澤東矢志不移地，是想讓他所親手締造的這個國家、這個制度、這個社會能夠真正地契合初心與信仰，能夠完成預期的使命。他的動機既簡單也深刻，那就是新的國家和新的制度體系真正體現人民性質、真正為人民謀利益，以此回饋中國人民；要對社會主義做出突出貢獻，以此回饋馬克思主義；更要對得起千千萬萬烈士們的鮮血和理想，以此回饋他們的捐軀與犧牲。正因為這樣，說以他才說，“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可以說，越到晚年，毛主席越是心懷深深之殷憂，“我一想到咱們的紅色政權是用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的生命換來的，我就特別擔心現在和未來黨的路線問題”。這樣的表述說明，他十分擔心千千萬萬烈士的鮮血白流，可謂愁腸百結、難以自己。也正因為這樣，所以雷潔瓊先生才有“公者千古，私者一時”的著名評價。
第三，前途光明與道路曲折
眾所周知，從青年時代起，毛澤東就樹立起“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理想，其目標之宏大，可以說在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內無出其右，并且終其一生，都始終堅貞不渝。進入晚年也是這樣，他要為既定的理想負責，對自己是這樣，作為領袖，對其他人責無旁貸更是這樣。
首先是要對他的人民負責。在他的帶領下，廣大人民群眾樹立了強烈的社會主義理想，懷抱對社會主義美好社會的強烈渴望。所以，現階段就既要滿足他們當前的實際利益，又要兼顧其長遠的根本利益；既要鼓勵他們從事生產熱愛生活的積極性，又要遏制其中一部分急于個人發財發家致富的欲望。
其次還要對當權當政的干部階層負責，既不能令其封建化，如同歷史上李自成、洪秀全等農民起義者那樣急不可耐地去享受權力的盛宴與狂歡，也不能使之走向資本化，更不能演化成為新財閥、新貴族，要堅決遏制其向特權階層與貴族集團轉化的傾向。
更重要的是，他還要對那些已經犧牲的先烈們負責，是他們的犧牲才有后來的改天換地，這些犧牲的烈士既是為了信仰與事業，也是為了毛澤東，為了毛澤東所代表的光明和希望。
理論上說，革命隊伍中每個存活下來的人都應該為犧牲的人負責，都要對得起犧牲烈士的理想、信仰與付出，但實際上卻未必盡然。因此，作為人民革命的領袖，毛澤東主席要把踐行犧牲的革命先烈的崇高理想當作第一要務。他理所當然是這項事業的第一責任人，也是最高責任人。所以他總是念念不忘先烈，念念不忘那些已經犧牲捐軀的人。
可他越是這樣地念念不忘，現實中的一些人和事就越是引起他強烈的不滿和擔憂。特別是自己富有遠見的思想和追求，卻不為囿于現實利益的別人所理解，也就難免感到孤獨或孤苦。為此，他堅持以貫穿自己一生的奮斗精神，時不我待地執著探索，抓緊進行相應的政治設計與制度安排，力圖從根本上避免他所認定的種種不良傾向。他深知，解決人的精神與思想問題，真正做到堅持理想與初心，僅僅靠個體自身的主觀自覺不行，光靠空洞的說教更不行，必須設計與安排一種社會運動，以外力的形式加以約束與強制，把主客觀兩個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政治經驗，鬧革命也好，搞建設也罷，都不能靠空想，而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從中找到相應的出路與辦法。應該說，晚年的毛澤東依然為解決這個問題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并沒有收到理想的預期效果，乃至最后發動最大的政治運動結果也難免失敗。對比毛主席遠大的社會理想，中國社會的政治現實差距太大了。“人間正道是滄桑”，毛主席對革命的前途光明與道路曲折，不得不作出更加充分的現實的估計，所以才有交班的憂慮，才有“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一說。
毛澤東主席晚年心境并非舒適快意，平常人所擁有的含飴弄孫的那種晚景在他那里不見蹤影，相反，老人家深感日暮途遠、力不從心，因而心情相當蒼涼。正因為這樣，所以上述兩首古詩中“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等句子才深深地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情感神經，才常常讓他難以自己，灑下英雄暮年的動人淚水。
后來的事實證明，老人家的這種情感完全不是情緒用事，而是建立在深刻的政治與歷史洞察力的基礎上。可喜的是，毛主席的思想與理想在他去世后五十年后重又發揚光大起來，這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人民的選擇。為此，他和他那些在革命戰爭中犧牲的戰友們庶幾可以含笑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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