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還沒從珠海的悲劇緩過勁來，無錫宜興又來了一場悲劇。
筆者在上篇文章里說過：無論什么原因都不能成為無差別殺人、傷及無辜的借口，這樣的家伙無論喊過什么漂亮的口號，本質上也只能是個偏執、狹隘、自私、怯懦的魔鬼；
但是，任何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后都是有特定原因的，為了避免悲劇再次發生，人們應該察其原因、究其根本。
如果網傳的“遺書”是真的，再結合警情通報，人們基本可以判定職校和工廠有不小的問題。
這類問題早已存在——職校與資本企業聯手，把學生當作“廉價牛馬”大量使用。
2010年《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報告》統計，富士康有近五分之一的工人未滿18周歲，有的生產線上的學生工竟達到了50%以上！
勞務派遣公司、職業學校、血汗工廠——它們之間早已形成了一條相互勾結的利益鏈，為了豐厚的利潤，漠視甚至還未成年的學生的健康與生命，以畢業證做要挾、用極其廉價的勞動報酬、殘酷壓榨學生工。
2018年11月，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京東在“雙十一”物流高峰期間，將數百名來自職校的學生招到北京、昆山的倉庫來，從事收貨和打包的工作。在那里，學生每天必須完成每次12至16小時的輪班，有時甚至要上夜班。但他們拿到的工資僅僅為時薪14元，這比當地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要低得多。盡管有校方聲稱“所有學生都是自愿加班的”，但據學生反映，這是學校活動，如果不跟隨學校的組織前往，就可能面臨無法畢業的命運……
2019年2月，界面新聞以《職校學生工輸送鏈里的灰色生意經》為題，詳細報道了四川宜賓三所私立中等職業學校以廉價吸引農村生源，然后再以“實習”的名義往深圳、東莞輸送廉價學生工進行殘酷剝削的“灰色生意經”。
2019年8月30日，重慶某中等職業學院把500名學生安排惠州、東莞、深圳、廈門等地的工廠實習，校方規定未按要求實習不發畢業證；2020年2月1日，正值“大流行”，政府明明要求2月9日24時之前不得開工，工廠卻強制學生簽署復工協議，聲明“自愿復工，自行承擔后果”。不僅如此，正式工時薪21元，而干著同樣工作的學生工時薪只有13元，還經常被拖欠。
2020年7月，廣東某職業技術大學大三學生學生爆料，他們在暑假被指定到惠州的某電子廠實習，日工作時間11.5小時，還有很多義務加班；而實習工作只有1500元，比正式工底薪還少一千多。工廠“節省”了，學校則從工廠拿回扣。這所每年學費3萬的私立“大學”，等于又把學生“賣”了一遍。
2021年6月，湖北十堰丹江口市漢江科技學校一名17歲中專生，在深圳工廠實習期間跳樓自殺。據學生反饋，他們和成年工人一樣，被要求每天勞動12小時；違反“紀律”的學生，由拉長匯報給老師、再由老師在班級群中通報批評；兩名學生因身體原因被遣返回十堰，另一名學生因兩次曠工、屢教不改、態度惡劣，被開除學籍，送回十堰；而該名自殺學生此前已被記錄三次“曠工”……
2021年9月，湖南省郴州市臨武縣職業中專三年級學生@小鵬失眠睡不著，在社交媒體發帖控訴，被“學校強迫去實習，然后到實習的過程中遭受意外”，“那時候我的手卷進了機子，手被壓了一個多小時……因為食指和中指傷得太嚴重，慢慢的壞死了，還是截肢了。”一次手術之后，其后續治療和賠償費用遭工廠和學校相互推諉。小鵬被迫選擇在網絡曝光此事。
職校學生被當作廉價勞工已經算是“好的”了，下面兩起案例更是令人發指：
2020年12月，據媒體報道，陜西一職校多名未成年女生被誘導陪酒，當地警方卻稱：“被誘導陪酒女生過分追求吃穿，應增強對誘惑的抵抗力”。
2023年9月，據澎湃新聞報道，重慶市開州區職業教育中心美容美發專業2021級17歲女生王糖霏（化名），于2023年7月1日開始了長達一學年的校外實習，她被實習單位永琪護膚造型湖津支路店安排為男顧客按摩，后來還需為男顧客洗澡、按摩生殖器三角區進行前列腺保養。
……
這樣的例子，一樁樁、一件件，觸目驚心、鮮血淋淋，筆者實在不忍心再舉下去了。
可以說，職校的問題已經成為了普遍問題，只有發生過極端事件，才會個別被曝光到公共輿論場。
問題早已存在，且司空見慣，所以在某些人看來可能就不是問題了吧？而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2005年10月28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指出：
（十）大力推行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培養模式。與企業緊密聯系，加強學生的生產實習和社會實踐，改革以學校和課堂為中心的傳統人才培養模式。中等職業學校在校學生最后一年要到企業等用人單位頂崗實習，高等職業院校學生實習實訓時間不少于半年。
這樣的教育模式設定的初衷或者是“紙面含義”當然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事實上，被污蔑為“廢除高考”、“荒廢教育”的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改革也是類似方向。
1958年8月，江西宣布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
報告刊出前，毛主席還為這篇報告的“編者按”親筆加寫了一段說明：“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此后，各地相繼仿效興辦這類學校，學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讀、業余等，統稱“七·二一大學”。
除了城市原有的高校恢復招生，為社會主義培養高層次人才，大量面向社會主義建設實際需要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辦到工廠和農村，其性質與上面提到的“紙面”上的“職業學校”是相似的。
從1968年到1976年，新中國的工業產值連年獲得兩位數的高速增長，農業領域的良種改良取得了巨大突破，教育、醫療等社會民生領域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離不開毛澤東時代全新的教育路線所培養出來的真正的人才。
但是，毛澤東時代面向工農的“勞動大學”與今天的“職業學校”已經完全不是一回事：公有制變成了私有制，生產資料的主人變成了雇傭勞動者，教育事業變成了教育產業，職業教育也就從紙面上的良好愿景變得荒腔走板。
所以，筆者絕不是反對職業教育、勞動教育，筆者反對的是私有制下強制分流的職業教育，成了販賣廉價學生工的“中介”。
救救孩子吧，不要等到更大的悲劇發生。
職校該被整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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