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已然成形。
開始的時候，他們還有些遮遮掩掩，今天他們已經堂而皇之擺到臺面上來了。
這種狀態與舊中國蔣介石時期的經濟狀況極為相似。
蔣介石在大陸時期，“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它們是典型的官僚資本。官僚資本是官僚利用其政治地位，利用其掠奪來的資金，從事金融、商業和產業活動。它與一般資本家的區別是：第一、官僚資本帶著濃厚的政治色彩，它的經營無不以政治的有利條件，作為發展的跳板。第二、官僚資本常常利用國家資本發展自己，而國家資本經常與腐敗聯系在一起。第三、官僚資本的出身，不像歐美等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先是資本，然后與政治發生關系，然后成為資本家。第四，官僚資本是中國大資產階級的骨干，在中國，大資產階級都產生于官僚資本，因為官僚資本的政治條件，發展的比其他資本要快得多，它們的影響也貫通到工商金融各個領域，包括地方上的大小官僚資本，同樣如此。如孔祥熙掌握中華民國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十幾年，先后控制了中央、中國、農民三大銀行與中央信托局，國家的金融機關直接支配了三分之二。還控制著商行，專門買賣原料、煤油等，除此之外，還有七八個大商號。
與蔣介石時期相比所不同的是，當代的官僚資產階級是在新中國已經沒收和鏟除官僚資本的情況下，1978年改開以后，共產黨內部的特權階級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打著“改革”的旗號，又重新搞起來的，其發展壯大仍然延續了“四大家族”的“先權力后資本”的模式。
它的形成和發展有兩個標志性事件：
第一個事件：康華事件。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在黨政機關干部中興起一股“下海潮”，“下海潮”中具有標志性的事件就是“康華”。“康華”全稱為“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管理人員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小康華”是司廳級，“大康華”是省部級，進來時是高干子弟，出來時都是高級干部，能量大到國務院有什么部委，康華就有什么公司的程度，石油部出來的，在康華繼續干石油生意；向中國人民銀行跑關系，就能搞自己的金融機構和租賃公司。
“康華”事件是當代官僚資本主義的一次預演。“康華”存在那代段時間，處于計劃經濟一統天下的時期，“康華”的被取締，一方面證明官僚資產階級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無法存在，另一方面，這恰恰讓他們看到，計劃經濟就是他們實現“發財致富”的攔路虎，反倒堅定了這幫特權階級打破計劃經濟的決心，他們不再“要指標”，搞官倒，而是要“要市場”，要資本，有了資本、有了市場，他們就可以聚斂巨額財富，成為名副其實的官僚資本家，而不用背負“官倒”“油耗子”等諸多不好的名聲。
恰逢蘇聯解體，讓他們找到攻擊計劃經濟的口實，于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一方面他們影響決策層，接受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物色吳敬璉之流硬生生把全民所有制分割成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為侵吞國有和集體資產尋找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左右國家政策，實施“障眼法”，迫不及待地推出了各種花里胡哨的“改革”，這些所謂改革的實質，就是向他們讓市場，即把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控制的中國市場讓給他們，把資源配置到他們手里，還要在“開放”的口號下，讓給寄生在外國金融資本卵翼下的買辦資本。
例如國企改革，并不是國有企業吃大鍋飯、端鐵飯碗有問題，而是國有企業成為他們擴張市場、攫取暴利的絆腳石。于是，在“做大做強”的幌子下，通過逼迫30多萬家國有企業破產倒閉，讓給私營企業，讓給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資本家。直到最近，仍然在推出所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的政策，退出后誰占領這個市場呢？很顯然，首先是官僚資產階級占領。又比如醫療改革，同樣是首先為了讓他們占領這個市場，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一方面禁止國有企事業單位辦醫院，反過來卻大肆鼓勵私營醫院野蠻生長。對外開放同樣如此，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一方面中國諾大的市場，中國老百姓卻生意維艱，難以養家糊口，另一方面偏偏讓外國資本幾乎沒有任何門檻地進到中國來，讓它們在中國市場上跑馬圈地，掠奪財富。
總而言之，所有的“改革”，所謂的“開放”，核心是為了這個官僚資本集團，他們是這些“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相反，有利于人民的改革，無論老百姓呼聲有多高，都會視而不見，裝聾作啞，阻力也正在這里。至于所謂的發展“民營經濟”，實際發展的還是他們自己，那些大量存在的小資本家，只不過是跟著他們沾光而已。假如有一天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被鏟除，那些“民營企業”的日子也就到頭了，因為他們會無光可沾。
第二個標志性事件，就是1998年的“不做假賬”。
這一事件是當代官僚資產階級與國外金融寡頭結合的標志性事件。意味著中國的金融資本操控在官僚資本和國外金融資本手中，意味著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把手伸到了中國的經濟心臟，掌控了中國的經濟命脈。
根據《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記載，當時即將接任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的朱某稱：“有同志說，這次銀行管理體制改革是照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不適用于中國。我說，我們的所有宏觀調控模式都不是照抄西方模式，都是有中國特色的。我們不是照抄，而是借鑒，不借鑒怎么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照抄西方。不借鑒不行，西方畢竟搞了幾百年市場經濟。不借鑒何時能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現在想請一些很懂行的同志，包括懂技術、懂業務、懂會計的同志，再吸收一些外國大會計公司的專家，共同來草擬一個如何考核國有企業的一套程序、標準和方法。把這套軟件用到企業中去，只要問幾個問題，查一查原始賬，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虛盈實虧，是真的還是假的。要加強對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審計。造假賬容易得很，不檢查、不審計不行。”今天的讀者讀到這段話會是什么感受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他相信外國人勝過相信中國人。
就是這個朱某，還為中國會計學院題詞：“不做假賬”，并讓他的公子就職于美國高盛公司的在華督辦或業務主管，搖身一變成為所謂的經濟學家。然而他或許沒有想到，來到中國的高盛、普華永道等外國會計機構，做起假賬來，比誰都狠。
比起晚清和蔣介石時期的官僚資產階級，當代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是沒有道德、沒有底線的，斯密所講的“經濟道德標準”，在他們眼里變成了“弱肉強食”。他們一方面無限擴大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無限縮小或者限制人民的權利。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搞房地產、轉基因、預制菜、毒教材、假疫苗、偽核酸，玩低空經濟、無人駕駛等富人游戲，但是卻打著生態的名義不能容忍老百姓養雞、養鴨、養豬，甚至燒柴做飯都要被罰款、騎電動自行車就要無端扣上違法行駛的大帽子；他們可以把搜刮的巨額財富轉移到國外，全然無視大多數老百姓生不起、養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老不起；他們可以拖欠老百姓的工資，卻在政治上、法律上取消了中國勞工罷工和抗議的自由，美其名曰“穩定壓倒一切”；他們總是以所謂的“改革開放”成就沾沾自喜，卻不管這種所謂“成就”背后有多少禍及子孫后代的天量債務，他們花著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那代子孫的錢，卻絲毫不會感到臉紅。
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是愚蠢的，他們根本不懂得，少數人越富裕，財富積累得越多，也就意味著無產階級的隊伍越壯大。四十多年的歷史，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資本主義在制造少數富翁、富豪的同時，也在制造它的對立面：正在壯大和覺醒的無產階級，一個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普通知識分子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在中國的經濟舞臺上長袖善舞幾十年，然而，今天的他們已經在道義上徹底失敗，正在把自己送進墳墓。這個“墳墓”就是他們的極度貪婪和自私所導致的社會不公和社會亂象，就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不滿和憤怒。
這個“先特權后資本”所形成的階級，已經被釘在中華民族的歷史恥辱柱上，已經成為阻礙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一顆毒瘤。蔣介石時期的官僚資產階級曾經被推翻的事實證明，當代的官僚資產階級同樣可以被推翻，無論他們貌似有多強大。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強大？人民的力量最強大。在人民的力量面前，他們是渺小的，是軟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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