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金微，來自江西，曾經是一名記者，也是一名新聞人物。我在新聞一線從業十二年，離開也近五年。
1、進入新華社
我畢業于211新聞專業，沒有關系沒有背景，畢業之后，一不小心闖入到新華社平臺，開局良好，但有些高開低走。因為報道，最終輾轉離開，成也報道、失也報道。
2009年，我通過社會招聘進入新華社旗下的國際先驅導報，當年導報是一份十分有影響力媒體，門檻挺高，我沒有太多經驗，但是我大學喜愛歷史和理論，我寫了一篇社會思潮對新聞業的影響，被主編看中，招我入社實習。
我用了三個月時間轉正，開啟了我的新聞之路。導報定位國際類的媒體，主要依托新華社駐外分社記者的資源，我們負責國內，除了約稿，采訪報道是日常。
那時，中國國運迎來變局，大國崛起的話題頻頻，與周邊的沖突也加劇。我主要負責中日釣魚島、南海話題，我曾跟隨海監漁政到南海演習，發回的報道經常上門戶頭條。
我以為我會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其后個人職業道路急劇轉向。從國際問題轉向了糧食安全食品安全領域，我的思想發生激烈轉變。
2010年時，社會掀起轉基因問題大討論，我意識到這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尤其是有國際資本的參與，背后關系復雜。
我開始投入大量時間研究、調研，做了些質疑轉基因的報道，尤其是轉基因玉米調查，引發了輿論空前關注，五部委對此聯合調查，開了幾次會將問題玉米踢出了推廣品種。
記者在有些議題上還是會發揮無可替代的價值，那個耗時半年的調查報道，揭露了外資種業的違法行為，也一定程度影響了社會認知和政策走向，但存在轉基因爭議。
年輕的時候，我總想搞個大新聞，但新聞搞大了，把自己也卷進去了。
因身居央媒，立場鮮明，也得罪了人，那個報道之后，網絡對我的攻擊不斷，我執著地反擊，加上與知名人士的論戰動靜較大，又被舉報了。
我為國社留下了一個爭議巨大的報道，也給領導惹來些麻煩。當初領導招我入社、支持我，但是事大了性質也變了，我的處境變得尷尬了，我沒有能力處理那些復雜關系。
因當時太過年輕，正值熱血沸騰的年齡，我一心想著要為正義而戰，卻忽略了國情社情。那幾年，我像被困在了原地，困于自己的思維與執念里，同學們買房結婚，而我熱衷于在網上論戰，成了“剩斗士”。
我一路過關斬將，考上211大學，好不容易擠進國家級平臺，來了一場人生逆襲。但因為報道，職業發生重大轉折，無力應對危機。回想起來，我還挺心疼年輕的自己。
2、轉戰財經媒體
像我這樣的人，一個小鎮青年、一個80后、一個北漂記者，怎么面對自己的職業選擇？我是新聞科班出生，從事的記者又是一個有些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
很長時間，我陷入到身份的焦慮與矛盾中，理想與現實的糾結，能力與責任的不匹配等，國家民族宏大議題一度壓得我喘不過氣。
社會是很現實的，記得當年在國社工作，當地領導親自帶隊到我家拜訪，離開之后，再無人問津。
我沒有因記者改變命運，倒是因報道多次改變人生。
2013年，傳統媒體開始衰落，我認為財經媒體還行，于是轉投財經媒體謀生，先后到每日經濟新聞、華夏時報等任記者一職，除了日常報道，也做過鐵路資產低估案、麥田拋荒、城鎮化株連拆遷等重大影響力報道，獲得了有關部門批示、調查等。
兩會記者證
我的工作能力不成問題，理論功底強，又具有思想武器，敏銳地捕捉到很多社會問題，給報社帶來知名度和影響力，也受到領導的器重，但有一點，我不給領導惹麻煩。我知道紅線、雷區在哪。
我從記者干到編輯、再干到部門負責人，嘗試不同領域的報道，從宏觀經濟、財稅報道再到銀行、證券等領域，我經常到北京國新辦、證監會開發布會等。
一般報社的重大安排也是我上，我先后上過三次兩會，親歷總理記者會、采訪全國政協、人大代表等，毫無違和感。
兩會是個大舞臺，全國各族人民各界精英齊聚，我負責財經報道工作，代表們在經濟議題上充滿思想的交鋒，每天采訪滿滿，上會的企業家屬于國內風云人物，他們影響著經濟的方向，命運也在時代中大潮中起伏。
我采訪過宗慶后，一群記者圍著他聊了一下午，像是拉家長一樣，話題無所不包，包括她女兒宗馥莉的婚事，今年看到他離逝的消息，還有點傷心。
采訪宗慶后合影
3、泛財經調查
當年，我對記者的工作很熱情，經常領導一個電話，我就踏上了采訪的旅程。那幾年，新聞行業還是有些繁榮景象，一起重大新聞事件，國內幾十上百家媒體到場，我去過的大型新聞現場，如山西長治污染、天津大爆炸等，遇到各種媒體同行，與一起采訪的記者結下兄弟般的情誼。
我也做過很多獨立的泛財經調查，一個人到陌生的地方采訪是一種考驗。記得有一次吉林出現蟲災，我被派到當地采訪，發現蟲災不止是天災問題，農民反映買了保險無法理賠，保險公司的說法是蟲災不是天災，不賠付，我以此寫了個報道，央視等跟進后，保監會開會強制要求保險巨頭賠付。
有一次到河北易縣玩，我看到農民都不種小麥了，大量農田拋荒，問了之后才知道種麥子虧錢。我多停留了一天，到當地農資機構、政府部門等了解情況，報道寫出來之后，又是CCTV新華社等跟進，農業部也派人下來調查了，一位處長找農民座談，第一句話就說：總理很關心這件事。
山河四省、東三省、內蒙古等這些地方我常去，一些報道如夏糧收購難、合作社跑路、劣質種子、農機質量門、非法集資案、邯鄲樓市崩盤等，也是一時的熱點。
記者一支筆，通過采訪報道形成的輿論、撬動政策、也幫助很多受困的人，這是職業魅力所在。但這也是由媒體環境決定。
對我個人而言，那些年的調查，最大的收獲是有機會去很多地方，小縣城、小村莊，如果不是干記者，這輩子都不會光顧這些地方。經常，我在某個忘記了名字的小縣城，吃早餐。周邊是似曾相識的風景，都是蕓蕓眾生。
通過新聞，賦予了群體話語權，讓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鮮活的故事躍然紙上，也為更多人所知。
4、新媒體時代
2016年的春天，有一位杭州朋友來北京出差，突然聯系我，說她在酒店遇襲了，驚魂未定。她向警方報警，還錄了監控視頻，就這么一件事，隨后在互聯網掀起巨大風浪。
這是發生在那一年的和頤酒店事件，當時，女主角彎彎在微博上記錄全過程，圖文并貌配有視頻，代入感極強，但沒有引起主流媒體關注。那時公眾號剛剛興起，我用新的公眾號給她推了一把，火了，刷屏朋友圈，主流媒體跟進，引發全網十幾億次關注，至今仍是公關界的經典案例。
當時央視都開啟了現場直播模式，上百家媒體聚在事發現場，盛況空前，都在等待那個謎底的揭曉。我納悶的是：為什么這樣一事會搞的全國轟動？
很多記者來采訪我，我如實說了情況。但擋不住網友腦洞大開的聯想，各種陰謀論甚至上升到國際陰謀，把事件抬上浩渺的天空，而真相與輿論之間存在巨大鴻溝。
那件事，讓我感覺到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即以公眾號為代表的新媒體在新聞議題的作用，通過公眾號文+朋友圈模式形成情緒擴散，我當時用了一個標題引爆和頤酒店事件，屬于最早一批借助情緒引導10萬+的寫手。
之后財經圈又發生了女記者跳樓事件，我再次出手為女記者家屬維權，也應驗了新媒體輿論威力，公號文章的滲透無處不在，改變了以往的傳播模式。
也正是那一年，自媒體風起云涌，各個細分領域的自媒體雨后春筍般崛起，紛紛獲得融資，新媒體對各行業進行了信息重構，很多媒體人紛紛獨立作號。
命運的尺輪再次輪動！我跟著做了幾個自媒體號，通過整合行業資源、積聚人氣，首先在我熟悉的農業、財政、金融領域做了自媒體，如PPP行業的頭部號，粉絲很快做到數萬，內容成了導流神器，我還在困惑有了這些粉絲可以做點什么呢？有一天，粉絲們在后臺問PPP這個新東西怎么做，于是培訓的市場打開，我由此獲得了新媒體的收入。
除了行業號，我順勢做了財經大號，我做號的時間較早，吃到了紅利，但良好的開局又錯失了機遇。
那陣傳統媒體雖然衰落，新媒體卻風頭正勁，新聞行業重現繁榮景象，記者們的熱情迸發，我深受影響，我認為賺點行業的錢不足以體現自己的價值，于是介入到社會輿論監督領域，也誤判了形勢，錯把自己當“無冕之王”。
當時大致情況：某地發生了一起重大公共事件，但沒有主流輿論關注，我一時沒忍住用大號寫了文章引發主流媒體跟進，人民日報評論，事態平息。但很快我的大號被波及，一夜醒來，又掛了，所有收入清空，也喪失了重要機會。因那件事，我上了重點關注名單，也為我后期的遭遇埋下伏筆。
5、14萬中國人基因外流
失去了大號，我有些元氣大傷，休息了一陣，但我到2018年底，一件我人生中更有挑戰性的事發生了。
14萬中國人基因外流案，這件事不少人有所耳聞，是我干的，因為是個人號“記者金微”寫的，所以暴露了身份。
這件事，源于華X在海外雜志發表論文炫耀自己通過無創技術獲取了14萬孕婦基因大數據，且研究出了華人獨特的病毒序列。這個研究是聯合十幾個國家科學家一起完成的，自然就涉及到基因出境的問題。
媒體是把這件事當成喜事報道的，我對這塊相對敏感，也了解美國教授在安徽采集中國人基因的往事。我隱約有一種擔憂，認為這件事不僅侵犯了國人的知情權，涉嫌基因外流，對國家安全民族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于是，我在自己個人小號上發文揭露了這事，由于沒有多少粉絲，發完我就睡了，第二天醒來發現朋友圈都在轉，很快10萬+，媒體聞風而動，加上深交所當天就發問詢函，這起自媒體小號引發的事件正式走上主流輿論，其后連人民日報、中國國防報、南方周末等大媒體都在跟進，事情徹底鬧大了。
對方惱羞成怒，一邊澄清一邊發律師函，以名譽侵權起訴了我。兩天后我就接到深圳法院電話，有些哆嗦，確認真的立案了。除了起訴，對方還進行了公關、舉報等手段，不僅影響我工作，通過黑公關對我個人精神打擊。
我被逼無路可走，決定拼了，為了應對這場大戰，我聘請了最好的律師團隊打官司，兩次提管轄異議，把戰線拉長，以打一場持久戰。
和律師在深圳打官司
這是一場非常熱鬧的大戲，持續一年多，因涉及到上市公司，我的財經媒體同行們倒是從我這獲得不少新聞素材，每次到開庭、判決等節點，雙方都要發聲明，我成了自己的新聞發言人，發言被各大媒體引用，一通操作，終于把這件事搞成了年度大新聞，我也成了新聞人物。
我主動發聲也是為自己的安全考慮，為了尋求社會庇護，打官司花了幾萬，這也有賴于全國網友的打賞支持。這起案件，從一審敗訴到二審上訴，到二審改判一審部分內容等，一波三折，最關鍵是的法院判決我的文章“并無不當”。
14萬中國人基因外流案，無論是輿論影響還是政策影響均留下重要一筆。后續的《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法》、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二），對非法采集中國人的基因等進行嚴格規定。
6、最后的最后
2019年，我很忙，不是忙著寫稿采訪，而是忙著打官司，工作、事業也有些荒廢了。
那一年，除了華X案，還有老對手老冤家也找上門，轉基因系列名譽案，一身官司，讓我感嘆活出系統性風險。
說起來，轉基因名譽案也離奇，一篇關于崔永元的文章引發，結果對方起訴了包括我在內的很多網友，當然主要還是沖著我來，因為我過往經歷，我和兩個律師在廣州打官司，一勝一負，后來我以同樣的理由起訴了他，我贏了，獲賠8000。
還有一起，當時寫基因外流案時，攻擊我抹黑我的人不少，一家大報站臺資本在頭版攻擊我，我直接拿著判決書起訴去了，自然是大獲全勝訴，對方道歉+賠償1萬塊。
我曾一度對法院傳票電話感到恐懼，但官司打多了就坦然了，發現打官司是件有意思的事，別人抹黑我攻擊我，我起訴他，不僅能出口惡氣，還能順帶賺點錢，法律是相對公平的。
2019年底，我的人生進入低谷，一系列麻煩接蹱而至，涉及到舉報信、媒體管理、記者開自媒體賬號等問題，我又是寫檢查又是接受問話，我的身份和經歷，尤其是自媒體風波 ，讓很多事情會朝著不可控的方向發展。我也累了，愛怎么整就怎么整吧。
我曾對官員說，我也是對國家對人民有功吧！不過最終還是遭頂格處罰。
那陣子我呆在老家，萬念俱灰。我從小地方走出去，懷著點樸素的正義感，因為當記者，說了幾句真話，引發各種風波，最終人生兜兜轉轉又回到原點。我爸說，你不當記者好，性格太剛太直，搞新聞得罪人，家里沒有大樹罩著你。
我媳婦說我總是開局良好，但經常是一手好牌打爛。這也讓我很是困惑。十來年，我確實錯失了幾次人生機遇期。一個小鎮青年，置身時代洪流中，無法把控自己的命運。
其實，后來我更多基于個人自媒體工作，與記者身份無關。我之所以發聲，基于個人經歷，我過去報道的領域跨度非常廣，覺察到一些不好信號，往大的說，我在為國為民吶喊盡點社會責任，往小的說，也是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著想，畢竟我們都是同一條船上的人。
2020年，我終于踏出了記者圈，卸下了記者包袱，開始了新的生活。不過，疫情來了，持續三年的疫情讓我感觸良多。我過去所關注的基因問題、生物安全等問題，看起來宏大，實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一晃離開記者工作快五年，時間像是被偷走，回想記者經歷的種種，恍然如昨。如今，我快奔四十，一邊做些兼職工作，一邊賣些老家的贛南臍橙。如果我的故事吸引你，可以支持下我的臍橙。
謹以此文獻給年輕激情的記者歲月。
附：金微，曾供職于新快報、大江周刊、新華社、每日經濟新聞、華夏時報、尺度等，先后任記者、編輯、部門主任等。現為自媒體人、法律人、兼職演唱會運營、臍橙銷售員。
代表作如轉基因玉米調查、鐵路資產低估案、14萬中國人基因外流，疫情系列等，影響廣泛多部門回應調查。報道引發多場訴訟，自學法律打官司，通過國家法律職業資格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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