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也恰好看到隔壁307發了b站up主公民伯里克利的文章，不知道后續會不會有訪談。對事不對人的說，不論怎么想，現在有人能針對一個特定的話題花大心思做研究和傳播，都是好事。借著這個機會，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最近晚上瞎看的文獻。
本號的老讀者應該知道，我其實也一直是有關注合作經濟和工人自治相關的內容的。早些時候和一些朋友翻譯過《人民的酒店》，后來這本書被上海教育出版社/萬鏡的編輯老師簽走了，其實也算是意外之喜吧。讀者朋友們也很熱心，書還沒出版就把豆瓣條目掛上了。
豆瓣讀者的要求還是比較高的，現在這本書還保持9.1的評分，實在很不容易。希望這本書能順利出版吧！
本來周四是考慮去田野點看房的，不過恰逢臺風又光臨上海了，所以不能成行。窩在宿舍看了一篇《人民的酒店》作者Sobering和另一位合作者合寫的論文，論文是23年出版的，叫Alternative Organizational Survival: A Comparison of Two Worker-Recuperated Businesses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針對合作經濟案例進行的深入細致的研究其實不太多，進行比較研究的就更少了。
這篇文章的問題意識是比較簡單的：什么樣的合作社可以生存下來？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對巴烏恩酒店（《人民的酒店》講的那個酒店）和FORJA San Martin（以下簡稱FORJA工廠，這個合作社也大有來頭，紀錄片《工人當家》講的就是這個廠的故事）。
兩位作者想要討論的是，為什么巴烏恩搞得比較成功，但是FORJA就搞得不太行？
作為成功案例的巴烏恩（BAUEN）合作社
鮑恩酒店（Hotel Bauen）最初是為1978年世界杯而建的豪華酒店，隨后由于管理不善和阿根廷更廣泛的經濟危機，酒店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走下坡路。到2001年，私營業主Bauen S.A. 宣布破產，使70名員工在工資被拖欠的狀態下失去了工作。許多員工已經在酒店工作了數十年，他們并沒有聽天由命，而是發起了一次占領行動，這一大膽的反抗行為標志著他們創建工人所有制合作社的旅程的開始。
當然這里首先要說的是，工人占廠本身并不是自發爆發的，而是經過進行策劃，制定了明確戰略的行動。在世紀之交，阿根廷爆發過一場重大的經濟危機，許多企業工人面臨著和鮑恩酒店工人一樣的境遇。在這種背景下，“全國企業復興運動”（Movimiento Nacional de Empresas Recuperadas，簡稱MNER）在阿根廷迅速崛起。這一運動向當時鮑恩酒店的工人派遣了活動家，并幫他們建立起來基本的組織協作機構。這成為了后續占廠自治，建立巴烏恩合作社的重要基礎。另外，巴烏恩社員與當地社區以及社會運動建立了聯盟。因為當時的工人積極分子明白，要想讓傳統企業向合作社的轉型變得更加成功，他需要更廣泛的社會支持。
在巴烏恩案例當中，MNER的活動家在提供法律和組織指導、駕馭復雜的法律和政治環境以及協助必要的溝通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工人們與MNER（一個完善且有影響力的組織）的戰略聯盟為他們的占領運動與合作社帶來了信譽，并立即獲得了資源和專業知識。
另外，鮑恩酒店位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地理位置優越，這為其帶來了巨大的優勢。因為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其能夠直接與重要的政治人物、政策制定者和不同的社會群體互動。他們依托這一優勢建立了強大的政治網絡，這對于確保重要的資源和法律認可至關重要。合作社巧妙地利用其地理位置舉辦各種活動，將酒店改造成社區活動、社交聚會和政治活動的中心樞紐。這種包容性的方法不僅創造了強大的社區聯系，也增強了合作社的合法性和公眾支持。
在內部，巴烏恩合作社采用了一種參與式且相對平等的結構。雖然仍然存在明確的分工（客房服務、接待、管理等），但鼓勵員工跨部門協作，從而增強了所有權和集體責任感。決策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的，定期召開的全體會議允許員工直接參與，從而培養了強烈的共同目標感和團結精神。
巴烏恩合作社的成功并非完全依賴于內部因素；積極主動的戰略性網絡建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在爭取酒店的征用過程中，與眾多政治人物、社會運動和社區團體建立了強大的聯盟，為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酒店轉型為充滿活力的社區中心，為社會運動和文化活動提供了空間，這一轉型進一步鞏固了合作社的社會聯系，并在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鞏固了其地位。
FORJA工廠為什么沒有那么成功？
FORJA工廠的故事與巴烏恩酒店的成功形成了鮮明對比。雖然FORJA最初作為一家金屬加工廠取得了成功，但管理不善、經濟不穩定和缺乏有效的工會代表最終導致其在2001年關閉。隨后的工人占領和創建工人合作社的嘗試受到了嚴重挫折。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他們缺乏外部聯系，也未能在內部建立有效的民主自治框架。
從一開始，FORJA的工人領導的占領行動就面臨著內部沖突。在熟練工人（模具工）和非熟練工人之間存在著預先存在的等級森嚴的結構，這種差異即使在占領之后也依然存在。這種等級森嚴的結構，加上不同工人團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協作，阻礙了集體決策。無法在與外部利益相關者進行談判時形成統一戰線，嚴重削弱了他們的地位。與巴烏恩酒店從占領行動開始就與MNER進行戰略合作不同，FORJA缺乏類似的強大外部組織支持。缺乏一個完善且經驗豐富的組織在自治的起步階段指導他們，嚴重限制了他們駕馭復雜的法律和政治環境的能力。
這家工廠位于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一個工人社區，其地理位置是一個很大的劣勢。偏遠的位置嚴重限制了工廠的知名度和便利性，阻礙了其建立強大的政治網絡。不同于位于市中心的巴烏恩合作社，FORJA很難與那些能夠提供重要支持的人建立有意義的聯系。偏遠的位置使得工人更難與外部利益相關者建立聯系，阻礙了他們獲得資源和爭取法律認可的努力。此外，更為偏遠的位置限制了他們培養更廣泛的社區支持和增強其合法性的能力。
FORJA與巴烏恩酒店在政治網絡建設方面的做法大相徑庭。雖然他們最初與一些地方政治人物建立了一些聯系，但這些聯系往往是暫時的，并帶有謹慎的態度，從而阻礙了他們獲得重要的政治支持。工人隊伍內部的意識形態差異加劇了這種謹慎的做法，造成了分裂，并阻礙了建立強大、合作的政治關系。未能與政治行為者進行持續而有效的接觸嚴重限制了他們爭取工廠征用和獲得重要財政資源的能力。缺乏有效的政治參與，加上內部分歧以及獲得更廣泛的社區和社會支持的途徑有限，為FORJA工廠的實踐蒙上了巨大的陰影。
合作社的定位與難題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兩位作者認為，FORJA工廠和巴烏恩合作社之間的核心區別主要有兩點：能夠消弭沖突，建構平等的民主機制，與外部社區與社會運動的聯系。當然，進一步說，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業的生產組織形式本身的結果，而后者和地理位置也多少有一些關系。單純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說，其實這個比較研究算不得好的研究，你用兩個案例解釋兩個變量的話，控制變量做得是不好的，所以也很難說這篇文章能給我們提供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結論。
不過即便如此，考慮到研究對象，我覺得這篇文章還是有一定學術價值的。另外，文章討論的兩個問題是有意思的。第一個是基于合作社的政治聯系與政治定位問題。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覺得資本主義社會當中的合作經濟本身就有價值，那它的價值應該被如何理解？在這個問題上，我可能更加傾向于認為，相較于討論合作經濟或工人自治在市場效率方面的優劣（當然合作社當然在這方面有自己的優勢和劣勢），更有價值的思路是，如何把合作經濟納入一個更廣闊的政治議程或者社會主義運動當中，并在全新的語境下討論合作社的定位。在一個全新的語境下，合作社的價值才能被有效發掘。
第二個其實是更加技術性的問題。巴烏恩和FORJA在建設民主機制方面的不同結果，其實和兩個行業本身的特征有關。巴烏恩合作社的工人之所以可以實現輪崗，是因為酒店服務業的工作，一個工人經過幾個月的培訓，基本上也就可以上手了。換句話說，巴烏恩合作社的運營當中，不存在那種非常“不可替代”的工種。
但是FORJA工廠內存在著需要技術的模具工，這塊的技術可能就沒有那么容易掌握。從生產組織的角度上說，在FORJA內部實施輪崗，除了觸動既定利益集團之外，也會遇到一些客觀的困難。在當代各行各業的生產組織當中，這種情況也并不少見。以互聯網企業為例：假如今天某個互聯網大廠突然自治了，員工要搞輪崗。可能產品，運營，管理，戰略等等的崗位，你干上幾個月，基本上問題就不大了。但是你要輪算法工程師的崗，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現實當中，讓互聯網企業的算法工程師接受他和其他崗位的員工相同的地位，也基本不可能。
遇到強者的時候，輪崗就比較困難
要實現合作社的倫理理想，這個問題恐怕是一個現實且艱難的問題。當然從另一個方面說，這個問題也是一個真問題：無論是作為合作社社員，還是作為工會運動的參與者，乃至單純作為一個個體勞動者，了解自己所處的行業或企業的運行邏輯都是非常重要的。
民主真是一件累人的事
在《人民的酒店》序言當中有這樣一段話：
民主實踐并不只是關乎一系列制度、規章和機制，它更是一種集體生活的狀態，是塑造和維持一種平等、相互尊重的人際關系，是人們對于如何在集體中存在和行動、如何與他人及自身相處的探索。不管是一家企業、一個工會，還是機構、志愿者團體乃至學生社團，構建一種持續的、健康的民主生活都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需要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反復調適，需要不斷的交流、相互理解與集體思考，以及“瑣碎”、日常但艱巨的情感勞動。
寫序言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感嘆過，民主真是一件累人的事。在一個缺乏民主的集體生活當中構建民主實踐，往往都需要民主原則的推動者付出極大的精力。不過，對于試圖身體力行的構建民主，而非僅僅從外部評判一個實體是否符合民主/平等/社會主義原則的行動者來說，一個恰恰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我們為什么需要民主？我們希望通過民主來處理哪些問題？
在合作社問題上，我們同樣需要問一個問題，我們為什么需要產業民主？在具體的生產組織與企業管理的層面，民主實踐的機制一般會在什么樣的場合被使用？如果我們要考察一個具體的民主實踐，無論是胖東來的“民主評議”，還是20世紀80年代初職代會框架下的職工民主，我們都必須思考這些問題——為什么一些決策可以被允許由民主機制決定，另一些則不行？對于一般的勞動者來說，大家又希望在哪些問題上進行民主決策？民主機制的維系與擴張，往往也必須依賴于這些更加微觀、具體的博弈。
大家如果對這個議題感興趣，可以翻一翻《半主權的人民》這本書。不是說他的研究做的多好，但是他的視角和思路，還是有許多啟發性的。
參考文獻：Sobering, K., & Lapegna, P. (2023).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al Survival: A Comparison of Two Worker-Recuperated Businesses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Social Problems, 70(1), 12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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