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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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為研究新中國“人民電影”這個話題，看了一系列工業題材的影片，從五十年代的《英雄司機》（1954年，導演呂班，編劇岳野，主演郭振清、王秋穎等）、《無窮的潛力》（1954年，導演許珂，編劇于敏，主演謝添、衛禹平、蔣天流等）、《偉大的起點》（1954年，導演張客，編劇艾明之，主演張伐、湯化達、陳天國等）、《嘉陵江邊》（1960年，導演王少巖、趙鏘，編劇沙打，主演衛北原、雷南、松濤等），到七十年代的《創業》（導演于彥夫，編劇張天民，主演張連文、李仁堂陳穎等），《火紅的年代》（導演傅超武、孫永平、俞仲英，主演于洋、鄭大年、溫錫瑩、張雁等），《青春似火》（導演董克娜、辛靜，編劇馬鞍山文化局《青春似火》創作組，主演楊雅琴、辛靜、魯非等）等等。
比較了一下，發現這一類題材，存在一個相同或相似的模式：
先進的工人，總是想法設法挖掘潛力，搞技術革新，提高產量；保守的廠長，害怕創新和冒險，迷信國外設備和專家，把完成生產任務看得高于一切；墨守成規的總工程師，雖然有專業知識，但局限性很大，不敢打破前人、洋人的路子；最后，是支持工人的黨委書記。
那么，是不是存在著編導相互借鑒、“致敬”，從而形成相似的思路呢？
也不是，比如，《英雄司機》《無窮的潛力》《偉大的起點》等幾部電影，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創作的，從相關主創人員的回憶來看，他們并沒有相互借鑒思路，反而是在電影上映后，發現影片的內容出現了“雷同”，覺得很無奈，也有些不解。
其實，這樣的模式，反映了革命勝利后，尤其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出現的新矛盾，即從政治上說，勞動者已經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但還沒有相應的管理權，也缺乏技術上的話語權，如果不解決這兩個問題，所有權也就處于虛置的狀態。
對于很多有覺悟的工人來說，他們面臨這樣的困惑：如果解放后，工人階級僅僅是在生活待遇上得到了改善，而不能參與管理，不能掌握技術和文化的領導權，那么，這和解放前的本質區別又在哪里呢？目前這種比較好的物質待遇，以及政治上比較高的地位，又如何得到保證呢？
而如果工人試圖爭奪管理權和技術上的話語權，則必然會和企業原有的管理干部、技術人員等發生矛盾。
所以，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會不斷的尖銳化。
如果說，在五十年代，這還僅僅屬于思想斗爭和工作作風范疇內的問題的話，那么到了七十年代，已經上升為路線斗爭、階級斗爭了。
從本質上說，這是社會主義革命逐漸向更高階段發展的表現，目標是：勞動者不僅要做生產資料的所有者，還要成為生產的管理者，并且要掌握先進技術，最終成為國家和社會的真正主人。
誠如毛主席所言，“社會主義革命，我們黨也不過僅僅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而在整個上層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各領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反映到黨內，就是要不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兩條不同路線的斗爭。”
今天，回望這段歷史，不由得感慨萬千。
在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潮中出現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斗爭都以失敗告終。
在蘇聯，以“馬鋼憲法”——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的出現為標志，確立了以一長制、專家治廠、物質刺激、繁瑣的規章制度、勞動競賽等為特征的管理模式，完全排除了工人階級對管理的參與。
在失去了工人階級對管理、對政治的積極參與之后，蘇聯逐漸蛻變成了官僚特權階級主導的“社會主義”，因此，當蘇聯面臨解體的時候，“竟無一人是男兒”，工人階級并沒有站出來保衛蘇聯。
有的國家，因為一開始就缺乏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洗禮，又長期處于戰時環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蛻變成了某種王朝的形態。
我們這一代人，目睹了歷史的巨大迂回，這并不證明社會主義理想是不現實的，只是證明歷史前進的道路是艱難、曲折、并且經常會出現反復的。
所以，要總結經驗教訓，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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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澤東主席，就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發表一系列談話，然后以中央六號文件的形式下發全黨。考慮到毛主席的身體狀況，這些談話無疑具有政治交代的含義。
毛主席說：
“斯大林在這個問題（指資產階級法權）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
這里，毛主席用平實的語言尖銳指出，即便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分配制度仍然存在著形式上的平等與實質上的不平等問題。在這方面，“跟舊社會差不多”。考慮到人的行為無非是對制度的本能反應，則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不僅在每時每刻再生產著經濟上的不平等，同時也每時每刻再生產著資產階級思想，并驅動整個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演進，即“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
在這種情況下，唯有繼續革命，才能保住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才能走向共產主義。
不過，繼續革命并不容易，阻力是很大的。
毛主席感慨地指出：
“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
這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指的是什么？
就是說，整個“勞動群眾階級”并不滿足于土地改革，包括恢復生產，改善生活，還要進一步走向公有制，同時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參與企業、農村集體經濟乃至國家的管理，總之，“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而要沿著這樣的路徑繼續革命，就必然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影響“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的“大官們的利益”。
一個令人尷尬事實是：“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這種狀況，是符合當時的國家分配制度的，也是這一分配制度的邏輯結果，但卻和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價值觀以及最終目標發生了直接沖突
“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這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漫漫長途中最艱險之所在。
在公有制基礎上，勞動群眾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行使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權，雖然仍不能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改變工人階級在分配中相對于干部和知識分子的不利地位，但是在政治上是極為必要的——
1、能夠有效防止像前蘇聯那樣出現凌駕于勞動群眾之上的官僚特權階級；
2、能夠有效防止再私有化；
3、確保分配制度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方向演進，而不是發生逆轉。
早在150多年誕生的巴黎公社中，法國革命者就進行了工人階級直接管理國家的偉大嘗試。
巴黎公社意味著什么呢？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結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那么，“工人階級的政府”，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馬克思進行了概括，主要包括：
——所有“官員”隨時可以罷免。“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
——實行議行合一。“公社是一個實干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
——取消特權和高薪。“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不僅城市的管理，而且連先前由國家行使的全部創議權也都轉歸公社。”
恩格斯在為《法蘭西內戰》所作的“導言”中，也這樣總結了巴黎公社——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宰——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
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
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它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代議機構的代表規定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
概括起來說，巴黎公社意味著全新的政治文明——國家不再能夠凌駕于社會之上，而處于社會的控制之下，同時，更重要的是，社會不是由資產階級主導的，而是由工人階級主導的。
馬克思恩格斯巴黎公社實行的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的原則，命名為“巴黎公社原則”，雖然公社在反動派的野蠻鎮壓下失敗了，但“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
概括來說，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經驗教訓，就在于能不能正確處理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因為，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使得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陷入某種“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的困局中，走向共產主義的努力，如同推石上山一般，隨時都可能自動滑向資本主義。
這里，勞動群眾階級（主體是工人階級）掌握國家管理權的必要性，并不是來自一種情懷，而是來自這樣一種歷史境遇：除非做到這一點，否則無論看上去怎樣堅不可摧、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會在資產階級法權的作用下，扭曲變形，甚至從發展中、前進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演變成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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