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政治智慧、斗爭藝術,筆者最敬服的就是毛主席。1945年歷史決議指出,三次“左”傾路線的社會根源是國內具有兩面性的小生產者。近代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小生產者數量最多的國家。在這種條件下,實現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群眾奪取政權、克服小生產者局限,是比在工人階級基礎相對雄厚的歐美國家更要困難的。以無與倫比的政治智慧和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領導黨和人民克服了這一困難的無可代替的偉大領袖,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確立,始于遵義會議,成于中共七大。這兩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上最偉大的兩次會議。遵義會議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的實現了組織結構和軍事路線調整的偉大會議,而且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以來最為危險的瀕臨滅絕的邊緣獲得重生;中共七大不僅標志著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正式形成,更標志著毛主席親手締造中國共產黨的戰略目標得到了最終實現。沒有遵義會議,也就沒有中共七大,也就沒有新中國的成立。
毛主席在遵義會議這一歷史事件之中,展現的無與倫比的政治智慧和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主要體現在這三個方面。
第一,毛主席堅持爭取和團結多數,爭取了最早支持他的王稼祥同志之后,也在王稼祥同志的幫助下,把之前熱衷于王明路線的張聞天同志等爭取了過來。王稼祥同志后來回憶:“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主席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主席的決心。”(《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毛主席建議下,王稼祥同志和張聞天同志通了氣,“張聞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轟下來的意見,并且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第二,毛主席堅持首先解決軍事問題,暫時擱置政治問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毛主席“發言批評秦邦憲在向大會報告中談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等觀點,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指出秦邦憲和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持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從而被敵人以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使紅軍招致損失;強調這一路線同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5年,四十二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在這里對博古的批評非常詳細,而且深刻,但是主席所批評的都是軍事問題,而不觸及政治問題。這樣,“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5年,四十二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樣,就有利于提前解決主要矛盾,有利于形成內部比較穩定的凝聚力。這里可見主席比后來那個仗著兵強馬壯反對整個中央甚至另立中央的張國燾要高明幾萬倍。
第三,遵義會議的組織結構變動也值得注意。“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秦邦憲、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5年,四十二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后來,在雞鳴三省村,主席建議讓張聞天同志擔任黨的總負責人。周總理在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說:“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5年,四十二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遵義會議實際上已經確立了毛主席對軍隊的指揮權,但是主席讓共產國際相對信任的周總理擔任軍事上下決心者、讓共產國際更信任的張聞天同志做黨的總負責。這里也可見主席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主席這一招,有利于爭取國際支持、團結多數,以免遵義會議在未經共產國際允許情況下成功進行的組織結構變動得不到國際認可。
就這樣,主席成功從國內國外都做到了團結了多數,并首先解決了最主要的軍事問題。可見,長征初期的毛主席已經成為了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主席在遵義會議解決軍事問題的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非常值得仔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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