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6年初調到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以下簡稱“供銷總社”)工作的，起先在國際合作部工作，后轉到辦公廳、人事部，最后從監事會副主任崗位退下來。作為在供銷總社工作20多年的供銷人，我也想談一談自己所認識的供銷社。
供銷社的起步與早期發展
合作社發源于歐洲，從1844年在英國曼徹斯特羅虛代爾鎮創立的公平先鋒社開始，如今已有各種類型的合作社組織遍布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我國最早的合作社是1918年7月成立的“北京大學消費公社”，20世紀20年代起，合作社制度在中共領導的根據地和國統區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1948年秋和1949年初，東北解放區、華北解放區召開供銷合作會議，成立供銷合作總社和省級社。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認為，90%的農業和手工業主要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個體所有，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他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方向發展，具體方式就是通過合作社。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進一步闡述合作社的重要性說：“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會議決定，合作經濟與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主要經濟，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1949年11月，政務院設立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作為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的一個職能部門，負責指導全國的合作事業。1950年7月，召開中華全國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屆代表會議，成立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理事會主任由薄一波兼任，統一領導和管理全國供銷、消費、手工業等合作社。1954年7月，召開中華全國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會，決定將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改名為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按照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實行城鄉分工的原則，將城市消費合作社移交給國營商業經營，農村的農產品采購業務除糧食以外全部移交供銷合作社經營，將原由全國合作總社主管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工作分出去，另行成立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系統。國家重點發展供銷合作社這種中國特色的合作經濟，除了經濟上引導廣大個體經濟走集體化道路進而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考慮外，當時還有解決農民問題的迫切需要。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作為城鄉物資交流和實現國家委托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經濟工具，供銷合作社也成為歷史的需要和必然的選擇。通過自上而下的組織和自下而上的發展，供銷社迅速組建發展起來，到1952年底，全國已有農村基層供銷社35096個，社員14796萬人，縣聯合社1983個，省聯合社30個，形成了遍布農村、上下相連、自成體系的合作社網絡。
幾十年來，供銷社在為農服務、促進城鄉物資交流、保障市場供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由于國家大環境的變化，供銷總社機構曾被三次合并又三次恢復。第一次合并是“大躍進”時期的1958年3月，供銷總社與城市服務部合并，改稱第二商業部，同年6月30日起，第一、第二商業部合署辦公。1962年，供銷社面臨促進農副業生產恢復和發展的艱巨任務，中央決定恢復供銷總社。第二次合并是“文革”期間的1970年，供銷總社與商業部、糧食部、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為商業部，直到1975年2月，根據周恩來總理的建議，又恢復供銷總社。第三次合并是在國務院機構改革的1982年1月，供銷總社與商業部、糧食部合并組建商業部，直到1995年中央決定再次恢復成立供銷總社。
改革開放之后，支撐供銷社業務繁榮的計劃體制和短缺經濟逐步被打破，適應市場需要的家庭商店、個體戶等新的經營主體蓬勃興起，供銷社基層網點在競爭中多數敗下陣來，加上國家逐步取消農產品統派購任務，供銷社業務大幅萎縮，經營陷入困境，背負在供銷社身上的舊體制包袱和人員包袱日益沉重，供銷社開始了艱難的改革探索。
河南林州石板巖供銷社是供銷社“扁擔精神”的發源地，“一根扁擔顫悠悠，百貨送到家門口”，這種“扁擔精神”直到現在仍在大力提倡學習。圖為石板巖供銷社的社員們在山區挑著扁擔送貨
供銷社最初的探索放在了恢復“三性”“五突破”和“六發展”上。恢復“三性”就是恢復和加強供銷社組織上的群眾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經營上的靈活性。“五突破”就是突破現行人事制度，給農民選舉權和罷免權;突破對農民入股的限制，敢于把農民的資金吸收到供銷社中來;突破現有經營范圍和服務領域的限制，使供銷社真正做到想農民之所想，急農民之所急，辦農民想辦的事;突破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突破在商品價格上的過多限制。“六發展”就是發展商品系列化服務、發展橫向經濟聯合、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發展多種經營方式、發展農村網點和發展科技教育事業。
這些積極舉措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觸及體制和機制，但總體上沒有傷筋動骨，有的是對癥下藥不夠，有的是貫徹落實不到位，總之，還沒有實現根本性轉變。1995年，供銷總社再次恢復成立。中央為推動供銷社深化改革和加快發展，先后出臺了4個文件，這在國家部門中是不多見的。而且這次恢復成立之后的供銷總社，第一任理事會主任由國務委員陳俊生兼任，第二任理事會主任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白立忱兼任，體現了中央對供銷社工作的重視。20多年來，供銷社盡管也遇到了重大沖擊帶來的危機和各種考驗，但在始終確保大局穩定的前提下，不斷破解難題，一步一個腳印，接力傳承，奮力拼搏，供銷合作事業終于迎來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下面，我從幾個方面重點談談對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供銷社的認識和體會。
面臨危機與涅槃重生
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深化供銷合作社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為農服務宗旨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我到供銷總社工作后，感到全國供銷社上下熱氣騰騰，大家都說供銷社的春天來了，大家關注和研究最多的是如何把供銷社辦成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合作社本來就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她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小生產者、雇工和低收入消費者為抵御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盤剝而走向聯合的經濟組織，尤其農業合作社在世界各國作用很大，發達國家幾乎所有農民都參加了不同類型的農業合作社，有的農戶同時參加幾個專業合作社，發展中國家大部分農民也都是農業合作社社員。在我國大力發展農業合作社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中央5號文件特別強調，改革的目標是辦成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有的領導提出，供銷合作中的“合作”比“供銷”更重要;還有的領導說，企業辦得再好，與農民沒有關系還有什么意義?不少省積極試辦專業合作社，發展社員股金。我最早參加的會議就是去山西省參加專業合作社現場會和去湖南省參加全國供銷社股金工作經驗交流會。河南省林州石板巖供銷社是供銷社“扁擔精神”的發源地，“一根扁擔顫悠悠，百貨送到家門口”，這種“扁擔精神”直到現在仍在大力提倡學習。上圖為石板巖供銷社的社員們在山區挑著扁擔送貨。
1998年形勢發生了驟變，供銷社遭遇三個大的沖擊：一是亞洲金融危機引發了中國金融動蕩，供銷社剛剛起步的社員股金在一些局部地區釀成“風波”，如江蘇個別縣發生了社員擠兌、圍堵鐵路事件;一些發展勢頭正猛的縣級社，由于股金擠兌而一蹶不振、風光不再。二是1998年開始的大規模改制，對供銷社來說是一種壯士斷腕般的自費改革。職工身份轉換、下崗分流本身就要付出必要的成本，有些地方領導又不加區別地強制供銷社和國有企業一樣一律退出經營，不少為農服務的好企業都被“一刀切”了，加上一些供銷社自身認識和工作上的偏差，大批企業轉讓退出，資產損失嚴重，有的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家底一夜之間幾乎蕩然無存。三是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1998年國務院決定深化化肥和棉花流通體制改革，進一步放開長期由供銷社專營的化肥和棉花兩大業務，把供銷社徹底推向了市場，農資、棉花企業在競爭中開始了優勝劣汰。三大沖擊集中暴露的問題，是全系統連續多年的虧損不斷加大：1992年至1997年，經濟包袱累計高達702.68億元，虧損面達45.53%;1998年1月至11月，又新增虧損133.27億元，虧損面達到55.73%，出現了一批資不抵債的基層社和社有企業。人員大幅減少，基層“線斷網破”，長期積累下來的體制不順、機制不活、管理粗放、虧損嚴重等深層次矛盾日益突出。中央也認識到，把供銷合作社辦成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是個長期的過程，需要逐步推進。當時分管供銷總社工作的中央領導說：“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一是扭轉虧損局面，二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這是供銷合作社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事關供銷合作社前途命運和農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全局的兩件大事。”這兩件大事當時簡稱“扭虧”與“剎車”。
面對市場經濟疾風暴雨式的沖擊和改革中的“陣痛”，供銷社的改革最終開始沿著問題導向轉變了。只有著力解決當時最突出的“扭虧”和“剎車”問題，使供銷社建立起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機制，才能為進一步發展合作經濟奠定堅實的基礎，何況把供銷社改成真正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絕非易事，她自身先天不足又百病纏身，所以也必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是指導思想和工作重點的一次重大調整。之后，供銷社上下齊心協力、痛下決心，你不消滅虧損，虧損就消滅你，“三年目標兩年實現”，最終扭虧為盈，股金風波在國務院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得到穩妥的化解，歷年政策性虧損掛賬也陸續得到解決。
在基本完成“扭虧”“剎車”后，供銷社及時將工作重點調整為全面改造和創新發展。2002年，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總社理事會主任白立忱提出實施四項改造、實現體制創新，即以參與農業產業化經營改造基層社，以實行產權多元化改造社有企業，以實現社企分開、開放辦社改造聯合社，以發展現代經營方式改造經營網絡(以下簡稱“四項改造”)。這是順應時代要求、對自身主動改造的重大戰略選擇，切中了供銷社改革的要害，進一步統一了全系統對供銷社改革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的認識。按照“四項改造”的新思路，基層社的改革開始探索合作經濟多種實現形式，社有企業改革從實際出發，因企施策，集中有效資產重點辦好農資、棉花企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其他經濟效益好的骨干企業，開始探索社有資產管理的有效形式。中農集團、中棉集團、浙農集團、輝隆集團、蘇果超市等一批龍頭企業脫穎而出。全系統大力推廣“蘇果超市經驗”，連鎖經營等現代流通方式在廣大農村遍地開花。蘇果超市是1996年7月在江蘇省供銷社果品食雜總公司下屬的果品科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型連鎖企業，網絡覆蓋蘇、皖、魯、豫、鄂、冀六省，是江蘇省最大的連鎖超市，全國連鎖企業連續12年位列前10強。“蘇果超市”的成功，為全國供銷社網絡改造樹起了一面旗幟，供銷總社專門在江蘇召開現場會議進行學習推廣。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大家說，盡管供銷社傳統老舊，但網絡“值錢”。只要按“蘇果超市”的經驗創新和挖掘，供銷社的網絡優勢一定能再創輝煌。各地代表的信心明顯增強了。這一階段特別強調要把合作制原則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結合起來，堅持為農服務宗旨，堅持改革的市場取向，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時要解決的重點是適應市場經濟問題，也就是供銷社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這是涉及供銷社諸多關系中的決定性關系。只有解決了這個關系，供銷社才能真正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
河北的土地托管服務
在謀劃創新發展方面，2006年，供銷社抓住新農村建設的歷史機遇，及時提出建設“新農村現代流通服務網絡工程”(以下簡稱“新網工程”)的計劃，得到國務院充分肯定，認為這是“促進現代農業建設的大事，是發展農村經濟的好事，是為農民服務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事，同時也是供銷社系統適應現代流通的要求，強化自身功能、提高服務水平必須抓好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其生存之需、發展之要”。在中央財政資金的大力支持下，按照“小超市、大連鎖”“一網多用、雙向流通、綜合服務”的發展戰略，重點圍繞農業生產資料、農副產品、日用消費品、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四大網絡建設，通過多元化投入、市場化運作、企業化管理、連鎖化經營，網絡建設取得長足的進步。截至2012年底，全國供銷社系統開展連鎖經營和配送業務的企業有5709家，比2005年增加了3300家，增長1.37倍;發展連鎖、配送網點91.3萬個，比2005年增加了74.6萬個，增長4.5倍;連鎖企業銷售額6073.9億元，比2005年增長285.9%。全系統農產品批發市場有889家，占全國農產品批發市場總數的20%，銷售額也占全社會的20%，直接收購和幫助農民推銷的農產品達5182億元。供銷總社把“新網工程”建設不斷推向深入，在社有企業、行業協會改革發展、縣級供銷社振興、農產品批發市場建設等方面持續發力，著力打造“全新供銷社”“網上供銷社”。繼續深化社有企業改革，為了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建立市場化資產運營機制，供銷總社2009年籌備組建中國供銷集團，2010年經國務院批準正式成立。多數省級供銷社都陸續成立了供銷集團。國務院早在2009年《關于加快供銷合作社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就已明確指出，供銷合作社正在從傳統經營方式向現代流通業態轉變，從單純購銷業務向綜合經營服務轉變，從單一供銷合作向多領域全面合作轉變，成為經營性服務功能充分發揮、公益性服務作用不斷體現的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
黨的十八大以來，供銷社又迎來了一個新的春天。2015年，中央作出《關于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的決定》，幾年來，供銷社系統全力推進綜合改革，由點到面全面深化，綜合改革先行在河北、浙江、山東、廣東4省進行了試點，形成了“三位一體”綜合合作、土地托管等11個方面的經驗做法，又聚焦構建雙線運行機制、強化基層社合作經濟組織屬性、創新社有資產管理方式等體制機制難題，開展專題改革試點，形成了7個方面改革成果。改革取得新成績，發展上了新臺階。由于改革成果涉及的內容比較多，這里我只挑幾個亮點說說。一是農產品流通服務加快成長，農產品市場網絡已經初步形成，2019年農產品銷售額超過1.8萬億元，成為增速最快、體量最大的業務板塊。二是基層基礎不斷夯實，基層長期薄弱的局面得到扭轉，藏區組建供銷社取得較大突破。三是電子商務快速發展，形成了“供銷e家”、湖北“荊選”、新疆“西域果園”、重慶“村村旺”等一批具有供銷社特色的電商品牌。福建供銷社建設縣鄉村三級電商服務和物流配送體系，開展到鄉、進村、入戶的快遞服務。四是培育了一批帶動力強的大型企業集團，目前營業收入超過百億的企業達22家，2021年全系統社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3萬億元，利潤總額297.9億元。“新網工程”更加注意通過產權紐帶和市場手段，已在全國布局建設了一大批重大工程、重大項目，推進上下貫通、業務聯動和網絡整合，2016—2021年共投項目500多個。涌現出一批像湖南漣源市社、重慶武隆區社、浙江甌海區社和山東鄒平市社綜合改革的典型。據了解，目前還正在全面實施縣域流通領域服務網絡建設提升行動，加快“數字供銷”建設?？梢哉f，改革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供銷社事業掀開了新的歷史篇章。
“半官半民”
記得總社一位老領導講，周恩來總理曾提出，供銷社的性質應當是“半官半民”。這位領導說，后來體會到“半官”實際是承擔政府委托。我查閱過有關資料，在供銷社改革之初有三種意見：一是把供銷社改成農民群眾集體所有的合作經濟組織;二是不改變全民所有制的性質，把基層社辦成國家同農民聯營的經濟組織;三是把供銷社辦成“上官下民”“半官半民”的經濟組織，即把基層社改為集體所有制，縣以上不動，仍是政府的一個部門。后來在2013年供銷總社召開的一次改革研討會上，中央部門一位同志說，供銷社的定位應該是“民辦公助黨領導”，我認為這種說法更符合中國實際。
這里關鍵要厘清的是政府與供銷社的關系。從宏觀上看，供銷社一直由國家層面頂層設計，作出選擇。我認為共有三次選擇，對供銷社來說也是三次重大機遇。
第一次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進入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中央決定優先發展供銷合作社，讓它成為滿足農民生產生活需要、組織農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成為連接城鄉、聯系工農、溝通政府與農民密切聯系的橋梁和紐帶，在為工業化提供物資積累和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第二次是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之后。雖然作為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起來的供銷合作社體系受到了市場的嚴重沖擊，但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做好農業農村工作，必須注重發揮供銷合作社的重要作用，并加快對它進行改革。1995年，中央決定恢復成立供銷合作總社，要求各級供銷合作社都要把為農服務放在首位，要從單純的購銷組織向農村經濟的綜合服務組織轉變，一切活動要圍繞建立和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做好為農業、農村、農民服務的工作。
第三次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深刻變化，適度規模經營穩步發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階段，迫切需要加強農業、服務農民，打造中國特色為農服務的綜合性組織。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繼續辦好供銷合作社，發揮其獨特優勢和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國家三次重大選擇，供銷社才能在合并后又獨立出來，保持了體系的完整，并且1995年之后，在中央機關機構多次合并精簡中始終保持機構編制、人員和經費的穩定。目前，縣級以上供銷社機關絕大多數納入參照國家公務員法管理序列，人員和辦公經費由各級財政保證，供銷總社早已退出政府序列，作為正部級機構歸國務院領導。此外，在不同歷史階段，國家和地方政府在資金、稅收政策等多方面給予供銷社以支持。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國撥基金”“地撥基金”，供銷總社恢復成立后的“新網工程”資金等，對扶持供銷社的起步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上述這些制度安排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深厚的歷史淵源，也是由中國國情和供銷社承擔的使命、任務決定的，無論與歐美模式還是東亞模式的合作社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這種安排體現了國家對供銷社的保護和扶持，從本質上講也是國家對“三農”工作支持的體現。
從歷史上看，早在建立初期，中央就強調供銷社應該是農民自己的合作經濟組織，要按這個原則去運行，只要按照法律辦事，政府不予干預。1995年恢復成立供銷總社時，中央又強調，必須尊重經濟規律，政府要兼顧供銷社的經濟利益。但是，由于機構三次合并，供銷社成為名副其實的政府機關。1958年在“一大二公”的背景下，供銷系統的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1975年恢復供銷總社時，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供銷合作總社”，直接列入國務院機構序列，并宣布供銷社為全民所有制商業組織。這就完全混淆了政府與群眾組織的關系，損害了供銷社集體所有制的利益。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官員不尊重供銷社應有的經濟利益，行政干預和瞎指揮，給供銷社造成過不小的經濟損失。
四川瀘縣供銷合作社為農服務
從改革要求看，1982年中央1號文件要求恢復供銷社“三性”，之后又明確提出要真正變“官辦”為“民辦”。1988年2月，國務院批轉國家體改委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時指出，按照改“官辦”為“民辦”的方向，繼續深化供銷社的體制改革。1995年中央《關于深化供銷合作社改革的決定》中進一步明確，要緊緊圍繞把供銷合作社真正辦成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這一目標，抓緊理順組織體制，要政社分開、社企分開。1999年，國務院《關于解決當前供銷合作社幾個突出問題的通知》要求供銷社通過改革，建立起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機制，強調各級地方政府加強對供銷社的指導、協調、扶持和監督，但不得干預供銷社正常的經營活動。各級聯合社在經濟上獨立承擔責任，除國家委托的政策性經營任務外，上級聯合社不對下級聯合社下達經營任務。2009年，國務院《關于加快供銷合作社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又提出要增強聯合社的服務功能，要依法維護供銷社的權益，要切實加大對供銷社改革發展的支持力度。2015年，中央《關于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按照政事分開、社企分開的方向，因地制宜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還具體規定，“在改革過渡期內，聯合社機關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人員確因工作需要，經有關機關批準可到本級社有企業兼職，但不得在企業領取報酬”。從中可以看出，在強調進一步理順政府與供銷社關系的同時，還必須進一步理順供銷社與社辦企業的關系。因為縣級以上各級供銷社除了機關、少數事業單位和協會組織外，主體是企業，這是供銷社為農服務的主要載體?；鶎由绫旧砭褪亲载撚澋慕洕M織。改革就是要解決普遍存在的社企不分問題，按照出資人制度理順社企關系，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規范內部治理。截至2020年，供銷總社和26個省級社成立了社資委，29個省級社建立了社有資本投資運營平臺，進一步提高了社有資產監管水平，以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產的轉變。
在推進“民辦”方面，重中之重的是大力領辦和創辦農民為主體的專業合作社，為走向真正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培植土壤、奠定基礎，最終解決好供銷社與農民的關系問題。到2020年，領辦、創辦各類專業合作社近18萬家，入社農戶1453萬戶，其規模化、規范化水平明顯高于社會平均水平。進一步推進了民主管理，定期召開代表大會，各級代表大會都普遍增加了農民社員代表比例，理事會、監事會中都有農民社員代表。按照建設合作經濟聯合組織的要求，對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進行優化，比如，供銷總社機關撤銷了帶有計劃色彩的綜合計劃部，合并了農資局和棉麻局，把協會與局相互融合，實現業務一體、人員統籌。為了拓寬服務領域，進一步優化職能，供銷總社把協會工作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選派一批業務骨干擔任協會領導，專職從事協會工作，給予資金支持，加強工作協調、人員培訓和年度考核，協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茶葉流通協會、棉花協會、果品流通協會等在業內干得風生水起，明顯擴大了供銷社的影響力和輻射面。這些年，事業單位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也都有不小的進展。隨著改革的深化，很多體制機制難題得到了破解。
上述大部分改革過程我都有幸參與了，我體會到，國家對供銷社改革的方向是十分明確的，對改革的要求也很具體，而且是逐步明晰，不斷深化。“辦成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也一直在推進之中，雖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只要始終堅持合作經濟基本屬性不動搖，只要按照“民辦公助”的大方向不斷地推進，政社關系、社企關系、供銷社與農民社員的關系都將會在深化改革和不斷實踐中逐漸地理順。
“亦農亦商”
供銷社一開始就是因農而生、為農服務的。毛主席講，說來說去，供銷合作社就是要為農民服務，為農民服務就是供銷合作總社的工作原則。劉少奇認為，供銷合作社最適應農民群眾聯合起來的強烈愿望，農民最容易接受，符合國情，又符合長遠目標，最受農民歡迎。
回顧計劃經濟年代，國家在農村實行了嚴格的統購統銷政策，供銷社獲得國家委托的代購代銷的壟斷權，形成了在農副產品購銷體系中不可替代的壟斷地位。它在農資、日用工業品的經營體系中扮演了獨家經營的重要角色，有關國計民生的農副產品大部分委托供銷社預購，由總社分別與商業、紡織、農業、對外貿易各部簽訂棉花、烤煙、麻袋用麻、絲繭、羊毛、茶葉、油料等7種農產品預購協議。1952年，供銷社收購的棉花占國家收購總額的92%、麻占70%、烤煙占47%、小麥占51%。1953年收購的農副產品總值中，供銷社代國家收購的占到75%。其時，國家鼓勵推行“結合合同”，1955年3月，毛主席對浙江省平湖縣新倉鄉供銷合作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訂立結合合同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要求普遍推行。此外，還開展部門合作，如在廢舊造紙原料合作上，1984年以前，破布、破布鞋、廢麻屬于部一級管理的計劃品種，調撥計劃由全國供銷總社與原輕工業部共同安排。從1953年起，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和大規模建設的開展，市場上相繼出現糧食、棉花、油料等商品供不應求的情況，于是國家在農村以計劃收購(統購)、在城市以計劃供應(統銷)代替了之前的自由購銷。到1959年，逐步發展為分類分級管理。全國農產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糧棉油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商品共38種實行統購統銷;第二類是一部分生產集中、供應面寬，或生產分散、需要保證重點地區供應，或出口需要的重要商品，如茶葉、生豬、牛羊肉、桑蠶以及自行車、卷煙、化肥、農藥等共292種，實行派購;第三類是除一、二類外的109種實行議購。供銷社在確保國家委托的統購、派購、代購任務外，更多承擔了議購、換購和農村副業產品的購銷工作。
鹽業一直是國家控制專賣的特種商品，新中國成立之初，供銷社就參與了鹽業經營。有資料顯示，隨著1953年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由國營和供銷社經營食鹽批發占到食鹽市場的大多數，后雖幾經變遷，目前在規范的鹽業專賣體制下，河北、山西省供銷社仍保留了鹽業公司業務。
隨著供銷業務發展，供銷社與國營商業開始出現矛盾。從1953年底到1956年，國營商業與供銷社進行過三次分工。之后的三次機構調整，供銷總社都合并到商業部，這樣供銷社逐步演變成了純商業組織，與“農”的距離越來越遠，其間的改革主要是強調它的集體所有制和合作商業屬性。到1995年再次恢復成立供銷總社時，中央明確提出，供銷社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要求供銷社真正體現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性質，真正體現為“三農”提供綜合服務的宗旨，把為農服務放在首位。
1995年5月，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全國供銷社第二次代表大會講話中指出：供銷社不是官辦的組織，也不是一般性的商業組織，是農民集體所有制性質的合作經濟組織。服務是供銷合作社的宗旨，也是供銷合作社的本質。
從供銷社發展歷史看，新中國成立初期更多突出了它的“農”字。三次機構合并更強調了它的“商”字。1995年中央5號文件把供銷社的宗旨重新定位在為農服務上。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更進一步要求供銷社為農務農姓農，更加深刻地指明了供銷社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1995年以來，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供銷社努力朝著為農服務方向不斷拓寬領域。除繼續做好產前、產后服務外，開始向產中服務拓展，大力推進土地托管、測土施肥、統防統治。如山東供銷社圍繞破解“誰來種地、地怎么種”的問題，在全國首創土地托管服務，叫做“農民外出打工，供銷社給農民打工”。近年來，土地托管服務模式在全國快速推行，成為供銷社為農服務的一張新名片。到2020年，全國土地托管面積超過1億畝，配方施肥、農機作業、統防統治等農業社會化服務規模超過2億畝次。在大力發展專業合作社的同時，恢復重建基層供銷社，到2020年，累計改造新建基層社7515家，總數達3.2萬家，基本實現涉農鄉鎮全覆蓋，銷售總額占全系統比重達40%，累計發展農村綜合服務社42.5萬家。此外還積極發展農產品加工、探索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等，應該說，供銷社的“農”味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與此同時，不斷強化“新網工程”建設，大力發展連鎖經營、批發市場、冷鏈物流、電子商務、網上供銷，現代流通服務體系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大大提升了供銷社“商”的水平?？梢赃@樣說，供銷社發展至今，是農商融合，亦農亦商。據我所知，供銷總社在為數不多的企業中，除保留中國農業生產資料集團、中華棉花集團有限公司和中國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外，又先后成立了北京全國棉花交易市場集團、新合作商貿連鎖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農產品批發市場控股有限公司、中國供銷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中國供銷冷鏈物流公司、中國供銷惠農服務有限公司、中國供銷糧油有限公司等涉農公司，更加突出了為農服務要求，產業布局也更加合理。我在2017年一篇文章中說，總結供銷社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往往與其姓不姓“農”密切相關。供銷社多是因姓“商”而并，因姓“農”而分，因歸“公”(公有制)而并，因歸“合”(合作制)而生。服務好“三農”始終是供銷社改革的邏輯起點和核心指向，要堅守這個立身之本，繼續做好農商融合這篇大文章，不斷向綜合性、服務性和體系性發展。
最后，談一談我對未來的一些期待。
供銷社最困難時期已經度過。供銷社這個深深打上計劃經濟烙印的傳統組織，并沒有隨著計劃經濟的終結而消亡，只是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其實，供銷社之所以能夠在逆境中頑強地生存和發展，從根本上說是國家深謀遠慮、為解決“三農”問題而作的戰略性選擇和制度安排，也是我國廣大農村、現代農業和億萬農民客觀上的需要，當然還是40多年來供銷社艱難改革和奮力拼搏的結果。經過多輪改革之后，供銷社仍然在深化改革、綜合改革，仍然在不斷解決深層次存在的問題，不斷迎接新形勢帶來的新挑戰，自身實力也不夠強大，還在培育壯大中，可以說，今天的供銷社改革和發展的任務依然繁重。我期待供銷社能在以下三個方面不斷取得長足的進步。
首先，在服務“三農”上，整體優勢更加突出。作為中國特色農業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國家以合作經濟組織形式推動“三農”工作的重要載體，供銷社為農服務的方向不能有絲毫動搖，為農服務的宗旨要始終如一地履行，這是供銷社的生命力和價值所在。為此，就必須緊盯而不偏離為農服務方向，緊跟而不滯后于“三農”不斷提升的新需求，不斷提升服務能力，打造龍頭企業，織密基層網點，上下貫通起來。尤其要在鄉村振興中發揮出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和整體優勢。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改革源于浙江瑞安，現在開始在全國試點推進，這是一項全局性、戰略性的改革，期待能夠穩步推進，廣泛推廣。供銷社合作金融服務業務是一塊短板，還需持續用力，久久為功，不放棄任何探索和推進的機會。日本農協作為合作社東亞模式的代表，其信用和保險板塊很發達，往往用這一板塊的盈利來彌補農協其他事業部門的虧損。
其次，在回應期盼上，獨特作用更加明顯。最近社會上對供銷社重新回歸的討論，我認為絕非偶然。它實際反映了對當下流通領域的關注，對疫情甚至戰爭應急狀態下“保供”問題的憂慮，也是對供銷社再發揮獨特作用的呼喚與期盼。分析一下這些呼喚與期盼，主要是希望擁有公有性質和國家背景的供銷社多做民生工程，多在資本無利可圖的地方發揮作用。歸結起來，可以具體概括為五個期盼：一是對特殊條件下保供的期盼;二是對清除流通領域假冒偽劣保質的期盼;三是對農副產品市場波動時穩價的期盼;四是對從村到戶“最后一公里”延長農村物流服務的期盼;五是對眾多社區餐飲服務所謂“大食堂”的期盼。
流通是供銷社的核心功能，服務是供銷社的本質特征，社會的呼喚和期盼就是供銷社的新機會，理應積極回應。要急國家所急，應百姓所盼，在助力國內大循環、暢通國內統一大市場、保障供應鏈安全上更多發揮流通功能，努力打造供銷“升級版”，讓“現代新供銷”再立新功。
再次，在改造自我上，深層次難題更多突破。對2015年供銷社綜合改革之后尚未完全突破的難點問題應該繼續探索和深化。比如，在探索中國特色供銷社治理體系中如何進一步厘清行政管理、行業指導和經濟發展三方面職能邊界;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如何體現合作經濟組織特點;如何進一步減少行政化色彩、增強合作經濟組織屬性等。比如，在發揮整體優勢上，如何處理條塊分割、繼續解決好上下貫通問題;在強化監管上，如何汲取近年來省級社主要領導頻頻“出事”的教訓，更有針對性地完善機制、堵塞漏洞。再比如，如何加快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強化企業家隊伍建設等。此外，還要加快供銷社條例出臺和立法進度，爭取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在財政上更多、更穩定的支持。
我始終認為，無論是歷史的經驗、現實的需要還是未來的發展，供銷社都要始終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主動擔當、履行使命。同時，各級政府也要繼續加大支持力度，主動解決困難，保護、推動和促進供銷社更快更好地發展。
供銷社能有今天的局面來之不易。判斷供銷社未來長遠走向，離不開中國國情這個決定因素，只要秉持習近平總書記“繼續辦好供銷合作社”的要求，按照中國特色方向堅定往前走，按照已經開辟出來的道路繼續拓展開去，供銷社的路子會越走越寬廣。對此，我是充滿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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